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鹅峰代表幕府，再次来到鹿儿岛。
他带着一整个使节团，要随船前往中国，到南京去拜见皇帝。无非再次确认两国关系，澄清此次误解，并打算设置每年的中日交易限额。
日本是大明的属国，这一点毋庸置疑。
建文帝时期，室町幕府在京都北山金阁寺，举行了隆重旳接诏仪式，正式接受大明的册封诏书。
朱棣登基之后，室町幕府主动遣使祝贺，并在国书当中，自称“日本国王臣源”。次年，朱棣遣使到日本，重新进行册封，并赐予“日本国王”龟形金印。室町幕府为表诚意，当着大明使者的面，蒸杀了20多个倭寇头子。
至德川幕府秉政，日本在形式上统一，便想着跟大明修复关系。
只可惜，中日两国打完朝鲜战争没几年，大明君臣对日本一直提防忌惮。德川幕府只得不断传达善意，两国关系日渐转好，但每次要有实质性突破时，“倭寇”必然再度跑出来搞事儿，让中日两国关系立即降到冰点。
历史上，日本是倾向于支持南明的，非常看不惯山沟里冒出来的鞑子蛮夷。这里也有大明遗臣的影响，包括朱舜水在内，很多明代遗民避难日本，甚至成为幕府的讲师，持续不断的灌输满清残暴、野蛮、不讲信义之类。
这种影响非常深远，日本历代武家，都不承认满清是中华正统，当然更不接受日本做满清的属国。
于是在清朝，日本一直是中国的“互市国”，就是地位平等做生意的意思。
满清倒是想把日本收为属国，刚入关就释放善意，多次交还遭遇海难的日本人。但德川幕府根本不领情，还是把满清视作蛮夷，甚至把日本自命为小中华。
而今大同新朝建立，两国没有太大恩怨，德川幕府几年前就主动来请封了。
刘湘客站在船头，微笑负手，指着岸上说：“贵使请观之。”
林鹅峰的表情非常尴尬，因为岸上大同军正在撤兵，而鹤丸城周边的百姓，却跪着请求大同军留下来。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其实也没那么玄乎，也别扯军民鱼水情。大同军至此，只是跟百姓公平交易，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同时还在维护城下町的治安。
而这些行为，足以让本地百姓归心！
更何况，大同军还曾在此施粥济民，花钱请本地妇女帮士卒洗衣服。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好处，特别是那五百个洗衣服的妇女，全家都跑来跪在码头，哭喊哀求着请大同军留下。
林鹅峰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此刻汗颜道：“真仁义之师也。百姓箪食壶浆挽留王师，今日方知并非虚言。”
那些投靠大同军的野武士，如今也齐刷刷跪着。
宫崎四郎爬到李定国面前，抱着唐国无双大将的大腿哭嚎：“将军大人，请带我们走吧，我们必定世世代代做将军的忠犬！”
鬼头四十八，则一直趴跪在岸边，不停的朝李定国磕头。
李定国收这些人，无非是方便打仗，他可没权力带回国。见对方如此谦卑忠诚，难免有些唏嘘感动，说道：“岛津家武士，此次阵亡颇多。我已向现任家督推荐尔等，岛津家督也同意了，你们今后都可做他的武士。”
宫崎四郎道：“我们只愿做将军大人的武士！”
跟着大同军打仗，待遇可比做岛津家的武士更强，他们还想借此飞黄腾达呢。
李定国说道：“这样吧，军中还有些多余的棉甲，每人赠送你们一副。或许太过宽大，你们自己找工匠改小。至于兵器和战马，我无权做主赏赐给尔等。诸位告辞！”
二十多套棉甲，从船上搬下来，送给这些野武士。
野武士们拿到棉甲，高兴激动的同时，对李定国更加尊崇。直至李定国都登船了，他们还跪在岸边，一边哭喊一边磕头。
回到福州，日本使节团，跟随刘湘客前往南京觐见皇帝。
李定国则在福州休整，同时就近补充伤亡兵力。其实伤亡数量不多，前前后后死了十多个，因重伤而被迫退伍的也是十多个。
接下来，李定国要去海南岛，在那儿熟悉两个月的热带气候。
刘新宇、丁家盛的两个广西师，也将前往越南边界陈兵，到时候三个师一起去进攻越南。
