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娘说：“他哦，‘树头佛’，划个圈儿站圈底。”
我舅说：“他噢，佛道里的人！”
老乡们说：“老沈伯，是好人。”
我用老子道德经中一段文章来评价父亲：
与善若水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
父亲出生在钱塘江南岸龙虎山下的一个小村庄里，夜深人静的时候，可以听到潮水奔涌的涛声。我的祖祖辈辈守着几亩薄沙地过日子，到爷爷那辈，家里有三间瓦房，门前有半亩池塘，在南阳一带也算是殷实富户。父亲哥仨，他最小，读过一年多私塾，能识一些字。在他十六岁那年，为了避抽壮丁，逃到绍兴，在华所学织纺技术，四年后，又到杭州学了两年织纺技术，由于纺织机的出现，手工纺织淘汰了，他只好改行，在一家养蚕公司打工，干了四年
我兄妹仨，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最长，对他最了解，可是，他依然留给我好多的谜。
（一）职业
父亲二十六岁那年，经朋友推荐给一位将要到临海警察局赴任的应清泉局长，他看我父亲为人厚道、勤快，就带他到临海警察局。应局长要提携他，局里工作任其挑选，父亲竟然选择了勤工差事，整天扫地倒水，干些杂活。他为何选择当勤工而不当警察呢？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
局里人看他为人厚道常常委托他去街上买东西。三年过去了，城里熟悉他的商贩都劝他改行经商，父亲毫不犹豫辞职了，在商贩朋友的帮助下，在城里租了一间小店开始了商贩生涯。他设计一种能移动的货柜，货柜里能装五六个小玻璃盒。白天，摆在店里经营，夜晚挑到人多的地方设摊，高悬一盏防风的玻璃灯招揽顾客。
一年之后，日军飞机袭击临海城，人们弃城而逃，四处逃难，歹徒们乘机洗劫店铺，父亲的小店也难逃劫难。日军占领了临海城，到处抓壮丁。伪保长挨户搜查，父亲运气不好，抽壮丁抽了第五签，被迫逃命，往哪里去呢？往北是沦陷区，往南举目无亲，唯一能去的地方是距离一百多公里以外的乐清县城，那里有一位老上司——应局长，他调离时嘱咐：“你要是在临海城混不下去了，就到乐清找我。”
父亲三十一岁那年，他挑着货担子，长途跋涉，逃难到了乐清。应局长征求他的意见：当警察还是当小贩？父亲自由惯了，他仍然选择了后者。开始在东大街落脚，后在西大街租了一间店面，左邻右舍都是外地人：打小铁老金、卖丝线老庞，对门是一位石匠大师傅姓王，原籍温岭太平人，他身材魁梧，为人豪爽，手艺精湛，在城里很有威望。时间长了，他见父亲为人诚实，又是外地人，不时过来嘘寒问暖，拉拉家常。那年头，天灾人祸、兵荒马乱，小本生意，惨淡经营，白天守着小店，夜晚挑着货柜在十字街头摆摊，一盏微弱的玻璃灯陪伴着他直到深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一天深夜，一位醉汉踉踉跄跄，把小货摊撞翻了，灯灭了，玻璃盒子摔碎了，花生、香烟、糖果洒了一地。那醉汉心里明白闯了祸，趴在地上期待着应得的惩罚。路人都愤愤不平，要揍醉鬼一顿才解恨。可是，父亲和蔼地搀扶起醉汉，安慰他说：“对不起！不要紧。”
翌日，这事在县城传开了，直到现在，上了年纪的老人常常谈及此事，甚为感动。
一晃又是三年，石匠王师傅了解对门的年轻货郎的人品，要为他做媒，女方也是西大街的邻居，托人一问，女方父母嫌他太老实，又是异乡客，怕把女儿拐跑，回绝了。
几个异乡客经常聚在一起，他们也为沈小贩的婚姻操心，他们发现对门王石匠的二女儿很勤劳，模样也好。
有一天，铁匠金师傅打趣说：“王师傅，俗话说：做媒人赔囡！你家二姑娘许配给他吧。”
王师傅十分惋惜地说：“可惜女儿太小，才十五岁。”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王师傅回家和妻子商议，王师母说：“年龄相差太大，女儿肯嫁吗？”
师傅说：“我们相差十多岁，日子过得不是很好吗？再说女儿现在还小，过两年不就大了。”
王师母说：“那你问问女儿，她是不是愿意？”
王师傅把此事一直挂在心上，委托邻居金根婶去征求女儿的意见。
金根婶受人之托，敷衍了事，反而劝说：“他穷、太老实、又是外地人。要嫁也得嫁给有田四、五十亩的富裕人家，不着急，到时候我给你保媒。”
我母亲迷惑地望着她，那年，她才十五岁。
“你父亲要我问你，这门亲事你愿意不愿意？我得给他回个话。”
金根婶提起婚姻大事，母亲感到非常茫然，仿佛这事是对别人说的，她害羞地搪塞：“晓勿得”说着，转身跑了。
俗话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王师傅以为女儿还小，怕难为情不好意思应允，外公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我父亲感到惊讶和应局长商量，请他做主，应局长挑了个黄道吉日去相亲。那天，他身穿笔挺的西装，头戴学士帽，来到王师傅家，上了楼。
王师母急忙喊：“阿花，来客啦，快上茶！”
