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老师对自己的批语，解缙唯有苦笑。
今日面临抉择，内心惶然，举目四顾，竟然是无一可信之亲友，最后又奔于恩师府上，以求个决心，他还能说什么呢？
人这一辈子，总有那么几次艰难抉择的时候。
在这种时刻，内心中最软弱的地方就会充分暴露出来，不敢自己做决断，不敢对自己的未来负责，整个人患得患失。
董伦当然清楚解缙现在的情况，他太了解自己这个弟子了。
解缙不是一个能自己做决断、拿主意的人。
他需要有人在前面给他引路。
否则他的野心与他的视野、能力完全不匹配，自己只能瞎撞撞破南墙，继而一头栽到黄河里被淹死。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典故。
对于吏治之风这个问题，解缙十五年前的态度，是与现在完全相反的。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解缙陪同朱元璋游览，献《大庖西封事》，这篇策论文章，可以说很好地反应了那时候解缙传统士大夫的思想，解缙因其名动一时。
文章开门见山，开篇的“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终始如一者也”，即指出老朱治理天下过于严刑峻法，且总是搞榜样人物的问题，对于吏治和刑罚，解缙的建议是“自今非犯罪恶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夫罪人不孥，罚弗及嗣”、“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
只能说，解缙没掉脑袋，是那天老朱心情好。
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劝谏老朱简化法令，不要滥施刑罚，对士大夫要好一点，也就是两宋传承下来的那套“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论，认为君王与士大夫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君王尊重、礼遇士大夫，能为士大夫发挥自身才能建设国家提供一个较好的环境，而当时的解缙，则认为治理底层百姓只需要通过减轻赋税，多建学校，用诗书礼学就能宣沐王化，继而实现天下大治。
那时候的老朱看着解缙什么都没说，只是让这小子赶紧从自己眼前滚。
十五年后，解缙也终于明白了当年白发苍苍、眼神狠辣如恶虎的洪武皇帝，为什么会忽然用那种夹杂着“怜悯”和“同情”的眼神看自己。
一路走来，他明白了很多道理。
君王与士大夫不是共治天下，而是此消彼长又无法彻底消灭对方，所以不得不共存。
皇权对士大夫好一点，换来的不是吏治清明，而是大概率吏治糜烂，蹬鼻子上脸。
治理百姓减税是没用的，根源问题在于基层胥吏，皇权不下乡，减多少税都减不到百姓头上。
多建学校推行诗书礼学建设不了天下大治，但铺路治水多用化肥可以。
解缙什么都懂，但看着十五年前的自己，他斩不下心魔。
那个过去的自己，那个年少的自己，那个天真烂漫偏生才学天下第一的自己。
“看好了，老夫最后教你一次。”
解缙扶着董伦起身，亲手研开墨，看着董伦的如椽大笔饱蘸墨汁，晕在宣纸上。
神奇的是，刚才还在不断微微颤抖的董伦，手和腕，这时候开始异乎寻常的稳定，没有了丝毫的颤抖。
“为国之法似理身，元气欲固，则神气欲扬。
国朝患不在外而在内，不患北虏之入寇，而独患吏治之不清矣！吏治不清，纪纲则不振，故元气日耗，神气日索。
所谓‘欲安民又必加意于牧民之官’，今日之庙堂，虚文矫饰旧风尚存，牧民之官尚不可自制，何以布国朝恩泽于海内？”
董伦把笔送到解缙面前。
“剩下的，你来写，只写吏治之风，休要言及世风、学风。”
解缙接过了笔的手，在剧烈地颤抖。
笔锋触到宣纸上，扭扭歪歪，但在下一个字，马上就转成了董伦的字体。
“写你自己的字，走你自己路。”
