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欧考察回来有好几年了，和我同去考察的伙伴们被我渐渐地淡忘了，惟独那位女导游，她时悲时欢的神情却在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特别深刻的是在德国边界小镇卡里尔的小餐馆里，在那难忘的风雪之夜
2002年12月27日，我们乘mu553航班，在当地时间16h15抵达巴黎。在巴黎国际机场出口，迎接我们的是一位身材苗条的金发女郎，握手的时候，我才看清，她有一双乌黑的眼睛，一看就能认出来是我们同胞，虽然化了妆，可是，掩盖不住岁月留下的皱纹爬上了她消瘦的黄脸庞。
她微笑着说：“欢迎您们！我是导游，姓黄，与中国的伟人谐音，叫晓平”从她的口音里，带着柔和的上海腔调。我们考察团成员都是男的，来自浙江，女导游的到来，又是上海人，大家情绪一下子活跃起来，都忘了时差带来的疲惫和不适。
我们初到巴黎，委托她办理的第一件事是代买电话卡，她满口答应，可是两天过去了，还没有买到，大家很有怨言，因为出国，往家里通个电话，好让家人放心。我无法往家里打电话，到第三天，出于无奈，我才借用黄岩区协作办主任的手机，往家里打电话报了平安。果然，家里焦急万分，四处打听，以为我们出事了。
她解释说：“我已经交代傻老头办理，很快会拿来。”她当我们的面数落起自己的丈夫。他何许人？大家都想知道。
“是哪里人？”不知是谁问她。
“‘苯猪’一个，纯种法国佬。”她告诉我们：“是巴黎一所大学的教授。”从她的脸上，流露出一丝骄傲，马上又消失了，她带着一种惋惜说：“现在已经退休了。”她扫了大家一眼，大家的惊讶的表情，她自嘲地笑着说：“是糟老头子，不过，人挺好。”
能听出来，她嫁给一个又苯又老的法国丈夫。
坐在前面的杭州协作办老沈诙谐地说：“姜是老的辣，人是老的好，生活经验丰富咯。”
他详细地追问黄导的身世、出国经过，要她介绍黄、白人种的文化、生理差异。黄导也是从风浪里过来的“老油条”她们插科打诨，荤素搭配，两人一问一答，不时引发满车的笑声。
大家七嘴八舌地询问，在去参观景点的路上，她断断续续地述说着自己出国谋生的坎坷经历：
“我原来在上海一家国营企业当统计员，工作很适宜，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有一位好老公，还有一个儿子。随着出国热的浪潮的到来，我的同学、邻居都千方百计地出国，有的去美国，有的去日本。我18岁的时候，我曾暗恋过的一个人，他是一位海军军官，后来他去了美国。我们现在还有联系，是朋友，也许受他的影响，我也心动了，另外有一个原因，我的姑妈在瑞士，就奔她来了。好不容易来了来到这里，可是，呆下来可不容易。
开始在一家温州餐馆当厨子，老板对我不错，老板娘吃醋，疑心我和老板有关系，我只得离开那里。后来到一家台湾老板的成衣工厂打工。当时租房子住，房东是法国佬，他对人很和善，他经常带着8岁的女儿来看我，女孩子很漂亮，原来是一个混血儿。
渐渐地我了解：他是一位大学教授，曾有过一位黑人妻子，而且怀着别人的孩子，他没有嫌弃她，孩子出生后，他收养了这个孩子。后来他妻子得了神经病，他常常带着女儿去探望，按照法国法律，五年后可以离婚。离婚后，他也时常去看望病中的前妻，前妻死后，孤独一人，有些可怜。
我在他家住，他带着养女常常来关心我。开始，我感到他的年龄可以当我的父辈了，他对我的关心我没往心里去。时间长了，我感到他心地善良。有一次，他向我求爱，我没法接受，因为在上海我还有一个家，可是，这个家，早已名存实亡。”