那时，王家开钱庄，来往的客人很多，我母亲根本没想到客人是来相亲的，端茶上楼，落落大方给客人上了茶，下楼去了。应局长见她健康、端庄，感到很满意。这门亲事就定下了，选了黄道吉日送去了订婚礼物：一个金戒子、一套印花大绸衣服。
订亲之后，父亲租下北大街太平巷口的一间旧店面做生意，生意特别好，赚钱置了一套新家具。
（二）年龄
父母结婚那年，母亲才十七岁，父亲多大岁数呢？母亲也不清楚。外公心里明白：女儿这门婚事是自己决定的，有些委屈女儿，女儿快结婚了，尽量满足女儿的要求来弥补他们年龄上的距离。他征求女儿意见：“要什么嫁妆？坐什么轿子？”
那年，时兴文明结婚。结婚那天，新娘坐的是绿呢大轿，热热闹闹，王石匠嫁女！小城轰动，应了当地一句俗话：做媒人赔囡！婚宴上，宾朋虽然不多，但是，县警察局长偕夫人参加婚礼，令人惊讶！谁也没想到：老实、厚道的外乡人，竟有这等福分，攀上了一位有威望、有实力的老丈人；娶上一位如花似玉的新娘；还有一位大权在握的朋友！像一个谜团留在人们心中；像一道闪电，一刹那的辉煌过后，留下的是长久的黑影，笼罩了父亲日后几十年的人生历程，给他以及家人留下长久的隐患。
结婚后，两人年龄的差距，生活习惯的不同，语言交流也有些别扭，幸亏父亲大小事都依着她，宠着她，用宽容和信任维系着这个家庭。
渐渐地，母亲主宰这个家，爱这个家。
日军占领了县城，母亲有身孕怀着我哥，随着逃难的人们藏进山里。父亲来不及跑，躲进了屋后的夹墙里，一个又矮又胖鬼子，搜遍了楼上楼下，不见人影，发现后墙的小窗，窗子很高，窗下有一只水缸，鬼子好不容易爬上水缸，他踩在缸沿上，探头窗外寻找，老天保佑，水缸里没水，缸翻人倒，鬼子摔在地上，疼得咿咿呀呀直叫唤，抢了一些值钱的东西就跑了。躲在夹墙里的父亲，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命大，总算逃过劫难。
翌年，母亲生下我哥，他睁不开眼睛，父母吓坏了。
摸月子的周婆悄悄地问：“孕期中有没有缝过或者贴过什么东西？”
母亲猛然想起：“贴过纸，板壁上的白纸。”
“快！撕了它。”周婆赶紧去撕了那些纸，我哥才睁开
了眼睛。
解放的前一年，物价飞涨，房租月月增，父母商量筹钱买房子，父亲从萧山兄弟那里拿了一些钱，外公很支持，借给父母一些钱，把对门的旧店铺买了下来，修理后搬了家。
父母财气不佳，要是不买房，解放时，能分到一间房子，也许，父母财运如此。
解放了，分得了二亩塘田（海涂改造的田），一处粪坑。塘田离家有十来里远，父母不会农活，只得租给当地农民种，收成的时候，他们用湿稻谷交田租。那几年，年景不好，收田租很难，母亲每年都得去催五、六趟才拿到手。
有一年，父亲雇船去运稻谷，一场暴风雨骤降，差点儿船翻人亡，吓得父母决意要把塘田卖了。金铁匠的儿子是镇里的干部，父母去和他商量，他反对卖田，认为换田还可以，不违反政策。父母狠狠心，把多年积蓄下来的十八块银元和两钱重的金戒指搭上，才换回两亩近郊的河沽头田。不久，这事被村干部知道，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我们全家的购粮证给扣了。那年月，没粮食就得饿肚子，吓得父母没了主意，赶紧去求金干部帮忙，因为事前请示过他，他的官比村官大，求他出面才把粮证要了回来。
在我的记忆里，最初的记事是四岁。
那年，父亲第一次携全家去萧山老家参加我二堂兄的婚礼。我依稀记得是坐烧炭的汽车到杭州，再转乘江轮，在钱塘江上航行了小半天，到了一个渡口，叫左山湖里。船靠不了岸，接客的是老牛车，在泥泞的滩涂上缓慢地爬行。堂兄他们推着独轮车来到码头，早早在那里等候。上了岸，我和哥哥坐在独轮车上，堂兄推着车到了老家。
老远，就可以看到一排排的茅草屋，整齐地坐落在龙虎山前，走近了，看见一座青色的砖瓦房，门前，一座半亩大小的池塘在绿草丛中泛着清波。
堂兄热闹的婚礼，我已忘却，只记得父亲带我们在屋边的菜园里拔萝卜，萝卜皮红里白，削了皮，可以生吃，又脆又甜。一架大飞机在我们头顶飞过，我惊呆了，第一次看见到这么大的飞机，轰鸣声震耳欲聋。
不知是谁送我一把漂亮的小刀，刀把绿光闪烁，我爱不释手，回来坐轮船的时候，不小心掉进了钱塘江里，不知是自责还是惋惜，我不停地哭，父母打我、哄我，都无济于事。原来打算全家去杭州大剧院去看戏，可是，我又哭又闹，父亲只得抱着我在大街上转悠，母亲带着哥哥去看戏，一直到剧院散场。
我们兄妹三个称呼父亲为：“阿叔。”我一直纳闷不解。
妹妹跟我学的，我跟哥哥学的，哥哥是母亲教的，母亲为何呢？
在回老家参加堂兄的婚礼之后，母亲才知道父亲的真实年龄，是大伯告诉她的，夫妻俩竟然相差16岁！
在母亲八十岁的那年，她躲避台风和洪水到我家。
我问她：“我们为什么叫父亲为阿叔？”
她告诉我：“我和你父亲年龄相差太大，算命先生告诫如此，不然的话，会克父的。”原来还有一个如此重要的原因。我突然明白其中的原由：是母亲对父亲的期盼和爱！
在邻居孩子中，有的人称呼父亲为阿伯，更有甚者，称呼父亲为舅舅。
我五岁了。常常骑在父亲的肩膀上，去看舞龙，看踩高跷，看社戏。