解缙的字渐渐变成了他自己的笔体，龙蛇飞舞间，文章已成。
“今日有三弊者也。”
“一者曰贪财。”
“贪财者，一目已盲，未盲者兼为阿堵所遮；七窍已迷，未迷者止有孔方一线。”
“二者曰疏通。”
“君子以调停为名，而小人之朋比者托焉；君子以疏通为才，而小人之弥缝者借焉。”
“士大夫自谓有救时良方，不知其乃膏育之疾也.夫贤则进，不贤则舍，何假调停？政可则行，不可则止，何烦疏通？”
“三者曰排场。”
“上有所好，下有所效，上及中枢，下及州府，天下争为媚谄。”
“有官出巡，无不张金鼓、饰舆马，百姓伏谒道旁，唯诺必谨，下属得不呵责，顿首幸甚。”
“.剥下奉上以希声誉、奔走趋承以求荐举、征发期会以完簿书、苟且草率以谊罪责。”
“古人云：法不立，诛不必。国朝无威信可言，自无功罪是非可辨，如此种种，实非危言矣。”
解缙放下笔，窒息过后似地长嘶了一口气，额上已然是汗珠滚落。
“这才是解缙嘛。”
“啪嗒”一声，汗水落在宣纸上，将字迹弄烂。
解缙看着这篇跟“昨日之我”彻底决裂的文章，如释重负。
董伦短暂地精神振作过后，又恢复了老态龙钟的样子，他抬起手，无力地挥了挥。
“去吧.老夫没什么要告诉你的，只想与你说，既然已经决定踏上这条路，就别回头做反复之人了。”
解缙收起几张纸，对着董伦郑重一礼，再抬起头，原本有些发白的面色却是红润了许多。
解缙来去匆匆，很快就离开了董伦的宅子。
“嗬嗬~”
董伦俯下身喘了口粗气，对着青铜痰盂用力地咳出一口痰，重重地把自己的脊背砸在躺椅上。
“大好江山，只能躺着看了。”
——————
永乐二年的春天，火药味是越来越浓。
随着关于“吏风、世风、学风”这三风讨论的矛盾公开化，各路文坛豪杰、士林领袖，纷纷按捺不住。
有资格上《明报》的，那就公开论战，没资格上的，也非得在雅集、诗会上口诛笔伐一番。
跟没文化的儿子不一样，最近胡季牦胡老先生在南京的士林中混的很高端。
胡季牦作为安南国内独领风骚数十载的汉学宗师，大抵是跟高丽宰相郑梦周一个水平的大儒，或许放到三十年前刘基、宋濂领衔的洪武时代，或许还不算出挑，但在如今这个儒学不断发展，但大儒凋零的永乐时代，就相当有水平了。
而且胡老先生就算称不上“安南曹操”，那也得高低是个“安南司马懿”，一手隐忍还是会的，跟人交谈从不锋芒毕露，更不会谈论到能引起杀身之祸的敏感话题。
突出的就是大丈夫能憋能屈！
因此，有关于吏风、学风的讨论，胡季牦是一个都没参加，今天曹端拉他参加金华学派掌门人汪与立的茶会，得知是只论世风，胡季牦才欣然赴约。
此前说过，金华学派乃是当今最重要的儒家学派分支之一，与叶适的永嘉学派同为浙东学派一脉，曾作为调停者主办过理学和心学之间的“鹅湖之会”，算是中立学派倾向偏心学一点，但还是以理学为主，夹杂吸收的永嘉学派实学思想，属于是什么都沾的类型。
这种类型的学派，历经“仁山”、“纯孝”两位先生的埋头发育，历经宋末元末百年不倒，到了汪与立手里，门下人才辈出，在大明的思想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正因如此，胡季牦才敢在茶会上说话。
否则的话，要是参会的都是那些坚持程朱理学的卫道士，话不投机还算好的，最多奚落两句，被人上纲上线可就遭了。
实际上这跟明初思想界的实际情况有关，明代之前是蒙元近百年的统治，因此明初是官方的精英文化完全掌控了社会的话语权，其主体就是宋元以来的程朱理学，而洪武建文两朝，皇帝身边最重要的文臣们也大都是著名理学家，如宋濂、刘基、王祎、方孝孺等，这些理学名臣的学术主张也深刻影响到了明初官方思想文化的确立，最终形成了“理学独尊”的局面。
而程朱理学的根本特点就是将儒家的社会、民族及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理念，构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并使其逻辑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形成了理高于势，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
