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大明时报》最也不是专门为科举登载几篇八股文及诗词歌赋的读物，也不是宋朝小报那样的读物，随着章顺的到来，《大明时报》即将改变整个明朝从百姓到文人和朝廷直到庙堂之上。
本报欢迎各地士子学生，平常百姓投稿，内容不限，本报刊登《时政新闻》，《奇事趣闻》，《百姓生活》，《医疗卫生》，《天文地理》，《边关军事》，《诗词歌赋》，《百家文章》等等。本报宗旨，忠君爱民，务本其心，公正报道，开拓视野，扩展言路，颂扬仁礼、教化民众。
看看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大明时报》首先要做的就是拍皇帝的马屁，第一句就是忠君爱民，告诉皇上，报纸是忠于你的。接下去务本其心，公正报道就是本报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报道，对错跟本报无关，不偏向某一方，就事论事。第三是颂扬仁礼，仁和礼是儒家思想的产物，也是暗示本报是站在儒家一边的，因为大家都是圣人的学生。这也是为了讨得文人们的好感，这个宗旨就是一个起誓，古人相信这些，对发誓很看重。
《大明时报》第二十三期，正在采编定稿中，章顺联系了通州的叔父章子哲，把几台造纸用的粉碎机和碾磨机等各种工件送到了通州章府，又带了父亲章子俊的家书给叔父，让章子哲建一个造纸坊，专门给报社提供报纸的用纸，关于造纸的工匠技术人员随后就会到来。
像这样的专门供给报纸专用的造纸作坊，一共有二处，章子俊当然想到在通州的子哲，另一处就让给了袁洁他们，工坊的人员培训早在去年已经开始，报纸需要大量的用纸，而且是廉价的纸，如果纸的成本高，那么报纸不利于平民化，大众化，所以这是一种专用纸，当初在平安镇建造纸作坊时，章子俊就考虑到如果按照明朝的造纸工艺的话，成本太高，工艺流程繁复，时间太长，所以就简化了许多的工艺步骤，在章子俊的眼里，造纸就是造纸浆，纸张的质量主要是由纸浆的质量决定的。
章子俊省掉了浸灰水，发酵等环节，把各种原料先粉碎这是第一步粗粉，利用铁铸机器，在大小齿轮的传动下，也是唯一比当前明朝人造纸先进的地方了，大大地减轻了劳力及时间，接着清洗后用水加热蒸煮后第二步粉碎，这是一步细粉碎，基本上能成粉末状，接下去铁制碾磨机快速地磨成水浆状即可。这样做出来的纸浆质量并不高，因为纸浆中除纤维素外，还有本质素、果胶、半纤维素，仅仅是纤维素其他成分分开罢了。木质素与果胶都是造纸的有害杂质。所以用这种纸浆造出的纸时间长了，就发黄变色。远远不能达到古人对纸书写印书的要求，可是章子俊不管这些，纸就是消耗品，也是一种材料，将来会做成餐巾纸、手帕纸、卫生巾、手纸、纸尿裤、纸箱、牛皮纸袋等等，目前在武器上的纸壳定装火药弹就是用厚油纸做成的。
只要能减轻成本，纸质差一点没关系，所以这种纸也被章子俊假模假式地称为“新闻纸”。如果要成书用纸，章子俊就会在以上的工艺中，添加一步把原料先浸泡在水中进行沤料，粗步粉碎后再把沤过的原料进行碱液蒸煮，也就是用石灰水，这样做出来的纸比新闻纸要好很多，纸张也洁白，不像新闻纸微微泛黄，可以用作成书用纸，不过比起当前大明的纸还有一段差距，因为还是省略了反复多次蒸煮、沤料的步骤及堆积发酵，最后加以洗涤这些环节，难怪古代的书籍几百年，上千年后还能保存完整。
这一次《大明时报》一共印刷了三百本，全新的版本，虽然不像后世的报纸那种大开版，到是一本只有八页的薄薄杂志，采用翻页的方式，装订的很是简陋，只是在八张纸右边上三分之一处打了一个孔洞，用一小段麻绳打结成书。
为什么是右边翻页，也是为了古人的读书写字习惯，都是从右开始，文字的排版内容也是从右开始竖着阅读。第二十三期《大明时报》全新改版，首页头条是一篇《科学是什么》的文章，作者虽然没有署名，可是一看就知道这是平安镇的学科，而推广这种学科的人就当朝平安伯，通篇采用白话文，没有四六骈句，更没有对仗什么的语法。
“自人类有记载以来，我们一直在探索着这个世界，世界的起源是什么，意义和目的又是什么？
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试探性回答，常常能在每个文化的神话故事中看到，例如有盘古开天辟地，在西方文化有上帝的伊甸园。之后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就走向了两个方向。一方向是宗教方向，例如西方世界在当前就完全被对圣经教旨的坚定信仰所支配，在我们的东方世界里是被佛学所占领了。