我六岁了。快过端午节的时候，母亲给我做新衣服，要我自己挑花色，我挑了红桃花色的布。穿上美丽的新衣裳，仿佛感到自己长大了，竟然独自到浦边河去看赛龙舟。岸边挤满了人，我只得从人缝中挤进去，爬上河边的竹排上，以为那里宽敞，又可以看得清楚，没想到，一脚踩上去，人还没站稳，就滑进水里，我在水里挣扎着，水呛得我晕头转向，不知哪位好心人把我救了上来。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父亲面临重大的抉择：是弃田经商还是务农弃商？父亲种田是外行，可是田地很珍贵，弃之可惜。父母没了主意，和外公商量，他认为：务农需要壮劳力，还是经商合适。其实，父母心里也是这样想，只得忍痛割爱，弃田加入商业合作社。父亲参加了商业合作社，天天守着店，感到不自由，向领导提出来要送货下乡，为民服务，领导很支持批准了。父亲每天挑着货担子，走村串户为老乡送去急需的日用品。到了精简下放运动，父亲自然成了下放对象，他也乐意，更无牵挂。
父亲送货线路两条：城南线、城西线；每日起早贪黑，挑着百十来斤的货担子，一天三、四个村庄，百来户人家，二、三十里路。方圆十里的老乡不管男女老少都很敬重他，尊称他：“老沈伯！”对他特别好，惦记着他，家里没了酱油、醋，等他来卖，不管刮风下雨，酷暑寒冬，他都能来。
老远就能听到那熟悉、浓浓的萧山腔调的吆喝声：“酱油，酒哟——”
那些刚刚学步的小孩和手里拿着拐杖的老人，凡是在家的人都会迎接他，围着货担子，选购自己需要的东西：酱油酒醋、针头线脑，有几十种。用现钱买的人少，可以拿鸡蛋、稻谷、番薯换。鸡蛋不用称，父亲用手掂掂，就能准确估计个准价，开始有人不放心，在家称了再拿出来换，每次都很准确，谁家困难，父亲多给他几厘钱；有人实在没钱和东西，父亲就赊给他，记在用香烟壳纸订成的册子，如果有人不放心，就记在赊账者的板壁上，偶尔有人太困难了没钱还，偷偷给擦掉了，父亲只好一笑了之，从不和人计较。
长年累月，日子长了，累得父亲瘦瘦的，可是，被扁担压、磨，双肩却留下了馒头大的肉瘤，我小时候常常摸着它们，圆圆的、软软的。
我七岁了。盖竹村的老乡们热烈要求我父亲到那里开代销店，父亲答应了，带着母亲、我和妹妹，在村里开店，父亲的工资是26元，母亲8元。那年月，生活用品都凭票供应，老乡们穷，买不起整票的东西，往往没钱而过了期限，父亲用香烟壳设计了小面额的票，无期限，方便了老乡。
有一次，邻村湖上岙唱社戏，父亲挑着货担去卖，一头是货，另一头是我坐在柜子里。到了戏台不远处，摆开货摊做生意，我东跑西钻，看热闹，有时候帮父亲收钱递货，等到散场，货物也卖得差不多了。回来是深夜，父亲挑着空担子回来，一头是我，另一头压着一块石头，路过偏僻的山脚，不时传来“夹树鸦”的尖叫声，像鬼叫，吓得我蜷缩在柜里，连大气都不敢喘。
（三）入狱
我十一岁了。商业系统在离家十五里外的贾岙村办农场，把历史上不清白的人赶到那里劳动改造，父亲是对象，代销店被迫撤回。
那些年，粮食奇缺，家里常常挖野菜充饥，父亲把粮食省下来，常常趁夜色送回家，来去匆匆。那时，他的大拇指长了毒疮，不能下田劳动，安排他放牛。
有人看见他被警察押送到公安局，母亲知道后吓坏了，托人打听才知道：偷番薯的犯了法。天哪！他手长毒疮怎么可能去挖番薯？母亲不相信。前些天，父亲带回来的两碗番薯丝，她怕警察来搜查，把它藏在柴仓下面。从那天起，母亲在惊恐中守在门口，不安地期待着什么。几天之后，父亲从大狱中出来，背着行李从家门口经过，神色平常，也没有朝家瞅一眼，好像陌生人，他的身后跟着一个人，可能是农场的领导或许是公安局的便衣，母亲眼巴巴地望着他远去的背影。
翌日，母亲让我送草药给父亲，我第一次出远门，步行十几里的陌生路，好不容易到了农场找到他。他非常高兴，给我买了一大碗米饭和一大碗冬瓜汤，好长时间没吃过饱饭的我，感到很好吃，我永远忘不了，可是，我的饱餐不知父亲得饿上几顿。入狱之事，好像没发生过一样，家里也没有收到公安局的处罚通知，一直到临终，他守口如瓶，留给我们一个不解之谜，是父亲难以启齿还是一桩冤案？不管事实如何，我以为：那年月，父亲真的有此“壮举”我为他骄傲！只有经历过饥饿的人才能理解，当饥饿要吞噬生命的时候，用特殊的手段来拯救家人生命是一种爱和责任，此举是何等的伟大！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因历史问题进了学习班，失去了自由，逼他交代历史问题，父亲一再说明没当过警察，可是有谁能相信呢？唯一的证人——局长应清泉，不知他的死活，又不知在何方？就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断送了兄长上高中的机会。父亲这段无人证实的历史，直到七十年代，我去黑龙江建设边疆，县知青办公室派员外调，找到证人应清泉才审查清楚父亲的那段历史。
（四）家产
父亲离开老家有六十余年，大伯早已去世，没有子女，是二伯的大儿子阿龙过继给大伯当儿子。老家有瓦房三间，尚未分家。我们家只有一间破房子，二十多平方米，很挤，兄长结婚需要房子，怎么办？家人要求父亲回老家分家产，怕他不好意思说，派兄长跟他去。到了萧山老家，父亲把我哥支开，把家产分了。