所以在理学家这里，凡事上纲上线才是正常现象。
金华学派这种不那么严肃的学术思想，反倒是少见的、令人可以稍微放松的不过也仅仅是相对而言，根据胡季牦的观察，金华学派对于现在世风的演变，也是表现出了担忧的。
实际上，这就相当于是姜星火前世明朝中期的学术思想演变提前上演了，因为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普通民众识字率的提高，市民社会兴起，文化的话语权是必然会下移至底层百姓的，包括商人、书生、市民等等，从而创造了繁荣且颇具近代特色的明代市井文化，而市井文化，又往往与传统精英文化相对立，市井文化的兴起，就代表着精英文化的没落。
这种由经济结构演变而来的社会文化的转型，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在转型过程中，必然也面临着掌握话语主导权的精英文化的反扑和打压就是了。
“北宋儒学复兴，王荆公新学、司马光朔学、二程洛学、苏轼蜀学，便是围绕变法展开思想竞争今日思想界亦是有这般百家争鸣的势头。”
汪与立呷了口茶水，慢悠悠地说道：“新学和洛学最能体现敢为天下先的气质，与今日姜星火的思维最为接近。司马光朔学、苏轼蜀学，论战之中便是对宋代祖宗之法的争论，与今日又是何等相似？时移世易，可道理总归是不变的我辈金华门人，今日所为，便是如当年先辈一般。”
汪与立所谓的“如当年先辈”一般，意思就是还是按照浙东学派的老传统，积极整合儒学资源，深化对于纪纲法度的治体论思考，但是尽量不要去碰其他东西，治体论即安全又高端，有这种浙东学派传承下来的大路可走，何必去舍近求远呢？
治体论在华夏学术传统中源远流长，秦汉以降自贾谊肇始，历经汉唐演进，在南宋理宗时期吕中的《宋大事记讲义》中以系统形式得到提炼与运用，在后继马端临《文献通考》、丘浚《大学衍义补》中有进一步发挥。而明代立国，浙东儒者刘基、宋濂、王祎、方孝孺继承推进了治体论思考，作为浙东学派的看家本领，可谓是真正能通天的学术坦途。
所谓治体论，就是对治人、治道和治法这三者的分析和研究，从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到后来的“有治法，则有治人”，一直在进行演进，但无论处于治法、治人和治道中的任何一方出发，治体论架构都倾向于思考这一方与其他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共生依存，可以说治体论的思维宗旨是强调总体的整合关系，并非是那种“非此即彼”的二极体思维。
这种综合思维，也是金华学派能兼收并蓄理学、心学、实学为一的根源所在。
“月川以为今日之世风，应较之前如何？”
汪与立将目光投向曹端。
曹端如今算是名声大噪了，而且是继承的周敦颐那一脉的思想，在今日大明之学术界，已然是青年一辈中的领头羊。
更何况，曹端手上还兼着梳理古文今文学派脉络的工作，哪个学派不想往这种编撰整理任务的工作组里塞些弟子呢？所以曹端有水平、有价值，汪与立说话也很客气，没有对于小辈的轻视。
“世风之变，自有其根源。”
曹端的道统是从周敦颐一脉继承的，回答也没出乎茶会众人意料：“学欲至乎圣人之道，须从太极图上立脚跟。道即太极，太极即道，以通行而言则曰道，以不杂而言则曰一，夫岂有二焉？然事物皆有矛盾，矛盾相生转化，动静变幻无穷，自然不可如一潭死水般凝滞不动。”
程朱理学的世界一元论观点是唯物的，但曹端觉悟很高，他的哲学思想是发展的，在吸收了姜星火以矛盾解太极的思想后，他从根本上就反对朱熹的太极“不自会动静”一说，认为太极会自动静，认识到了太极（矛盾）对事物的能动作用。
而按照这个哲学思维的推导，那么世风有变化，才是正常的，如果一直不变，那说明太极不动了，反倒不正常。
胡季牦静坐许久，把场上情形大略窥了个明白，又待众人议论了片刻，目光转向他时方才开口：“今日之士林，往往好言上古久远之事，以异趋为高骛，尝以虚词，某以为天下之事，终无可为之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如此而已，不必惊慌，亦不必小题大做。”
