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子俊带着公上缨回转三河镇后，就跟同知祝浩铭说道：“祝大人连日辛苦，推广高产粮的事情本府已经询问过了还算不错，在三河镇这一片，也不用把上好的良田去种植，红薯不挑地，玉米耐旱、土豆也能在贫瘠的土地上存活，只要土地松软即可，祝大人在这里多住几日，本府就先回庐州府衙，一年一度的考功会不能耽搁。”
这位祝浩铭巴不得能在三河多留几天，这几天吃住全在外宅小妾那里，享受着“天伦之乐”。最后章子俊也是意味深长地说道：“听说祝大人在外为官这么些年来养外宅不是长久之计，还是给人家个名份吧。”
听话听音啊，祝浩铭当然明白了这是知府大人在敲打自己，内心中有点懊脑……。
庐州府衙，林照磨在大声地喊着：“无为知州李大人、六安知州王大人、庐城县张大人、舒城县林大人、庐江县李安李大人、巢县吴大人、英山县銘大人、霍山县黄大人，知府请大家进内院。”
这是每一年知府对下属的考功评定，目前全府下辖的二州六县都在连通道路，要做到马车能通行，渡船能装运，在某些地段硬化路面。这是一个大工程，也是往后几年中考评的业绩，目前二州六县在知府大人的带动下，都在发展产业，自己不能商业，就让家中的亲戚、族亲开办了许多营生，有挖煤的，挖矿的，也有建窑烧砖瓦的，还有开办水泥厂的，可以说在这些人中以前都是“各门各派”，现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就是赚钱。自然而然地成了以章子俊为首的“商贾派”，当然也有把庐州的商业模式嗤子以鼻，仲曰：“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
意思是说：“管仲曾经说过，—个万乘之国，也就是一个大国，如果出现了拥有万金的大商人，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拥有千金的大商人，这说明什么昵？这说明朝廷的财富流失到个人手里了。这非常可怕，因为这些人变得太富，国君就没法用利禄驱使他。他们就不听朝廷的管理，国家就会混乱。”
太祖则规定，商人在穿衣方面要低于农民，农民有钱的话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但商人不行，而商人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
可是到了成化年间就不一样，当官如果指望着朝廷那点钱，这么一大家子怎么养活，所以明面上不收受贿赂，都是让家族或是亲戚中去营商，就目前来说，谁跟庐州府搭上关系，就会大把地赚钱，那一个官员不喜，有些官员口中一边大骂阿睹之物，可身体很诚实，偷偷地让自家人经营起了各种买卖。
另有以贵妃娘娘、万安为一线的“万氏派”。依附在皇帝身上的汪直、梁芳、钱能等的“宦官派”。其中覃勤、韦兴等人又是“万氏派”也是“宦官派”。寄生在皇上身边的“僧道派”，又依附“宦官派”。接下去就是依附“僧道派”的“传俸官派”，以上这些各自独立，相互利用，对付一个共同的“敌人”文官集团，而在“文官集团”内部又分为南派、北派之争，不过现在不重要了，够乱了，在文官集团看来，眼前的共同敌人就是僧道传俸官加上阉人当道，在这一系列的复杂交叉中，唯有朱见深在覆手为云，玩弄天下。
庐州的管理模式，经营之道可谓是一股“清流”，看得让人眼红，得到实惠的拼死维护，没有得到的利用手中权力“打秋风”，更多的就是冷眼旁观。
也有官员在找庐州的错，翻遍所有朝廷律令也找不出一条房地产开发带动商业繁荣的律法，只能往越制、僭越方面去抠。可是这种事自有人会为章子俊代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弄的很累，随之就是观望。
