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老家，我总会在村头田野流连，欣赏着田野四季不同的风光，似乎在找寻丢失了的记忆的麦穗。有时坐在高高的河堤上回望绿树环绕的村庄，看得视线模糊，看得村庄似乎跟思绪一样漂浮
村子名字跟泥土一样的素朴，叫“袁家滩”位于六合城东30里的八百镇之东5里。这个村子没有其他姓氏，只一律姓袁。大约在明代，袁氏先祖在公和四个儿子——建刚、建强、建勇、建智，挈妇将雏，从安徽徽州府，北越大江，不辞劳顿，卜居于此。唯耕唯读，休养生息。至今已递十代。如今村子有百户人家，据父辈说，早在建国初就分为东西两个生产队了。
为何叫“滩”现在很少有人意会。还依稀记得童年时，过去村子南边是低洼水田，还纵横着几个带状的水荡。不像眼前村子东边自北而南是八百大河，南边自西而东入八百大河的一条小河是清水河，成了“丁”状的形态，整饬的规划。
过去，每逢雨季，雨水汇集，村东西南成了白浪浪的一片水府泽国。只有村子还浮在水面，那情景就会让你明白为何叫“滩”了。
说也奇怪，水线一直爬到村南边的老槐树根部，便不能再攀升了。村子似乎像被老法海使了法术的金山禅寺，任凭白娘子如何翻动滔天的洪水，就是淹不着。洪水最终无奈，一节一节地下落；村子一周留下一圈圈它撤退的痕迹。
村子往北延伸依次是姜姓、卢姓、朱姓、王姓、赫姓是一呈隆起地势的狭长地带。记得懂风水的先祖父说过，这是一条龙脉，而我们村子在龙头上，水哪有淹到龙头上的？
六合乃兵家必争之地，历遭兵燹，人口萧条，土地荒芜。现今的六合人祖上很少是土著，他们的祖先大多浙江、安徽一带迁来，垦荒辟地，繁衍生息，安居乐业。袁姓自然也本不是土著。
面朝黄土，背朝天，与土地庄稼厮磨日久，村民就有土地的性格，淳朴厚重。但据长辈说，早先村子民风剽悍，附近村庄的人都敬畏三分。
袁姓村民血管里流淌着骄傲的血液。家父生前说过，袁姓血统纯正，是舜的后人。而我们这支袁姓又是后汉著名的不畏权贵的直臣袁安的后代，家谱原先是“卧雪堂”晚清时，村上的老秀才和几个塾师认为，卧雪不具有点被动，命运应该靠自己拯救，故改为“雪徵堂”家谱至今藏着，文革时，是被父亲藏在粮扎子里，逃过一劫的。
村民早先人心很齐，好勇斗狠。听老人们回忆，每逢插秧季节，由于村处下端，上流的水源，经常被截，为了争水，经常和西边赵、秦两大姓发生械斗。在我童年时，记得村上人和赵秦人争夺村西边一处废弃的木桥的木料。双方都说是自己祖上留下的，各不相让。最后发生械斗，那天傍晚，村里的青壮男女都手持刀叉棍棒，呼啸而去。还记得，我家的西邻是远近闻名的猛汉，他从自己正在烧晚饭的老母手中，抢过烧的通红的火叉，飞奔而去，据说烫翻搠倒了对方好几条大汉。村民同赵秦姓氏，祖祖辈辈就是仇家。据说以前，村民上集镇都要结伴经过赵秦二姓的地盘。那次可能是最后一次惨烈的械斗了，到我读中学书时，还有几个赵秦的同学，而且很要好，我还常去他们那里玩。
以前生产队送公粮到八百镇，还经常同八百镇边的另一剽悍的村子——马山，发生争斗。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村上的人偏偏让马山人懂得什么叫天外有天。
印象中早先村上人喜欢习武，石担（石杠铃）、石鼓子（石哑铃）、五抓子（石制有五个手指洞）、石锁，随处可见。经常看到大人们在一堆，比试力气。还玩出很多花样，玩石担子，有风摆荷叶（单手擎起，摆动）；石锁看谁抛的高，接得稳；五爪子看谁抓的时间久。说来好笑，在这样环境熏染下，我还练就一身武艺。刚工作时，还让两个误把我当成文弱生的地痞吃足了苦头。
村上人也很讲意气。记得，某一卢姓的村民，夏天贩牛经过村东的八百大河，溺水身亡。死者亲属在外打工，只有妇女孩子在家，其他卢姓村民大多漠不关心，不愿意下水打捞。青壮袁姓村民自告奋勇，纷纷跳入河中，如找自己亲人。直到深夜，点燃松烛火把，决不放弃，最终打捞上岸。死者亲属感激涕零，说：“大袁滩人够意思，硬挣啊！”这里“大”字本身就是赞美或自豪。