“好一个——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汪与立抚掌大笑，他早就觉得胡季牦是个妙人，这番话很有治体论的神韵，治体论研究的就是治人、治道和治法，道理是如出一辙的。
但茶会的另一拨人却未见得完全认同他们的观点，这就是来自关中的杨氏关学门人。
关学是宋代张载创立的代表关中地区的学术流派，学术脉络源远流长，大抵经历了几个阶段，即极盛于北宋，靖康之变后不久，关陕便沦陷于金人之手，从此学术始终不振，而到了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时候，若非关学杨氏几代人苦苦坚持，恐怕早就已经断了传承了。
杨氏一门，是如今关学的代表人物，杨天德、杨恭懿、杨寅三代人极力倡导关学精神，以讲学为生，弘扬张载一贯主张的学术主张，正是这三代人的努力，才让关学在元代尚未失语，也为明代关学的复兴打下了基础不过关学大复兴，从历史进程来看，那是以后的事情了，按照姜星火前世明末学者冯从吾给关学编的学术谱系，也就是《关学编》，别说明朝中期大名鼎鼎的三原学派连个影子都没有，就算是那位被称为“容思先生”的边地戍卒之师段坚，这时候距离出生还有整整十五年。
所以，关学现在扛大旗的，还是杨氏的大猫小猫三两只。
可今日的关学掌门人杨敬诚，跟一百年前的祖辈相比，也只是有自成一派的学术地位罢了，名头虽大，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这也很容易理解，要是关学真的振兴，哪轮得到曹端年纪轻轻就“声震关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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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面临抉择，内心惶然，举目四顾，竟然是无一可信之亲友，最后又奔于恩师府上，以求个决心，他还能说什么呢？
人这一辈子，总有那么几次艰难抉择的时候。
在这种时刻，内心中最软弱的地方就会充分暴露出来，不敢自己做决断，不敢对自己的未来负责，整个人患得患失。
董伦当然清楚解缙现在的情况，他太了解自己这个弟子了。
解缙不是一个能自己做决断、拿主意的人。
他需要有人在前面给他引路。
否则他的野心与他的视野、能力完全不匹配，自己只能瞎撞撞破南墙，继而一头栽到黄河里被淹死。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典故。
对于吏治之风这个问题，解缙十五年前的态度，是与现在完全相反的。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解缙陪同朱元璋游览，献《大庖西封事》，这篇策论文章，可以说很好地反应了那时候解缙传统士大夫的思想，解缙因其名动一时。
文章开门见山，开篇的“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终始如一者也”，即指出老朱治理天下过于严刑峻法，且总是搞榜样人物的问题，对于吏治和刑罚，解缙的建议是“自今非犯罪恶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夫罪人不孥，罚弗及嗣”、“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
只能说，解缙没掉脑袋，是那天老朱心情好。
