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众瞩目的校庆活动终于到来，空旷的操场被人山人海挤得多不出一丝空隙，全校师生走出教室，穿着规定的各色服装走向操场，一片片花红柳绿在人海中穿梭，像一朵流动的艳丽牡丹。舞台面向操场，正中央是长约30米，高约10米的巨型主背景，主背景两侧分别对称布置四个与主背景高度略低的方形立柱，每个立柱上写着柔安中学的校训。
靠近舞台第一排是各级领导的席位，再往后，按照职位高低依次排列，最后才是学生方阵，各个班级从低到高站队，我们高三年级，在位于舞台最远的地方，不拿望远镜，看不清台上谁是谁，只能凭声音判断。
活动正式开始，首先是各级领导讲话，百年名校，百年风雨兼程，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三言两语岂能概括总结，要讲的内容实在太多，多到我们在下面从激情澎湃听到昏昏欲睡；从凝神屏气听到交头接耳。
尤其高三年级，天高皇帝远，台上开大会，台下开小会，并行不悖，各有所乐。
当台上宣布文艺演出正式开始，那些昏沉入睡的人，窃窃私语的人，才转动双眼，齐刷刷了望舞台，期待提振心情的表演。
张木青是我们三人小分队中唯一的参演。他在时代新篇章环节用健美操展现新时代柔安中学活泼向上的青春动力。
我和周蕴踮起脚尖，脖子伸得老长，希望能搜寻到舞台上的他。事实证明这是徒劳，那难度不亚于去麦田找一颗带有标记的麦穗，费事且毫无意义。
张木青回到班级队伍，异常兴奋，问我们：“我跳得怎么样？”
“这么远，看不清。”我说。
“就是。”周蕴说：“我跟李小暄脖子都伸酸了。”
“感谢二位。”张木青显得十分诚恳。
我摆摆手，继续看演出。
我的左手边是二班，每班分成男女两个队列，队尾处，人多的一列自动向人少的一列补齐。班与班之间的距离也就半个身位那么宽。
二班那个与我左右对齐的男生可能属多手多脚的蜈蚣，从活动开始，他就一直手舞足蹈，一会儿跟前面的人打闹，一会儿跟后面的人动手，时不时我遭受池鱼之殃。
我不是豆腐做的，自然碰不坏，但殃及一下，再殃及一下，我就有点烦了。
台上的表演越接近尾声，台下的队伍就越躁动得厉害。这个男生吃了兴奋剂似的，和身旁另一名男同学相互当沙袋，你一拳我一拳的捶打起来。我不幸被他们没有瞄准的拳头打中肩膀，倒也不是疼得受不了，而是心里的愤怒让我无法忍受。
我不管谁出的手，一律算在蜈蚣男头上。
“神经病啊！”我推了他一下，并骂道。
“你才神经病，又不是我打的。”他气势汹汹指着另一个和他练拳的男生。“有本事再推一下？”他威胁道。
周围同学应声围观，目光不约而同聚集过来。蜈蚣男猜想我不敢将他怎样，自鸣得意地看我笑话。那种没有担当，只知道推责的嘴脸看着真让人恶心。
我不计后果，正要再推他。刚出手，对手就被另一只手推得后退两步。
我一瞅，张木青挡在我面前。
“推你怎么了，要吃人啊！”张木青反过来威胁他。“见我们班女生好欺负是不是？”
他嘴巴歪了歪，眼神凶狠，但没还手，也没说话。
张木青质问另一个失手打我的男生：“打到我们班的人了，不应该道歉吗？”
这个男生识趣地跟我说：“对不起！”
我们这个中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同学关注，不想把事情弄大，于是我拉住张木青衣袖，让他回来，息事宁人。
张木青指着蜈蚣男的鼻子警告道：“再欺负我们班女生试试！”
然后像个打了胜仗的战士，在我们班那群女生的热烈掌声中凯旋而归。蜈蚣男的趾高气昂被挫败，深深垂下了头。
