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曲阜的儒生，大部分还是过着清心寡欲，自我修为的朝圣生活，可也不乏一些逃避现实的官二代，官三代这里隐居，还有一些曾受到朝廷排斥或又是犯官子女在这里避世的……。所以自洪武起、经历了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天顺、景泰直到现在的成化，明朝的文人已经没有了进取的精神。只能修身养性了，因为从洪武起明朝就失去了表达与探索的精神，整一个社会风气也变得十分低迷，而这些全都是拜当时盛行的文字狱所赐。
到了成化年，朱见深对这方面有所宽宥才使的陈献章、湛若水、王阳明这些理学大家随后兴起，到了正德、嘉靖时也不得不回家种田、教书育人了。可也比洪武时期动不动就砍脑袋强，明朝中后期，各种新兴的思想层出不穷，让人目不暇接。但是当时明朝的做法却是在极力打压着这类新思想的诞生。甚至为了防范这种“离经叛道”情况的出现，八股文，台阁体这些无疑是把考生那尚才萌芽的先进思想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但是相比于朱元璋在位期间的明朝初期，明朝中期文字狱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也仅仅是相较于初期而言。
文字狱自古有之，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光所能想到的就不知凡几：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北宋时期改变苏轼一生命运的乌台诗案等等。
虽然每个朝代或多或少都有文字狱的案件产生，但是历史上文字狱最为盛行的时代还是明清时期。
明朝的文字狱其类型更偏向于禁锢思想，扼制新兴观点的产生。而不是清朝时期的“反清复明”，这无疑极大阻碍了明朝时期的文学进程。
两汉有雄浑瑰丽的汉赋、唐朝有华美璀璨的唐诗、两宋则有婉约清丽的宋词，连蒙元也有独树一帜的元曲，它们都可以称之为“一代之文学”，无论汉赋唐诗、还是宋词元曲，都留下了无数辉映千古的名篇，也产生了众多让后世仰望的大诗人、大文豪，他们的名字让千载后的我们仍然为之自豪。不过到了大明朝就出现了尴尬的状况，它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上竟然很难找出足以匹敌前人的诗坛巨匠来。
明朝时期创作的佳作只是暗淡的星光，寥寥无几，因此，明清时代便鲜少出现内容新颖有独到见解的作品，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呆板无比的八股文，更别说诗词了。
朱元璋曾多次因为一些诗词歌赋中所带的禁忌字眼而变得雷霆大怒，甚至还会对作者施以极刑。比如杭州府学的教授徐一夔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出“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的词句，短短的一句话中出现了两个朱元璋所不喜的字眼，结果被斩首。比如翰林学士高启，他被后世称为明朝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由此可见他的历史地位着实不容小觑。可就是这样一位诗人，他只是按照个人喜好作了一首内容有“龙盘虎踞”的字样的诗，就受到朱元璋的猜忌被斩首。又比如钱宰，只是在家自娱自乐发了一点上班太早的牢骚，也难逃朱元璋的眼线。第二天上朝时就被朱元璋点名说诗作得不错，就是有个字出现了问题，吓得钱宰当场跪地求饶。到了洪武后期，朱元璋手上便沾染了太多文人的血液。而他也不负众望，成为了历史上杀死文人最多的皇帝。
其中有名的案件有二十起，这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所做内容中出现“作则垂宪”被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所作内容中出现“垂子孙而作则”被诛、福州府学训导林博璟所作内容中出现“仪则天下”被诛等等……。
朱元璋在当时这一系列操作，直接将明朝时期学子想要入朝为官的积极性降到了最低。那些正统的儒生不愿入朝为官害怕朝不保夕祸及己身。因此新鲜血液不愿意入朝为官，已经在朝堂之上摸爬滚打过数年的老臣也产生了辞官隐居的想法。
从先秦开始的诗歌传统源远流长，对任何一个古代文人来说，作一首勉强能通的诗是基本功，文人之间的唱和酬酢也是以诗歌为主，不少诗词名篇都是即兴应景而作，可有明一代，这样体现真性情又有极高艺术价值的作品却几乎没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最主要的是八股取士制度的影响、党争和文字狱的威慑、整体学术氛围的低迷等。
“噤若寒蝉”便是当时文人最真实的写照了，因此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会因为一句无心之失，受到皇帝的猜忌最后丢掉了性命。剩下的不敢辞官也不敢忤逆皇权淫威的官员，也丧失了自己初入仕途的野心与抱负，无所作为。
所以也别怪“三杨”时期，只知道歌舞升平，也不能怪当今纸糊三阁老，泥朔六尚书了，整个文坛一团死气，直接影响到了朝堂官员的素质和文学功底，像商辂这样的人物也不得不回家种田。