至于黄幺，则率一个师坐镇云南，防止有人趁机作乱，且随时可以奔赴越南战场支援。
回京的路上，林鹅峰主动与刘湘客聊天，想要试探中国方面的态度。
刘湘客笑着说：“幕府颁发贸易令，这是日本国的内政，我国不会去干涉。不过嘛，幕府那位将军，可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种事情，前明熟悉得很。”
“唉，确实如此！”林鹅峰感慨无比。
却是赵瀚鼓励海贸，导致前往日本的商船越来越多，已经远远超过幕府的吃货量。
幕府虽然通过三都豪商进行贸易，但不是所有的三都豪商，都可以参与进来。必须跟幕府关系好，才能拿到官方许可证，而这些豪商的吃货量也是有限的。
于是，德川家光打算设置贸易额，每年只允许多少货物在长崎交易。
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也发生过。
康熙灭了郑家之后，感觉中日贸易有钱赚，于是颁布展海令，允许老百姓出海经商，前往长崎贸易的中国商船翻了好几倍。
德川幕府吃不下那么多货物，随即颁布贞享令，规定每年长崎贸易限额：中国商船的总贸易额，每年不得超过6000贯，荷兰商船不得超过3000贯。
德川幕府初期的一贯，大约等于一两多银子，6000贯估计该有7500两白银。
每年中日贸易额，居然限定为7500两，这是在逗大家玩呢？
那些去得太晚，无法进行官方贸易的中国商贾，自然不可能又把货物运回去。必然催生大规模走私现象，德川幕府等于拿到大明的剧本。并且，官方贸易也开始作假，向幕府欺瞒虚报交易数额。
德川幕府随即加强管控，也不规定每年多少交易额，改为规定每年中日贸易为80艘船。如此二十年，由于日本铜料大量外流，又将80艘限额降低为30艘，同时加大力度打击走私。
当时中国海商走私不知道是多少，但荷兰东印度公司，却是有详细账目的，远远超过幕府规定的日菏贸易额。
真正让德川幕府省心的，是清朝自己开始搞海禁了。
康熙规定四大通商口岸，实际当时有100多个通商口岸，沿海各省都对海贸管得不严。乾隆很厉害，全部关了，只准从广州出海。其实就是效仿日本，只留一个通商口岸，方便朝廷进行控制。
如今中国海贸兴盛，幕府规定得越是严格，今后的走私贸易就越是猖獗。
更何况，平户、萨摩两藩，还要支付巨额战争赔款。他们就算冒着切腹风险，也会支持走私，如此才能早日付清赔款，幕府难道还能因此挑起战争？
抵达上海换船，刘湘客和日本使节团，都趁机下船放风休息。
刘湘客直奔上海邮驿，对卖报的驿卒说：“这几个月的官报，都给我来一份。”
当月卖不完的大同月报，可在驿站继续卖，三个月之后收回中央。
驿卒笑着说：“正好上头还没来收回报纸，最近三个月的都有。”
林鹅峰跟在刘湘客身边，却不知大同月报为何物，于是也掏钱买了三份报纸。
第一份报纸，是李定国率军出海前发行的，而且相比以往特别厚实。竟然用了五个版面，刊印汉、唐、元、明、同的疆域地图。
地图模板，用万历年间的堪舆万国全图，截取亚洲的那部分，再根据史料画出中国历代疆域。
这些都不能用活字印刷，全部是让工匠刻制雕版。
汉唐疆域，特别广大！
而大同新朝的疆域，则显得很小，东北只有辽宁，河北画到了燕山，河套和西域都未并入，甚至青海、西藏都标为固始汗地盘。
林鹅峰反复对比五幅地图，突然感觉莫名恐惧。
中国皇帝把历代疆域图，刊印发行天下，是什么想法还用猜吗？
刘湘客却满脸笑意，他能够想象，这期报纸发行的时候，全国读书人会是怎样反应。
刘湘客又翻开第二份报纸，这次只有一副地图，却是堪舆万国全图的缩略版。全国大部分读书人，以前都无法接触世界地图，第一次通过报纸知道世界的广阔。
再翻开最新一期报纸，没有什么地图，只有大同宪法节选，以及大同军出兵琉球的报道。
刘湘客读着大同宪法节选，只读了几段就愣住了，下意识转身去看林鹅峰。
林鹅峰还在翻看世界地图，直至回到船上，才读到大同宪法节选，愣神之后感慨：“不愧是一代雄主，宪法一出，天下便为大争之世也！”
屁股决定脑袋，这两个儒家外交官，不约而同的，把目光投向宪法鼓励对外开拓的内容。
