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是东汉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宦官、外戚两派长期斗争的产物。
外戚当权，即杀戮和罢免一大批宦官，而提拔重用他们的同党；反之，宦官掌权，则大杀外戚集团，罢免和压制外党。
桓帝时，一批比较正直的士家豪族和“名士”出身的封建官僚，联合3万多太学生，一起反对宦官集团。
宦官则近水楼台控制了桓帝，捏造对手罪状进行反击，桓帝不得不下令逮捕了李膺、陈实、杜密等200余人，并对逃亡者悬赏追捕。这就是发生于延熹九年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后来，由于外戚集团的支持，桓帝下令开赦李膺等200人。
不久，外戚与党人联合起来计议诛杀宦官，泄秘后反被宦官先发制人，阴谋陷害，将李膺、杜密等200余人一并下狱处死。
之后，宦官为斩草除根，又在全国各地陆续逮捕“党人”。
灵帝建宁元年，下诏各州郡查究“党人”，凡“党人”及其门生、故吏、父子、兄弟现居官位者，一概免职禁锢，这就是所谓第二次“党锢之祸”。
所谓“党锢”，也就是视为“党人”而予以禁锢，绝其仕进之路，永远不许为官。
郑玄曾为杜密故吏，又曾受杜密的赏识与提携，所以也被视为“党人”，于建宁四年和同郡孙嵩等40余人俱被禁锢。这一年，郑玄才45岁。
郑玄被禁锢后，绝了仕进之路，便杜门不出，隐修经业，集中全部精力来进行遍注群经的工作。郑学的主要成就，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之分。
秦始皇焚书后，汉代有一些老儒生凭记忆背诵出来一些经文，用当时通行的文字记录并整理出来，叫做“今文经”。西汉成、哀之时，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书，发现了一部用古籀文字书写的《春秋左氏传》，再加上由孔壁所得的《逸礼》、《古文尚书》，和当时尚未立于学官的《毛诗》，便成了古文经的主要经典。
研习今文经的，叫“今文学派”，修读古文经的，叫“古文学派”。
今、古文经不仅经文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其解说和观点差异甚大。
两派各按自己的观点注经立说并收徒讲学，渐成水火不容之势，以至于发展到相互指责、论辩，相攻如仇的地步。
后来，古文经也被立于学官，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两派的斗争更加经常并激烈了。
到东汉时，今、古文经并行，古文学派的影响迅速扩大。
郑玄进入经学界，正是处于今、古文学派激烈斗争之时。
今、古文经学派的相互攻击，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进步意义，虽然两派都各有一些长处。
经学讲究“师法”和“家法”：严守经师之说毫不走样，叫做师法；同一经师的不同学生又各自为家，故师法之下又讲家法，在遵从师法的前提下才能成一家之言。所以，师法是追溯渊源的，家法是对师说的引伸与发展。
如此“疏不破注”，叠床架屋，致使一经就有数家，一家又有若干说，各讲各的一套，谬误百出，使后学者不知所从。繁琐、支离、教条，成了经学的突出弊病。
郑玄起初从第五元先学习《京氏易》、《公羊春秋》，是属于今文经学派的。
后来他又跟张恭祖学习《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这是属于古文经学派的。可见他并不专守一师之说，尊一家之言，而是博学多师，兼收并蓄。
他在马融门下受业多年，而马融乃是古文经学大师，总的来看，他是倾向于古文经学一边的。但是，郑玄并不遵守当时经学中师法、家法那一套，他以自己渊博的学识遍注古文经，注中并不专用古文经学家的释义，同时也采用了许多今文经学家的解释。即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择善而从。
在受禁锢的14年中，郑玄遍注群经。
“郑注”出现以后，原来各守门户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便逐渐不再为人们所信了。
他在当时不仅集古文经学之大成，而且使古文今文融为一炉，独创了一个新的学派——“郑学”。
人们转而崇尚“郑学”，使之逐渐成为“天下所宗”的儒学。
例如，郑玄所注的古文经学费氏《易》流行，而今文经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废止了；郑注《古文尚书》流传，而今文经的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尚书》便散失了；郑玄笺注了古文经的《毛诗》，而今文经的齐、鲁、韩三家的《诗》也就不显了。
郑学的出现，使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变化，它使经学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
期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当时有位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名叫何休，他用17年的时间写成了《公羊春秋解诂》一书，对《公羊》一书的内容多所发明。从他的《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三文中可见，他认为《春秋》三传中只有《公羊》义理深远，象墨子的城防一样无懈可击。而《左氏》与《谷梁》二传则存在严重的缺点，根本不值得研究。