以八股文为科举文字的标准体裁、以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为出题标准，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对沿袭数百年的科举制度最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对朝廷来说自然是有利的，相当于强制性的统一了天下儒生的思想、而八股文这样的题材也确实带来了审卷和评定举子文章优劣的便利。但其后果就是让举子们禁锢于朱子的学术体系中，写起文章来也习惯性的按照八股文的框架，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文辞拘谨、一板一眼，再也没有了唐宋文人的灵气。
明朝的文字狱，党争对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压制。明初刚刚统一时，国势强盛、政治清明，像高启等人的诗歌还多有盛世气象，在朱元璋掀起对名将勋臣的连番大狱后，又屡屡借口文人诗文犯禁，族杀了不少文臣，从此诗坛就日益死气沉沉了。而成祖朱棣是有心打造文教盛世的，可是得位不正，文人们担心诗文犯忌，也不敢放肆著作，在嘉靖时期，道教兴盛，皇帝痴迷写青词，到了仁宣之后，明朝国势江河日下，诗坛就更加萎靡不振了。
章子俊起先认为只要有了功名，就不受人欺负，为了过上自由的生活，拼命读书，拼命考取功名，想方设法作弊，可不知道考取了功名就是朝廷的人了，就像步入到了一个公司的可选人材库中，等待选派。当进入到上层领导的位置后，才发觉事情没有想像中的逍遥自在，提防的地方实在太多，动不动就会小命不保，而且还会影响到家人后代，内心惶惶然不可终日之下造枪，寻找一点自我安慰，如果皇帝真要杀你，造几支火药枪有用吗？除非能造机关枪，还要有无限的弹药，最好造架能装下全家人的大飞机，可是这个世界又能去哪里？占山为王？移居海外不毛之地？占一个小岛？这样的结局其实是很悲惨的。
章子俊说的够多了，如果再说下去对自己不一定好，还是勉励为主，所以章子俊就借用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诫子书》做总结说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意思是有道德修养的人，依靠内心安静来修养身心，以俭朴节约财物来培养自己高尚的品德。不恬静寡欲无法明确志向，不排除外来干扰无法达到远大目标。学习必须静心专一，而才干来自勤奋学习。如果不学习就无法增长自己的才干，不明确志向就不能在学习上获得成就。纵欲放荡、消极怠慢就不能勉励心志使精神振作，冒险草率、急躁不安就不能修养性情。年华随时光而飞驰，意志随岁月逐渐消逝。最终枯败零落，大多不接触世事、不为社会所用，只能悲哀地困守在自己穷困的破舍里，到时悔恨又怎么来得及？
嗯，嗯，那个，那个知县大人啊，容在下更衣，又对着孔闻讷施一礼，章子俊在此时说“更衣”就是尿急，要上厕所的意思，这个时候再不开溜，接下去就无法脱身了。因为章子俊很怕自己会闯祸，在圣人之地祸从口出，殃及家人。
章子俊走出孔庙府学后，真有点逃出山门野和尚的感觉，如果再跟这帮人撕扯下去，就回不了庐州了。因为庐州家中有三位夫人为自己生孩子，也不知道怎样了，实在很不放心，想到这里归心似箭了。就让陈献章去跟这些人扳扯吧。
到了成化年，朱见深对这方面有所宽宥才使的陈献章、湛若水、王阳明这些理学大家随后兴起，到了正德、嘉靖时也不得不回家种田、教书育人了。可也比洪武时期动不动就砍脑袋强，明朝中后期，各种新兴的思想层出不穷，让人目不暇接。但是当时明朝的做法却是在极力打压着这类新思想的诞生。甚至为了防范这种“离经叛道”情况的出现，八股文，台阁体这些无疑是把考生那尚才萌芽的先进思想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但是相比于朱元璋在位期间的明朝初期，明朝中期文字狱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也仅仅是相较于初期而言。
文字狱自古有之，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光所能想到的就不知凡几：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北宋时期改变苏轼一生命运的乌台诗案等等。
虽然每个朝代或多或少都有文字狱的案件产生，但是历史上文字狱最为盛行的时代还是明清时期。
明朝的文字狱其类型更偏向于禁锢思想，扼制新兴观点的产生。而不是清朝时期的“反清复明”，这无疑极大阻碍了明朝时期的文学进程。
两汉有雄浑瑰丽的汉赋、唐朝有华美璀璨的唐诗、两宋则有婉约清丽的宋词，连蒙元也有独树一帜的元曲，它们都可以称之为“一代之文学”，无论汉赋唐诗、还是宋词元曲，都留下了无数辉映千古的名篇，也产生了众多让后世仰望的大诗人、大文豪，他们的名字让千载后的我们仍然为之自豪。不过到了大明朝就出现了尴尬的状况，它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上竟然很难找出足以匹敌前人的诗坛巨匠来。
明朝时期创作的佳作只是暗淡的星光，寥寥无几，因此，明清时代便鲜少出现内容新颖有独到见解的作品，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呆板无比的八股文，更别说诗词了。