他带着一整个使节团，要随船前往中国，到南京去拜见皇帝。无非再次确认两国关系，澄清此次误解，并打算设置每年的中日交易限额。
日本是大明的属国，这一点毋庸置疑。
建文帝时期，室町幕府在京都北山金阁寺，举行了隆重旳接诏仪式，正式接受大明的册封诏书。
朱棣登基之后，室町幕府主动遣使祝贺，并在国书当中，自称“日本国王臣源”。次年，朱棣遣使到日本，重新进行册封，并赐予“日本国王”龟形金印。室町幕府为表诚意，当着大明使者的面，蒸杀了20多个倭寇头子。
至德川幕府秉政，日本在形式上统一，便想着跟大明修复关系。
只可惜，中日两国打完朝鲜战争没几年，大明君臣对日本一直提防忌惮。德川幕府只得不断传达善意，两国关系日渐转好，但每次要有实质性突破时，“倭寇”必然再度跑出来搞事儿，让中日两国关系立即降到冰点。
历史上，日本是倾向于支持南明的，非常看不惯山沟里冒出来的鞑子蛮夷。这里也有大明遗臣的影响，包括朱舜水在内，很多明代遗民避难日本，甚至成为幕府的讲师，持续不断的灌输满清残暴、野蛮、不讲信义之类。
这种影响非常深远，日本历代武家，都不承认满清是中华正统，当然更不接受日本做满清的属国。
于是在清朝，日本一直是中国的“互市国”，就是地位平等做生意的意思。
满清倒是想把日本收为属国，刚入关就释放善意，多次交还遭遇海难的日本人。但德川幕府根本不领情，还是把满清视作蛮夷，甚至把日本自命为小中华。
而今大同新朝建立，两国没有太大恩怨，德川幕府几年前就主动来请封了。
刘湘客站在船头，微笑负手，指着岸上说：“贵使请观之。”
林鹅峰的表情非常尴尬，因为岸上大同军正在撤兵，而鹤丸城周边的百姓，却跪着请求大同军留下来。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其实也没那么玄乎，也别扯军民鱼水情。大同军至此，只是跟百姓公平交易，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同时还在维护城下町的治安。
而这些行为，足以让本地百姓归心！
更何况，大同军还曾在此施粥济民，花钱请本地妇女帮士卒洗衣服。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好处，特别是那五百个洗衣服的妇女，全家都跑来跪在码头，哭喊哀求着请大同军留下。
林鹅峰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此刻汗颜道：“真仁义之师也。百姓箪食壶浆挽留王师，今日方知并非虚言。”
那些投靠大同军的野武士，如今也齐刷刷跪着。
宫崎四郎爬到李定国面前，抱着唐国无双大将的大腿哭嚎：“将军大人，请带我们走吧，我们必定世世代代做将军的忠犬！”
鬼头四十八，则一直趴跪在岸边，不停的朝李定国磕头。
李定国收这些人，无非是方便打仗，他可没权力带回国。见对方如此谦卑忠诚，难免有些唏嘘感动，说道：“岛津家武士，此次阵亡颇多。我已向现任家督推荐尔等，岛津家督也同意了，你们今后都可做他的武士。”
宫崎四郎道：“我们只愿做将军大人的武士！”
跟着大同军打仗，待遇可比做岛津家的武士更强，他们还想借此飞黄腾达呢。
李定国说道：“这样吧，军中还有些多余的棉甲，每人赠送你们一副。或许太过宽大，你们自己找工匠改小。至于兵器和战马，我无权做主赏赐给尔等。诸位告辞！”
二十多套棉甲，从船上搬下来，送给这些野武士。
野武士们拿到棉甲，高兴激动的同时，对李定国更加尊崇。直至李定国都登船了，他们还跪在岸边，一边哭喊一边磕头。
回到福州，日本使节团，跟随刘湘客前往南京觐见皇帝。
李定国则在福州休整，同时就近补充伤亡兵力。其实伤亡数量不多，前前后后死了十多个，因重伤而被迫退伍的也是十多个。
接下来，李定国要去海南岛，在那儿熟悉两个月的热带气候。
刘新宇、丁家盛的两个广西师，也将前往越南边界陈兵，到时候三个师一起去进攻越南。
至于黄幺，则率一个师坐镇云南，防止有人趁机作乱，且随时可以奔赴越南战场支援。
