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郡的人口最盛时约有七十万，经过这几年的战乱，到去年底，审配上计京都时，报上去的人口只有六十万上下了，也就是说，短短几年中，损失了十万人口，当然，这十万人口并非都是死在了乱中，也有不少是成了流民，但不管怎么说，只从劳动力这一块儿来讲，魏郡可谓是甚伤元气了，不过对举孝廉而言，暂时来说却是影响不大，因为依汉之规制，郡国有二十万人口每年可举孝廉一人，七十万人口是可举孝廉三人，六十万人口还是举孝廉三人。.
六十万人口，三个孝廉，看起来可供选择的余地很大，其实不然。
首先，这六十万人口里读过经书的人不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人最多也就是在小时候上过乡学，识点字，再好一点的，至多也就是读过《孝经》这样的启蒙读本，对《春秋》之类的高一等的经书却是一窍不通。
举孝廉不是举荐上去就行的，也是需要经过考试的，如果举上去的孝廉考试不过关，不但他本人会被打回来，而且连举主也可能会受到牵累，所以，这占了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人首先就被排除在了孝廉的人选之外。
其次，那些读过经书的士子、寒士，有的名声很不好，孝廉、孝廉，既孝且廉，这才叫孝廉，汉以孝治天下，一个品德太不好的士子，即使再有人请托，对荀贞这样“有志於天下”、“爱惜羽毛”的人来说，他也是不可能将之举荐的。
再次，有的士子、寒士名声不错，可要么死读书，要么“学艺不精”，对这类人，荀贞也是不可能举荐的。
七折八扣地算下来，有资格被举为孝廉的士子、寒士就不多了，再把荀贞的那两个标准加上去，人选就更少了，从四月到五月，多半个月的时间里，荀贞也只选出了两人而已。
步入五月，已算是到了夏收时节。
孝廉虽还没有选够，但现在也只能暂且放下，荀贞把工作的重心全部转移到了夏收的事宜上。
如果说去年的夏收是为了“救命”，当时府库空虚、民无口食，就指着夏收的那点粮食来渡过难关的话，那么今年的夏收更多的是为了“检验成果、总结经验”。
何为“检验成果、总结经验”？
荀贞此前没有搞过农业，不太懂这一行，而将来天下乱后，农业显然是重中之重，春秋之前的制度是奴隶贵族制，包括战争在内，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着贵族进行，国之大事是“唯祀与戎”，战国之后，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农人转而成为国家的主体，战争也从贵族战争转换成为了全民战争，国家的大事就是“唯耕与战”了，没有强大的农业为基础，就根本支撑不起高强度的战争，因而，荀贞自上任魏郡太守以来就对农业极其重视。
经过去年、今年这一年多的农业实践，不管是对农田还是对屯田，在荀攸、尚正、王淙、江禽、原盼等人的出谋划策、集思广益下，荀贞自觉都有了一定经验，现在他觉得到了收获成果的时候了，想把这套经验转成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不一定是成熟的，也不一定还是要用在魏郡，但只要有了这个制度在手，那么等将来需要时就可以拿出来，可以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因为这件事关系到曰后，所以他对此高度重视，亲自牵头，组织手下的班底总结、制定。
要制定的制度有两个，一个是农田，一个是屯田。
相比农田的耕种、收获，荀贞更重视屯田。
原因很简单，各县的耕种、麦收是一个正常的农事生产，郡府县寺里边的吏员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人很多，荀贞就算不了解也没有关系，曰后如果他能成为一方诸侯，有大把的人手可以胜任这方面的工作，而屯田就不一样了，屯田是非常态的，通常来说，屯田在边地用的较多，在内郡用的很少，内郡的吏员们在这方面、主要是在组织管理上几乎都没有切实的经验。
屯田和地方的耕田说起来都是种麦子、收麦子，看起来是相同的，可在组织形式上却是完全不同的，各县的麦种、麦收是由各县的农户分散完成的，而屯田则是由一个类似军事组织的农垦集团来完成的，试想一下，几千、几万、乃至几十万的青壮年聚集在一个地方种田，危险系数很高，一个弄不好，可能就会出乱子，所以在组织管理上必须有一个牢靠可行的制度。
