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县公社的其他大队，看到大历县大队搞起了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家家户户可以当家做主，自己决定自己种田种土的事情，也就都赶闹子式的跟风，学起了大历县大队搞包产到户。
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公社都悄悄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了。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驻大队的公社干部发现了包产到户的事情，才回来和当时的公社书记王跃超汇报。
王跃越书记是60年代中期毕业的大学生，虽然早就听说安徽、四川等地都出现过包产到户的情况，但毕竟那些地方太遥远了，也就没有认真地去思考这些事情。
他听到大历县公社也有包产到户的情况汇报后，大大的吃了一惊。没有想到，发生在那么遥远的地方的事情，会突然发生在自己管辖的地方，而且自己作为一个公社书记，竟然像聋子一样，听不到任何的消息；像瞎子一样，看不到出现的情况。
他觉得这是对自己最大的讽刺！说明老百姓对自己这个公社书记，并不是信任的。不但不信任，反而是害怕的。哈怕公社知道后，会阻止他们的行动，甚至查处他们的行为。
他马上带人亲自到各大队去调查。但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情况。不管他在哪个大队、哪个生产队暗中调查，也不管他是问大小队干部，还是党员，还是社员，都是一问三不知。
一问三不知也算了，更气人的是，被问的人竟然反问，哄么叫包产到户？哄么叫责任制？我们公社哪个大队搞了，带我们去学学，好让我们也跟着搞搞，看好不好？
最后王跃越实在没有办法了，用喝酒猜拳估指的办法，把大理县大队的三个主要干部，全部灌醉了之后，才把真实情况摸了出来。
原来，他们学习借鉴了安徽凤阳小岗村18个农民，签订“生死状”搞责任制的办法，凡是参加了会议的人员，不管男女老少，一律签署保守包产到户责任制机密的协议。
不管是谁，凡是泄露搞责任制机密的，除将其全家的所有财产、房屋没有充公外，并将其全家一律赶出所在的生产队和大队，永远不准其回来居住、生活和生产。
农村的土办法、蛮办法，在特定的地方、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人员中，比什么都管用。因为大家都是生活在一个特定区域的熟人，熟人社会讲究的就是一个信用，讲话算数，讲话当钱用。
在熟人社会，一个人一旦讲话不算数，不能当钱用，不仅仅是一个失信和没有面子的问题，而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立足的问题。不仅会成为熟人社会舆论中的黑典型，而且你会从此失去房屋、土地等等立足的生活和生产资料。
王跃越虽然是公社书记，但在以自然村落或生产队、大队为单位的熟人社会中，也只是一个外人而已。
这就是他带人下去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有得到真实情况的根源所在。
王跃越通过非常手段把情况调查清楚，掌握了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后，他又亲自带着当时的公社革委会主任和一个副书记，悄悄跑到安徽、四川去调查。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们到了安徽、四川才发现，那里的公社甚至是县里，都是一种不闻不问不管的态度，既不制止包产到户，也不鼓励包产到户，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王跃越先后到安徽、四川考察，一去就是将近二十天的时间。
他一边考察一边思考，面对这种事情，作为一个公社书记，该怎么处理？是立即制止，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顺其自然？
这是一种非常为难的事情。从当前的政策来说，既没有看到上级下发的可以包产到户的红头文件，也没有看到禁止包产到户的红头文件。
包产到户对全国来说，虽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但对寒州县、对大历县公社来说，包产到户却是第一次的新鲜事情。
它难就难在处于两者之间，不制止嘛，有可能得罪上级，甚至会因此而被处分，丢了帽子。制止嘛，就会得罪老百姓。
是得罪上级，还是得罪群众？得罪上面，可能要承担政治上的风险。得罪群众，则要承担良心上的谴责。
生产队“一大二公”的大锅饭虽然没有营养，量又少，但人都在一起啊。包产到户虽然有积极性，吃得好，但人都散了，各干各的，各自为家。
既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我们就抓经济工作。农村经济无非就是农业生产，就是家庭副业，就是社队企业。
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都是农民自己的事，我们就不要去闲吃萝卜淡操心，多管闲事了，农民想哪么搞就让他们哪么去搞好了，反正翻不了天。
公社就把要农民上缴的各项任务收上来，把国家要农民做的事情布置下去，就可以了。
有时间有精力的话，在办几个社队企业，把经济搞好一点就行了。
县委书记他听了王跃越的汇报后，高兴的说：“大历县可是老县城，你们要把重点放在社办企业的发展上，在经济发展上，要向城关公社学习，向县城看齐，要多关注一下这个方面的事情。”
“书记，我知道了。”王跃越从县委书记那里回来后，开始对发展社办企业、发展家庭副业和个体私营企业进行研究。
包产到户的实情就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时间转之间又是一年过去了。
后来全国都开始搞包产到户，不过那名字不叫包产到户，叫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后来就叫农村双层经营责任制。
钟国正关心地问道：“那后来怎么样了？”
邓秘书不紧不慢地说：“我们不是有一句俗话吗？叫做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虽然不恰当，但也是一个道理。一种事情要想恢复如初，又谈何容易啊!”
