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晋之所以会去思索这个问题，自然不是胡思乱想的。
这一次西征归来，刘晋不仅仅被封为国公，拿到了铁饭碗，在北黄金洲这边有大一片的封地，同时弘治皇帝这边也是已经向刘晋这边透露了让刘晋接受吏部尚书的位置。
本来按照弘治皇帝的安排，刘晋是要接手户部尚书的位置，佀钟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肯定是干不了几年的，到时候就可以让刘晋来接手。
但是原吏部尚书王鏊在新式学校这件事情上糊涂到底也是被弘治皇帝给送回老家去颐养天年了，这吏部尚书的位置就空了下来。
吏部尚书这个位置可不是一般的位置，号称天官，管的可是大明千千万万的官员，位高权重。
王鏊回家颐养天年去了，盯上这个位置的人很多，吏部的左右侍郎，南京吏部尚书还有其他六部的侍郎等等。
因此在这段时间以来，这些人自然也是少不了要去内阁三大臣这边走动、走动，内阁也是已经多次向弘治皇帝这边提名人选，只不过都被弘治皇帝给驳回，很显然在弘治皇帝的心中已经有了人选，那就是刘晋。
弘治皇帝和刘晋其实也都已经感觉到了大明官员尸位素餐的一种现象。
朝堂之上的大臣、官员很多，但是真正有能力的官员却是并不多。
因为所有的官员都是从科举考试之中选拔上来的官员，无论是内阁三阁老，还是六部尚书侍郎，又或者是翰林院的翰林、御史台的御史等等，都是从科举考试之中选拔出来的。
这些官员一个个才华横溢、满腹经纶，随便一个都能够写一手漂亮的文章，但是在治国上面，却是基本上都只会照本宣科，根本就没有多少经验。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只会喊喊口号，比如什么以德治国，要忠心仁义、勤俭节约之类的，都是一些假大空的口号，提不出什么有实质性进步和革新的政策策略出来。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是如此，比如再过几十年上台的张居正就算是真正有才能的人，能够根据当时大明王朝的情况进行革新、变法。
但是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有明一朝，三百年的历史也就只出了一个张居正，除此之外大部分的官员其实都是只会喊以仁义道德治国的。
当然，这其中也有可能有些人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也知道这自古以来变法者都没有好下场，秦之商鞅、宋之王安石那都是前车之鉴，故而即便是有想法，那也不会去做什么改变。
反正对于位高权重的大臣们来说，他们手握大权，日子过的很好，去做改变可能会没有好下场，不去做什么改变，反而可以继续过自己的小日子。
故此，一个朝代往往只有开国的时候才会有所真正的改变，再这之后往往都是沿着一开始的道路走下去，直到这个朝代的灭亡。
或者说真正能够做出改变的，其实还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只有手握所有大权的皇帝有意革新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一些东西，下面的大臣，纵然是想要改变，也要考虑皇帝的想法，考虑给自身所带来的后果。
在这一点上面，弘治皇帝就有这样的想法。
这几年所经历的一切，也是让弘治皇帝看清楚了大明的局势。
几年前的时候，大臣们总是歌功颂德，说什么弘治盛世，可是北方三省一场大雪所导致的饥荒立即就将这个所谓的弘治盛世刺破，所有的一切都展露出来。
不仅仅底层的老百姓始终在吃不饱的线上面徘徊，商人和官员勾结大发国难财，不顾国家安危、百姓生死，粮食的价格都抬到天上去，还将国库里面的粮食给蛀空，更是想要借机限制、掌控皇权。
这一切都让弘治皇帝知道，所谓的盛世也不过是下面的人吹出来的。
只是因为自己很听这些文官们的话，对这些文官们言听计从，所以他们就对自己歌功颂德，鼓吹盛世。
但本至少来说，大明的老百姓其实一直都活的非常累、非常苦，偏偏还连吃饱饭都是奢侈。
真正要来强国富民，需要制定出真正能够对国家、对老百姓有益的政策之时，朝中的这些大臣们往往又都没有任何的办法。
弘治皇帝依然还是记得以往每年冬天的时候，北方鞑靼小王子南下劫掠之时，朝中的大臣们给出的建议那就是坚壁清野，固守坚城，等鞑子们抢够了，自然而然就会离去。