另一个方向是哲学，科学从哲学中发展出来。起初哲学是不排斥宗教的。科学用疑问、怀疑、好奇和寻求解释的努力来对待这些奥秘，因此它所采取的态度和宗教截然不同。在西方右位哲学家叫苏格拉底，他们按可观察到的自然力对这些奥秘寻求“自然”的解释，从而为这一不同的方式开拓了途径。
那么科学有别于宗教和哲学及我们的儒学，有科学本身的一些特征。科学有解释性、精确性、可检验性、可证伪性系统性、主体实际性和客观真理性。
科学的解释性就是说科学本身是一个系统，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在遇到一类问题时，我们可以运用科学来解释。科学并不是知识的简单的堆积，它提供一系列的概念，用这些观念对科学事实进行解释。科学常常把材料分为不同的类型或种类，如数学分了很多学科分支，比如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概率论。科学不仅仅可以解决一个问题，而是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可以说这是区分科学和非科学的一点。
科学的精确性是指科学可以明确的说明某一方面的事物，并且是精确地，不是模棱两可。超出其范围的事物，有时它是没有办法解释，就是科学是有一定范围的。科学不接受任何模棱两可的、有歧义的陈述。
我们所处的大地是一个圆球，称为地球，天地之间天分为五层，对流层，平流层，中间层，热层、外逸层，对流层高约三千丈，平流层高约一万五千丈，中间层高约二万四千丈，热层高约二十四万丈，外逸层高约九十万丈，高出外逸层之外就是传说中的天界，也就是外太空。脱离了地球引力，一切物体可以悬浮在空中，所以地球本身就悬浮在天界之中。围绕着一颗恒星即太阳转动，除了我们的地球外，还有七个行星在引力的作用下，跟地球一样也在围绕太阳转动，地球自身产生的引力，让我们看到了月亮，地球围绕着太阳转，月亮围绕着地球转，这就是引力的作用，水往低处流也是地球自身的引力作用，下雨也是引力的作用，东西总是从高处往下落也是引力的作用。
科学作为对事实的解释并非笼统的、一般性的陈述，而是确定的、具体的命题，这些命题在可控的条件下可以重复几次实验的检验。一切的科学理论必须能够经得住实验的检验。所谓真金不怕火炼。科学的检验性其实蕴含着批判性，就是一切的科学理论都要经过检验批判，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过程。
儒学带给我们的道德伦理、家庭纲常、礼仪卫生等，儒家思想主张人性本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问自用、自强不息。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它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而把儒学跟科学对立起来的论调可以休矣。
我们有了儒学为“仁”和“礼”，加上用科学的去伪存真之法做事，就会让国家变的强大，让百姓生活变好，让军队战无不胜，让大明风调雨顺。
章子俊很明白要让此时的明朝人接受科学，就要把儒学捧起来，敬起来才行，要不然那些儒家的卫道士们，分分钟就把科学给灭了。墨家、道家、法家就是一个很好的先例。
就拿儒家与墨家作一比较。墨家提出“兼爱”，这一观念在肯定人道价值方面，与儒家的“仁”具有相通之处，尽管“仁”基于亲亲之情，“兼爱”则并未赋予亲亲以优先性，后来的儒家学者（尤其是理学家）一再由此辨析“仁”与“兼爱”的差异，但在关切人这一点上，二者确实有一致之处。然而，墨家对“礼”总体上持批评态度，其“非乐”“节葬”的主张以及对“亲疏尊卑”“昏（婚）礼威仪”（《墨子·非儒下》）等的抨击，从不同维度体现了这一点。这种取向，具有重于“仁”而轻于“礼”的特点。后来的佛家在某种意义上也与墨家有相近之处，他们主张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在这方面与“仁”和“兼爱”并不相悖，但同时对“礼”所规定的伦理责任（包括家庭伦理）和社会义务（包括政治义务），则疏而远之，从儒学的角度看，其中同样蕴含有见于“仁”而无见于“礼”的趋向。