屯田是非常态的，而相比农田，屯田更关系到曰后的大局，荀贞自然对之更加重视，毕竟只能未雨绸缪，不能临渴掘井。
经过去年一年和今年半年的屯田，通过江禽、原盼等人的切实艹作，荀贞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经验，一些不是从纸上得来、也不是凭空幻想、而是切身体会到的经验。很多事情，看起来容易，真做起来才会知道麻烦很多，即使有前人留下的经验在，真换了自己去做的时候也会很难，毕竟从别人处得来的那些经验都是大而化之的东西，细节的东西需要自己去发现，放在别人那里管用、但是放在自己这里却不合适的东西需要改变，千头万绪都得靠自己一点点地去摸索。
总的来说，经过这一年多的屯田，江禽、原盼等人已经总结出了一套半成熟的屯田体系和办法，对此，荀贞还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今年的屯田成绩比去年好了许多，荀贞特地传去了嘉奖，表彰江禽、原盼等人。
说起江禽、原盼等人，原盼虽然当过太平教徒，但他本就是农人，对种田没有什么抵触，反而乐在其中，一下指挥几千人搞这种大屯田，他很满足，可江禽就不然了。
江禽本是轻侠出身，在颍阴西乡的时候他就不乐生产，现而今跟着荀贞打了这么多仗之后，却被荀贞调去负责屯田之事，起初尚好，时间一久，他难免就会觉得闷气，不想干了，他给荀贞提出过多次，想让荀贞给他换个差事，不想做这个屯田了，不过都被荀贞给否决了。
荀贞告诉他：屯田之事，系乎全郡，最关键的是，系乎数千义从之吃食，这等重要之事，如果没有像你这样我信任的人去负责，我是万不能放心的，所以你且再做些时候，如能把屯田做好，我给你记一大功，此不逊於攻城略地之功也。
江禽没办法，只好继续做这个屯田了，整天和土地打交道，他也被搞得整天都灰头土面。
农田、屯田的经验总结、制度制定进行得很顺利，在这期间，朝廷委任的县令、县丞尉们络绎来到，到五月中旬时，只剩下两个县的县令长、一个县的县丞还没有到。
这三个未到的人中，其中一个传来消息，说是半路上遇到了盗贼，死在了路上，另两个却是一直没有消息传来，也许是死在了道上，也许是失踪在了半路上，又或者是因为道路阻隔，可能停在了某地，但书信却无法送到邺县，让荀贞知道。
一如对“守梁期令”陈到的命令，荀贞对宣康、刘备等各县的“守令长”的命令也是同样，以刚来的这些县令长、县丞尉不熟悉地方政事、民情为由，叫宣康、刘备等不必马上回来，而是继续留在本县，“协助配合”这些朝廷任命的县令长、县丞尉，先帮助他们熟悉政事。
朝廷派的县令长、县丞尉络绎来到，只有两个县的县令长直到夏天六月还没有来到，其中一个传来消息，说是半路上遇到了盗贼，死在了路上，另一个却是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传来，也许是死在了道上，也许是失踪在了半路上，又或者是因为道路阻隔，他可能是停在了某个地方，但是书信却无法送到邺县，让荀贞知道。
虽然如此，不管怎么样说，至少大部分缺任的县令长、县丞尉都来到了。
因为他们的来到，荀贞这边委任的守县令长、县丞尉一个个都给了他们接班的机会，一如对梁期县守令的命令，荀贞对这些县令长、县丞尉的命令也是，以刚来的这些县令长、县丞尉不熟悉地方政事、民情为由，叫这些守令长、守丞尉不必马上回来，而是继续留在本地之县，协助配合这些朝廷任命的县令长，帮助他们熟悉政事。
当然了，这些朝廷任命的县令长、县丞尉也不全是好说话的，也有不满意荀贞派任的守令长、守丞尉依旧留在本县、削弱他们的权力的，但就算他们有意见，却也无可奈何。
一方面是因为荀贞手段狠辣，自到任魏郡之后，他先是逐走了大部分的郡府吏员，接着又平定了於毒之乱，继而又赶走了梁期令，前些时连郡丞李鹄都被他捕拿下狱、最终死在了狱中，甚至赵忠的族兄赵然都被他吓得狼狈逃出了邺县县城，这等狠辣手段，足以震慑郡县之吏。
郡县之吏既然畏惧荀贞，自然就不会配合新来的正牌县令长。
另一方面，他也不止是手段狠辣，他又礼贤下士，凡是有才能、有品德之人，他一概重用之，即使因为官职有限，不能委以重任的，他也礼敬得很，因而在令郡县吏员畏服之同时，他在魏郡清流的舆论中名声也极其不错。
既然在魏郡清流中的名声甚佳，各县的清流士子当然也就会偏向於他。
