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突然间打断了他的话:“不要说了,又开始上课了。”
房间里恢复安静。
田蓝忍不住扶额,真是无可奈何。这些年轻人啊,天真又热情,简直毫无政治敏感性可言。
就眼下的环境,光凭他们说的这些话,很有可能会遭殃的。
方秀英呼了口气,看着在自己眼前腾起的白雾,忽然间笑了,声音轻轻的:“其实他说的很有道理呀。也许只有我们才会觉得给人扣上一顶右.派的帽子然后还让他工作,是对他的恩赐与施舍吧。他不应该愤恨,他只配感恩涕零。”
说完话,她大步往屋里走,她还有课程要听。
等关上房门,田蓝才冒出一句:“快结束了,右.派要集体脱帽了。”
方秀英扭过头,狐疑地看着她:“你怎么知道?”
田蓝保持平静的面色:“猜也能猜到啊,国家要发展经济,需要大批专业人才。如果不在政治上解放大家,又如何让大家心无旁骛地投入到生产建设中去。否则即便他们自己君子坦荡荡,从流程上来讲,单位也不会接纳他们,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
方秀英打开电视机,在等待课堂时,她突然间开口:“也许我姑姑说的没错,我们是个非常现实的民族。一切从有用没用的角度出发。”
田蓝想了想,没有否认:“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也许你说对了。你看,就好比电视大学吧,虽然到现在我们都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我怀疑陶处长他们也没弄明白,但国家还是以最快的速度推广电视大学的课堂。我能够想到的理由就是电视上讲的知识有用。为了防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所以要赶紧把知识都留下来。也就是我们才能够如此现实,不扯虚头巴脑的东西。”
方秀英笑了起来,调侃道:“真的吗?我怎么觉得我们虚头虚脑的东西最多呀,效率低的吓死人。”
田蓝笑道:“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期待值更高呢。”
课程开始了,方秀英停止了交谈,只丢下一句:“但愿吧,我等着你说的右.派集体脱帽的那天。”
不仅是方秀英,就连田蓝自己都没想到,这一天居然来的如此之快。
1981年的元旦,在新年贺词发布之后,中央再度下达命令,宣布全部右.派集体脱帽。
其实在1978年,党中央就决定对尚未摘帽的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全部摘帽,彻底平反。不过这项工作一直执行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收尾。好多地方反反复复,始终没给老右脱帽。
结果这回中央雷厉风行,直接下了死命令,一定要完成。
接下来的几个月,田蓝他们不时听到校园里传出哭声。
好些同学的家长终于摘掉了帽子,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包袱终于卸掉了,挨了多少年的委屈和白眼终于结束了。承受了更多痛苦的人只能抱头痛哭。
只有真正经历过这些命运的人,才能真的明白他们的心酸和苦闷。
方秀英听着窗外的哭声,露出了恍惚的笑容:“是该哭的,如果早几年平反的话,很多人的命运未必是现在这样。”
比如说她自己,如果不是顶着老右子女的帽子下乡,想要积极表现自己改造的决心,她也不会贸然在农村就结婚了,只图对方一个贫下中农的清白身份。
回顾过去,她只觉得自己当时真傻。可那个时候,她又有多少路可以选择呢?
人生就是这样的,看似自由,每一个选择都是自己做的决定。但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被周围的力量裹挟着往前走。
田蓝沉默一瞬,安慰她道:“抬头往前看吧,人只能往前走。”
方秀英点点头,露出笑容:“脱帽总归是好事,挺好的。”
当然好了,对戴着这顶沉甸甸的帽子的人来说,不亚于重获新生。
陈致远感觉这段时间自己在冰水与火山之间来回哆嗦。
自从在电视上看到苏联人做的数控车床之后,他就陷入了强烈的悲伤与惶恐之中。每天和妻子偷偷摸摸地看电视学技术,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他可算把几十节课程彻底吃透了。不仅如此,他还通过电视学了相关知识,可以说数控车床整个配套的内容他都了解了。
但越了解他越悲伤啊。世界发展的如此之快,他和他的同胞们已经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每天行走在大街上,看到行人脸上的笑容时,他总有种冲动,要大喊大叫:你们怎么能笑的出来?还赶英超美呢,我们都已经成了吊车尾了,哭都没时间哭。
可是他只能忍着,因为那是无法对人言的秘密。
一台手工制作的电视机,在北京城里接收到了俄语课堂,是多么骇人听闻的事。
他注定了只能孤独地保守这个秘密,在汲取知识的快乐和现实的郁闷中来回自我折磨。
当然,也有纯粹开心的事,比方说他的老友赵刚终于摘掉了头上的帽子。
其实1978年时,赵刚就应该跟他一道摘帽的。但赵刚拒绝写忏悔书,他坚信自己当初提出的批评意见是正确的,历史的进程也证明了他的正确。他不应该为自己的坦诚而忏悔,作为公民,他有权利批评政府作出的错误决定。
可他的坚持害惨了他自己,大家都脱帽了,重新回归岗位开始工作,他却还得待在农场里,继续从事繁重又低效的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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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恢复安静。
田蓝忍不住扶额,真是无可奈何。这些年轻人啊,天真又热情,简直毫无政治敏感性可言。
就眼下的环境,光凭他们说的这些话,很有可能会遭殃的。
方秀英呼了口气,看着在自己眼前腾起的白雾,忽然间笑了,声音轻轻的:“其实他说的很有道理呀。也许只有我们才会觉得给人扣上一顶右.派的帽子然后还让他工作,是对他的恩赐与施舍吧。他不应该愤恨,他只配感恩涕零。”
说完话,她大步往屋里走,她还有课程要听。
等关上房门,田蓝才冒出一句:“快结束了,右.派要集体脱帽了。”
方秀英扭过头,狐疑地看着她:“你怎么知道?”
