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作品签售会的事情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了，但是对梁恩他们来说在日本的旅行并没有结束，这主要是因为梁恩收到了卢浮宫方面的邀请。
这个邀请来自于一个国际项目，主要就是各个博物馆与考古学家方面的交流，同时参与者除了民间组织机构以外，还有一些官方机构。
按照邀请者的说法今年这个活动就在这几天的日本东京举行，对梁恩来说，参加会议非常方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愿意逗留在东京的原因。
所以在签售之后的第五天，梁恩来到了东京大学的一间会议室里面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展开了一次交流。
至于这次交流的内容也非常简单，题目核心就是有关于非公益博物馆的经营问题，希望能够通过交流为大家打开思路。
或者可以直接说这就是一个纯粹的交流会，大家也只是提提自己的意见，然后再看看别人提出的意见有没有适合自己的。
毕竟博物馆跟博物馆之间的差别巨大，所以能在一个博物馆有效的方案在另外一个博物馆说不定不但没有任何正面效果，反而会起到负面作用。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交流也只是单纯的交流而已，除非有人问，不然不会牵扯到任何有关于实际操作方面的内容。
第一批做演讲的是几个大型博物馆以及著名私人博物馆的负责人。他们会把自己有关于博物馆经营方面的知识分享给在场的其他人。
不过在听了三四个人的演讲之后，梁恩发现对于博物馆的经营可以甚至他都可以说除了少数人以外，大部分人的经营也都只是一些非常常规的经营而已。
也就是说，这些博物馆之所以能盈利和他们的经营能力并没有他关系，而是因为这些博物馆有自己特色。但是优势是完全无法模仿。
就像梁恩手头的那几个博物馆一样。这些博物馆之所以之所以整体经营情况不错并不是因为梁恩他们多么善于经营，而是因为这些博物馆的特点是无法替代的。
无论是穆夏那些作品还是阿托卡夫人号的藏宝都是如此，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不可替代的物品。只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一事实对他们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不过随着交流会的进行，梁恩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最简单的就包括对于很多哪怕老牌的博物馆来说，在新的时代中想要运营也不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情。
对于很多博物馆的经营者来说，传统的一些经营手段已经落伍了，但是一些新的经营手段他们并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会来到这里希望能够学到一些经验。
比如说位于伊拉克的国家博物馆就面临着这样问题，他现在所面临的环境从各种角度来说都很糟糕，所以希望能够另辟蹊径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太谢谢你了，多亏了你之前的帮助我们才能够找到乌鲁克这座古老的城市，同时能够开发出更多的财源。”认出梁恩之后，这位姓侯赛因的馆长握着他的手用力的摇了起来。
对于这一位在饱经战乱的国家管理博物馆的馆长来说，他见过无数文物的流失，所以对梁恩这样从各种意义来说高尚的历史发现者自然心怀感激。
而且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随着乌鲁克的发掘以及以及伴随而来注意的视线，他们获得了更多的重视以及更多的经费，这对于一个国家博物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关注代表着有更多的人将视线放在了这处遗迹之上，而对于战后百废待兴的国家来说，这种关注是非常宝贵的，能够带来更多的机会。
“这也是我作为寻宝者和历史学家所应该做到的事情。”梁恩看着这位一脸沧桑的博物馆馆长认真的说到。
他知道对方现在干这个工作到底有多么辛苦，毕竟伊拉克是一个拥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但是现在国家却处在衰弱之中。
一个弱国想要保住自己的宝物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实际上在十几年前的战争中伊拉克博物馆就遭到抢劫，有不少重要的宝物直到今天都遗失海外。
直到今天，在一些欧美的地下拍卖会上仍然能够见到那些上边带着伊拉克博物馆标签的文物，甚至这些标签成为了某一批次文物的代表性特征。
而这位博物馆馆长来参加这样一个交流会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能够联络到来自于各个国家的同行一起发出号召，希望能够归还那些之前的战争中被掳走的文物。
虽然从法律角度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很多事情并不是法律能够解决的，比如想从那些有钱人手中要回文物仅靠法律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毫无疑问，购买这些文物的人都是有钱人，而想要从他们手里要回文物难度不亚于让骆驼穿过针眼，光是他们能請得起的律師就足以制造大量的障碍。
不過这并不代表这一类号召没有作用，至少从现在的社会情况来看，除了极少数有钱人以外，大部分的有钱人都是一些公众人物，所以在被公开收购脏物之后往往会选择归還。
当然了，这并不是代表他们很善良，而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如果不去归还那些之前被掠夺走的文物的话，舆论给他们造成的压力将会非常大，让他们损失更多。
就和这位伊拉克博物馆馆长一样，参加这次会议的很多人也有自己的一些事情要做，所以在中间的就餐和休息时间，大家就各自找自己想要找的人展开交流活动。
比如说梁恩就在那位伊拉克国家博物馆馆长的介绍下参加了一个属于那些中东国家的人的讨论圈子，然后交流起来有关于文物保护与遗迹搜索方面的工作。
尤其当梁恩讲到对遗迹进行搜索的时候，在场的这些人全都认真的听了起来，对于他们来说，寻找遗迹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对于那些国家的文物保护与考古人员来说，很多时候需要用最短的时间确定那些文物的位置，然后抢在那些犯罪分子前边展开挖掘工作。
这在大部分国家都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因为很多时候文物的挖掘会损害文物，所以大部分情况下挖掘工作也仅仅只是抢救性挖掘而已。
