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历1982年6月6日，钟国正结束了为期两个半月的毕业实习，返回读了近三年的寒江高等农业专科学校。几个月的离开，使他对大学生发出一种少有的亲切感，好像这里就是他的另一个家一样。
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从来没有这样一连几个月，在家乡之外的其他农村，和当地人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参加农业劳动生产，指导农民浸种、催芽、育秧、施肥、田间管理、病虫防治等等。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以农业生产技术员实习生的身份，参加、影响甚至改变农村的生产和生活。过去，他一直是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一直以学生的身份存在于这个社会。两个半月的毕业实习，使他深深地体悟到，自己正在开始一种新的质的飞跃，不仅把自己在课堂上听到的、在书本里读到的专业知识，变成农民在生产实践中具体实在的种植技术和劳动技能，而且使自己再也不用死记硬背那些抽象的虚无缥缈的东西！
更为关键的是，他第一次对农村有了最直接最深入的了解，搞清了农村包干到户后的新情况，明白了农民的新需求，晓得了农业的新问题，更加坚定了自己当初的选择，庆幸自己参加了全省第二批选调生的选拔。虽然时至今日，自己还不晓得能否被选上，但他却越来越坚信，农村条件虽然艰苦，农民自身虽然贫穷，农业生产虽然落后，但正是这些艰苦、贫穷和落后，才会给自己提供真正的用武之地，提供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广阔平台。
三年的大专生活即将结束，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毕业了。随着离校的时间一天天减少，走进社会的日期一天天临近，他说不清自己是兴奋还是遗憾，是渴望还是害怕。实习结束一回到学校后，同学们只要聚在一起，最热点的话题总是离不开毕业分配，常常自觉不自觉、有意或无意的讨论起分配的事情，纷纷把上届农学科那些毕业生的分配，当作各自的人生坐标和参照物。上届农学科毕业的四十人，将近一半的人分在了县级农业局，将近一半的人分在了各个地区农业局、农科所、种子公司等，只有三个人分到了省农业厅。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都盼望着能分到省农业厅工作，当然最好是分到农牧渔业部工作。
但这是不现实的。大部分的人都将分配到县里，哪里来哪里去，名副其实的“社来社去”。这也是这些“农”字牌大中专学生，深藏在心底的最是郁闷，也最是纠结的地方。他们原本是想通过发奋读书，金榜题名后跳出农门的，没有想到由于填报志愿的问题，结果进了农业大中专院校。最初还以为有希望能够分到省里或者地区工作，虽然属于“农”字部门，但也是在城里工作，也算是有了一个盼头。谁晓得，刚刚过了几年的城里生活，现在又要回到原来的起点——农村去工作和生活。
这是学农人的使命的归宿，如同长成的眉毛、生成的相貌，很难发生变异。学农的人分配到县里，无论是分在县局工作，还是到其下属的各种站所工作，都是没日没夜的在和农民、农业和农村打交道。与农民、农业和农村打交道，就意味着和贫穷、落后、艰苦在一起！特别是那些下放知青和回乡知青同学，他们更是心不甘情不愿。说，人生中最担心的是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一步错步步皆错，一脚落后脚脚落后！男人一脚进错了门，一辈子都没有了搞手。
高考填错了志愿，如同进错了门，等于选错了行。学农人分到县里的涉农部门，就工作到了农村，生活进了农村。农村的生活状况，大家心里谁都有数。早餐吃蒸红薯，中餐吃红薯丝稀饭，晚餐吃只有几粒大米的红薯丝干饭，完完全全的一个红薯人。曾有一幅对联入木三分的描述了那时候农村的生活状况，上联是：晴也出工阴也出工雨也出工一年到头忙出工；下联是：早也红薯中也红薯晚也红薯一天到晚吃红薯。横批是：就是没饭吃！
