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叶苍红,秋草苍黄,秋夜苍白,秋水苍茫。
    我趴在塞外一张陌生的桌子上,好不容易写下“泪水清扬的满月”这一句。
    头一天,在渤海大学音乐厅的讲台上发言,曾经脱口提及文学艺术的描写,从来都是黄昏之壮美远远胜过清晨的秀丽,在数量上,对黄昏的关注更是不成比例地远远超过清晨。十月十七日,一大早就外出,赶在每个月的农历十五都免不了的大潮涨起淹没之前,经过那罕有的海底天桥,去到渤海中央的笔架山岛,尔后又忙忙碌碌地到了曾经名叫平远和威远的那座古城,看看天黑了才往住处赶。途经锦州城外一条宽阔的大河,望着河的西端尽是辉煌晚霞,车上有人说起我先前的话题,言语未定,蓦然间从河的东端升起一轮清清朗朗的满月。刹那间,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明明是三十五个座位坐着三十五个人的大客车,竟然一点动静也没有。塞外的天空让人惊讶,那种天空上的满月让人感受到的更是一种震撼。
    塞外的黄昏总会来得早一些。然而,这一天,从不与满月争辉的黄昏落霞迟迟不肯抽身隐退。时近七点了,一行九人从住处出来,去到锦州大戏院看那东北二人转到底如何恶俗时,还能从炫目的霓虹灯旁找到依依不舍的许多碎片。八点刚过,《文学报》徐春萍突然打来电话说:“巴老走了!七点零六分!这一次是真的!”这后一句话里包含有一件旧事。去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本地一位记者打电话到家里,也说是巴老走了。不记得当时曾如何表达自己的忧伤,只晓得后来迅速打电话到上海,求证于正在生病的徐春萍,以及在《文汇报》供职的女作家潘向黎。一年前的新闻终于不再假,那种难过,让电话里的我们说不成任何句子,除了寥寥无几的三五个字,其余全是空空的电磁声。这时候,潘向黎也发来相同内容的短信。我无心再看二人转了,与同行的另外八个人打招呼,孤单地回到房间,摊开纸,刚刚写出一行字,便被那止不住的泪水彻底模糊了双眼。
    我晓得此时此刻自己需要一场刻骨铭心的伤痛。
    我别无选择,只有将电话打回家,那是一个行将五十的男人唯一能够彻底敞开胸怀的地方,也只有骨肉至爱的女人怀抱,才能让早已心如止水的男人隔着千山万水放声大哭。平静了一些,我才重新拿起笔来,匆匆写了一段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的文字。
    是您自己的选择,还是上苍的安排,泪水清扬的满月,就这样载走了亲爱的巴金老人!从此后,谁堪做文学中国的良心?我唯有匍匐在山海关外的茫茫大地上,祈望天空那颗最大最圆的月亮成为您的永生!
    我还想说,从此后,谁堪矗立文学中国的脊梁?
    我还想说,从此后,谁堪标志文学中国的清洁?
    长夜难眠,这发自心灵的伤痛,其实早就深植在浅薄的年少时期。那时候,我生活着的小城,流行一种名为文学青年的毛病。就像传播非典型肺炎的蝙蝠与果子狸,小城里最活跃的几个人,每次外出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归来,总要传播一些闻所未闻的小道消息,或者是美其名曰的文学新观念。很多次,混迹在听众中的我,闻得种种对巴金老人的不敬,血肉之躯竟然能够产生阵阵莫名其妙的亢奋与激烈。世事如烟,所幸我还能及时看清楚,在谎言被重复千万次的那段时间里,真理并没有真的被淹没。只是以其沧桑历尽的姿态,耐心地等待着对方,用忏悔的耳光,痛苦而幸福地抽打自己。年少并不等于无知。真无知是因为个人欲望太过强烈,看不到追名逐利背后的丑陋与肮脏。更看不到文学的真正巨人反而类似老父老母,从不在儿女面前以哲人姿态,散布那种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大话,更不会利用各种方式将自己的书写无限夸张。
    有一说法,远处的作家是天才,隔壁的作家是笑话。远处的巴金老人,越来越不被人当成是天才。在我成为一名真正的书写者,并将巴金老人当成动笔就能见到的邻居之后,老人拥有的全部朴实无华,都在证明,真是高僧,只说常话。所以,不将巴金老人当成天才是对的。天降大任于斯,为的就是让巴金老人与众多狂妄之辈的平实相处,及时地帮其来几颗救心丸,饮一剂还魂汤。