至於农、商百姓，荀贞这一年多又极有政绩，又是搞农业，又是安抚流民，又是重建学校、重视教化，得了实在的好处，农、商百姓更也就非常拥护他。
因是之故，那些刚来到魏郡、在地方上毫无根基的县令长、县丞尉们中就算有不满荀贞如此做为的，却也是空有怨言、毫无办法。
虽然大部分的正牌县令长、县丞尉们都是沉默无声，被迫接受了现状，其中却也是有愣头青，有一个就跑来找荀贞，闹意见，在郡府听事堂上大吵大闹，质问荀贞：“二令同居一县，吏、民皆拜‘守令’，下吏虽不才，亦‘朝廷命卿’，试问明公，你这是把朝廷的诏令置於何地？”
结果荀贞就给他了一句话：现正值夏收，将要秋种之际，此一年中最要紧之时刻，你有把握把今年的夏收、秋种搞好没有？如有，我马上把“守令”调回，但如果你搞不好，那么我就要治你的罪；如没有，你就请回去吧，等秋种过后，我自会把守令调回。
这个人尽管是个愣头青，却也听说过荀贞的行事风格，荀贞把夏收、秋种的大帽子戴下来，他初来乍到，不熟民情，最要命的是县中的吏员、地方的百姓都不配合他，万一他没把夏收、秋种搞好，以他对荀贞在魏郡的行事风格的了解，荀贞是真能做出来治他之罪的事的。
一惧荀贞治罪，二来也是听荀贞给他了一个底线，即等秋种之后就把守令调回，总算是有了个盼头，所以他强忍怨气，没再多说，辞别归县去了。
荀贞之所以说等秋收之后就把守令调回，却是有他的道理的。
他的道理就是诛赵这件事，现在是五月，等到秋种过后，这中间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以目前的进度来看，有了这两个多月，那么搜集赵家诸人在各县不法违纪之罪证的工作大概就能完成个七七八八了，只要这项大事能完成，各县的守令长、守丞尉自也就可以回来了。
简而言之，荀贞对在郡中诸县的权柄真是并不看重，他之所以这么做，全是为了搜集诛赵的证据，是为了能更方便地行事。
说起来，虽然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赵忠大概是不能因为李鹄之事再治罪於他了，可赵忠岂会甘愿吃这么个哑巴亏？他必然会衔恨，肯定会再找机会整治荀贞。
所以说，荀贞现在是颇有隐忧，他只有争分夺秒，尽快、尽早地把诛赵之证据搜集齐全，才能去掉此忧，只要有这些证据在手，即便赵忠今天就能找到借口，让天子治罪於他，可也没有关系了，因为他可以马上动手诛赵，诛了邺县赵氏之后再逃亡不晚。
六十万人口，三个孝廉，看起来可供选择的余地很大，其实不然。
首先，这六十万人口里读过经书的人不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人最多也就是在小时候上过乡学，识点字，再好一点的，至多也就是读过《孝经》这样的启蒙读本，对《春秋》之类的高一等的经书却是一窍不通。
举孝廉不是举荐上去就行的，也是需要经过考试的，如果举上去的孝廉考试不过关，不但他本人会被打回来，而且连举主也可能会受到牵累，所以，这占了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人首先就被排除在了孝廉的人选之外。
其次，那些读过经书的士子、寒士，有的名声很不好，孝廉、孝廉，既孝且廉，这才叫孝廉，汉以孝治天下，一个品德太不好的士子，即使再有人请托，对荀贞这样“有志於天下”、“爱惜羽毛”的人来说，他也是不可能将之举荐的。
再次，有的士子、寒士名声不错，可要么死读书，要么“学艺不精”，对这类人，荀贞也是不可能举荐的。
七折八扣地算下来，有资格被举为孝廉的士子、寒士就不多了，再把荀贞的那两个标准加上去，人选就更少了，从四月到五月，多半个月的时间里，荀贞也只选出了两人而已。
步入五月，已算是到了夏收时节。
孝廉虽还没有选够，但现在也只能暂且放下，荀贞把工作的重心全部转移到了夏收的事宜上。
如果说去年的夏收是为了“救命”，当时府库空虚、民无口食，就指着夏收的那点粮食来渡过难关的话，那么今年的夏收更多的是为了“检验成果、总结经验”。
何为“检验成果、总结经验”？
荀贞此前没有搞过农业，不太懂这一行，而将来天下乱后，农业显然是重中之重，春秋之前的制度是奴隶贵族制，包括战争在内，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着贵族进行，国之大事是“唯祀与戎”，战国之后，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农人转而成为国家的主体，战争也从贵族战争转换成为了全民战争，国家的大事就是“唯耕与战”了，没有强大的农业为基础，就根本支撑不起高强度的战争，因而，荀贞自上任魏郡太守以来就对农业极其重视。