这样的办法，算什么办法？
弘治皇帝每年冬天忧心忡忡，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些大臣们却是只能够想出这样的办法出来可想而知弘治皇帝的无奈了。
弘治皇帝自己想要打，大臣们又强烈的表示反对，最后也是力排众议之下，然后刘晋这边募集了大量银子，靠着丰厚的奖赏才最终打赢了关键性的一战，打赢了鞑子，否则哪有现在的安稳日子。
几年来所发生的一切，都让弘治皇帝深感自己的无力，手下的大臣们，让他们写文章那都是很厉害，可是让他们真正的来想出解决问题的治国之道来，他们一个个都想不出来，大多数喊的都是祖制。
大明原先的军队早就已经糜烂不堪，军户制度彻底的败坏，军户穷困潦倒，偏偏还要忍受上面各级千户、百户等等之类的压榨，又要承担起国防的重任。
这样的军户制度已经根本没有办法支撑起大明的国防重任，可是偏偏朝中的大臣们想不出任何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唯有刘晋这边向弘治皇帝建议进行军制改革，该军户制度为义务兵役制度，虽然很花银子，每年千万两级的银子砸进去，但是大明军队的战斗力却是直线上线，没有军制改革，大明是不可能接连答应四周的邻居，将版图扩展到如此辽阔的地步。
还有就是税务问题。
以前弘治皇帝想要办点事情，基本上都是会被户部尚书周经一句没钱给怼回去，户部尚书周扒皮唯一会做的事情那就是盯着弘治皇帝的那点内帑。
这让弘治皇帝非常的无奈，同时又急切的需要做出一些改变，可是偏偏弘治皇帝自身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下面的大臣们又不想要改变这样的局面，所以朝廷一直缺钱，国库穷的可以饿死老鼠。
后面也是将刘晋放到了户部侍郎的位置，进行了税务改革，仅仅只是去年，大明国库税银的收入就超过八千万两白银，是以前的十几倍，这还仅仅只是税银，还有大量的粮食、布匹、茶叶等等实物税收没有计算在内。
大明国库一下子变的无比充实，银子多到都花不完了，大明也是第一次给大明上下的官员进行加薪，朝廷有钱了好办事。
不仅仅在大明修建了几条南北东西的水泥马路，更是调拨了大量的银子用于修筑黄河的河提、修建水库、修桥铺路等等。
短短两年不到的时候，大明各地修建的道路、桥梁、公路、河提、水库等等都要超过大明建国一百多年修建起来的总和。
效果自然是非常的明显。
以前从南方运粮食到北方可能需要十天半个月，而且损耗巨大，现在走水泥马路，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就够了，而且有四轮马车，损耗非常低。
以前每年夏季的时候，弘治皇帝都要担心黄河泛滥、决堤的事情，又总是能够收到某某地方干旱、洪涝等奏疏。
现在虽然也有，但是修建起来的水库、河提等等也是起到了巨大的重要，灾害大大的减轻，再加上黄金洲引种回来的高产粮食作物，即便是有灾害，也都不会引起太大的灾荒，朝廷有钱，南北、东西往来又方便，再加上不断的迁移百姓到海外去，这一切都让这几年的大明到处都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
但弘治皇帝很清楚，大明的问题还很多，其中这官员尸位素餐的问题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大明现在也不再是以前的大明，用朱厚照的话来说，大明正在朝着一个以往历朝历代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时代去发展和前进。
新的事物、新的情况、新的敌人、新的问题、新的思想等等都在不断的涌现出来，这些都需要大明的皇帝去应对和解决。
而皇帝高高在上，自然是不可能什么都面面俱到，最终要依靠的还是下面各级官员，需要依靠他们来统治这个越来越庞大的帝国。
所以对于大明的官员也是带来新的考验，想要和以前一样，尸位素餐，仅仅只是喊喊口号，讲什么仁义道德治国，那肯定是不行的。
这也是为什么弘治皇帝会将刘晋放到吏部尚书的位置上面去，他希望刘晋能够改变现在的这种局面。
大明需要能干的官员，需要那些能够处理、应对各种各样新事物的官员，以此来迎合新时代的到来。
通俗的来说那就是弘治皇帝知道现在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满足越来越先进生产力的需求了。