事后，他乐呵呵地告诉我哥说：“家产已经分了，分了几百元，我到老家三趟，他们热情接待需要花消，每次扣一百元，剩余的钱留下来，作为将来侄儿们结婚、盖房子送礼的钱。”
家产是分了，可是，一分也没有拿到手，我哥苦笑不得。全家人都埋怨他，家境困难，原来打算分了家产，在乐清县里买间房子给我哥结婚用，没想到该分到的老家财产全送了人。那时，几百元钱是一笔巨款，可以买一间店面。
他对我们说：“家产留给儿子，留给侄儿是一样的！”
父亲这辈子赚钱艰辛，是用汗水浇出来的，是用扁担磨出来的，可是，他疏财好施，家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甚至遭家人埋怨。在上山下乡的年代里，我二伯怕我分走家产，极力反对我回老家插队，迫使我去了北大荒。父亲不但不记前嫌，反而以德报怨，我敬佩他的博大胸怀！
我廿六岁了。到东北支边的知青们都陆续回了老家，我还在黑龙江阿城一家国企工作，该是谈婚论嫁的岁数了，可是，老家的姑娘谁愿意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受苦呢？提了几门亲事全吹了，好不容易隔壁周家二姑娘慧眼识才，怀着救人于苦难的菩萨心肠，接受了我的求婚。
可是，父亲心里焦急，担心我的条件差，怕这门亲事吹了，为了我的婚事，断然许诺我未婚妻：“我家就一间房子，是我给你们的。”他想用唯一的家产来锁定这桩令他担心的婚姻！
其实，婚姻的成败取决于相知相爱，也许，是命中注定，是缘分，我和她相距万里，从求婚至结婚整整等待了三年。
父亲和我的关系，在兄妹三人中，我最为密切。
我从黑龙江回来探亲，常常到乡下父亲的小店里拜望他，帮他照料小店。他独自守店，很辛苦，每次我来，他很高兴，做最好的菜款待我：干菜烧肉、清炖鲫鱼、炒鸡蛋，烫上老酒，父子俩在一起话虽然不多，可是他简短的话语里充满着深厚、慈祥的爱！
父亲没有奢望，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没有嗜好。
他电影院不去，寺庙不去，就是医院也极少去。他的手指头长毒疮，弄些草药敷；牙床长脓，用手挤净，盐水漱口。到了晚年，父亲得了前列腺增生，尿排不出，很痛苦，我经常陪他去了医院看病，寻找土单方治疗。
父亲这一辈子，不欠别人的，而别人欠他的不少；他不愿求人，也没人求他，因而朋友极少。他这一辈子，不在儿女面前哀声叹气，也很少喜形于色。他这一辈子，从来不打骂妻子、儿女。他这一辈子，勤劳和善，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父亲宽阔的胸怀能容纳任何痛苦，有一颗仁慈的心！
（五）逝世
父亲临终前，仿佛预感到生命的尽头将至。
他平生第一次踏进佛堂——凤凰山上的城隍庙，去烧香许愿，保佑家人太平；下山后，先后到我们兄妹三家告别，也巧，我们都上班去了，家里没人。平日，他常常到我家，独自开门进来欣赏新房子，这次，到我家门口，只是在小桥上站了一会，在桥边上摘了一朵小野花，笑眯眯地走了，之后，到北门桥头的理发店里理发，回家沐浴，换上新衣服，仿佛是准备去旅游。
翌日早晨，母亲上街买菜去了。
我妻上班，赶巧路过，发现父亲一动不动坐在藤椅上，她上前问候，连呼几声，父亲终于答应了一声：“哎！”在他弥留之际，用尽力气迸发出最后微弱的声音而告别人世，细微的声音仿佛是从遥远的地方飘回来，这是父亲的遗言，只有一个字，而且只有我妻一人听见。她发现情况不好，赶紧喊人，邻居们闻讯而来，父亲安详地坐着，低着头，好像在熟睡之中。
我们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一星期，他再也没有醒过来，在自己的家，在亲人的围护下，轻轻地吐尽最后一口气，驾鹤西去！父亲永远地走了，无牵无挂，善终而去！
老乡们说：“老沈伯安然地去了，是今世修来的福份！”
母亲潸然泪下：“嫁给他这样的‘树头佛’，现在，扔下我独自走了！”
在我的心里，父亲是一个德行高尚的平常人，我这辈子敬佩的人中，他是最值得敬佩的人！
我疑惑：父亲为什么爱上在这座小城？原先他是那么陌生，语言差异又那么大，生活习惯又那么不同。
我一直想问父亲，没想到他突然仙逝！
父亲的坟墓坐落在美丽的凤凰山麓，在千年古刹——隐龙庙旁边，古庙香火不绝，庙外梵音绕耳。墓地是父亲自己选择的，背靠凤凰山，脚抵金银双溪，面对东、西古塔，站在坟前，还可以看到我和妹妹的房子，是一处绝好的风水宝地。
为了悼念父亲，缅怀慈祥的父亲，我苦思之后，写了两幅对联刻在坟墓的侧柱上：
其一
青山不老念故人
绿水长流思懿德
其二
双溪隐龙人杰
两塔朝凤地灵
鸟瞰古城，这里是风水宝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海，金银双溪碧波荡漾，像两条巨龙蜿蜒而去，直奔大海。
传说：这里是佛地，日寇兵临城下，被神所扰，进不了城，下马跪拜、许愿不扰民，不杀戮。
千古沧桑，世事纷乱，战火不断，而古城安然无恙。
鸟瞰古城，巍峨的东塔山、西皋山相峙而立，形成巨大的山门；东、西两塔遥遥相望，如两威武的守门神，佑护着千年古城，保佑着城内的生灵。