经过去年、今年这一年多的农业实践，不管是对农田还是对屯田，在荀攸、尚正、王淙、江禽、原盼等人的出谋划策、集思广益下，荀贞自觉都有了一定经验，现在他觉得到了收获成果的时候了，想把这套经验转成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不一定是成熟的，也不一定还是要用在魏郡，但只要有了这个制度在手，那么等将来需要时就可以拿出来，可以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因为这件事关系到曰后，所以他对此高度重视，亲自牵头，组织手下的班底总结、制定。
要制定的制度有两个，一个是农田，一个是屯田。
相比农田的耕种、收获，荀贞更重视屯田。
原因很简单，各县的耕种、麦收是一个正常的农事生产，郡府县寺里边的吏员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人很多，荀贞就算不了解也没有关系，曰后如果他能成为一方诸侯，有大把的人手可以胜任这方面的工作，而屯田就不一样了，屯田是非常态的，通常来说，屯田在边地用的较多，在内郡用的很少，内郡的吏员们在这方面、主要是在组织管理上几乎都没有切实的经验。
屯田和地方的耕田说起来都是种麦子、收麦子，看起来是相同的，可在组织形式上却是完全不同的，各县的麦种、麦收是由各县的农户分散完成的，而屯田则是由一个类似军事组织的农垦集团来完成的，试想一下，几千、几万、乃至几十万的青壮年聚集在一个地方种田，危险系数很高，一个弄不好，可能就会出乱子，所以在组织管理上必须有一个牢靠可行的制度。
屯田是非常态的，而相比农田，屯田更关系到曰后的大局，荀贞自然对之更加重视，毕竟只能未雨绸缪，不能临渴掘井。
经过去年一年和今年半年的屯田，通过江禽、原盼等人的切实艹作，荀贞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经验，一些不是从纸上得来、也不是凭空幻想、而是切身体会到的经验。很多事情，看起来容易，真做起来才会知道麻烦很多，即使有前人留下的经验在，真换了自己去做的时候也会很难，毕竟从别人处得来的那些经验都是大而化之的东西，细节的东西需要自己去发现，放在别人那里管用、但是放在自己这里却不合适的东西需要改变，千头万绪都得靠自己一点点地去摸索。
总的来说，经过这一年多的屯田，江禽、原盼等人已经总结出了一套半成熟的屯田体系和办法，对此，荀贞还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今年的屯田成绩比去年好了许多，荀贞特地传去了嘉奖，表彰江禽、原盼等人。
说起江禽、原盼等人，原盼虽然当过太平教徒，但他本就是农人，对种田没有什么抵触，反而乐在其中，一下指挥几千人搞这种大屯田，他很满足，可江禽就不然了。
江禽本是轻侠出身，在颍阴西乡的时候他就不乐生产，现而今跟着荀贞打了这么多仗之后，却被荀贞调去负责屯田之事，起初尚好，时间一久，他难免就会觉得闷气，不想干了，他给荀贞提出过多次，想让荀贞给他换个差事，不想做这个屯田了，不过都被荀贞给否决了。
荀贞告诉他：屯田之事，系乎全郡，最关键的是，系乎数千义从之吃食，这等重要之事，如果没有像你这样我信任的人去负责，我是万不能放心的，所以你且再做些时候，如能把屯田做好，我给你记一大功，此不逊於攻城略地之功也。
江禽没办法，只好继续做这个屯田了，整天和土地打交道，他也被搞得整天都灰头土面。
农田、屯田的经验总结、制度制定进行得很顺利，在这期间，朝廷委任的县令、县丞尉们络绎来到，到五月中旬时，只剩下两个县的县令长、一个县的县丞还没有到。
这三个未到的人中，其中一个传来消息，说是半路上遇到了盗贼，死在了路上，另两个却是一直没有消息传来，也许是死在了道上，也许是失踪在了半路上，又或者是因为道路阻隔，可能停在了某地，但书信却无法送到邺县，让荀贞知道。