村里人也很豪爽。小时候，每逢过年过节，外地讨饭的人，到门前讨乞讨，当村长的父亲是总是拉他们进屋，坐到一起，邀请豪饮。还说告戒袁氏家族的人要有同情心，不允许同贩夫走卒讨价还价。
仔细观察村民，一律身形细长而健壮，鼻准高直。行为风范，还有一点如香祖笔记里说的“袁氏家风”风格。
村上还有一些特别的风俗，比如，大多数姓氏是农历二十四送灶，而我们是农历二十三送灶。还说是，自古“君三，民四”这也透出村民的一种骄傲的情绪。
年底二十九夜晚，也就是除夕前一晚，村民深夜起来，烀猪头，还要到土地庙拜祭。“乒乒乓乓”一阵鞭炮后，家主把透熟的猪头肉切成块，放在面碗里，端到床前，叫醒所有家庭成员，每人都要吃点，说这是“作兴”（规矩）的，叫“抢肥”在贫穷年代，这多吃一顿肉，让远近村民好羡杀啊。据说，其他乡镇的姑娘冲这个习俗，都愿意下嫁到大袁滩呢。而乞讨的化子，也夜里到门前乞讨，图个吉利，村民都大方的送给几块大肉。第二天，还炫耀自家多么多么的大方。
村上读书人不多，只有我们西队两户人家，有人读大学。一家祖上是秀才；另一家，就是我家，祖父是读书人年轻时还在大上海闯过，父亲也是读书人。祭祖的时候，老人们还有新的说法，说我父亲文革时保护了家谱，我能读大学是祖上特别的恩荫。
村民似乎也不在意子女能跳出农门，村子水里有鱼虾，让孩子们乐此不疲。鱼米之乡，家里也决不缺少吃的。
改革开放后，村里出了好多小老板，他们读不进书，学瓦匠、木匠，头脑灵活的包工程，发了起来，对村里组织什么唱大戏之类的公益活动，他们花钱阔绰。他们现在也有好多人也在大城市买房子。精神状态一点也比我们读上大学拿工资的差。过年过节见面时，他们对读书人还很客气，可能民风还没有多少改变。
村上人很淳朴，每次回家，他们都很热情。但看到母亲一辈的人一天一天的变老，我的眼睛总热热的。
望着眼前绿树环合的村庄，心理如潮水般泛滥。看到村南边小河南岸排列整齐的坟地，这是一代代村民的归宿，不禁产生悲悯的心绪
村子名字跟泥土一样的素朴，叫“袁家滩”位于六合城东30里的八百镇之东5里。这个村子没有其他姓氏，只一律姓袁。大约在明代，袁氏先祖在公和四个儿子——建刚、建强、建勇、建智，挈妇将雏，从安徽徽州府，北越大江，不辞劳顿，卜居于此。唯耕唯读，休养生息。至今已递十代。如今村子有百户人家，据父辈说，早在建国初就分为东西两个生产队了。
为何叫“滩”现在很少有人意会。还依稀记得童年时，过去村子南边是低洼水田，还纵横着几个带状的水荡。不像眼前村子东边自北而南是八百大河，南边自西而东入八百大河的一条小河是清水河，成了“丁”状的形态，整饬的规划。
过去，每逢雨季，雨水汇集，村东西南成了白浪浪的一片水府泽国。只有村子还浮在水面，那情景就会让你明白为何叫“滩”了。
说也奇怪，水线一直爬到村南边的老槐树根部，便不能再攀升了。村子似乎像被老法海使了法术的金山禅寺，任凭白娘子如何翻动滔天的洪水，就是淹不着。洪水最终无奈，一节一节地下落；村子一周留下一圈圈它撤退的痕迹。
村子往北延伸依次是姜姓、卢姓、朱姓、王姓、赫姓是一呈隆起地势的狭长地带。记得懂风水的先祖父说过，这是一条龙脉，而我们村子在龙头上，水哪有淹到龙头上的？
六合乃兵家必争之地，历遭兵燹，人口萧条，土地荒芜。现今的六合人祖上很少是土著，他们的祖先大多浙江、安徽一带迁来，垦荒辟地，繁衍生息，安居乐业。袁姓自然也本不是土著。
面朝黄土，背朝天，与土地庄稼厮磨日久，村民就有土地的性格，淳朴厚重。但据长辈说，早先村子民风剽悍，附近村庄的人都敬畏三分。
袁姓村民血管里流淌着骄傲的血液。家父生前说过，袁姓血统纯正，是舜的后人。而我们这支袁姓又是后汉著名的不畏权贵的直臣袁安的后代，家谱原先是“卧雪堂”晚清时，村上的老秀才和几个塾师认为，卧雪不具有点被动，命运应该靠自己拯救，故改为“雪徵堂”家谱至今藏着，文革时，是被父亲藏在粮扎子里，逃过一劫的。