校庆结束，学校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我却陷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旋涡。
一天早上，我像往常那样，去教室上自习。当我打开课桌，发现随身听，连同那些英语听力磁带、五月天都不翼而飞。我记得非常清楚，昨晚回宿舍之前，我将它放在课桌里，没有拿回宿舍。我下意识是有人在跟我恶作剧，会跟我恶作剧的人只有张木青，可是我质问他，他很茫然地晃动着脑袋，看上去真的不是他。我又在课桌里翻找，也许是记错地方，藏在某本书里了，我不仅没有搜寻到随身听，还发现我的很多复习资料都不知所踪，我心下一紧，有些慌乱。
“周蕴，见我那些复习材料和随身听了吗？”
“它们不是在你课桌里吗？”
“不见了。”我说，又继续低头翻找，每一本书都过目一遍，生怕因自己大意而错漏。
我仔仔细细，翻遍每一本书，搜寻完课桌里每一个角落，毫无踪影。
“周蕴，看看你的课桌，有没有丢东西？”我强迫让自己冷静。
她翻翻她的课桌，然后望着我说：“没有！”
我又问问前后左右的同学，他们的回答跟周蕴一样。
很明显，只有我的东西被偷，其实不应该用“偷”这个字眼，因为只有值钱的东西才值得被偷，但我丢失的随身听和资料几乎是每个同学必不可少的，所以理论上是不会有人对这种人皆有之的不值钱的东西伸出肮脏之手；偏偏只有我一个人失了东西，更确定这不是偷，而是有针对性的故意而为之的行为。
可是谁会这么做？我不是福尔摩斯，做不了这种顺藤摸瓜、寻找真相的推理，我当时的头脑也来不及做这些理智的分析判断，丢失的东西是林浩哥送的，所以它们对我并非金钱上的意义，而是精神上的寄托和安慰。
我冲出教室，往外跑。
“李小暄，你去哪里？”周蕴在身后大喊。
我顾不上回答。
那时估计是六点或者六点刚过。我想都没想对方是否方便，就拨打了林浩哥的手机，可惜关机。于是我拨通了那一串烂熟于心的宿舍电话。
好长一阵才有人拿起电话，用沙哑且极不耐烦的嗓音问道：“找谁？”
“我找林浩。”我说。
“靠！”我听见那边骂了一声。“林浩，找你的。”
窸窸窣窣过后，林浩哥终于接了。
他操着重鼻音说了声喂。
“林浩哥，是我！”我激动又焦急地说。
“小暄，大清早你打什么电话？”没有温柔，只有不满被吵醒的烦躁。
我的难过顿时又增加几分，但还是继续说。“林浩哥，我的随身听，五月天，听力材料，还有其它很多复习资料都丢了。”我声音带着一点因珍贵东西丢失而心生难受的哭腔。
“丢了重新再买，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压低声音，说得若无其事，好像说着说着就能睡着一样。
“可它们是你送的。”
“我说了，重新再买。就这个事吗？”
他的话让我深受打击，我认为天大的事，在他眼里原来这么不值得一提。这个电话不仅没有让我得到想要的安慰，反而备受伤心。
所以我固执地挂掉电话，终止这次不愉快的对话。
我回到教室一言不发。
“李小暄。”周蕴小声说。“报告老师吧。”
我环顾四周，对她说：“教室没有监控，说了也查不出来。这个人故意针对我，估计早都把东西销毁或者藏起来了。”
“到底谁跟你有过节？”
“鬼才知道！”
“你最近有没有得罪过谁？”
我想了想，想不起得罪了谁，只好摇头。
“刚才出去是给林浩打电话吧，他怎么说？”
我苦笑一下，骗她说：“关机，没打通！”