英山县銘大人道：“府尹大人，本县有吴姓家吴三，本是县中一屠夫尔，在东市常年杀猪羊营生，前个月突然抖起来了，说是一个本家在京城做官了，前日那个吴三本家来找本县，说是奉太监段英前来，让本县采办药材、粮食、茶叶，还拿出了户部律令，这让本县实在是无能为力，数量实在太大，望府尹大人能为属下通融通融。”
不等英山县銘大人说完，舒城县林大人接口道：“本县也有这事，不想銘大人先说了，本县也来了一位传俸官说是奉太监段英前来，让本县收粮食三千五百石，银子一千五百两，用作冲抵本县矿产的税收，原因是这些矿产原本是内官收入，地方是不能随便开采的，虽然本县有，可太平仓要空了，这可如何是好？”
宦官、传俸官到县衙私下收取粮食及官银而知府不知道，以后碰到这样的事，直接抓起来，说不定是行骗之人。咱们只认朝廷吏部的官凭，还要有户部的文书，等本府上书核实，对于这样的事章子俊不怕事情闹大，正好讨个说法。
自洪武十八年，太祖令全国各布政使司、府县将一年所收田赋刻于石板公示作为定额，并于不久之后宣布新垦田地永不起科,将皇朝的田赋基数划定在了三千万石。宣德时期，为平息江南地区愈演愈烈的抗税风波，宣宗下令减免江南赋税三百万石，田赋的基准线就降落到了二千七百万石，直至皇朝覆灭。
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大致分两大块来使用。一块由朝廷用于维持皇朝的日常运营（官吏俸禄、赈灾水利、军事边防等等）；一块给皇帝用于皇帝本人以及宫廷开销。
虽然明朝的支出被分为了内外两个部分，但是皇帝也不太可能完全不顾外朝。例如为了皇朝的安全以及自身权力的稳固，皇帝必须定期地给予勋贵、禁军、边防军将赏赐，战争时也得拿钱出来贴补军需不足。
随着宫廷规模的不断扩大，到了此时成化年间这些钱开始不够花了，朱见深只得频繁地向户部讨要银两。前阵子用太仓银弥补内库就是这样发生了，这时外朝由于自身官僚系统的膨胀、军事衰落导致的边防开支扩大，本身也缺钱。加之文官集团固有的想要约束皇帝和皇权，所以这种讨要往往没什么结果或者被打折。
皇帝也只好开始着眼于其它地方，以扩大自己的财源，开矿、征收商税就是内官颇为看重的财源。但是朝廷的全体官员可谓是旗帜鲜明，异口同声地反对。
其原因是皇朝一直是实行禁矿政策。立国之初就将农耕视为皇朝的根本，认为开矿会破坏农耕。因为矿产的利润高于耕作，所以在利益的驱使下会有大量人口涌向这个行业，太祖认为这会导致农耕被荒废。
其次，开矿安全性非常低，矿难风险居高不下，所以从事采矿的人普遍被视为豁出性命的亡命之徒。
这样的人聚集在一起为了维护利益必然会抱团抵抗朝廷的管理、封禁，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例如正统年间爆发的叶宗留、邓茂七作乱就是朝廷为解决财政问题开矿引发的矿工起义。
而此时的庐州府在开矿上不一样，是当地自愿自发地开矿，形成一个矿石市场，可以自由交易，所谓的矿工不是强逼的，开采的矿也是储量很小的石碳、品相不高的铁矿，还有一些采石矿。因为在庐州周围也就分布着这些小型矿脉。那些大型矿产，有价值的都被朝廷霸占着，比如一些银矿、铜矿、锡等。
所以对于一些小型煤矿、贫铁矿、采石来说不算矿，谁愿意谁就采。正所谓有需求，就会有产出，庐州对煤、石灰及铁矿的需求，极大地带动了周边的开矿发展，在此时采矿很原始，没有机器作业，对矿工也是风险极大，最大的难关还是运输成本极高，一般都是就地取材，好在芦州府什么东西都要，连矿渣、碎石也能卖钱，只要有办法运过来。这就造成了运输物流的繁荣。
反正章子俊对采矿不干涉，只是让在庐城的都指挥使分派些卫所兵维持秩序，让张指挥使及属下从中捞点好处。