但是在这些混乱的国家情况完全不一样，如果他们不能提前挖出来的话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那些宝贵的文物被盗窃一空。然后永远的离开这个国家。
这个邀请来自于一个国际项目，主要就是各个博物馆与考古学家方面的交流，同时参与者除了民间组织机构以外，还有一些官方机构。
按照邀请者的说法今年这个活动就在这几天的日本东京举行，对梁恩来说，参加会议非常方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愿意逗留在东京的原因。
所以在签售之后的第五天，梁恩来到了东京大学的一间会议室里面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展开了一次交流。
至于这次交流的内容也非常简单，题目核心就是有关于非公益博物馆的经营问题，希望能够通过交流为大家打开思路。
或者可以直接说这就是一个纯粹的交流会，大家也只是提提自己的意见，然后再看看别人提出的意见有没有适合自己的。
毕竟博物馆跟博物馆之间的差别巨大，所以能在一个博物馆有效的方案在另外一个博物馆说不定不但没有任何正面效果，反而会起到负面作用。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交流也只是单纯的交流而已，除非有人问，不然不会牵扯到任何有关于实际操作方面的内容。
第一批做演讲的是几个大型博物馆以及著名私人博物馆的负责人。他们会把自己有关于博物馆经营方面的知识分享给在场的其他人。
不过在听了三四个人的演讲之后，梁恩发现对于博物馆的经营可以甚至他都可以说除了少数人以外，大部分人的经营也都只是一些非常常规的经营而已。
也就是说，这些博物馆之所以能盈利和他们的经营能力并没有他关系，而是因为这些博物馆有自己特色。但是优势是完全无法模仿。
就像梁恩手头的那几个博物馆一样。这些博物馆之所以之所以整体经营情况不错并不是因为梁恩他们多么善于经营，而是因为这些博物馆的特点是无法替代的。
无论是穆夏那些作品还是阿托卡夫人号的藏宝都是如此，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不可替代的物品。只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一事实对他们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不过随着交流会的进行，梁恩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最简单的就包括对于很多哪怕老牌的博物馆来说，在新的时代中想要运营也不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情。
对于很多博物馆的经营者来说，传统的一些经营手段已经落伍了，但是一些新的经营手段他们并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会来到这里希望能够学到一些经验。
比如说位于伊拉克的国家博物馆就面临着这样问题，他现在所面临的环境从各种角度来说都很糟糕，所以希望能够另辟蹊径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太谢谢你了，多亏了你之前的帮助我们才能够找到乌鲁克这座古老的城市，同时能够开发出更多的财源。”认出梁恩之后，这位姓侯赛因的馆长握着他的手用力的摇了起来。
对于这一位在饱经战乱的国家管理博物馆的馆长来说，他见过无数文物的流失，所以对梁恩这样从各种意义来说高尚的历史发现者自然心怀感激。
而且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随着乌鲁克的发掘以及以及伴随而来注意的视线，他们获得了更多的重视以及更多的经费，这对于一个国家博物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关注代表着有更多的人将视线放在了这处遗迹之上，而对于战后百废待兴的国家来说，这种关注是非常宝贵的，能够带来更多的机会。
“这也是我作为寻宝者和历史学家所应该做到的事情。”梁恩看着这位一脸沧桑的博物馆馆长认真的说到。
他知道对方现在干这个工作到底有多么辛苦，毕竟伊拉克是一个拥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但是现在国家却处在衰弱之中。
一个弱国想要保住自己的宝物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实际上在十几年前的战争中伊拉克博物馆就遭到抢劫，有不少重要的宝物直到今天都遗失海外。
直到今天，在一些欧美的地下拍卖会上仍然能够见到那些上边带着伊拉克博物馆标签的文物，甚至这些标签成为了某一批次文物的代表性特征。
而这位博物馆馆长来参加这样一个交流会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能够联络到来自于各个国家的同行一起发出号召，希望能够归还那些之前的战争中被掳走的文物。
虽然从法律角度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很多事情并不是法律能够解决的，比如想从那些有钱人手中要回文物仅靠法律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毫无疑问，购买这些文物的人都是有钱人，而想要从他们手里要回文物难度不亚于让骆驼穿过针眼，光是他们能請得起的律師就足以制造大量的障碍。
不過这并不代表这一类号召没有作用，至少从现在的社会情况来看，除了极少数有钱人以外，大部分的有钱人都是一些公众人物，所以在被公开收购脏物之后往往会选择归還。
当然了，这并不是代表他们很善良，而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如果不去归还那些之前被掠夺走的文物的话，舆论给他们造成的压力将会非常大，让他们损失更多。
就和这位伊拉克博物馆馆长一样，参加这次会议的很多人也有自己的一些事情要做，所以在中间的就餐和休息时间，大家就各自找自己想要找的人展开交流活动。
比如说梁恩就在那位伊拉克国家博物馆馆长的介绍下参加了一个属于那些中东国家的人的讨论圈子，然后交流起来有关于文物保护与遗迹搜索方面的工作。
尤其当梁恩讲到对遗迹进行搜索的时候，在场的这些人全都认真的听了起来，对于他们来说，寻找遗迹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对于那些国家的文物保护与考古人员来说，很多时候需要用最短的时间确定那些文物的位置，然后抢在那些犯罪分子前边展开挖掘工作。
这在大部分国家都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因为很多时候文物的挖掘会损害文物，所以大部分情况下挖掘工作也仅仅只是抢救性挖掘而已。
但是在这些混乱的国家情况完全不一样，如果他们不能提前挖出来的话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那些宝贵的文物被盗窃一空。然后永远的离开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