“法国佬是靠什么把你征服的，是情感上还是生理上？”不知是谁提出一个古怪而大伙都感兴趣的问题。
“这——”她犹豫了一下，继续说：“我越来越感觉他对我是真心实意。当我离开了那家成衣工厂的时候，又没有‘绿卡’东躲西藏，非常困难，赶巧，我又生了病，又没有人照顾，他和混血的女儿常常来关心帮助我，他有一颗宽容的心，我很感动，就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给了我温暖，我没法拒绝，他无微不至地关心我，彼此缺陷的生活境况把我们推在一起，我从同情到怜爱，我们同居了。要是在中国，我犯了重婚罪，可是，在这浪漫、自由的国度里，婚姻的离合在于双方的意愿。我处在幸福和痛苦的旋涡之中，他看出来我的难处，想只身到上海和我的前夫说明，让他放弃已经不属于他的妻子。我担心他们谈不下来，何况存在观念上的差异，没有让他去。我对他们情感上的份量只能我自己知道，只能自己去面对。我回到上海，和丈夫商量：‘要想能在法国得到合法居留手续，我们只能假离婚，你看如何？’他很赞成。在上海像我们这样情况的人很多，为了出国，真离婚很多，弃家而去的也不少。我们很顺利地办了离婚手续，我把儿子留给他，许诺：等我在法国扎根后，再把他爷俩带出来。后来，没想到的是，假戏真做，我成了法国人的太太，我们有了一个女儿，长得很漂亮。过了些年，我把儿子带过来了，把他给甩了。”
她的话语里充满了对前夫的歉疚，神情有些伤感和无奈。
一路之上，她常常提及法国丈夫，她说自己经常“欺负”他。上海人的家庭，男人做家务，下厨房，女人逍遥自在，难道说她把法国佬改造成为软蛋一个，他到底是怎样的人？她说在巴黎接待我们的那几天，她丈夫每天都来接她回家，可是，我们一直没有看到他的影子，我一直怀疑他的存在。
我们冒着鹅毛大雪从卢森堡回到德国边界小镇的时候，已经是黄昏。在一家中国餐馆——北京饭店吃晚饭，老板是我们老乡——温州文成人，我用温州话和他们交流彼此的情况，在异国见到老乡，那是分外亲切。
餐厅在二楼，上面很安静，我们一进去，气氛就热闹起来，老板特意给我们安排在一边，用屏风隔开，并且悄悄地提醒我们：“请安静。”他用手指着邻座，里面座无虚席，就餐的大多是德国人，里面静悄悄的。
我们享用在国外最后一顿晚餐，而且在这风雪之夜，我们感到非常兴奋。
黄导要请我们喝著名的德国黑啤酒，想弥合彼此间的矛盾，求得我们的谅解。确实，在接待安排上，我们对黄导游有很多意见：到了巴黎，刚下飞机，她们就迷路了，好不容易才找到接我们的那辆面包车；委托她买电话卡，可是，办糟了，到了第三天，也没有办成，她把责任推给了那位法国“笨猪”；一路之上，经常跑冤枉路，她总是把责任推给司机，说：“他是意大利人，不懂法语，傻乎乎的很难沟通。”我们倒是替厚道的安德鲁抱不平。再说，她见异思迁，喜新厌旧，弃国抛家，我们在背后叫她“鸟人”而且，经常当众责难她。
她检讨说：“这次给你们导游，有很多安排不周到的地方，请你们原谅！现在，请你们喝黑啤酒，来，敬你们一杯！”
自从在巴黎享受了一顿法国大餐之后，几天来，大家都没有喝酒，今夜，雪夜喝酒，喝的是德国有名的黑啤酒，我们几杯酒下肚，大家气氛热烈，觥筹交错，把整个餐厅搅得乱哄哄的，在旁边默默地用餐的外国人，不时地扭过头，好奇地看着我们，温州老板过来提醒几次，也无奈地走了。
窗外，大雪纷飞，雪花贴在窗上，密密麻麻。
黄导接了一个长途电话，躲到一边接听去了。许久之后，她回来了，两眼通红，眼睛里还含着泪珠。
有人问她：“请我们喝啤酒，心疼啦！”
她抹着眼泪说：“我的女儿病了，得了重感冒，在住院，在电话的那头哭了，说想我。”
我问她：“你女儿在哪里？”