那两天，我一边为那些丢失的东西痛心，一边为林浩哥电话里的冷言冷语伤心。他那么不在乎，我也跟着自暴自弃地赌气，甚至偷偷对自己说狠话：“丢就丢，他不可惜，我也不可惜。”但我满脸可见的忧伤却是谁也骗不了的。周蕴和张木青积极为我寻找蛛丝马迹，抱有失而复得的希望。
靠近舞台第一排是各级领导的席位，再往后，按照职位高低依次排列，最后才是学生方阵，各个班级从低到高站队，我们高三年级，在位于舞台最远的地方，不拿望远镜，看不清台上谁是谁，只能凭声音判断。
活动正式开始，首先是各级领导讲话，百年名校，百年风雨兼程，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三言两语岂能概括总结，要讲的内容实在太多，多到我们在下面从激情澎湃听到昏昏欲睡；从凝神屏气听到交头接耳。
尤其高三年级，天高皇帝远，台上开大会，台下开小会，并行不悖，各有所乐。
当台上宣布文艺演出正式开始，那些昏沉入睡的人，窃窃私语的人，才转动双眼，齐刷刷了望舞台，期待提振心情的表演。
张木青是我们三人小分队中唯一的参演。他在时代新篇章环节用健美操展现新时代柔安中学活泼向上的青春动力。
我和周蕴踮起脚尖，脖子伸得老长，希望能搜寻到舞台上的他。事实证明这是徒劳，那难度不亚于去麦田找一颗带有标记的麦穗，费事且毫无意义。
张木青回到班级队伍，异常兴奋，问我们：“我跳得怎么样？”
“这么远，看不清。”我说。
“就是。”周蕴说：“我跟李小暄脖子都伸酸了。”
“感谢二位。”张木青显得十分诚恳。
我摆摆手，继续看演出。
我的左手边是二班，每班分成男女两个队列，队尾处，人多的一列自动向人少的一列补齐。班与班之间的距离也就半个身位那么宽。
二班那个与我左右对齐的男生可能属多手多脚的蜈蚣，从活动开始，他就一直手舞足蹈，一会儿跟前面的人打闹，一会儿跟后面的人动手，时不时我遭受池鱼之殃。
我不是豆腐做的，自然碰不坏，但殃及一下，再殃及一下，我就有点烦了。
台上的表演越接近尾声，台下的队伍就越躁动得厉害。这个男生吃了兴奋剂似的，和身旁另一名男同学相互当沙袋，你一拳我一拳的捶打起来。我不幸被他们没有瞄准的拳头打中肩膀，倒也不是疼得受不了，而是心里的愤怒让我无法忍受。
我不管谁出的手，一律算在蜈蚣男头上。
“神经病啊！”我推了他一下，并骂道。
“你才神经病，又不是我打的。”他气势汹汹指着另一个和他练拳的男生。“有本事再推一下？”他威胁道。
周围同学应声围观，目光不约而同聚集过来。蜈蚣男猜想我不敢将他怎样，自鸣得意地看我笑话。那种没有担当，只知道推责的嘴脸看着真让人恶心。
我不计后果，正要再推他。刚出手，对手就被另一只手推得后退两步。
我一瞅，张木青挡在我面前。
“推你怎么了，要吃人啊！”张木青反过来威胁他。“见我们班女生好欺负是不是？”
他嘴巴歪了歪，眼神凶狠，但没还手，也没说话。
张木青质问另一个失手打我的男生：“打到我们班的人了，不应该道歉吗？”
这个男生识趣地跟我说：“对不起！”
我们这个中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同学关注，不想把事情弄大，于是我拉住张木青衣袖，让他回来，息事宁人。
张木青指着蜈蚣男的鼻子警告道：“再欺负我们班女生试试！”
然后像个打了胜仗的战士，在我们班那群女生的热烈掌声中凯旋而归。蜈蚣男的趾高气昂被挫败，深深垂下了头。
校庆结束，学校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我却陷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旋涡。