一如对“守梁期令”陈到的命令，荀贞对宣康、刘备等各县的“守令长”的命令也是同样，以刚来的这些县令长、县丞尉不熟悉地方政事、民情为由，叫宣康、刘备等不必马上回来，而是继续留在本县，“协助配合”这些朝廷任命的县令长、县丞尉，先帮助他们熟悉政事。
朝廷派的县令长、县丞尉络绎来到，只有两个县的县令长直到夏天六月还没有来到，其中一个传来消息，说是半路上遇到了盗贼，死在了路上，另一个却是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传来，也许是死在了道上，也许是失踪在了半路上，又或者是因为道路阻隔，他可能是停在了某个地方，但是书信却无法送到邺县，让荀贞知道。
虽然如此，不管怎么样说，至少大部分缺任的县令长、县丞尉都来到了。
因为他们的来到，荀贞这边委任的守县令长、县丞尉一个个都给了他们接班的机会，一如对梁期县守令的命令，荀贞对这些县令长、县丞尉的命令也是，以刚来的这些县令长、县丞尉不熟悉地方政事、民情为由，叫这些守令长、守丞尉不必马上回来，而是继续留在本地之县，协助配合这些朝廷任命的县令长，帮助他们熟悉政事。
当然了，这些朝廷任命的县令长、县丞尉也不全是好说话的，也有不满意荀贞派任的守令长、守丞尉依旧留在本县、削弱他们的权力的，但就算他们有意见，却也无可奈何。
一方面是因为荀贞手段狠辣，自到任魏郡之后，他先是逐走了大部分的郡府吏员，接着又平定了於毒之乱，继而又赶走了梁期令，前些时连郡丞李鹄都被他捕拿下狱、最终死在了狱中，甚至赵忠的族兄赵然都被他吓得狼狈逃出了邺县县城，这等狠辣手段，足以震慑郡县之吏。
郡县之吏既然畏惧荀贞，自然就不会配合新来的正牌县令长。
另一方面，他也不止是手段狠辣，他又礼贤下士，凡是有才能、有品德之人，他一概重用之，即使因为官职有限，不能委以重任的，他也礼敬得很，因而在令郡县吏员畏服之同时，他在魏郡清流的舆论中名声也极其不错。
既然在魏郡清流中的名声甚佳，各县的清流士子当然也就会偏向於他。
至於农、商百姓，荀贞这一年多又极有政绩，又是搞农业，又是安抚流民，又是重建学校、重视教化，得了实在的好处，农、商百姓更也就非常拥护他。
因是之故，那些刚来到魏郡、在地方上毫无根基的县令长、县丞尉们中就算有不满荀贞如此做为的，却也是空有怨言、毫无办法。
虽然大部分的正牌县令长、县丞尉们都是沉默无声，被迫接受了现状，其中却也是有愣头青，有一个就跑来找荀贞，闹意见，在郡府听事堂上大吵大闹，质问荀贞：“二令同居一县，吏、民皆拜‘守令’，下吏虽不才，亦‘朝廷命卿’，试问明公，你这是把朝廷的诏令置於何地？”
结果荀贞就给他了一句话：现正值夏收，将要秋种之际，此一年中最要紧之时刻，你有把握把今年的夏收、秋种搞好没有？如有，我马上把“守令”调回，但如果你搞不好，那么我就要治你的罪；如没有，你就请回去吧，等秋种过后，我自会把守令调回。
这个人尽管是个愣头青，却也听说过荀贞的行事风格，荀贞把夏收、秋种的大帽子戴下来，他初来乍到，不熟民情，最要命的是县中的吏员、地方的百姓都不配合他，万一他没把夏收、秋种搞好，以他对荀贞在魏郡的行事风格的了解，荀贞是真能做出来治他之罪的事的。
一惧荀贞治罪，二来也是听荀贞给他了一个底线，即等秋种之后就把守令调回，总算是有了个盼头，所以他强忍怨气，没再多说，辞别归县去了。
荀贞之所以说等秋收之后就把守令调回，却是有他的道理的。
他的道理就是诛赵这件事，现在是五月，等到秋种过后，这中间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以目前的进度来看，有了这两个多月，那么搜集赵家诸人在各县不法违纪之罪证的工作大概就能完成个七七八八了，只要这项大事能完成，各县的守令长、守丞尉自也就可以回来了。
简而言之，荀贞对在郡中诸县的权柄真是并不看重，他之所以这么做，全是为了搜集诛赵的证据，是为了能更方便地行事。
说起来，虽然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赵忠大概是不能因为李鹄之事再治罪於他了，可赵忠岂会甘愿吃这么个哑巴亏？他必然会衔恨，肯定会再找机会整治荀贞。
所以说，荀贞现在是颇有隐忧，他只有争分夺秒，尽快、尽早地把诛赵之证据搜集齐全，才能去掉此忧，只要有这些证据在手，即便赵忠今天就能找到借口，让天子治罪於他，可也没有关系了，因为他可以马上动手诛赵，诛了邺县赵氏之后再逃亡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