田蓝保持平静的面色:“猜也能猜到啊,国家要发展经济,需要大批专业人才。如果不在政治上解放大家,又如何让大家心无旁骛地投入到生产建设中去。否则即便他们自己君子坦荡荡,从流程上来讲,单位也不会接纳他们,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
方秀英打开电视机,在等待课堂时,她突然间开口:“也许我姑姑说的没错,我们是个非常现实的民族。一切从有用没用的角度出发。”
田蓝想了想,没有否认:“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也许你说对了。你看,就好比电视大学吧,虽然到现在我们都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我怀疑陶处长他们也没弄明白,但国家还是以最快的速度推广电视大学的课堂。我能够想到的理由就是电视上讲的知识有用。为了防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所以要赶紧把知识都留下来。也就是我们才能够如此现实,不扯虚头巴脑的东西。”
方秀英笑了起来,调侃道:“真的吗?我怎么觉得我们虚头虚脑的东西最多呀,效率低的吓死人。”
田蓝笑道:“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期待值更高呢。”
课程开始了,方秀英停止了交谈,只丢下一句:“但愿吧,我等着你说的右.派集体脱帽的那天。”
不仅是方秀英,就连田蓝自己都没想到,这一天居然来的如此之快。
1981年的元旦,在新年贺词发布之后,中央再度下达命令,宣布全部右.派集体脱帽。
其实在1978年,党中央就决定对尚未摘帽的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全部摘帽,彻底平反。不过这项工作一直执行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收尾。好多地方反反复复,始终没给老右脱帽。
结果这回中央雷厉风行,直接下了死命令,一定要完成。
接下来的几个月,田蓝他们不时听到校园里传出哭声。
好些同学的家长终于摘掉了帽子,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包袱终于卸掉了,挨了多少年的委屈和白眼终于结束了。承受了更多痛苦的人只能抱头痛哭。
只有真正经历过这些命运的人,才能真的明白他们的心酸和苦闷。
方秀英听着窗外的哭声,露出了恍惚的笑容:“是该哭的,如果早几年平反的话,很多人的命运未必是现在这样。”
比如说她自己,如果不是顶着老右子女的帽子下乡,想要积极表现自己改造的决心,她也不会贸然在农村就结婚了,只图对方一个贫下中农的清白身份。
回顾过去,她只觉得自己当时真傻。可那个时候,她又有多少路可以选择呢?
人生就是这样的,看似自由,每一个选择都是自己做的决定。但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被周围的力量裹挟着往前走。
田蓝沉默一瞬,安慰她道:“抬头往前看吧,人只能往前走。”
方秀英点点头,露出笑容:“脱帽总归是好事,挺好的。”
当然好了,对戴着这顶沉甸甸的帽子的人来说,不亚于重获新生。
陈致远感觉这段时间自己在冰水与火山之间来回哆嗦。
自从在电视上看到苏联人做的数控车床之后,他就陷入了强烈的悲伤与惶恐之中。每天和妻子偷偷摸摸地看电视学技术,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他可算把几十节课程彻底吃透了。不仅如此,他还通过电视学了相关知识,可以说数控车床整个配套的内容他都了解了。
但越了解他越悲伤啊。世界发展的如此之快,他和他的同胞们已经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每天行走在大街上,看到行人脸上的笑容时,他总有种冲动,要大喊大叫:你们怎么能笑的出来?还赶英超美呢,我们都已经成了吊车尾了,哭都没时间哭。
可是他只能忍着,因为那是无法对人言的秘密。
一台手工制作的电视机,在北京城里接收到了俄语课堂,是多么骇人听闻的事。
他注定了只能孤独地保守这个秘密,在汲取知识的快乐和现实的郁闷中来回自我折磨。
当然,也有纯粹开心的事,比方说他的老友赵刚终于摘掉了头上的帽子。
其实1978年时,赵刚就应该跟他一道摘帽的。但赵刚拒绝写忏悔书,他坚信自己当初提出的批评意见是正确的,历史的进程也证明了他的正确。他不应该为自己的坦诚而忏悔,作为公民,他有权利批评政府作出的错误决定。
可他的坚持害惨了他自己,大家都脱帽了,重新回归岗位开始工作,他却还得待在农场里,继续从事繁重又低效的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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