钟国正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从懂事起父亲就在大队当干部，来读农专之前，看到的最大干部就是公社书记，接触最多的干部也是公社干部，感到最豪爽的干部更是公社干部，觉得最威风的干部还是公社干部，讲话、做事都一个个的晓了显火，在心里就把当公社干部作为自己人生的一种梦想。当学校在本学期开学之初宣布，省委组织部计划在全省二十所本、专科院校，选调第二批应届本专科优秀毕业生到公社工作时，农专一百多名应届毕业生几乎都没有一点反应，仿佛一个马拉崮（石头）被扔进了崇山峻岭一般。只有钟国正听到这个消息后，一个人到学校去报了名。拿到报名表之后，他马上找到校团委书记李晓明。
钟国正和李晓明是一个大队的人。李晓明的父亲李青昭是地区农业局副局长，母亲是农村户口，是当时最典型的半边户，即男的吃国家粮，有工作，在单位上班，住在城里，吃在单位食堂；女的是农村户口，吃农村粮，没有单位，结婚后在老公原来的生产队务农，吃在农村，住在农村。半边户是当时中国最具特色的一种家庭结构，也是全世界中最具“专利”的社会细胞，基本上是由吃国家粮的男的和吃农村粮的女的，结婚后组成的一种以传宗接代、解决生理需求为主要目的的家庭。这种家庭生育的孩子，其户口是不能跟随父亲成为城市户口和吃国家粮食的，只能随着其母亲成为农村户口，吃农村粮食，也不能和城市户口的子女一样，由国家来单独招工招干。
李晓明的家庭就是这样的半边户。他和他的两个弟弟，从生下来开始，就被剥夺了“道路可选择”的权利，只能按照“出生不由己”的“天生”为农村户口，和钟国正一样，从小就住在农村吃在农村，读书在农村，成长也在农村。
李晓明比钟国正大五岁。他在高中毕业后回生产队劳动，成了千千万万回乡青年中的一员。在当了两年多农民后，李青昭通过寻找关系，把李晓明推荐到了仙寿大学读大学，当上了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1978年毕业后分到寒江高等农业专科学校当老师。李晓明工作勤奋努力，一年之后，被提拔为农专的校团委副书记，又一年之后，他由副转正，当上了农专的团委书记。
钟国正考上寒江高等农业专科学校后，两人就由过去一个大队的远房表兄弟关系，变成了现在一个学校的师生关系。但李晓明并没有由于自己是学校的老师和团委书记，就疏远了和钟国正的关系，高高在上，依然把钟国正当做自己的老弟，而且两人的感情更好了，友谊更深了，关系更铁了，不仅经常和他一起在晚饭后散散步，还时不时的喊他喝喝酒，改善改善伙食。
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从来没有这样一连几个月，在家乡之外的其他农村，和当地人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参加农业劳动生产，指导农民浸种、催芽、育秧、施肥、田间管理、病虫防治等等。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以农业生产技术员实习生的身份，参加、影响甚至改变农村的生产和生活。过去，他一直是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一直以学生的身份存在于这个社会。两个半月的毕业实习，使他深深地体悟到，自己正在开始一种新的质的飞跃，不仅把自己在课堂上听到的、在书本里读到的专业知识，变成农民在生产实践中具体实在的种植技术和劳动技能，而且使自己再也不用死记硬背那些抽象的虚无缥缈的东西！
更为关键的是，他第一次对农村有了最直接最深入的了解，搞清了农村包干到户后的新情况，明白了农民的新需求，晓得了农业的新问题，更加坚定了自己当初的选择，庆幸自己参加了全省第二批选调生的选拔。虽然时至今日，自己还不晓得能否被选上，但他却越来越坚信，农村条件虽然艰苦，农民自身虽然贫穷，农业生产虽然落后，但正是这些艰苦、贫穷和落后，才会给自己提供真正的用武之地，提供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广阔平台。
三年的大专生活即将结束，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毕业了。随着离校的时间一天天减少，走进社会的日期一天天临近，他说不清自己是兴奋还是遗憾，是渴望还是害怕。实习结束一回到学校后，同学们只要聚在一起，最热点的话题总是离不开毕业分配，常常自觉不自觉、有意或无意的讨论起分配的事情，纷纷把上届农学科那些毕业生的分配，当作各自的人生坐标和参照物。上届农学科毕业的四十人，将近一半的人分在了县级农业局，将近一半的人分在了各个地区农业局、农科所、种子公司等，只有三个人分到了省农业厅。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都盼望着能分到省农业厅工作，当然最好是分到农牧渔业部工作。