回京的路上，林鹅峰主动与刘湘客聊天，想要试探中国方面的态度。
刘湘客笑着说：“幕府颁发贸易令，这是日本国的内政，我国不会去干涉。不过嘛，幕府那位将军，可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种事情，前明熟悉得很。”
“唉，确实如此！”林鹅峰感慨无比。
却是赵瀚鼓励海贸，导致前往日本的商船越来越多，已经远远超过幕府的吃货量。
幕府虽然通过三都豪商进行贸易，但不是所有的三都豪商，都可以参与进来。必须跟幕府关系好，才能拿到官方许可证，而这些豪商的吃货量也是有限的。
于是，德川家光打算设置贸易额，每年只允许多少货物在长崎交易。
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也发生过。
康熙灭了郑家之后，感觉中日贸易有钱赚，于是颁布展海令，允许老百姓出海经商，前往长崎贸易的中国商船翻了好几倍。
德川幕府吃不下那么多货物，随即颁布贞享令，规定每年长崎贸易限额：中国商船的总贸易额，每年不得超过6000贯，荷兰商船不得超过3000贯。
德川幕府初期的一贯，大约等于一两多银子，6000贯估计该有7500两白银。
每年中日贸易额，居然限定为7500两，这是在逗大家玩呢？
那些去得太晚，无法进行官方贸易的中国商贾，自然不可能又把货物运回去。必然催生大规模走私现象，德川幕府等于拿到大明的剧本。并且，官方贸易也开始作假，向幕府欺瞒虚报交易数额。
德川幕府随即加强管控，也不规定每年多少交易额，改为规定每年中日贸易为80艘船。如此二十年，由于日本铜料大量外流，又将80艘限额降低为30艘，同时加大力度打击走私。
当时中国海商走私不知道是多少，但荷兰东印度公司，却是有详细账目的，远远超过幕府规定的日菏贸易额。
真正让德川幕府省心的，是清朝自己开始搞海禁了。
康熙规定四大通商口岸，实际当时有100多个通商口岸，沿海各省都对海贸管得不严。乾隆很厉害，全部关了，只准从广州出海。其实就是效仿日本，只留一个通商口岸，方便朝廷进行控制。
如今中国海贸兴盛，幕府规定得越是严格，今后的走私贸易就越是猖獗。
更何况，平户、萨摩两藩，还要支付巨额战争赔款。他们就算冒着切腹风险，也会支持走私，如此才能早日付清赔款，幕府难道还能因此挑起战争？
抵达上海换船，刘湘客和日本使节团，都趁机下船放风休息。
刘湘客直奔上海邮驿，对卖报的驿卒说：“这几个月的官报，都给我来一份。”
当月卖不完的大同月报，可在驿站继续卖，三个月之后收回中央。
驿卒笑着说：“正好上头还没来收回报纸，最近三个月的都有。”
林鹅峰跟在刘湘客身边，却不知大同月报为何物，于是也掏钱买了三份报纸。
第一份报纸，是李定国率军出海前发行的，而且相比以往特别厚实。竟然用了五个版面，刊印汉、唐、元、明、同的疆域地图。
地图模板，用万历年间的堪舆万国全图，截取亚洲的那部分，再根据史料画出中国历代疆域。
这些都不能用活字印刷，全部是让工匠刻制雕版。
汉唐疆域，特别广大！
而大同新朝的疆域，则显得很小，东北只有辽宁，河北画到了燕山，河套和西域都未并入，甚至青海、西藏都标为固始汗地盘。
林鹅峰反复对比五幅地图，突然感觉莫名恐惧。
中国皇帝把历代疆域图，刊印发行天下，是什么想法还用猜吗？
刘湘客却满脸笑意，他能够想象，这期报纸发行的时候，全国读书人会是怎样反应。
刘湘客又翻开第二份报纸，这次只有一副地图，却是堪舆万国全图的缩略版。全国大部分读书人，以前都无法接触世界地图，第一次通过报纸知道世界的广阔。
再翻开最新一期报纸，没有什么地图，只有大同宪法节选，以及大同军出兵琉球的报道。
刘湘客读着大同宪法节选，只读了几段就愣住了，下意识转身去看林鹅峰。
林鹅峰还在翻看世界地图，直至回到船上，才读到大同宪法节选，愣神之后感慨：“不愧是一代雄主，宪法一出，天下便为大争之世也！”
屁股决定脑袋，这两个儒家外交官，不约而同的，把目光投向宪法鼓励对外开拓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