    一位老人的远去,让一批后学长大许多。第二天的早上,大家又到了一起。回忆着一九九九年,老人在喉咙里插上两根导管之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从现在起,是为你们活着!”我没有同意对老人最后言语的普遍说法,也没像从前那样只要求自己心里有数,不去触犯众怒。算不上挺身而出,我只是不再习惯从众,不再习惯洁身自好,不再习惯温良恭让。我想让大家同自己一起去触摸一个伟大的灵魂了。
    虽然早已不是年轻人,这个念头刚一出现,我就觉得肩头上一夜之间磨出了一层老茧。也只有这种老茧才有力量让我将心里的话当众掏出来。当然,这老茧也是老人离去后,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担在肩上的责任。
    在《圣天门口》中,我形容说,一盏灯最黑。那样的黑是众多逃避所导致的,不是不懂得,而是世界太聪明,非要等到唯一的灯熄灭之后,人们才开始点燃自己的心灵之火。这些年,有多少年轻人都不堪重负的责任,被强压在这位衰弱得无法做出任何行动的老人的肩上。有多少声名显赫位高权重者都三缄其口的话语,还在凭借连呼吸都不能自主的老人的名义发出声音。老人终其一生从不计较一己之私,不管世俗之眼如何相看,事实无可否认地摆在那里,没有老人的脊梁作为支撑,文学中国也许早就被一些三头六臂的怪物,幻化为出产种种丑陋私利的自家后院。老人是定海神针,老人是镇宅宝镜。本可以早些仙去的老人,就连文学中国里最基本的良心,也还要以一己之力独自担当,直到悬于一线的生命最后一次搏动。
    对巴金老人的尊敬和热爱,就像大树一样年年见长。却不然,这成长连一丝氧气、一只吊瓶都不如,救不回哪怕只需延续到一百〇二岁生日的一点点时光。虽然永生也是活着。虽然一百〇一岁也是永恒。
    一九九一年春天,我去北京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作为首都的这座城市先前样子我并不晓得。因为是一九八九年之后,这次会议显得格外特殊。即使是我这样的陌生人,也能感受到最初时刻的郁闷与压抑。
    然而,一切都在那一天的那一刻烟消云散。
    一个声音在冷清了许久的会场上响起:“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没有人不懂这声音的深刻性,如风暴一样的第一轮掌声,是那最好的证明。没有人不明白这声音的针对性,如雷鸣一样的第二轮掌声,是那最好的响应。没有人不听从这声音的号召,如天崩地裂般的第三轮掌声,更是那只为真理迸发的热情。巴金老人没有亲临会议,尽管那声音只是用书面形式发出来,仍然有足够力量撼动所有年轻的心。没有巴金老人的会场上,巴金老人却无所不在。巴金老人的无所不在一出现,那些同样无所不在的假话空话和废话,顷刻之间就被荡涤得干干净净。迄今为止,这是我所见到的,用最貌不惊人的真相,表达出来的文学的最精髓。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我去上海参加一个文学颁奖活动。与周介人先生见面不久,他就问我想不想见巴金老人。在心里,我非常想见,说出来的话却变成不想打扰。后来听说有人去了,也没有生出多少后悔。有三年前巴金老人的耳提面授,得一箴言足矣。
    我坚持着这种与巴金老人亲密接触的最好方式。
    时至今日,它却成了天下之人的唯一形式。
    在文学中国处于最危难时刻,巴金老人以最坦荡的方式来到了我们当中。
    而他自己却在文学中国春暖花开时节,以一种最艰难的方式悄然离我们而去。
    好在天空中有一轮最圆的月亮,还活着的失落之心才不至于像枯叶一样四处飘零。我寻找到一处网吧,将无论如何也难表达怀念的文字发送出去。塞外深秋不再是凉,而是真实的冷。我不想马上回到住处,顺着漫长的街道往前走,不时地心中会怦然一动,以为自己接近了某种渴望。月光如雪水流遍,清冷浸透到灵魂深处。这时候,才想起在河流之上见到的落霞满月,真的是一种预兆。
    天地留言,默默雾雨电;星月流响,朗朗家春秋。
    好在这世界猛然惊醒过来,像我一样明白,有一种伟大叫巴金!
    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七日于渤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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