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劝谏老朱简化法令，不要滥施刑罚，对士大夫要好一点，也就是两宋传承下来的那套“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论，认为君王与士大夫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君王尊重、礼遇士大夫，能为士大夫发挥自身才能建设国家提供一个较好的环境，而当时的解缙，则认为治理底层百姓只需要通过减轻赋税，多建学校，用诗书礼学就能宣沐王化，继而实现天下大治。
那时候的老朱看着解缙什么都没说，只是让这小子赶紧从自己眼前滚。
十五年后，解缙也终于明白了当年白发苍苍、眼神狠辣如恶虎的洪武皇帝，为什么会忽然用那种夹杂着“怜悯”和“同情”的眼神看自己。
一路走来，他明白了很多道理。
君王与士大夫不是共治天下，而是此消彼长又无法彻底消灭对方，所以不得不共存。
皇权对士大夫好一点，换来的不是吏治清明，而是大概率吏治糜烂，蹬鼻子上脸。
治理百姓减税是没用的，根源问题在于基层胥吏，皇权不下乡，减多少税都减不到百姓头上。
多建学校推行诗书礼学建设不了天下大治，但铺路治水多用化肥可以。
解缙什么都懂，但看着十五年前的自己，他斩不下心魔。
那个过去的自己，那个年少的自己，那个天真烂漫偏生才学天下第一的自己。
“看好了，老夫最后教你一次。”
解缙扶着董伦起身，亲手研开墨，看着董伦的如椽大笔饱蘸墨汁，晕在宣纸上。
神奇的是，刚才还在不断微微颤抖的董伦，手和腕，这时候开始异乎寻常的稳定，没有了丝毫的颤抖。
“为国之法似理身，元气欲固，则神气欲扬。
国朝患不在外而在内，不患北虏之入寇，而独患吏治之不清矣！吏治不清，纪纲则不振，故元气日耗，神气日索。
所谓‘欲安民又必加意于牧民之官’，今日之庙堂，虚文矫饰旧风尚存，牧民之官尚不可自制，何以布国朝恩泽于海内？”
董伦把笔送到解缙面前。
“剩下的，你来写，只写吏治之风，休要言及世风、学风。”
解缙接过了笔的手，在剧烈地颤抖。
笔锋触到宣纸上，扭扭歪歪，但在下一个字，马上就转成了董伦的字体。
“写你自己的字，走你自己路。”
解缙的字渐渐变成了他自己的笔体，龙蛇飞舞间，文章已成。
“今日有三弊者也。”
“一者曰贪财。”
“贪财者，一目已盲，未盲者兼为阿堵所遮；七窍已迷，未迷者止有孔方一线。”
“二者曰疏通。”
“君子以调停为名，而小人之朋比者托焉；君子以疏通为才，而小人之弥缝者借焉。”
“士大夫自谓有救时良方，不知其乃膏育之疾也.夫贤则进，不贤则舍，何假调停？政可则行，不可则止，何烦疏通？”
“三者曰排场。”
“上有所好，下有所效，上及中枢，下及州府，天下争为媚谄。”
“有官出巡，无不张金鼓、饰舆马，百姓伏谒道旁，唯诺必谨，下属得不呵责，顿首幸甚。”
“.剥下奉上以希声誉、奔走趋承以求荐举、征发期会以完簿书、苟且草率以谊罪责。”
“古人云：法不立，诛不必。国朝无威信可言，自无功罪是非可辨，如此种种，实非危言矣。”
解缙放下笔，窒息过后似地长嘶了一口气，额上已然是汗珠滚落。
“这才是解缙嘛。”
“啪嗒”一声，汗水落在宣纸上，将字迹弄烂。
解缙看着这篇跟“昨日之我”彻底决裂的文章，如释重负。
董伦短暂地精神振作过后，又恢复了老态龙钟的样子，他抬起手，无力地挥了挥。
“去吧.老夫没什么要告诉你的，只想与你说，既然已经决定踏上这条路，就别回头做反复之人了。”
解缙收起几张纸，对着董伦郑重一礼，再抬起头，原本有些发白的面色却是红润了许多。
解缙来去匆匆，很快就离开了董伦的宅子。
“嗬嗬~”
董伦俯下身喘了口粗气，对着青铜痰盂用力地咳出一口痰，重重地把自己的脊背砸在躺椅上。
“大好江山，只能躺着看了。”
——————
永乐二年的春天，火药味是越来越浓。
随着关于“吏风、世风、学风”这三风讨论的矛盾公开化，各路文坛豪杰、士林领袖，纷纷按捺不住。
有资格上《明报》的，那就公开论战，没资格上的，也非得在雅集、诗会上口诛笔伐一番。
跟没文化的儿子不一样，最近胡季牦胡老先生在南京的士林中混的很高端。
胡季牦作为安南国内独领风骚数十载的汉学宗师，大抵是跟高丽宰相郑梦周一个水平的大儒，或许放到三十年前刘基、宋濂领衔的洪武时代，或许还不算出挑，但在如今这个儒学不断发展，但大儒凋零的永乐时代，就相当有水平了。