但这是不现实的。大部分的人都将分配到县里，哪里来哪里去，名副其实的“社来社去”。这也是这些“农”字牌大中专学生，深藏在心底的最是郁闷，也最是纠结的地方。他们原本是想通过发奋读书，金榜题名后跳出农门的，没有想到由于填报志愿的问题，结果进了农业大中专院校。最初还以为有希望能够分到省里或者地区工作，虽然属于“农”字部门，但也是在城里工作，也算是有了一个盼头。谁晓得，刚刚过了几年的城里生活，现在又要回到原来的起点——农村去工作和生活。
这是学农人的使命的归宿，如同长成的眉毛、生成的相貌，很难发生变异。学农的人分配到县里，无论是分在县局工作，还是到其下属的各种站所工作，都是没日没夜的在和农民、农业和农村打交道。与农民、农业和农村打交道，就意味着和贫穷、落后、艰苦在一起！特别是那些下放知青和回乡知青同学，他们更是心不甘情不愿。说，人生中最担心的是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一步错步步皆错，一脚落后脚脚落后！男人一脚进错了门，一辈子都没有了搞手。
高考填错了志愿，如同进错了门，等于选错了行。学农人分到县里的涉农部门，就工作到了农村，生活进了农村。农村的生活状况，大家心里谁都有数。早餐吃蒸红薯，中餐吃红薯丝稀饭，晚餐吃只有几粒大米的红薯丝干饭，完完全全的一个红薯人。曾有一幅对联入木三分的描述了那时候农村的生活状况，上联是：晴也出工阴也出工雨也出工一年到头忙出工；下联是：早也红薯中也红薯晚也红薯一天到晚吃红薯。横批是：就是没饭吃！
钟国正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从懂事起父亲就在大队当干部，来读农专之前，看到的最大干部就是公社书记，接触最多的干部也是公社干部，感到最豪爽的干部更是公社干部，觉得最威风的干部还是公社干部，讲话、做事都一个个的晓了显火，在心里就把当公社干部作为自己人生的一种梦想。当学校在本学期开学之初宣布，省委组织部计划在全省二十所本、专科院校，选调第二批应届本专科优秀毕业生到公社工作时，农专一百多名应届毕业生几乎都没有一点反应，仿佛一个马拉崮（石头）被扔进了崇山峻岭一般。只有钟国正听到这个消息后，一个人到学校去报了名。拿到报名表之后，他马上找到校团委书记李晓明。
钟国正和李晓明是一个大队的人。李晓明的父亲李青昭是地区农业局副局长，母亲是农村户口，是当时最典型的半边户，即男的吃国家粮，有工作，在单位上班，住在城里，吃在单位食堂；女的是农村户口，吃农村粮，没有单位，结婚后在老公原来的生产队务农，吃在农村，住在农村。半边户是当时中国最具特色的一种家庭结构，也是全世界中最具“专利”的社会细胞，基本上是由吃国家粮的男的和吃农村粮的女的，结婚后组成的一种以传宗接代、解决生理需求为主要目的的家庭。这种家庭生育的孩子，其户口是不能跟随父亲成为城市户口和吃国家粮食的，只能随着其母亲成为农村户口，吃农村粮食，也不能和城市户口的子女一样，由国家来单独招工招干。
李晓明的家庭就是这样的半边户。他和他的两个弟弟，从生下来开始，就被剥夺了“道路可选择”的权利，只能按照“出生不由己”的“天生”为农村户口，和钟国正一样，从小就住在农村吃在农村，读书在农村，成长也在农村。
李晓明比钟国正大五岁。他在高中毕业后回生产队劳动，成了千千万万回乡青年中的一员。在当了两年多农民后，李青昭通过寻找关系，把李晓明推荐到了仙寿大学读大学，当上了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1978年毕业后分到寒江高等农业专科学校当老师。李晓明工作勤奋努力，一年之后，被提拔为农专的校团委副书记，又一年之后，他由副转正，当上了农专的团委书记。
钟国正考上寒江高等农业专科学校后，两人就由过去一个大队的远房表兄弟关系，变成了现在一个学校的师生关系。但李晓明并没有由于自己是学校的老师和团委书记，就疏远了和钟国正的关系，高高在上，依然把钟国正当做自己的老弟，而且两人的感情更好了，友谊更深了，关系更铁了，不仅经常和他一起在晚饭后散散步，还时不时的喊他喝喝酒，改善改善伙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