一天早上，我像往常那样，去教室上自习。当我打开课桌，发现随身听，连同那些英语听力磁带、五月天都不翼而飞。我记得非常清楚，昨晚回宿舍之前，我将它放在课桌里，没有拿回宿舍。我下意识是有人在跟我恶作剧，会跟我恶作剧的人只有张木青，可是我质问他，他很茫然地晃动着脑袋，看上去真的不是他。我又在课桌里翻找，也许是记错地方，藏在某本书里了，我不仅没有搜寻到随身听，还发现我的很多复习资料都不知所踪，我心下一紧，有些慌乱。
“周蕴，见我那些复习材料和随身听了吗？”
“它们不是在你课桌里吗？”
“不见了。”我说，又继续低头翻找，每一本书都过目一遍，生怕因自己大意而错漏。
我仔仔细细，翻遍每一本书，搜寻完课桌里每一个角落，毫无踪影。
“周蕴，看看你的课桌，有没有丢东西？”我强迫让自己冷静。
她翻翻她的课桌，然后望着我说：“没有！”
我又问问前后左右的同学，他们的回答跟周蕴一样。
很明显，只有我的东西被偷，其实不应该用“偷”这个字眼，因为只有值钱的东西才值得被偷，但我丢失的随身听和资料几乎是每个同学必不可少的，所以理论上是不会有人对这种人皆有之的不值钱的东西伸出肮脏之手；偏偏只有我一个人失了东西，更确定这不是偷，而是有针对性的故意而为之的行为。
可是谁会这么做？我不是福尔摩斯，做不了这种顺藤摸瓜、寻找真相的推理，我当时的头脑也来不及做这些理智的分析判断，丢失的东西是林浩哥送的，所以它们对我并非金钱上的意义，而是精神上的寄托和安慰。
我冲出教室，往外跑。
“李小暄，你去哪里？”周蕴在身后大喊。
我顾不上回答。
那时估计是六点或者六点刚过。我想都没想对方是否方便，就拨打了林浩哥的手机，可惜关机。于是我拨通了那一串烂熟于心的宿舍电话。
好长一阵才有人拿起电话，用沙哑且极不耐烦的嗓音问道：“找谁？”
“我找林浩。”我说。
“靠！”我听见那边骂了一声。“林浩，找你的。”
窸窸窣窣过后，林浩哥终于接了。
他操着重鼻音说了声喂。
“林浩哥，是我！”我激动又焦急地说。
“小暄，大清早你打什么电话？”没有温柔，只有不满被吵醒的烦躁。
我的难过顿时又增加几分，但还是继续说。“林浩哥，我的随身听，五月天，听力材料，还有其它很多复习资料都丢了。”我声音带着一点因珍贵东西丢失而心生难受的哭腔。
“丢了重新再买，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压低声音，说得若无其事，好像说着说着就能睡着一样。
“可它们是你送的。”
“我说了，重新再买。就这个事吗？”
他的话让我深受打击，我认为天大的事，在他眼里原来这么不值得一提。这个电话不仅没有让我得到想要的安慰，反而备受伤心。
所以我固执地挂掉电话，终止这次不愉快的对话。
我回到教室一言不发。
“李小暄。”周蕴小声说。“报告老师吧。”
我环顾四周，对她说：“教室没有监控，说了也查不出来。这个人故意针对我，估计早都把东西销毁或者藏起来了。”
“到底谁跟你有过节？”
“鬼才知道！”
“你最近有没有得罪过谁？”
我想了想，想不起得罪了谁，只好摇头。
“刚才出去是给林浩打电话吧，他怎么说？”
我苦笑一下，骗她说：“关机，没打通！”
那两天，我一边为那些丢失的东西痛心，一边为林浩哥电话里的冷言冷语伤心。他那么不在乎，我也跟着自暴自弃地赌气，甚至偷偷对自己说狠话：“丢就丢，他不可惜，我也不可惜。”但我满脸可见的忧伤却是谁也骗不了的。周蕴和张木青积极为我寻找蛛丝马迹，抱有失而复得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