这一次西征归来，刘晋不仅仅被封为国公，拿到了铁饭碗，在北黄金洲这边有大一片的封地，同时弘治皇帝这边也是已经向刘晋这边透露了让刘晋接受吏部尚书的位置。
本来按照弘治皇帝的安排，刘晋是要接手户部尚书的位置，佀钟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肯定是干不了几年的，到时候就可以让刘晋来接手。
但是原吏部尚书王鏊在新式学校这件事情上糊涂到底也是被弘治皇帝给送回老家去颐养天年了，这吏部尚书的位置就空了下来。
吏部尚书这个位置可不是一般的位置，号称天官，管的可是大明千千万万的官员，位高权重。
王鏊回家颐养天年去了，盯上这个位置的人很多，吏部的左右侍郎，南京吏部尚书还有其他六部的侍郎等等。
因此在这段时间以来，这些人自然也是少不了要去内阁三大臣这边走动、走动，内阁也是已经多次向弘治皇帝这边提名人选，只不过都被弘治皇帝给驳回，很显然在弘治皇帝的心中已经有了人选，那就是刘晋。
弘治皇帝和刘晋其实也都已经感觉到了大明官员尸位素餐的一种现象。
朝堂之上的大臣、官员很多，但是真正有能力的官员却是并不多。
因为所有的官员都是从科举考试之中选拔上来的官员，无论是内阁三阁老，还是六部尚书侍郎，又或者是翰林院的翰林、御史台的御史等等，都是从科举考试之中选拔出来的。
这些官员一个个才华横溢、满腹经纶，随便一个都能够写一手漂亮的文章，但是在治国上面，却是基本上都只会照本宣科，根本就没有多少经验。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只会喊喊口号，比如什么以德治国，要忠心仁义、勤俭节约之类的，都是一些假大空的口号，提不出什么有实质性进步和革新的政策策略出来。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是如此，比如再过几十年上台的张居正就算是真正有才能的人，能够根据当时大明王朝的情况进行革新、变法。
但是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有明一朝，三百年的历史也就只出了一个张居正，除此之外大部分的官员其实都是只会喊以仁义道德治国的。
当然，这其中也有可能有些人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也知道这自古以来变法者都没有好下场，秦之商鞅、宋之王安石那都是前车之鉴，故而即便是有想法，那也不会去做什么改变。
反正对于位高权重的大臣们来说，他们手握大权，日子过的很好，去做改变可能会没有好下场，不去做什么改变，反而可以继续过自己的小日子。
故此，一个朝代往往只有开国的时候才会有所真正的改变，再这之后往往都是沿着一开始的道路走下去，直到这个朝代的灭亡。
或者说真正能够做出改变的，其实还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只有手握所有大权的皇帝有意革新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一些东西，下面的大臣，纵然是想要改变，也要考虑皇帝的想法，考虑给自身所带来的后果。
在这一点上面，弘治皇帝就有这样的想法。
这几年所经历的一切，也是让弘治皇帝看清楚了大明的局势。
几年前的时候，大臣们总是歌功颂德，说什么弘治盛世，可是北方三省一场大雪所导致的饥荒立即就将这个所谓的弘治盛世刺破，所有的一切都展露出来。
不仅仅底层的老百姓始终在吃不饱的线上面徘徊，商人和官员勾结大发国难财，不顾国家安危、百姓生死，粮食的价格都抬到天上去，还将国库里面的粮食给蛀空，更是想要借机限制、掌控皇权。
这一切都让弘治皇帝知道，所谓的盛世也不过是下面的人吹出来的。
只是因为自己很听这些文官们的话，对这些文官们言听计从，所以他们就对自己歌功颂德，鼓吹盛世。
但本至少来说，大明的老百姓其实一直都活的非常累、非常苦，偏偏还连吃饱饭都是奢侈。
真正要来强国富民，需要制定出真正能够对国家、对老百姓有益的政策之时，朝中的这些大臣们往往又都没有任何的办法。
弘治皇帝依然还是记得以往每年冬天的时候，北方鞑靼小王子南下劫掠之时，朝中的大臣们给出的建议那就是坚壁清野，固守坚城，等鞑子们抢够了，自然而然就会离去。
这样的办法，算什么办法？