我明白父亲为何爱上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小城。
我舅说：“他噢，佛道里的人！”
老乡们说：“老沈伯，是好人。”
我用老子道德经中一段文章来评价父亲：
与善若水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
父亲出生在钱塘江南岸龙虎山下的一个小村庄里，夜深人静的时候，可以听到潮水奔涌的涛声。我的祖祖辈辈守着几亩薄沙地过日子，到爷爷那辈，家里有三间瓦房，门前有半亩池塘，在南阳一带也算是殷实富户。父亲哥仨，他最小，读过一年多私塾，能识一些字。在他十六岁那年，为了避抽壮丁，逃到绍兴，在华所学织纺技术，四年后，又到杭州学了两年织纺技术，由于纺织机的出现，手工纺织淘汰了，他只好改行，在一家养蚕公司打工，干了四年
我兄妹仨，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最长，对他最了解，可是，他依然留给我好多的谜。
（一）职业
父亲二十六岁那年，经朋友推荐给一位将要到临海警察局赴任的应清泉局长，他看我父亲为人厚道、勤快，就带他到临海警察局。应局长要提携他，局里工作任其挑选，父亲竟然选择了勤工差事，整天扫地倒水，干些杂活。他为何选择当勤工而不当警察呢？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
局里人看他为人厚道常常委托他去街上买东西。三年过去了，城里熟悉他的商贩都劝他改行经商，父亲毫不犹豫辞职了，在商贩朋友的帮助下，在城里租了一间小店开始了商贩生涯。他设计一种能移动的货柜，货柜里能装五六个小玻璃盒。白天，摆在店里经营，夜晚挑到人多的地方设摊，高悬一盏防风的玻璃灯招揽顾客。
一年之后，日军飞机袭击临海城，人们弃城而逃，四处逃难，歹徒们乘机洗劫店铺，父亲的小店也难逃劫难。日军占领了临海城，到处抓壮丁。伪保长挨户搜查，父亲运气不好，抽壮丁抽了第五签，被迫逃命，往哪里去呢？往北是沦陷区，往南举目无亲，唯一能去的地方是距离一百多公里以外的乐清县城，那里有一位老上司——应局长，他调离时嘱咐：“你要是在临海城混不下去了，就到乐清找我。”
父亲三十一岁那年，他挑着货担子，长途跋涉，逃难到了乐清。应局长征求他的意见：当警察还是当小贩？父亲自由惯了，他仍然选择了后者。开始在东大街落脚，后在西大街租了一间店面，左邻右舍都是外地人：打小铁老金、卖丝线老庞，对门是一位石匠大师傅姓王，原籍温岭太平人，他身材魁梧，为人豪爽，手艺精湛，在城里很有威望。时间长了，他见父亲为人诚实，又是外地人，不时过来嘘寒问暖，拉拉家常。那年头，天灾人祸、兵荒马乱，小本生意，惨淡经营，白天守着小店，夜晚挑着货柜在十字街头摆摊，一盏微弱的玻璃灯陪伴着他直到深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一天深夜，一位醉汉踉踉跄跄，把小货摊撞翻了，灯灭了，玻璃盒子摔碎了，花生、香烟、糖果洒了一地。那醉汉心里明白闯了祸，趴在地上期待着应得的惩罚。路人都愤愤不平，要揍醉鬼一顿才解恨。可是，父亲和蔼地搀扶起醉汉，安慰他说：“对不起！不要紧。”
翌日，这事在县城传开了，直到现在，上了年纪的老人常常谈及此事，甚为感动。
一晃又是三年，石匠王师傅了解对门的年轻货郎的人品，要为他做媒，女方也是西大街的邻居，托人一问，女方父母嫌他太老实，又是异乡客，怕把女儿拐跑，回绝了。
几个异乡客经常聚在一起，他们也为沈小贩的婚姻操心，他们发现对门王石匠的二女儿很勤劳，模样也好。
有一天，铁匠金师傅打趣说：“王师傅，俗话说：做媒人赔囡！你家二姑娘许配给他吧。”
王师傅十分惋惜地说：“可惜女儿太小，才十五岁。”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王师傅回家和妻子商议，王师母说：“年龄相差太大，女儿肯嫁吗？”
师傅说：“我们相差十多岁，日子过得不是很好吗？再说女儿现在还小，过两年不就大了。”
王师母说：“那你问问女儿，她是不是愿意？”
王师傅把此事一直挂在心上，委托邻居金根婶去征求女儿的意见。
金根婶受人之托，敷衍了事，反而劝说：“他穷、太老实、又是外地人。要嫁也得嫁给有田四、五十亩的富裕人家，不着急，到时候我给你保媒。”
我母亲迷惑地望着她，那年，她才十五岁。
“你父亲要我问你，这门亲事你愿意不愿意？我得给他回个话。”
金根婶提起婚姻大事，母亲感到非常茫然，仿佛这事是对别人说的，她害羞地搪塞：“晓勿得”说着，转身跑了。
俗话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王师傅以为女儿还小，怕难为情不好意思应允，外公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我父亲感到惊讶和应局长商量，请他做主，应局长挑了个黄道吉日去相亲。那天，他身穿笔挺的西装，头戴学士帽，来到王师傅家，上了楼。
王师母急忙喊：“阿花，来客啦，快上茶！”