而且胡老先生就算称不上“安南曹操”，那也得高低是个“安南司马懿”，一手隐忍还是会的，跟人交谈从不锋芒毕露，更不会谈论到能引起杀身之祸的敏感话题。
突出的就是大丈夫能憋能屈！
因此，有关于吏风、学风的讨论，胡季牦是一个都没参加，今天曹端拉他参加金华学派掌门人汪与立的茶会，得知是只论世风，胡季牦才欣然赴约。
此前说过，金华学派乃是当今最重要的儒家学派分支之一，与叶适的永嘉学派同为浙东学派一脉，曾作为调停者主办过理学和心学之间的“鹅湖之会”，算是中立学派倾向偏心学一点，但还是以理学为主，夹杂吸收的永嘉学派实学思想，属于是什么都沾的类型。
这种类型的学派，历经“仁山”、“纯孝”两位先生的埋头发育，历经宋末元末百年不倒，到了汪与立手里，门下人才辈出，在大明的思想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正因如此，胡季牦才敢在茶会上说话。
否则的话，要是参会的都是那些坚持程朱理学的卫道士，话不投机还算好的，最多奚落两句，被人上纲上线可就遭了。
实际上这跟明初思想界的实际情况有关，明代之前是蒙元近百年的统治，因此明初是官方的精英文化完全掌控了社会的话语权，其主体就是宋元以来的程朱理学，而洪武建文两朝，皇帝身边最重要的文臣们也大都是著名理学家，如宋濂、刘基、王祎、方孝孺等，这些理学名臣的学术主张也深刻影响到了明初官方思想文化的确立，最终形成了“理学独尊”的局面。
而程朱理学的根本特点就是将儒家的社会、民族及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理念，构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并使其逻辑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形成了理高于势，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
所以在理学家这里，凡事上纲上线才是正常现象。
金华学派这种不那么严肃的学术思想，反倒是少见的、令人可以稍微放松的不过也仅仅是相对而言，根据胡季牦的观察，金华学派对于现在世风的演变，也是表现出了担忧的。
实际上，这就相当于是姜星火前世明朝中期的学术思想演变提前上演了，因为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普通民众识字率的提高，市民社会兴起，文化的话语权是必然会下移至底层百姓的，包括商人、书生、市民等等，从而创造了繁荣且颇具近代特色的明代市井文化，而市井文化，又往往与传统精英文化相对立，市井文化的兴起，就代表着精英文化的没落。
这种由经济结构演变而来的社会文化的转型，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在转型过程中，必然也面临着掌握话语主导权的精英文化的反扑和打压就是了。
“北宋儒学复兴，王荆公新学、司马光朔学、二程洛学、苏轼蜀学，便是围绕变法展开思想竞争今日思想界亦是有这般百家争鸣的势头。”
汪与立呷了口茶水，慢悠悠地说道：“新学和洛学最能体现敢为天下先的气质，与今日姜星火的思维最为接近。司马光朔学、苏轼蜀学，论战之中便是对宋代祖宗之法的争论，与今日又是何等相似？时移世易，可道理总归是不变的我辈金华门人，今日所为，便是如当年先辈一般。”
汪与立所谓的“如当年先辈”一般，意思就是还是按照浙东学派的老传统，积极整合儒学资源，深化对于纪纲法度的治体论思考，但是尽量不要去碰其他东西，治体论即安全又高端，有这种浙东学派传承下来的大路可走，何必去舍近求远呢？
治体论在华夏学术传统中源远流长，秦汉以降自贾谊肇始，历经汉唐演进，在南宋理宗时期吕中的《宋大事记讲义》中以系统形式得到提炼与运用，在后继马端临《文献通考》、丘浚《大学衍义补》中有进一步发挥。而明代立国，浙东儒者刘基、宋濂、王祎、方孝孺继承推进了治体论思考，作为浙东学派的看家本领，可谓是真正能通天的学术坦途。