所以说章子俊最担心的是科学带来颠覆性打乱了儒家的“仁”和“礼”核心主张。也是章子俊所不能控制住的。
本报欢迎各地士子学生，平常百姓投稿，内容不限，本报刊登《时政新闻》，《奇事趣闻》，《百姓生活》，《医疗卫生》，《天文地理》，《边关军事》，《诗词歌赋》，《百家文章》等等。本报宗旨，忠君爱民，务本其心，公正报道，开拓视野，扩展言路，颂扬仁礼、教化民众。
看看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大明时报》首先要做的就是拍皇帝的马屁，第一句就是忠君爱民，告诉皇上，报纸是忠于你的。接下去务本其心，公正报道就是本报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报道，对错跟本报无关，不偏向某一方，就事论事。第三是颂扬仁礼，仁和礼是儒家思想的产物，也是暗示本报是站在儒家一边的，因为大家都是圣人的学生。这也是为了讨得文人们的好感，这个宗旨就是一个起誓，古人相信这些，对发誓很看重。
《大明时报》第二十三期，正在采编定稿中，章顺联系了通州的叔父章子哲，把几台造纸用的粉碎机和碾磨机等各种工件送到了通州章府，又带了父亲章子俊的家书给叔父，让章子哲建一个造纸坊，专门给报社提供报纸的用纸，关于造纸的工匠技术人员随后就会到来。
像这样的专门供给报纸专用的造纸作坊，一共有二处，章子俊当然想到在通州的子哲，另一处就让给了袁洁他们，工坊的人员培训早在去年已经开始，报纸需要大量的用纸，而且是廉价的纸，如果纸的成本高，那么报纸不利于平民化，大众化，所以这是一种专用纸，当初在平安镇建造纸作坊时，章子俊就考虑到如果按照明朝的造纸工艺的话，成本太高，工艺流程繁复，时间太长，所以就简化了许多的工艺步骤，在章子俊的眼里，造纸就是造纸浆，纸张的质量主要是由纸浆的质量决定的。
章子俊省掉了浸灰水，发酵等环节，把各种原料先粉碎这是第一步粗粉，利用铁铸机器，在大小齿轮的传动下，也是唯一比当前明朝人造纸先进的地方了，大大地减轻了劳力及时间，接着清洗后用水加热蒸煮后第二步粉碎，这是一步细粉碎，基本上能成粉末状，接下去铁制碾磨机快速地磨成水浆状即可。这样做出来的纸浆质量并不高，因为纸浆中除纤维素外，还有本质素、果胶、半纤维素，仅仅是纤维素其他成分分开罢了。木质素与果胶都是造纸的有害杂质。所以用这种纸浆造出的纸时间长了，就发黄变色。远远不能达到古人对纸书写印书的要求，可是章子俊不管这些，纸就是消耗品，也是一种材料，将来会做成餐巾纸、手帕纸、卫生巾、手纸、纸尿裤、纸箱、牛皮纸袋等等，目前在武器上的纸壳定装火药弹就是用厚油纸做成的。
只要能减轻成本，纸质差一点没关系，所以这种纸也被章子俊假模假式地称为“新闻纸”。如果要成书用纸，章子俊就会在以上的工艺中，添加一步把原料先浸泡在水中进行沤料，粗步粉碎后再把沤过的原料进行碱液蒸煮，也就是用石灰水，这样做出来的纸比新闻纸要好很多，纸张也洁白，不像新闻纸微微泛黄，可以用作成书用纸，不过比起当前大明的纸还有一段差距，因为还是省略了反复多次蒸煮、沤料的步骤及堆积发酵，最后加以洗涤这些环节，难怪古代的书籍几百年，上千年后还能保存完整。
这一次《大明时报》一共印刷了三百本，全新的版本，虽然不像后世的报纸那种大开版，到是一本只有八页的薄薄杂志，采用翻页的方式，装订的很是简陋，只是在八张纸右边上三分之一处打了一个孔洞，用一小段麻绳打结成书。
为什么是右边翻页，也是为了古人的读书写字习惯，都是从右开始，文字的排版内容也是从右开始竖着阅读。第二十三期《大明时报》全新改版，首页头条是一篇《科学是什么》的文章，作者虽然没有署名，可是一看就知道这是平安镇的学科，而推广这种学科的人就当朝平安伯，通篇采用白话文，没有四六骈句，更没有对仗什么的语法。
“自人类有记载以来，我们一直在探索着这个世界，世界的起源是什么，意义和目的又是什么？
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试探性回答，常常能在每个文化的神话故事中看到，例如有盘古开天辟地，在西方文化有上帝的伊甸园。之后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就走向了两个方向。一方向是宗教方向，例如西方世界在当前就完全被对圣经教旨的坚定信仰所支配，在我们的东方世界里是被佛学所占领了。