那时，王家开钱庄，来往的客人很多，我母亲根本没想到客人是来相亲的，端茶上楼，落落大方给客人上了茶，下楼去了。应局长见她健康、端庄，感到很满意。这门亲事就定下了，选了黄道吉日送去了订婚礼物：一个金戒子、一套印花大绸衣服。
订亲之后，父亲租下北大街太平巷口的一间旧店面做生意，生意特别好，赚钱置了一套新家具。
（二）年龄
父母结婚那年，母亲才十七岁，父亲多大岁数呢？母亲也不清楚。外公心里明白：女儿这门婚事是自己决定的，有些委屈女儿，女儿快结婚了，尽量满足女儿的要求来弥补他们年龄上的距离。他征求女儿意见：“要什么嫁妆？坐什么轿子？”
那年，时兴文明结婚。结婚那天，新娘坐的是绿呢大轿，热热闹闹，王石匠嫁女！小城轰动，应了当地一句俗话：做媒人赔囡！婚宴上，宾朋虽然不多，但是，县警察局长偕夫人参加婚礼，令人惊讶！谁也没想到：老实、厚道的外乡人，竟有这等福分，攀上了一位有威望、有实力的老丈人；娶上一位如花似玉的新娘；还有一位大权在握的朋友！像一个谜团留在人们心中；像一道闪电，一刹那的辉煌过后，留下的是长久的黑影，笼罩了父亲日后几十年的人生历程，给他以及家人留下长久的隐患。
结婚后，两人年龄的差距，生活习惯的不同，语言交流也有些别扭，幸亏父亲大小事都依着她，宠着她，用宽容和信任维系着这个家庭。
渐渐地，母亲主宰这个家，爱这个家。
日军占领了县城，母亲有身孕怀着我哥，随着逃难的人们藏进山里。父亲来不及跑，躲进了屋后的夹墙里，一个又矮又胖鬼子，搜遍了楼上楼下，不见人影，发现后墙的小窗，窗子很高，窗下有一只水缸，鬼子好不容易爬上水缸，他踩在缸沿上，探头窗外寻找，老天保佑，水缸里没水，缸翻人倒，鬼子摔在地上，疼得咿咿呀呀直叫唤，抢了一些值钱的东西就跑了。躲在夹墙里的父亲，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命大，总算逃过劫难。
翌年，母亲生下我哥，他睁不开眼睛，父母吓坏了。
摸月子的周婆悄悄地问：“孕期中有没有缝过或者贴过什么东西？”
母亲猛然想起：“贴过纸，板壁上的白纸。”
“快！撕了它。”周婆赶紧去撕了那些纸，我哥才睁开
了眼睛。
解放的前一年，物价飞涨，房租月月增，父母商量筹钱买房子，父亲从萧山兄弟那里拿了一些钱，外公很支持，借给父母一些钱，把对门的旧店铺买了下来，修理后搬了家。
父母财气不佳，要是不买房，解放时，能分到一间房子，也许，父母财运如此。
解放了，分得了二亩塘田（海涂改造的田），一处粪坑。塘田离家有十来里远，父母不会农活，只得租给当地农民种，收成的时候，他们用湿稻谷交田租。那几年，年景不好，收田租很难，母亲每年都得去催五、六趟才拿到手。
有一年，父亲雇船去运稻谷，一场暴风雨骤降，差点儿船翻人亡，吓得父母决意要把塘田卖了。金铁匠的儿子是镇里的干部，父母去和他商量，他反对卖田，认为换田还可以，不违反政策。父母狠狠心，把多年积蓄下来的十八块银元和两钱重的金戒指搭上，才换回两亩近郊的河沽头田。不久，这事被村干部知道，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我们全家的购粮证给扣了。那年月，没粮食就得饿肚子，吓得父母没了主意，赶紧去求金干部帮忙，因为事前请示过他，他的官比村官大，求他出面才把粮证要了回来。
在我的记忆里，最初的记事是四岁。
那年，父亲第一次携全家去萧山老家参加我二堂兄的婚礼。我依稀记得是坐烧炭的汽车到杭州，再转乘江轮，在钱塘江上航行了小半天，到了一个渡口，叫左山湖里。船靠不了岸，接客的是老牛车，在泥泞的滩涂上缓慢地爬行。堂兄他们推着独轮车来到码头，早早在那里等候。上了岸，我和哥哥坐在独轮车上，堂兄推着车到了老家。
老远，就可以看到一排排的茅草屋，整齐地坐落在龙虎山前，走近了，看见一座青色的砖瓦房，门前，一座半亩大小的池塘在绿草丛中泛着清波。
堂兄热闹的婚礼，我已忘却，只记得父亲带我们在屋边的菜园里拔萝卜，萝卜皮红里白，削了皮，可以生吃，又脆又甜。一架大飞机在我们头顶飞过，我惊呆了，第一次看见到这么大的飞机，轰鸣声震耳欲聋。
不知是谁送我一把漂亮的小刀，刀把绿光闪烁，我爱不释手，回来坐轮船的时候，不小心掉进了钱塘江里，不知是自责还是惋惜，我不停地哭，父母打我、哄我，都无济于事。原来打算全家去杭州大剧院去看戏，可是，我又哭又闹，父亲只得抱着我在大街上转悠，母亲带着哥哥去看戏，一直到剧院散场。
我们兄妹三个称呼父亲为：“阿叔。”我一直纳闷不解。
妹妹跟我学的，我跟哥哥学的，哥哥是母亲教的，母亲为何呢？
在回老家参加堂兄的婚礼之后，母亲才知道父亲的真实年龄，是大伯告诉她的，夫妻俩竟然相差16岁！
在母亲八十岁的那年，她躲避台风和洪水到我家。
我问她：“我们为什么叫父亲为阿叔？”
她告诉我：“我和你父亲年龄相差太大，算命先生告诫如此，不然的话，会克父的。”原来还有一个如此重要的原因。我突然明白其中的原由：是母亲对父亲的期盼和爱！
在邻居孩子中，有的人称呼父亲为阿伯，更有甚者，称呼父亲为舅舅。
我五岁了。常常骑在父亲的肩膀上，去看舞龙，看踩高跷，看社戏。