钟国正赶紧问道：“那后来，又是哪么杀角的？”
邓秘书说：“如果不是出了那起桐油炸油条的事件，还真的不晓得这件事情，会哪么杀角呢。”
钟国正一惊，问：“桐油炸油条？桐油哪么能炸油条呢？桐油炸油条，又是那么一回事情？”
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公社都悄悄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了。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驻大队的公社干部发现了包产到户的事情，才回来和当时的公社书记王跃超汇报。
王跃越书记是60年代中期毕业的大学生，虽然早就听说安徽、四川等地都出现过包产到户的情况，但毕竟那些地方太遥远了，也就没有认真地去思考这些事情。
他听到大历县公社也有包产到户的情况汇报后，大大的吃了一惊。没有想到，发生在那么遥远的地方的事情，会突然发生在自己管辖的地方，而且自己作为一个公社书记，竟然像聋子一样，听不到任何的消息；像瞎子一样，看不到出现的情况。
他觉得这是对自己最大的讽刺！说明老百姓对自己这个公社书记，并不是信任的。不但不信任，反而是害怕的。哈怕公社知道后，会阻止他们的行动，甚至查处他们的行为。
他马上带人亲自到各大队去调查。但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情况。不管他在哪个大队、哪个生产队暗中调查，也不管他是问大小队干部，还是党员，还是社员，都是一问三不知。
一问三不知也算了，更气人的是，被问的人竟然反问，哄么叫包产到户？哄么叫责任制？我们公社哪个大队搞了，带我们去学学，好让我们也跟着搞搞，看好不好？
最后王跃越实在没有办法了，用喝酒猜拳估指的办法，把大理县大队的三个主要干部，全部灌醉了之后，才把真实情况摸了出来。
原来，他们学习借鉴了安徽凤阳小岗村18个农民，签订“生死状”搞责任制的办法，凡是参加了会议的人员，不管男女老少，一律签署保守包产到户责任制机密的协议。
不管是谁，凡是泄露搞责任制机密的，除将其全家的所有财产、房屋没有充公外，并将其全家一律赶出所在的生产队和大队，永远不准其回来居住、生活和生产。
农村的土办法、蛮办法，在特定的地方、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人员中，比什么都管用。因为大家都是生活在一个特定区域的熟人，熟人社会讲究的就是一个信用，讲话算数，讲话当钱用。
在熟人社会，一个人一旦讲话不算数，不能当钱用，不仅仅是一个失信和没有面子的问题，而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立足的问题。不仅会成为熟人社会舆论中的黑典型，而且你会从此失去房屋、土地等等立足的生活和生产资料。
王跃越虽然是公社书记，但在以自然村落或生产队、大队为单位的熟人社会中，也只是一个外人而已。
这就是他带人下去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有得到真实情况的根源所在。
王跃越通过非常手段把情况调查清楚，掌握了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后，他又亲自带着当时的公社革委会主任和一个副书记，悄悄跑到安徽、四川去调查。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们到了安徽、四川才发现，那里的公社甚至是县里，都是一种不闻不问不管的态度，既不制止包产到户，也不鼓励包产到户，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王跃越先后到安徽、四川考察，一去就是将近二十天的时间。
他一边考察一边思考，面对这种事情，作为一个公社书记，该怎么处理？是立即制止，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顺其自然？
这是一种非常为难的事情。从当前的政策来说，既没有看到上级下发的可以包产到户的红头文件，也没有看到禁止包产到户的红头文件。
包产到户对全国来说，虽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但对寒州县、对大历县公社来说，包产到户却是第一次的新鲜事情。
它难就难在处于两者之间，不制止嘛，有可能得罪上级，甚至会因此而被处分，丢了帽子。制止嘛，就会得罪老百姓。
是得罪上级，还是得罪群众？得罪上面，可能要承担政治上的风险。得罪群众，则要承担良心上的谴责。
生产队“一大二公”的大锅饭虽然没有营养，量又少，但人都在一起啊。包产到户虽然有积极性，吃得好，但人都散了，各干各的，各自为家。
既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我们就抓经济工作。农村经济无非就是农业生产，就是家庭副业，就是社队企业。
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都是农民自己的事，我们就不要去闲吃萝卜淡操心，多管闲事了，农民想哪么搞就让他们哪么去搞好了，反正翻不了天。
公社就把要农民上缴的各项任务收上来，把国家要农民做的事情布置下去，就可以了。
有时间有精力的话，在办几个社队企业，把经济搞好一点就行了。
县委书记他听了王跃越的汇报后，高兴的说：“大历县可是老县城，你们要把重点放在社办企业的发展上，在经济发展上，要向城关公社学习，向县城看齐，要多关注一下这个方面的事情。”
“书记，我知道了。”王跃越从县委书记那里回来后，开始对发展社办企业、发展家庭副业和个体私营企业进行研究。
包产到户的实情就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时间转之间又是一年过去了。
后来全国都开始搞包产到户，不过那名字不叫包产到户，叫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后来就叫农村双层经营责任制。
钟国正关心地问道：“那后来怎么样了？”
邓秘书不紧不慢地说：“我们不是有一句俗话吗？叫做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虽然不恰当，但也是一个道理。一种事情要想恢复如初，又谈何容易啊!”
钟国正赶紧问道：“那后来，又是哪么杀角的？”
邓秘书说：“如果不是出了那起桐油炸油条的事件，还真的不晓得这件事情，会哪么杀角呢。”
钟国正一惊，问：“桐油炸油条？桐油哪么能炸油条呢？桐油炸油条，又是那么一回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