弘治皇帝每年冬天忧心忡忡，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些大臣们却是只能够想出这样的办法出来可想而知弘治皇帝的无奈了。
弘治皇帝自己想要打，大臣们又强烈的表示反对，最后也是力排众议之下，然后刘晋这边募集了大量银子，靠着丰厚的奖赏才最终打赢了关键性的一战，打赢了鞑子，否则哪有现在的安稳日子。
几年来所发生的一切，都让弘治皇帝深感自己的无力，手下的大臣们，让他们写文章那都是很厉害，可是让他们真正的来想出解决问题的治国之道来，他们一个个都想不出来，大多数喊的都是祖制。
大明原先的军队早就已经糜烂不堪，军户制度彻底的败坏，军户穷困潦倒，偏偏还要忍受上面各级千户、百户等等之类的压榨，又要承担起国防的重任。
这样的军户制度已经根本没有办法支撑起大明的国防重任，可是偏偏朝中的大臣们想不出任何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唯有刘晋这边向弘治皇帝建议进行军制改革，该军户制度为义务兵役制度，虽然很花银子，每年千万两级的银子砸进去，但是大明军队的战斗力却是直线上线，没有军制改革，大明是不可能接连答应四周的邻居，将版图扩展到如此辽阔的地步。
还有就是税务问题。
以前弘治皇帝想要办点事情，基本上都是会被户部尚书周经一句没钱给怼回去，户部尚书周扒皮唯一会做的事情那就是盯着弘治皇帝的那点内帑。
这让弘治皇帝非常的无奈，同时又急切的需要做出一些改变，可是偏偏弘治皇帝自身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下面的大臣们又不想要改变这样的局面，所以朝廷一直缺钱，国库穷的可以饿死老鼠。
后面也是将刘晋放到了户部侍郎的位置，进行了税务改革，仅仅只是去年，大明国库税银的收入就超过八千万两白银，是以前的十几倍，这还仅仅只是税银，还有大量的粮食、布匹、茶叶等等实物税收没有计算在内。
大明国库一下子变的无比充实，银子多到都花不完了，大明也是第一次给大明上下的官员进行加薪，朝廷有钱了好办事。
不仅仅在大明修建了几条南北东西的水泥马路，更是调拨了大量的银子用于修筑黄河的河提、修建水库、修桥铺路等等。
短短两年不到的时候，大明各地修建的道路、桥梁、公路、河提、水库等等都要超过大明建国一百多年修建起来的总和。
效果自然是非常的明显。
以前从南方运粮食到北方可能需要十天半个月，而且损耗巨大，现在走水泥马路，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就够了，而且有四轮马车，损耗非常低。
以前每年夏季的时候，弘治皇帝都要担心黄河泛滥、决堤的事情，又总是能够收到某某地方干旱、洪涝等奏疏。
现在虽然也有，但是修建起来的水库、河提等等也是起到了巨大的重要，灾害大大的减轻，再加上黄金洲引种回来的高产粮食作物，即便是有灾害，也都不会引起太大的灾荒，朝廷有钱，南北、东西往来又方便，再加上不断的迁移百姓到海外去，这一切都让这几年的大明到处都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
但弘治皇帝很清楚，大明的问题还很多，其中这官员尸位素餐的问题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大明现在也不再是以前的大明，用朱厚照的话来说，大明正在朝着一个以往历朝历代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时代去发展和前进。
新的事物、新的情况、新的敌人、新的问题、新的思想等等都在不断的涌现出来，这些都需要大明的皇帝去应对和解决。
而皇帝高高在上，自然是不可能什么都面面俱到，最终要依靠的还是下面各级官员，需要依靠他们来统治这个越来越庞大的帝国。
所以对于大明的官员也是带来新的考验，想要和以前一样，尸位素餐，仅仅只是喊喊口号，讲什么仁义道德治国，那肯定是不行的。
这也是为什么弘治皇帝会将刘晋放到吏部尚书的位置上面去，他希望刘晋能够改变现在的这种局面。
大明需要能干的官员，需要那些能够处理、应对各种各样新事物的官员，以此来迎合新时代的到来。
通俗的来说那就是弘治皇帝知道现在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满足越来越先进生产力的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