我六岁了。快过端午节的时候，母亲给我做新衣服，要我自己挑花色，我挑了红桃花色的布。穿上美丽的新衣裳，仿佛感到自己长大了，竟然独自到浦边河去看赛龙舟。岸边挤满了人，我只得从人缝中挤进去，爬上河边的竹排上，以为那里宽敞，又可以看得清楚，没想到，一脚踩上去，人还没站稳，就滑进水里，我在水里挣扎着，水呛得我晕头转向，不知哪位好心人把我救了上来。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父亲面临重大的抉择：是弃田经商还是务农弃商？父亲种田是外行，可是田地很珍贵，弃之可惜。父母没了主意，和外公商量，他认为：务农需要壮劳力，还是经商合适。其实，父母心里也是这样想，只得忍痛割爱，弃田加入商业合作社。父亲参加了商业合作社，天天守着店，感到不自由，向领导提出来要送货下乡，为民服务，领导很支持批准了。父亲每天挑着货担子，走村串户为老乡送去急需的日用品。到了精简下放运动，父亲自然成了下放对象，他也乐意，更无牵挂。
父亲送货线路两条：城南线、城西线；每日起早贪黑，挑着百十来斤的货担子，一天三、四个村庄，百来户人家，二、三十里路。方圆十里的老乡不管男女老少都很敬重他，尊称他：“老沈伯！”对他特别好，惦记着他，家里没了酱油、醋，等他来卖，不管刮风下雨，酷暑寒冬，他都能来。
老远就能听到那熟悉、浓浓的萧山腔调的吆喝声：“酱油，酒哟——”
那些刚刚学步的小孩和手里拿着拐杖的老人，凡是在家的人都会迎接他，围着货担子，选购自己需要的东西：酱油酒醋、针头线脑，有几十种。用现钱买的人少，可以拿鸡蛋、稻谷、番薯换。鸡蛋不用称，父亲用手掂掂，就能准确估计个准价，开始有人不放心，在家称了再拿出来换，每次都很准确，谁家困难，父亲多给他几厘钱；有人实在没钱和东西，父亲就赊给他，记在用香烟壳纸订成的册子，如果有人不放心，就记在赊账者的板壁上，偶尔有人太困难了没钱还，偷偷给擦掉了，父亲只好一笑了之，从不和人计较。
长年累月，日子长了，累得父亲瘦瘦的，可是，被扁担压、磨，双肩却留下了馒头大的肉瘤，我小时候常常摸着它们，圆圆的、软软的。
我七岁了。盖竹村的老乡们热烈要求我父亲到那里开代销店，父亲答应了，带着母亲、我和妹妹，在村里开店，父亲的工资是26元，母亲8元。那年月，生活用品都凭票供应，老乡们穷，买不起整票的东西，往往没钱而过了期限，父亲用香烟壳设计了小面额的票，无期限，方便了老乡。
有一次，邻村湖上岙唱社戏，父亲挑着货担去卖，一头是货，另一头是我坐在柜子里。到了戏台不远处，摆开货摊做生意，我东跑西钻，看热闹，有时候帮父亲收钱递货，等到散场，货物也卖得差不多了。回来是深夜，父亲挑着空担子回来，一头是我，另一头压着一块石头，路过偏僻的山脚，不时传来“夹树鸦”的尖叫声，像鬼叫，吓得我蜷缩在柜里，连大气都不敢喘。
（三）入狱
我十一岁了。商业系统在离家十五里外的贾岙村办农场，把历史上不清白的人赶到那里劳动改造，父亲是对象，代销店被迫撤回。
那些年，粮食奇缺，家里常常挖野菜充饥，父亲把粮食省下来，常常趁夜色送回家，来去匆匆。那时，他的大拇指长了毒疮，不能下田劳动，安排他放牛。
有人看见他被警察押送到公安局，母亲知道后吓坏了，托人打听才知道：偷番薯的犯了法。天哪！他手长毒疮怎么可能去挖番薯？母亲不相信。前些天，父亲带回来的两碗番薯丝，她怕警察来搜查，把它藏在柴仓下面。从那天起，母亲在惊恐中守在门口，不安地期待着什么。几天之后，父亲从大狱中出来，背着行李从家门口经过，神色平常，也没有朝家瞅一眼，好像陌生人，他的身后跟着一个人，可能是农场的领导或许是公安局的便衣，母亲眼巴巴地望着他远去的背影。
翌日，母亲让我送草药给父亲，我第一次出远门，步行十几里的陌生路，好不容易到了农场找到他。他非常高兴，给我买了一大碗米饭和一大碗冬瓜汤，好长时间没吃过饱饭的我，感到很好吃，我永远忘不了，可是，我的饱餐不知父亲得饿上几顿。入狱之事，好像没发生过一样，家里也没有收到公安局的处罚通知，一直到临终，他守口如瓶，留给我们一个不解之谜，是父亲难以启齿还是一桩冤案？不管事实如何，我以为：那年月，父亲真的有此“壮举”我为他骄傲！只有经历过饥饿的人才能理解，当饥饿要吞噬生命的时候，用特殊的手段来拯救家人生命是一种爱和责任，此举是何等的伟大！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因历史问题进了学习班，失去了自由，逼他交代历史问题，父亲一再说明没当过警察，可是有谁能相信呢？唯一的证人——局长应清泉，不知他的死活，又不知在何方？就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断送了兄长上高中的机会。父亲这段无人证实的历史，直到七十年代，我去黑龙江建设边疆，县知青办公室派员外调，找到证人应清泉才审查清楚父亲的那段历史。
（四）家产
父亲离开老家有六十余年，大伯早已去世，没有子女，是二伯的大儿子阿龙过继给大伯当儿子。老家有瓦房三间，尚未分家。我们家只有一间破房子，二十多平方米，很挤，兄长结婚需要房子，怎么办？家人要求父亲回老家分家产，怕他不好意思说，派兄长跟他去。到了萧山老家，父亲把我哥支开，把家产分了。
事后，他乐呵呵地告诉我哥说：“家产已经分了，分了几百元，我到老家三趟，他们热情接待需要花消，每次扣一百元，剩余的钱留下来，作为将来侄儿们结婚、盖房子送礼的钱。”