英山县及舒城县回转后，就把前来讨要粮食、银子的给抓了起来，对銘大人来说，本县拿不出银子也是死，现在有知府顶着，死道友不死贫道，何乐不为。舒城县也一样的想法，要死就大家一起死，作为一个小小县令也是被逼无奈。
这位祝浩铭巴不得能在三河多留几天，这几天吃住全在外宅小妾那里，享受着“天伦之乐”。最后章子俊也是意味深长地说道：“听说祝大人在外为官这么些年来养外宅不是长久之计，还是给人家个名份吧。”
听话听音啊，祝浩铭当然明白了这是知府大人在敲打自己，内心中有点懊脑……。
庐州府衙，林照磨在大声地喊着：“无为知州李大人、六安知州王大人、庐城县张大人、舒城县林大人、庐江县李安李大人、巢县吴大人、英山县銘大人、霍山县黄大人，知府请大家进内院。”
这是每一年知府对下属的考功评定，目前全府下辖的二州六县都在连通道路，要做到马车能通行，渡船能装运，在某些地段硬化路面。这是一个大工程，也是往后几年中考评的业绩，目前二州六县在知府大人的带动下，都在发展产业，自己不能商业，就让家中的亲戚、族亲开办了许多营生，有挖煤的，挖矿的，也有建窑烧砖瓦的，还有开办水泥厂的，可以说在这些人中以前都是“各门各派”，现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就是赚钱。自然而然地成了以章子俊为首的“商贾派”，当然也有把庐州的商业模式嗤子以鼻，仲曰：“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
意思是说：“管仲曾经说过，—个万乘之国，也就是一个大国，如果出现了拥有万金的大商人，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拥有千金的大商人，这说明什么昵？这说明朝廷的财富流失到个人手里了。这非常可怕，因为这些人变得太富，国君就没法用利禄驱使他。他们就不听朝廷的管理，国家就会混乱。”
太祖则规定，商人在穿衣方面要低于农民，农民有钱的话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但商人不行，而商人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
可是到了成化年间就不一样，当官如果指望着朝廷那点钱，这么一大家子怎么养活，所以明面上不收受贿赂，都是让家族或是亲戚中去营商，就目前来说，谁跟庐州府搭上关系，就会大把地赚钱，那一个官员不喜，有些官员口中一边大骂阿睹之物，可身体很诚实，偷偷地让自家人经营起了各种买卖。
另有以贵妃娘娘、万安为一线的“万氏派”。依附在皇帝身上的汪直、梁芳、钱能等的“宦官派”。其中覃勤、韦兴等人又是“万氏派”也是“宦官派”。寄生在皇上身边的“僧道派”，又依附“宦官派”。接下去就是依附“僧道派”的“传俸官派”，以上这些各自独立，相互利用，对付一个共同的“敌人”文官集团，而在“文官集团”内部又分为南派、北派之争，不过现在不重要了，够乱了，在文官集团看来，眼前的共同敌人就是僧道传俸官加上阉人当道，在这一系列的复杂交叉中，唯有朱见深在覆手为云，玩弄天下。
庐州的管理模式，经营之道可谓是一股“清流”，看得让人眼红，得到实惠的拼死维护，没有得到的利用手中权力“打秋风”，更多的就是冷眼旁观。
也有官员在找庐州的错，翻遍所有朝廷律令也找不出一条房地产开发带动商业繁荣的律法，只能往越制、僭越方面去抠。可是这种事自有人会为章子俊代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弄的很累，随之就是观望。
英山县銘大人道：“府尹大人，本县有吴姓家吴三，本是县中一屠夫尔，在东市常年杀猪羊营生，前个月突然抖起来了，说是一个本家在京城做官了，前日那个吴三本家来找本县，说是奉太监段英前来，让本县采办药材、粮食、茶叶，还拿出了户部律令，这让本县实在是无能为力，数量实在太大，望府尹大人能为属下通融通融。”