她告诉我：“她在法国读了三年书之后，我把她送到上海去上学，让她知道自己的另一半是中国血统。现在寄养在上海的姐姐家，每月3000法郎。”说到这里，止不住的眼泪又挂在她的脸上。
见此情景，我突然想起那佳句：
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
“女儿多大了？”我问她。
“上高中了，长得比我高，很美。”说到这里，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看得出来，女儿是她的骄傲。
有人打趣地说：“老沈，你儿子和她女儿很般配，怎么样，我给你们做媒。”大家跟着起哄，站起来为这桩虚无的喜事碰杯喝酒。
在小镇上度过了风雪之夜。
第二天起大早赶路，发现车被大雪埋了，车窝在那里，动弹不了，清雪、刨冰、垫土，大伙齐力推，折腾了很长时间，才挣脱出来。结了冰的路打滑，车速很慢，大家心里着急，因为从德国边界小镇到法国巴黎还有三百多公里的路程。下雪天，路难行，赶乘当天下午18h15的mu556次航班返回上海，我们只得在风雪中匆匆赶路。
到了戴高乐机场，黄导冲着远处一位西装革履、身材魁梧的法国人高喊：“嗨——苯猪！”此时，我猜到了“苯猪”的法语的含义。
他满脸笑容地迎接我们，无须介绍，我猜到他是谁了。走近了，我端详着他，慈祥的面孔，斑白的头发，让人能感觉到他是一位善良、诚实的老头子。在他的身边，黄导撒起娇来像一位小姑娘，此时，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这位娇气的上海娘们嫁给比她年龄大出一截的法国老头。
黄导把我们分别介绍给他，我们一一握手，他热情地帮助我们办理通关手续。
要离别了，这个浪漫的国家，在候机大厅里，我们和这对异国夫妻一起合影留念。我把一枚檀香木的微雕观音佛像送给了“亲家”保佑这对浪漫的老少夫妻，白头携老，保佑他们远在上海的女儿活泼、健康！
有缘的话，也许，在上海能见到她漂亮、聪明的女儿。
2002年12月27日，我们乘mu553航班，在当地时间16h15抵达巴黎。在巴黎国际机场出口，迎接我们的是一位身材苗条的金发女郎，握手的时候，我才看清，她有一双乌黑的眼睛，一看就能认出来是我们同胞，虽然化了妆，可是，掩盖不住岁月留下的皱纹爬上了她消瘦的黄脸庞。
她微笑着说：“欢迎您们！我是导游，姓黄，与中国的伟人谐音，叫晓平”从她的口音里，带着柔和的上海腔调。我们考察团成员都是男的，来自浙江，女导游的到来，又是上海人，大家情绪一下子活跃起来，都忘了时差带来的疲惫和不适。
我们初到巴黎，委托她办理的第一件事是代买电话卡，她满口答应，可是两天过去了，还没有买到，大家很有怨言，因为出国，往家里通个电话，好让家人放心。我无法往家里打电话，到第三天，出于无奈，我才借用黄岩区协作办主任的手机，往家里打电话报了平安。果然，家里焦急万分，四处打听，以为我们出事了。
她解释说：“我已经交代傻老头办理，很快会拿来。”她当我们的面数落起自己的丈夫。他何许人？大家都想知道。
“是哪里人？”不知是谁问她。
“‘苯猪’一个，纯种法国佬。”她告诉我们：“是巴黎一所大学的教授。”从她的脸上，流露出一丝骄傲，马上又消失了，她带着一种惋惜说：“现在已经退休了。”她扫了大家一眼，大家的惊讶的表情，她自嘲地笑着说：“是糟老头子，不过，人挺好。”
能听出来，她嫁给一个又苯又老的法国丈夫。
坐在前面的杭州协作办老沈诙谐地说：“姜是老的辣，人是老的好，生活经验丰富咯。”
他详细地追问黄导的身世、出国经过，要她介绍黄、白人种的文化、生理差异。黄导也是从风浪里过来的“老油条”她们插科打诨，荤素搭配，两人一问一答，不时引发满车的笑声。