家产是分了，可是，一分也没有拿到手，我哥苦笑不得。全家人都埋怨他，家境困难，原来打算分了家产，在乐清县里买间房子给我哥结婚用，没想到该分到的老家财产全送了人。那时，几百元钱是一笔巨款，可以买一间店面。
他对我们说：“家产留给儿子，留给侄儿是一样的！”
父亲这辈子赚钱艰辛，是用汗水浇出来的，是用扁担磨出来的，可是，他疏财好施，家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甚至遭家人埋怨。在上山下乡的年代里，我二伯怕我分走家产，极力反对我回老家插队，迫使我去了北大荒。父亲不但不记前嫌，反而以德报怨，我敬佩他的博大胸怀！
我廿六岁了。到东北支边的知青们都陆续回了老家，我还在黑龙江阿城一家国企工作，该是谈婚论嫁的岁数了，可是，老家的姑娘谁愿意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受苦呢？提了几门亲事全吹了，好不容易隔壁周家二姑娘慧眼识才，怀着救人于苦难的菩萨心肠，接受了我的求婚。
可是，父亲心里焦急，担心我的条件差，怕这门亲事吹了，为了我的婚事，断然许诺我未婚妻：“我家就一间房子，是我给你们的。”他想用唯一的家产来锁定这桩令他担心的婚姻！
其实，婚姻的成败取决于相知相爱，也许，是命中注定，是缘分，我和她相距万里，从求婚至结婚整整等待了三年。
父亲和我的关系，在兄妹三人中，我最为密切。
我从黑龙江回来探亲，常常到乡下父亲的小店里拜望他，帮他照料小店。他独自守店，很辛苦，每次我来，他很高兴，做最好的菜款待我：干菜烧肉、清炖鲫鱼、炒鸡蛋，烫上老酒，父子俩在一起话虽然不多，可是他简短的话语里充满着深厚、慈祥的爱！
父亲没有奢望，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没有嗜好。
他电影院不去，寺庙不去，就是医院也极少去。他的手指头长毒疮，弄些草药敷；牙床长脓，用手挤净，盐水漱口。到了晚年，父亲得了前列腺增生，尿排不出，很痛苦，我经常陪他去了医院看病，寻找土单方治疗。
父亲这一辈子，不欠别人的，而别人欠他的不少；他不愿求人，也没人求他，因而朋友极少。他这一辈子，不在儿女面前哀声叹气，也很少喜形于色。他这一辈子，从来不打骂妻子、儿女。他这一辈子，勤劳和善，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父亲宽阔的胸怀能容纳任何痛苦，有一颗仁慈的心！
（五）逝世
父亲临终前，仿佛预感到生命的尽头将至。
他平生第一次踏进佛堂——凤凰山上的城隍庙，去烧香许愿，保佑家人太平；下山后，先后到我们兄妹三家告别，也巧，我们都上班去了，家里没人。平日，他常常到我家，独自开门进来欣赏新房子，这次，到我家门口，只是在小桥上站了一会，在桥边上摘了一朵小野花，笑眯眯地走了，之后，到北门桥头的理发店里理发，回家沐浴，换上新衣服，仿佛是准备去旅游。
翌日早晨，母亲上街买菜去了。
我妻上班，赶巧路过，发现父亲一动不动坐在藤椅上，她上前问候，连呼几声，父亲终于答应了一声：“哎！”在他弥留之际，用尽力气迸发出最后微弱的声音而告别人世，细微的声音仿佛是从遥远的地方飘回来，这是父亲的遗言，只有一个字，而且只有我妻一人听见。她发现情况不好，赶紧喊人，邻居们闻讯而来，父亲安详地坐着，低着头，好像在熟睡之中。
我们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一星期，他再也没有醒过来，在自己的家，在亲人的围护下，轻轻地吐尽最后一口气，驾鹤西去！父亲永远地走了，无牵无挂，善终而去！
老乡们说：“老沈伯安然地去了，是今世修来的福份！”
母亲潸然泪下：“嫁给他这样的‘树头佛’，现在，扔下我独自走了！”
在我的心里，父亲是一个德行高尚的平常人，我这辈子敬佩的人中，他是最值得敬佩的人！
我疑惑：父亲为什么爱上在这座小城？原先他是那么陌生，语言差异又那么大，生活习惯又那么不同。
我一直想问父亲，没想到他突然仙逝！
父亲的坟墓坐落在美丽的凤凰山麓，在千年古刹——隐龙庙旁边，古庙香火不绝，庙外梵音绕耳。墓地是父亲自己选择的，背靠凤凰山，脚抵金银双溪，面对东、西古塔，站在坟前，还可以看到我和妹妹的房子，是一处绝好的风水宝地。
为了悼念父亲，缅怀慈祥的父亲，我苦思之后，写了两幅对联刻在坟墓的侧柱上：
其一
青山不老念故人
绿水长流思懿德
其二
双溪隐龙人杰
两塔朝凤地灵
鸟瞰古城，这里是风水宝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海，金银双溪碧波荡漾，像两条巨龙蜿蜒而去，直奔大海。
传说：这里是佛地，日寇兵临城下，被神所扰，进不了城，下马跪拜、许愿不扰民，不杀戮。
千古沧桑，世事纷乱，战火不断，而古城安然无恙。
鸟瞰古城，巍峨的东塔山、西皋山相峙而立，形成巨大的山门；东、西两塔遥遥相望，如两威武的守门神，佑护着千年古城，保佑着城内的生灵。
我明白父亲为何爱上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