村民早先人心很齐，好勇斗狠。听老人们回忆，每逢插秧季节，由于村处下端，上流的水源，经常被截，为了争水，经常和西边赵、秦两大姓发生械斗。在我童年时，记得村上人和赵秦人争夺村西边一处废弃的木桥的木料。双方都说是自己祖上留下的，各不相让。最后发生械斗，那天傍晚，村里的青壮男女都手持刀叉棍棒，呼啸而去。还记得，我家的西邻是远近闻名的猛汉，他从自己正在烧晚饭的老母手中，抢过烧的通红的火叉，飞奔而去，据说烫翻搠倒了对方好几条大汉。村民同赵秦姓氏，祖祖辈辈就是仇家。据说以前，村民上集镇都要结伴经过赵秦二姓的地盘。那次可能是最后一次惨烈的械斗了，到我读中学书时，还有几个赵秦的同学，而且很要好，我还常去他们那里玩。
以前生产队送公粮到八百镇，还经常同八百镇边的另一剽悍的村子——马山，发生争斗。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村上的人偏偏让马山人懂得什么叫天外有天。
印象中早先村上人喜欢习武，石担（石杠铃）、石鼓子（石哑铃）、五抓子（石制有五个手指洞）、石锁，随处可见。经常看到大人们在一堆，比试力气。还玩出很多花样，玩石担子，有风摆荷叶（单手擎起，摆动）；石锁看谁抛的高，接得稳；五爪子看谁抓的时间久。说来好笑，在这样环境熏染下，我还练就一身武艺。刚工作时，还让两个误把我当成文弱生的地痞吃足了苦头。
村上人也很讲意气。记得，某一卢姓的村民，夏天贩牛经过村东的八百大河，溺水身亡。死者亲属在外打工，只有妇女孩子在家，其他卢姓村民大多漠不关心，不愿意下水打捞。青壮袁姓村民自告奋勇，纷纷跳入河中，如找自己亲人。直到深夜，点燃松烛火把，决不放弃，最终打捞上岸。死者亲属感激涕零，说：“大袁滩人够意思，硬挣啊！”这里“大”字本身就是赞美或自豪。
村里人也很豪爽。小时候，每逢过年过节，外地讨饭的人，到门前讨乞讨，当村长的父亲是总是拉他们进屋，坐到一起，邀请豪饮。还说告戒袁氏家族的人要有同情心，不允许同贩夫走卒讨价还价。
仔细观察村民，一律身形细长而健壮，鼻准高直。行为风范，还有一点如香祖笔记里说的“袁氏家风”风格。
村上还有一些特别的风俗，比如，大多数姓氏是农历二十四送灶，而我们是农历二十三送灶。还说是，自古“君三，民四”这也透出村民的一种骄傲的情绪。
年底二十九夜晚，也就是除夕前一晚，村民深夜起来，烀猪头，还要到土地庙拜祭。“乒乒乓乓”一阵鞭炮后，家主把透熟的猪头肉切成块，放在面碗里，端到床前，叫醒所有家庭成员，每人都要吃点，说这是“作兴”（规矩）的，叫“抢肥”在贫穷年代，这多吃一顿肉，让远近村民好羡杀啊。据说，其他乡镇的姑娘冲这个习俗，都愿意下嫁到大袁滩呢。而乞讨的化子，也夜里到门前乞讨，图个吉利，村民都大方的送给几块大肉。第二天，还炫耀自家多么多么的大方。
村上读书人不多，只有我们西队两户人家，有人读大学。一家祖上是秀才；另一家，就是我家，祖父是读书人年轻时还在大上海闯过，父亲也是读书人。祭祖的时候，老人们还有新的说法，说我父亲文革时保护了家谱，我能读大学是祖上特别的恩荫。
村民似乎也不在意子女能跳出农门，村子水里有鱼虾，让孩子们乐此不疲。鱼米之乡，家里也决不缺少吃的。
改革开放后，村里出了好多小老板，他们读不进书，学瓦匠、木匠，头脑灵活的包工程，发了起来，对村里组织什么唱大戏之类的公益活动，他们花钱阔绰。他们现在也有好多人也在大城市买房子。精神状态一点也比我们读上大学拿工资的差。过年过节见面时，他们对读书人还很客气，可能民风还没有多少改变。
村上人很淳朴，每次回家，他们都很热情。但看到母亲一辈的人一天一天的变老，我的眼睛总热热的。
望着眼前绿树环合的村庄，心理如潮水般泛滥。看到村南边小河南岸排列整齐的坟地，这是一代代村民的归宿，不禁产生悲悯的心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