大家七嘴八舌地询问，在去参观景点的路上，她断断续续地述说着自己出国谋生的坎坷经历：
“我原来在上海一家国营企业当统计员，工作很适宜，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有一位好老公，还有一个儿子。随着出国热的浪潮的到来，我的同学、邻居都千方百计地出国，有的去美国，有的去日本。我18岁的时候，我曾暗恋过的一个人，他是一位海军军官，后来他去了美国。我们现在还有联系，是朋友，也许受他的影响，我也心动了，另外有一个原因，我的姑妈在瑞士，就奔她来了。好不容易来了来到这里，可是，呆下来可不容易。
开始在一家温州餐馆当厨子，老板对我不错，老板娘吃醋，疑心我和老板有关系，我只得离开那里。后来到一家台湾老板的成衣工厂打工。当时租房子住，房东是法国佬，他对人很和善，他经常带着8岁的女儿来看我，女孩子很漂亮，原来是一个混血儿。
渐渐地我了解：他是一位大学教授，曾有过一位黑人妻子，而且怀着别人的孩子，他没有嫌弃她，孩子出生后，他收养了这个孩子。后来他妻子得了神经病，他常常带着女儿去探望，按照法国法律，五年后可以离婚。离婚后，他也时常去看望病中的前妻，前妻死后，孤独一人，有些可怜。
我在他家住，他带着养女常常来关心我。开始，我感到他的年龄可以当我的父辈了，他对我的关心我没往心里去。时间长了，我感到他心地善良。有一次，他向我求爱，我没法接受，因为在上海我还有一个家，可是，这个家，早已名存实亡。”
“法国佬是靠什么把你征服的，是情感上还是生理上？”不知是谁提出一个古怪而大伙都感兴趣的问题。
“这——”她犹豫了一下，继续说：“我越来越感觉他对我是真心实意。当我离开了那家成衣工厂的时候，又没有‘绿卡’东躲西藏，非常困难，赶巧，我又生了病，又没有人照顾，他和混血的女儿常常来关心帮助我，他有一颗宽容的心，我很感动，就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给了我温暖，我没法拒绝，他无微不至地关心我，彼此缺陷的生活境况把我们推在一起，我从同情到怜爱，我们同居了。要是在中国，我犯了重婚罪，可是，在这浪漫、自由的国度里，婚姻的离合在于双方的意愿。我处在幸福和痛苦的旋涡之中，他看出来我的难处，想只身到上海和我的前夫说明，让他放弃已经不属于他的妻子。我担心他们谈不下来，何况存在观念上的差异，没有让他去。我对他们情感上的份量只能我自己知道，只能自己去面对。我回到上海，和丈夫商量：‘要想能在法国得到合法居留手续，我们只能假离婚，你看如何？’他很赞成。在上海像我们这样情况的人很多，为了出国，真离婚很多，弃家而去的也不少。我们很顺利地办了离婚手续，我把儿子留给他，许诺：等我在法国扎根后，再把他爷俩带出来。后来，没想到的是，假戏真做，我成了法国人的太太，我们有了一个女儿，长得很漂亮。过了些年，我把儿子带过来了，把他给甩了。”
她的话语里充满了对前夫的歉疚，神情有些伤感和无奈。
一路之上，她常常提及法国丈夫，她说自己经常“欺负”他。上海人的家庭，男人做家务，下厨房，女人逍遥自在，难道说她把法国佬改造成为软蛋一个，他到底是怎样的人？她说在巴黎接待我们的那几天，她丈夫每天都来接她回家，可是，我们一直没有看到他的影子，我一直怀疑他的存在。
我们冒着鹅毛大雪从卢森堡回到德国边界小镇的时候，已经是黄昏。在一家中国餐馆——北京饭店吃晚饭，老板是我们老乡——温州文成人，我用温州话和他们交流彼此的情况，在异国见到老乡，那是分外亲切。
餐厅在二楼，上面很安静，我们一进去，气氛就热闹起来，老板特意给我们安排在一边，用屏风隔开，并且悄悄地提醒我们：“请安静。”他用手指着邻座，里面座无虚席，就餐的大多是德国人，里面静悄悄的。
