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蟠虺》的写作有些令人意外,不过,我是不会说对不起的。
    在写作中,城市与乡村的差异,对作家来说,是二选一,还是二选二,都不是什么问题。影响作家的关键是内在情怀,与肉身所处的一切物质无关。那些缺少情怀的行尸走肉,放在哪里也不会有文学机缘出现。
    文学在很多时候就是对生活习惯表示异议。比如当机场、车站等各种路边店铺叫嚷出卖职场、官场、厚黑和借励志之名、行滥欲之实的书籍时,文学就要旗帜鲜明地告诉人们,内战是万恶之首,内斗是万恶之源。
    与当下政治在某些方面交集是文学的魅力之一。这些年人们下意识地想将文学与政治做彻底切割,原因在于某些写作者的骨头太软。如果人活得都像《蟠虺》中的曾本之、马跃之、郝文章,不仅是政治,整个社会生活都会变得有诗意和更浪漫。文学与政治交集时,一定不要受到政治的摆布,相反,文学一定要成为政治的品格向导。
    公元前七〇六年,楚伐随,结盟而返;公元前七〇四年,楚伐随,开濮地而还;公元前七〇一年楚伐随,夺其盟国而还;公元前六九〇年,楚伐随,旧盟新结而返;公元前六四〇年,楚伐随,随请和而还。
    《蟠虺》中的这段话,出自史实:春秋战国看似天下大乱,实际上仍存在一定的社会伦理底线。公元前五〇六年,吴三万兵伐楚,楚军六十万仍国破,吴王逼随王交出前往避难的楚王,随王不答应,说随僻远弱小,楚让随存在下来,随与楚世代有盟约,至今天没有改变。如果一有危难就互相抛弃,随还将用什么来服侍吴王呢?吴王觉得理亏,便引兵而退。随没有计较二百年间屡屡遭楚杀伐,再次歃血为盟。才有了后来楚惠王五十六年作大国之重器,也许就包括旷世奇葩曾侯乙尊盘,以赠随王曾侯乙。制度固然重要,如果没有强大的社会伦理基础,再好的制度也会沦为少数人手中的玩物。引领势如破竹大军的吴王,只因理亏便引兵而退,便是这种伦理约束的结果。小说中,老省长和郑雄,还有熊达世的所作所为,则是反证,在视伦理为无物者面前,制度同样如同虚设。“非大德之人,非天助之力,不可为之。”小说中老三口说的这话,不仅仅是“人在做,天在看,心中无愧,百无禁忌”,大德与无愧,都是向着社会伦理的表述。与制度相比,伦理防线的崩塌的危害更大。
    文学的独立性在虚构,只不过这种虚构是艺术意义上的。在质感上,虚构的文学,其真实性总是大于局部的生活真实。不管是文字的,还是口语的,所有试图进入生活本身或者人生本身的叙事方式都存在虚构。叙事是一把尺子,尺子的长度是有限的,生活与人生是无限的,想要知道生活本身有多长,想要了解人生的长度,唯有在尺子量得某些基本尺寸后,再通过虚构才能达到。《蟠虺》中的曾侯乙尊盘也是一把尺子,也在丈量人生,更在丈量历史与现实。小说也应当像曾侯乙尊盘那样,经得起岁月的消磨,也经得起世俗的尘封,等到白发苍苍时,还能轻言细语与孙辈不时提起,且不觉得愧疚。
    古往今来,将文学作为获取功利的工具之人从来不在少数。好在文学的生生不息与那些人不存在利害关系,不是由那些利欲熏心的家伙说了算。有人想当明星,想天天活在媒体娱乐版上;有人想做有钱人,想夜夜泡在花天酒地里;那就让他们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好了。文学正如历久弥坚、大彻大悟的青铜重器。与这样的文学匹配的作家注定只能是金庸笔下的“扫地僧”。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二号于东湖梨园

章节目录

刘醒龙自选集所有内容均来自互联网,御宅屋只为原作者刘醒龙的小说进行宣传。欢迎各位书友支持刘醒龙并收藏刘醒龙自选集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