另一个方向是哲学，科学从哲学中发展出来。起初哲学是不排斥宗教的。科学用疑问、怀疑、好奇和寻求解释的努力来对待这些奥秘，因此它所采取的态度和宗教截然不同。在西方右位哲学家叫苏格拉底，他们按可观察到的自然力对这些奥秘寻求“自然”的解释，从而为这一不同的方式开拓了途径。
那么科学有别于宗教和哲学及我们的儒学，有科学本身的一些特征。科学有解释性、精确性、可检验性、可证伪性系统性、主体实际性和客观真理性。
科学的解释性就是说科学本身是一个系统，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在遇到一类问题时，我们可以运用科学来解释。科学并不是知识的简单的堆积，它提供一系列的概念，用这些观念对科学事实进行解释。科学常常把材料分为不同的类型或种类，如数学分了很多学科分支，比如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概率论。科学不仅仅可以解决一个问题，而是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可以说这是区分科学和非科学的一点。
科学的精确性是指科学可以明确的说明某一方面的事物，并且是精确地，不是模棱两可。超出其范围的事物，有时它是没有办法解释，就是科学是有一定范围的。科学不接受任何模棱两可的、有歧义的陈述。
我们所处的大地是一个圆球，称为地球，天地之间天分为五层，对流层，平流层，中间层，热层、外逸层，对流层高约三千丈，平流层高约一万五千丈，中间层高约二万四千丈，热层高约二十四万丈，外逸层高约九十万丈，高出外逸层之外就是传说中的天界，也就是外太空。脱离了地球引力，一切物体可以悬浮在空中，所以地球本身就悬浮在天界之中。围绕着一颗恒星即太阳转动，除了我们的地球外，还有七个行星在引力的作用下，跟地球一样也在围绕太阳转动，地球自身产生的引力，让我们看到了月亮，地球围绕着太阳转，月亮围绕着地球转，这就是引力的作用，水往低处流也是地球自身的引力作用，下雨也是引力的作用，东西总是从高处往下落也是引力的作用。
科学作为对事实的解释并非笼统的、一般性的陈述，而是确定的、具体的命题，这些命题在可控的条件下可以重复几次实验的检验。一切的科学理论必须能够经得住实验的检验。所谓真金不怕火炼。科学的检验性其实蕴含着批判性，就是一切的科学理论都要经过检验批判，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过程。
儒学带给我们的道德伦理、家庭纲常、礼仪卫生等，儒家思想主张人性本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问自用、自强不息。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它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而把儒学跟科学对立起来的论调可以休矣。
我们有了儒学为“仁”和“礼”，加上用科学的去伪存真之法做事，就会让国家变的强大，让百姓生活变好，让军队战无不胜，让大明风调雨顺。
章子俊很明白要让此时的明朝人接受科学，就要把儒学捧起来，敬起来才行，要不然那些儒家的卫道士们，分分钟就把科学给灭了。墨家、道家、法家就是一个很好的先例。
就拿儒家与墨家作一比较。墨家提出“兼爱”，这一观念在肯定人道价值方面，与儒家的“仁”具有相通之处，尽管“仁”基于亲亲之情，“兼爱”则并未赋予亲亲以优先性，后来的儒家学者（尤其是理学家）一再由此辨析“仁”与“兼爱”的差异，但在关切人这一点上，二者确实有一致之处。然而，墨家对“礼”总体上持批评态度，其“非乐”“节葬”的主张以及对“亲疏尊卑”“昏（婚）礼威仪”（《墨子·非儒下》）等的抨击，从不同维度体现了这一点。这种取向，具有重于“仁”而轻于“礼”的特点。后来的佛家在某种意义上也与墨家有相近之处，他们主张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在这方面与“仁”和“兼爱”并不相悖，但同时对“礼”所规定的伦理责任（包括家庭伦理）和社会义务（包括政治义务），则疏而远之，从儒学的角度看，其中同样蕴含有见于“仁”而无见于“礼”的趋向。
所以说章子俊最担心的是科学带来颠覆性打乱了儒家的“仁”和“礼”核心主张。也是章子俊所不能控制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