所谓治体论，就是对治人、治道和治法这三者的分析和研究，从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到后来的“有治法，则有治人”，一直在进行演进，但无论处于治法、治人和治道中的任何一方出发，治体论架构都倾向于思考这一方与其他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共生依存，可以说治体论的思维宗旨是强调总体的整合关系，并非是那种“非此即彼”的二极体思维。
这种综合思维，也是金华学派能兼收并蓄理学、心学、实学为一的根源所在。
“月川以为今日之世风，应较之前如何？”
汪与立将目光投向曹端。
曹端如今算是名声大噪了，而且是继承的周敦颐那一脉的思想，在今日大明之学术界，已然是青年一辈中的领头羊。
更何况，曹端手上还兼着梳理古文今文学派脉络的工作，哪个学派不想往这种编撰整理任务的工作组里塞些弟子呢？所以曹端有水平、有价值，汪与立说话也很客气，没有对于小辈的轻视。
“世风之变，自有其根源。”
曹端的道统是从周敦颐一脉继承的，回答也没出乎茶会众人意料：“学欲至乎圣人之道，须从太极图上立脚跟。道即太极，太极即道，以通行而言则曰道，以不杂而言则曰一，夫岂有二焉？然事物皆有矛盾，矛盾相生转化，动静变幻无穷，自然不可如一潭死水般凝滞不动。”
程朱理学的世界一元论观点是唯物的，但曹端觉悟很高，他的哲学思想是发展的，在吸收了姜星火以矛盾解太极的思想后，他从根本上就反对朱熹的太极“不自会动静”一说，认为太极会自动静，认识到了太极（矛盾）对事物的能动作用。
而按照这个哲学思维的推导，那么世风有变化，才是正常的，如果一直不变，那说明太极不动了，反倒不正常。
胡季牦静坐许久，把场上情形大略窥了个明白，又待众人议论了片刻，目光转向他时方才开口：“今日之士林，往往好言上古久远之事，以异趋为高骛，尝以虚词，某以为天下之事，终无可为之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如此而已，不必惊慌，亦不必小题大做。”
“好一个——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汪与立抚掌大笑，他早就觉得胡季牦是个妙人，这番话很有治体论的神韵，治体论研究的就是治人、治道和治法，道理是如出一辙的。
但茶会的另一拨人却未见得完全认同他们的观点，这就是来自关中的杨氏关学门人。
关学是宋代张载创立的代表关中地区的学术流派，学术脉络源远流长，大抵经历了几个阶段，即极盛于北宋，靖康之变后不久，关陕便沦陷于金人之手，从此学术始终不振，而到了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时候，若非关学杨氏几代人苦苦坚持，恐怕早就已经断了传承了。
杨氏一门，是如今关学的代表人物，杨天德、杨恭懿、杨寅三代人极力倡导关学精神，以讲学为生，弘扬张载一贯主张的学术主张，正是这三代人的努力，才让关学在元代尚未失语，也为明代关学的复兴打下了基础不过关学大复兴，从历史进程来看，那是以后的事情了，按照姜星火前世明末学者冯从吾给关学编的学术谱系，也就是《关学编》，别说明朝中期大名鼎鼎的三原学派连个影子都没有，就算是那位被称为“容思先生”的边地戍卒之师段坚，这时候距离出生还有整整十五年。
所以，关学现在扛大旗的，还是杨氏的大猫小猫三两只。
可今日的关学掌门人杨敬诚，跟一百年前的祖辈相比，也只是有自成一派的学术地位罢了，名头虽大，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这也很容易理解，要是关学真的振兴，哪轮得到曹端年纪轻轻就“声震关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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