朱元璋曾多次因为一些诗词歌赋中所带的禁忌字眼而变得雷霆大怒，甚至还会对作者施以极刑。比如杭州府学的教授徐一夔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出“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的词句，短短的一句话中出现了两个朱元璋所不喜的字眼，结果被斩首。比如翰林学士高启，他被后世称为明朝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由此可见他的历史地位着实不容小觑。可就是这样一位诗人，他只是按照个人喜好作了一首内容有“龙盘虎踞”的字样的诗，就受到朱元璋的猜忌被斩首。又比如钱宰，只是在家自娱自乐发了一点上班太早的牢骚，也难逃朱元璋的眼线。第二天上朝时就被朱元璋点名说诗作得不错，就是有个字出现了问题，吓得钱宰当场跪地求饶。到了洪武后期，朱元璋手上便沾染了太多文人的血液。而他也不负众望，成为了历史上杀死文人最多的皇帝。
其中有名的案件有二十起，这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所做内容中出现“作则垂宪”被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所作内容中出现“垂子孙而作则”被诛、福州府学训导林博璟所作内容中出现“仪则天下”被诛等等……。
朱元璋在当时这一系列操作，直接将明朝时期学子想要入朝为官的积极性降到了最低。那些正统的儒生不愿入朝为官害怕朝不保夕祸及己身。因此新鲜血液不愿意入朝为官，已经在朝堂之上摸爬滚打过数年的老臣也产生了辞官隐居的想法。
从先秦开始的诗歌传统源远流长，对任何一个古代文人来说，作一首勉强能通的诗是基本功，文人之间的唱和酬酢也是以诗歌为主，不少诗词名篇都是即兴应景而作，可有明一代，这样体现真性情又有极高艺术价值的作品却几乎没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最主要的是八股取士制度的影响、党争和文字狱的威慑、整体学术氛围的低迷等。
“噤若寒蝉”便是当时文人最真实的写照了，因此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会因为一句无心之失，受到皇帝的猜忌最后丢掉了性命。剩下的不敢辞官也不敢忤逆皇权淫威的官员，也丧失了自己初入仕途的野心与抱负，无所作为。
所以也别怪“三杨”时期，只知道歌舞升平，也不能怪当今纸糊三阁老，泥朔六尚书了，整个文坛一团死气，直接影响到了朝堂官员的素质和文学功底，像商辂这样的人物也不得不回家种田。
以八股文为科举文字的标准体裁、以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为出题标准，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对沿袭数百年的科举制度最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对朝廷来说自然是有利的，相当于强制性的统一了天下儒生的思想、而八股文这样的题材也确实带来了审卷和评定举子文章优劣的便利。但其后果就是让举子们禁锢于朱子的学术体系中，写起文章来也习惯性的按照八股文的框架，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文辞拘谨、一板一眼，再也没有了唐宋文人的灵气。
明朝的文字狱，党争对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压制。明初刚刚统一时，国势强盛、政治清明，像高启等人的诗歌还多有盛世气象，在朱元璋掀起对名将勋臣的连番大狱后，又屡屡借口文人诗文犯禁，族杀了不少文臣，从此诗坛就日益死气沉沉了。而成祖朱棣是有心打造文教盛世的，可是得位不正，文人们担心诗文犯忌，也不敢放肆著作，在嘉靖时期，道教兴盛，皇帝痴迷写青词，到了仁宣之后，明朝国势江河日下，诗坛就更加萎靡不振了。
章子俊起先认为只要有了功名，就不受人欺负，为了过上自由的生活，拼命读书，拼命考取功名，想方设法作弊，可不知道考取了功名就是朝廷的人了，就像步入到了一个公司的可选人材库中，等待选派。当进入到上层领导的位置后，才发觉事情没有想像中的逍遥自在，提防的地方实在太多，动不动就会小命不保，而且还会影响到家人后代，内心惶惶然不可终日之下造枪，寻找一点自我安慰，如果皇帝真要杀你，造几支火药枪有用吗？除非能造机关枪，还要有无限的弹药，最好造架能装下全家人的大飞机，可是这个世界又能去哪里？占山为王？移居海外不毛之地？占一个小岛？这样的结局其实是很悲惨的。
章子俊说的够多了，如果再说下去对自己不一定好，还是勉励为主，所以章子俊就借用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诫子书》做总结说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意思是有道德修养的人，依靠内心安静来修养身心，以俭朴节约财物来培养自己高尚的品德。不恬静寡欲无法明确志向，不排除外来干扰无法达到远大目标。学习必须静心专一，而才干来自勤奋学习。如果不学习就无法增长自己的才干，不明确志向就不能在学习上获得成就。纵欲放荡、消极怠慢就不能勉励心志使精神振作，冒险草率、急躁不安就不能修养性情。年华随时光而飞驰，意志随岁月逐渐消逝。最终枯败零落，大多不接触世事、不为社会所用，只能悲哀地困守在自己穷困的破舍里，到时悔恨又怎么来得及？
嗯，嗯，那个，那个知县大人啊，容在下更衣，又对着孔闻讷施一礼，章子俊在此时说“更衣”就是尿急，要上厕所的意思，这个时候再不开溜，接下去就无法脱身了。因为章子俊很怕自己会闯祸，在圣人之地祸从口出，殃及家人。
章子俊走出孔庙府学后，真有点逃出山门野和尚的感觉，如果再跟这帮人撕扯下去，就回不了庐州了。因为庐州家中有三位夫人为自己生孩子，也不知道怎样了，实在很不放心，想到这里归心似箭了。就让陈献章去跟这些人扳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