不等英山县銘大人说完，舒城县林大人接口道：“本县也有这事，不想銘大人先说了，本县也来了一位传俸官说是奉太监段英前来，让本县收粮食三千五百石，银子一千五百两，用作冲抵本县矿产的税收，原因是这些矿产原本是内官收入，地方是不能随便开采的，虽然本县有，可太平仓要空了，这可如何是好？”
宦官、传俸官到县衙私下收取粮食及官银而知府不知道，以后碰到这样的事，直接抓起来，说不定是行骗之人。咱们只认朝廷吏部的官凭，还要有户部的文书，等本府上书核实，对于这样的事章子俊不怕事情闹大，正好讨个说法。
自洪武十八年，太祖令全国各布政使司、府县将一年所收田赋刻于石板公示作为定额，并于不久之后宣布新垦田地永不起科,将皇朝的田赋基数划定在了三千万石。宣德时期，为平息江南地区愈演愈烈的抗税风波，宣宗下令减免江南赋税三百万石，田赋的基准线就降落到了二千七百万石，直至皇朝覆灭。
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大致分两大块来使用。一块由朝廷用于维持皇朝的日常运营（官吏俸禄、赈灾水利、军事边防等等）；一块给皇帝用于皇帝本人以及宫廷开销。
虽然明朝的支出被分为了内外两个部分，但是皇帝也不太可能完全不顾外朝。例如为了皇朝的安全以及自身权力的稳固，皇帝必须定期地给予勋贵、禁军、边防军将赏赐，战争时也得拿钱出来贴补军需不足。
随着宫廷规模的不断扩大，到了此时成化年间这些钱开始不够花了，朱见深只得频繁地向户部讨要银两。前阵子用太仓银弥补内库就是这样发生了，这时外朝由于自身官僚系统的膨胀、军事衰落导致的边防开支扩大，本身也缺钱。加之文官集团固有的想要约束皇帝和皇权，所以这种讨要往往没什么结果或者被打折。
皇帝也只好开始着眼于其它地方，以扩大自己的财源，开矿、征收商税就是内官颇为看重的财源。但是朝廷的全体官员可谓是旗帜鲜明，异口同声地反对。
其原因是皇朝一直是实行禁矿政策。立国之初就将农耕视为皇朝的根本，认为开矿会破坏农耕。因为矿产的利润高于耕作，所以在利益的驱使下会有大量人口涌向这个行业，太祖认为这会导致农耕被荒废。
其次，开矿安全性非常低，矿难风险居高不下，所以从事采矿的人普遍被视为豁出性命的亡命之徒。
这样的人聚集在一起为了维护利益必然会抱团抵抗朝廷的管理、封禁，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例如正统年间爆发的叶宗留、邓茂七作乱就是朝廷为解决财政问题开矿引发的矿工起义。
而此时的庐州府在开矿上不一样，是当地自愿自发地开矿，形成一个矿石市场，可以自由交易，所谓的矿工不是强逼的，开采的矿也是储量很小的石碳、品相不高的铁矿，还有一些采石矿。因为在庐州周围也就分布着这些小型矿脉。那些大型矿产，有价值的都被朝廷霸占着，比如一些银矿、铜矿、锡等。
所以对于一些小型煤矿、贫铁矿、采石来说不算矿，谁愿意谁就采。正所谓有需求，就会有产出，庐州对煤、石灰及铁矿的需求，极大地带动了周边的开矿发展，在此时采矿很原始，没有机器作业，对矿工也是风险极大，最大的难关还是运输成本极高，一般都是就地取材，好在芦州府什么东西都要，连矿渣、碎石也能卖钱，只要有办法运过来。这就造成了运输物流的繁荣。
反正章子俊对采矿不干涉，只是让在庐城的都指挥使分派些卫所兵维持秩序，让张指挥使及属下从中捞点好处。
英山县及舒城县回转后，就把前来讨要粮食、银子的给抓了起来，对銘大人来说，本县拿不出银子也是死，现在有知府顶着，死道友不死贫道，何乐不为。舒城县也一样的想法，要死就大家一起死，作为一个小小县令也是被逼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