我们享用在国外最后一顿晚餐，而且在这风雪之夜，我们感到非常兴奋。
黄导要请我们喝著名的德国黑啤酒，想弥合彼此间的矛盾，求得我们的谅解。确实，在接待安排上，我们对黄导游有很多意见：到了巴黎，刚下飞机，她们就迷路了，好不容易才找到接我们的那辆面包车；委托她买电话卡，可是，办糟了，到了第三天，也没有办成，她把责任推给了那位法国“笨猪”；一路之上，经常跑冤枉路，她总是把责任推给司机，说：“他是意大利人，不懂法语，傻乎乎的很难沟通。”我们倒是替厚道的安德鲁抱不平。再说，她见异思迁，喜新厌旧，弃国抛家，我们在背后叫她“鸟人”而且，经常当众责难她。
她检讨说：“这次给你们导游，有很多安排不周到的地方，请你们原谅！现在，请你们喝黑啤酒，来，敬你们一杯！”
自从在巴黎享受了一顿法国大餐之后，几天来，大家都没有喝酒，今夜，雪夜喝酒，喝的是德国有名的黑啤酒，我们几杯酒下肚，大家气氛热烈，觥筹交错，把整个餐厅搅得乱哄哄的，在旁边默默地用餐的外国人，不时地扭过头，好奇地看着我们，温州老板过来提醒几次，也无奈地走了。
窗外，大雪纷飞，雪花贴在窗上，密密麻麻。
黄导接了一个长途电话，躲到一边接听去了。许久之后，她回来了，两眼通红，眼睛里还含着泪珠。
有人问她：“请我们喝啤酒，心疼啦！”
她抹着眼泪说：“我的女儿病了，得了重感冒，在住院，在电话的那头哭了，说想我。”
我问她：“你女儿在哪里？”
她告诉我：“她在法国读了三年书之后，我把她送到上海去上学，让她知道自己的另一半是中国血统。现在寄养在上海的姐姐家，每月3000法郎。”说到这里，止不住的眼泪又挂在她的脸上。
见此情景，我突然想起那佳句：
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
“女儿多大了？”我问她。
“上高中了，长得比我高，很美。”说到这里，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看得出来，女儿是她的骄傲。
有人打趣地说：“老沈，你儿子和她女儿很般配，怎么样，我给你们做媒。”大家跟着起哄，站起来为这桩虚无的喜事碰杯喝酒。
在小镇上度过了风雪之夜。
第二天起大早赶路，发现车被大雪埋了，车窝在那里，动弹不了，清雪、刨冰、垫土，大伙齐力推，折腾了很长时间，才挣脱出来。结了冰的路打滑，车速很慢，大家心里着急，因为从德国边界小镇到法国巴黎还有三百多公里的路程。下雪天，路难行，赶乘当天下午18h15的mu556次航班返回上海，我们只得在风雪中匆匆赶路。
到了戴高乐机场，黄导冲着远处一位西装革履、身材魁梧的法国人高喊：“嗨——苯猪！”此时，我猜到了“苯猪”的法语的含义。
他满脸笑容地迎接我们，无须介绍，我猜到他是谁了。走近了，我端详着他，慈祥的面孔，斑白的头发，让人能感觉到他是一位善良、诚实的老头子。在他的身边，黄导撒起娇来像一位小姑娘，此时，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这位娇气的上海娘们嫁给比她年龄大出一截的法国老头。
黄导把我们分别介绍给他，我们一一握手，他热情地帮助我们办理通关手续。
要离别了，这个浪漫的国家，在候机大厅里，我们和这对异国夫妻一起合影留念。我把一枚檀香木的微雕观音佛像送给了“亲家”保佑这对浪漫的老少夫妻，白头携老，保佑他们远在上海的女儿活泼、健康！
有缘的话，也许，在上海能见到她漂亮、聪明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