魏夫人紧张地问:“枢相,到底发生了何事?可是四郎在策论中有什么悖逆之言,惹了官家生气?”
    曾布继续盯着曾纬,冷笑道:“呵呵,恰恰相反,吾儿此番,一篇策论当真作得花团锦簇,知贡举的蔡大学士,从头到尾读给官家听了,官家当即将四郎的文章拔到殿试第三名。”
    魏夫人讶异:“那,那枢相的气,从何而来?”
    曾布的目光移到妻子面上:“你想听四郎的策论都写了什么吗?我背给你听——‘元祐臣僚,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元祐臣僚,无论鹤发青春,皆为宵小,棋布要路却祸国殃民,今家财犹未籍没、子孙犹未禁锢’、‘熙宁全是,元祐全非,元丰变法,岂可损益’、……”
    魏夫人听完,顿时明白了。
    她和丈夫的夫妻情份,如今已所剩寥寥,但既然还是身有诰命的曾枢相嫡妻,魏夫人对于丈夫的政治立场,仍保持着高度敏感的关注。
    自官家亲政、新党又被重用后,丈夫曾布虽与章惇、蔡卞一同回朝,身居宰相之位,但自去岁初开始,曾布就在是否清洗旧党臣僚、是否全盘恢复元丰年间的新法等国事上,与章惇、蔡卞政见相左,矛盾日益激化。
    而曾纬的策论之语,那些对元祐臣僚严苛打击、对变法派全盘接受的话,恰是站到了父亲政敌的立场上去。
    曾布见曾纬垂袖而立、闷声不语,越发怒意横生道:“怎么?不敢说话?你在金銮殿上敢写,不敢在自家院中承认?好,我再问你,‘欲与夏人画河为界、以图休兵息民,乃杂赁院妇人语’,可也是你白纸黑字写在策论中的?”
    魏夫人闻得此言,更是倒吸一口冷气。
    曾布都知枢密院后,希望宋军止步于横山一带、宋廷与西夏人画河为界的主张,上至官家,中及文武百官,下至布衣庶民,几乎都晓得,市井中的说书人、杂剧伶人等,亦常将曾布比作盛唐时不贪边功、爱兵惜战的仁义将军王忠嗣。
    “当时在政事堂中,我看着这满纸荒唐恶劣之语,当着官家的面质问蔡京,如此文章,怎可取为一甲头几名,那蔡京故作惴惴地望向章惇,章惇满面得意地吹赞一通,撺掇着官家取此人为榜眼。我竭力反对,终究无法说服官家。结果,结果卷子拆开,我曾布自己儿子的大名竟赫然其上!这脸打得,当真彻底!”
    曾布说到这里,素来的涵养早被痛心的怒火烧了个干净,他再无迟疑,扬起袍袖,一巴掌打在曾纬的面颊。
    “你这逆子!今日在殿试策论中,能说你阿父对西夏开边的主张乃杂赁院妇人语,明日在文德殿上,还有什么血口喷人的话对我说不出来?!”
    曾布到底已是花甲之人,急怒攻心,打完说完,竟是一个趔趄。
    曾纬顾不得捂脸,忙抢上前来要扶住父亲,却又被曾布一袖子甩开,幸亏曾府机灵的仆从们见枢相暴怒,早已做好了准备,纷纷聚来,左支右架地搀稳了曾布。
    混乱间,曾纬双膝贵地,不再强词夺理,而是哀求道:“父亲莫怒,请父亲原谅儿子这一次!儿子耻于以门荫入仕,苦读经年,只愿堂堂正正地凭文章策论金榜题名,故而,故而,下笔时,揣,揣摩着官家的心思去……”
    曾布气得发抖:“耻于以门荫入仕?你这是连你大哥的脸也一起打了吗?你揣摩官家的心思?官家就算执意开边,又何时骂过堂堂枢密院都知是杂赁院的妇人?这话分明只有那章惇的嘴巴里,才说得出来!”
    魏夫人见儿子越辩越黑,只得一改向来对丈夫的倨傲冷淡的态度,带着谦卑的姿态帮宝贝儿子救火:“枢相,夫君,四郎不过是曲意制策、求个功名而已,他这几年给你往来办事,从未出过岔子。四郎已经二十有三了,今岁偏偏又是蔡京知贡举,四郎若不在策论中写得激进些,怎逃得过被黜落的结局?”
    曾布喘着粗气,盯着妻子看了片刻,又转回去瞪着儿子。
    这两双几乎一模一样的好看的眼睛里,投射出一模一样的哀戚无奈的目光。
    听到魏夫人方才最后半句话,曾布不知为何,想起当年自己与张氏的事被妻子知晓后,妻子便是用这样的眼神看着自己,喃喃道:“世间最是情伤人,你我怎逃得兰因絮果的结局。”
    曾布觉得心中有块地方被狠狠地踩了一脚。
    他在盛怒中,倏地意识到,或许,正是自己一直来的所作所为、排棋布阵,令年轻的儿子也以为,“不择手段”四个字,乃是步入宦场的必要条件。
    曾布长叹一口气,摇摇头,向妻子道:“你老了,忘性也大,你想想,那天他殿试回来,我们问起他写了什么,他是怎么回答的?”
    魏夫人语噎。
    曾布看着曾纬:“你可以曲意制策,但你不能哄骗我和你的母亲。你母亲老了,我其实也老了,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我已经猜不到了。”
    曾布说罢,转过身去,头也不回地走出海棠院。
    ……
    这个仲春,大宋天子,官家赵煦,有点忙。
    前脚刚参加了在皇家园林——琼林苑为新科进士们举行的琼林宴,后脚就要于宣德楼上主持献俘礼。
    两百年前,曾经与大唐对峙多年、雄踞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在一系列内忧外患中迅速崩塌,王室分裂成多个零散的武装力量,其中一支来到与汉人王朝接壤的河湟地区,领袖为吐蕃人唃(音gu,第一声)斯罗。
    随着党项人的崛起、西夏王朝的建立,战力衰微的吐蕃人根本抵挡不住夏人的铁骑,吐蕃首领唃斯罗开始实行“联宋抗夏”的政策。
    众所周知,宋仁宗时,大宋与辽国的关系进入蜜月期。而就在这个时期,大宋与河湟青唐吐蕃人的关系,同样堪称融洽。
    短短几年间,宋仁宗就授予了吐蕃首领唃斯罗宁远大将军、保顺军节度使、邈川大首领等头衔,并向吐蕃政权源源不断地输送物资。
    当年的唃斯罗在大宋王朝的支持下,忠诚地履行盟友义务、牵扯西夏武力、减缓其对大宋边境的军事压力时,一定想不到,不过到了自己的孙子辈,宋蕃关系就急转直下,以至于兵戎相见,宋人甚至对战场上明确投降的吐蕃军,作出“杀降”这一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算得缺德的行径。
    宋神宗时代,在变法派激进的开边军事政策影响下,嘉佑二年龙虎榜的进士王韶,提出“欲取西夏、先复河湟”的主张,并因此获得主持边事的权力。
    因为“熙河拓边”的武力行动,大宋王朝与吐蕃首领、唃斯罗孙子木征彻底决裂,木征与子孙倒向西夏。
    大宋边军在西北,与夏蕃联军互有胜负。
    或许当年杀降后带来的一系列军事失败,令宋军主将不得不在大国之间战争的基本人性底线上有所忌惮。今春边境的几场战争,熙河路刘仲武俘获了部分吐蕃人将帅后,奏请朝廷留了他们的性命,一路送来汴京,在宣德楼下举行献俘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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