郑玄乃针对他的观点，著《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驳斥之。他认为三传各有其优缺点，《公羊》并非十全十美。
何休读了郑玄的文章，也带着叹服的口气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意思是说郑玄能从他的文章中找出矛盾，用他自相矛盾的说法来驳倒他的立论。
由于郑玄对何休的批驳十分有力，使经师和学者们十分惊服。
据说当时京师之人称何休为“学海”，而称郑玄为“经神”，郑的声望远超过何。
当时求学者不远千里投到郑玄门下者甚众，他的徒党通于天下。
总之，郑玄从45岁被禁锢，到了灵帝中平元年58岁才蒙赦令，前后长达14年。在此期间，他打破了经学的家法，注释与著书“几百余万言”，创立了“郑学”，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做出了无与伦比的突出贡献。
黄巾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东汉王朝为了平息地主阶级内部的纷争，一期共同镇压农民起义，乃大赦“党人”，这时年已58岁的郑玄始获自由。
郑玄曾先后游学十几年，走遍了各地，连大经师马融都自叹不如，成了全国著名的经学大师。
他著述丰赡，又弟子众多，在当时是有相当大声望的。
解除党禁后，朝廷当政者对郑玄的大名已早有所闻，于是争相聘请他入朝担任要职。
但康成公求名而不求官，羞与外戚闭寺为伍，绝不愿涉足仕途，乃屡拒征辟，一心一意从事著书讲学的学术工作。
灵帝中平二年，执掌朝廷权柄的外戚大将军何进为了笼络人心，首先征辟郑玄入朝为官。
州郡官吏胁迫起行，郑玄不得已，只好入朝去见何进。
何进为表示礼贤下士，对郑玄礼敬有加，设几、杖之礼以待之。
郑玄为保其名士节操，拒不穿朝眼，只穿普通儒者的便服与何进相见。
见面后，郑玄一一回答了何进的问询，并对其做了建言，最后又郑重表示了自己坚决不留下做官的强烈意愿。
仅隔了一夜，未等灵帝授予官职，他就逃走了。
何进一看“此人实不可夺志”，也就只好放任他离去了。
灵帝中平四年，三司府曾先后两次征辟郑玄，但他都借故婉言谢绝了。
第二年，郑玄与荀爽、申屠蟠、襄楷、韩融、陈纪等14人并被征为博士，他以父丧为名未去。
后将军袁隗表举郑玄为侍中，他仍以居丧为理由而拒绝出仕。
中平六年，灵帝死，少帝刘辩继位，不久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迁都于长安。这时，公卿们又举郑玄为赵王乾之相，玄借故“战乱道路不通”，仍旧没有受召。
郑玄屡拒征辟，其间除避乱于徐州外，大抵是在家乡隐居，聚徒讲学，专心经术，著书立说。
他的弟子遍于天下，多有人自远方而投至门下，如河内赵商、公孙方、王基、郗虑等即为其间著名者。他的学生常常超过千人，为一时之盛。
献帝建安二年，袁绍为大将军，兼督冀、青、幽、并四州，为北中国最大的割据势力。
一次绍大宴宾客，71岁的郑玄应邀出席，在席上对一些所谓“豪俊”的提问进行了一一的答对，语惊四座，使宾客无不折服。
其中一粗野云将口吐唾沫说：“当今天下大乱，谁兵强将勇，谁就能当上皇帝老儿，‘子曰’、‘诗云’能顶啥用？”
郑玄端容正色答曰：“将军只可谓以管窥天，周公圣人统军平叛，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而匹夫之勇，不过一人敌耳。将军岂不闻楚霸王项羽乎？力拔山兮气盖世又如何，终是难免自刎乌江！”
那将军听后无言以对，全场亦是鸦雀无声。
袁绍为之折服，乃举郑玄为茂才，并表请郑玄为左中郎将，但郑玄却毫不为之所动，一一予以婉拒。
献帝建安三年，献帝征郑玄为大司农，这是位列九卿的高官，给安车一乘，所过郡县长吏送迎。
郑玄在家拜受后，便乘安车至许昌，但马上又借口有病，请求告老还乡。
他虽然并未到任就职，但因为已经拜受此命，故世人称他为“郑司农”。
总的看，郑玄解禁后被州辟、举贤良方正、茂才等共有14次之多，然玄皆拒不受。
公车征左中郎、博士、赵相、侍中、大司农，也都没有就职。
在汉末黑暗的社会情况下，郑玄有意保持其名士的清节，不肯与他所鄙视的那些外戚、宦官及唯名利是图的假名士们为伍，而一心在学术上发挥自己的才智。他以布衣而雄视世人，不愧为真名士。
“荒山书院有人耕，不记山名与县名。为问黄巾满天下，可能容得郑康成。”
中平五年冬十月，黄巾军占领青州，攻破北海，不受征召的郑玄与其门人避于不其山下，在这里开办了康成书院，与世无争地进行着注经和讲学活动。
康成书院的旧址在城阳区崂山北麓的三标山两侧的朝阳坡下。
这里，北倚巍峨屹立的不其山，南临风光秀丽的墨水河。
“康成”是郑玄的字，书院是郑玄修建和执教的场所，所以又称作“康成书院”。
康成书院建成之后，远近慕名求学者很多。
许多学徒自远方投至门下，相随者数百千人。
康成书院曾盛极一时，闻名于世，三国时的名士崔琰、王经、国渊、任嘏、孙乾等人都曾是郑玄的学生。
但康成书院仅开办了短短一年，就因灾荒致使粮食断绝，无法维持下去了。郑玄只好与学生们痛哭一场，各奔前程了。
郑玄师徒离开不其山后，康成书院也渐渐荒废了。
虽然康成书院早已不在，但关于郑玄的故事却一直在当地流传。
据说不其山上有古井不竭，井边生有一种细而长的草，很有韧性，时人称之为书带草，又叫康成书带。据史料记载，这种可以捆书简的书带草，因郑玄讲学不其山得书卷气熏染而有灵气，故而受到历代文人的青睐和歌咏。
唐大诗人李白有“书带留青草，琴堂幕素尘”诗句，宋苏东坡也有“庭下已生书带草，使君疑是郑康成”之咏。
另外，在此地还零散生长着一种乔木，木质如家楸、金楸、银楸、黄楸、绵楸，只是其叶脉网络宛如圆长多变的篆纹，郑玄誉之“篆叶楸”。
虽然郑玄在这里授徒时间不长，但留下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当地许多引人向善的故事都爱用郑玄当主角，这也体现出了人们对他的爱戴。
传说康成书院建成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个传奇故事。
当年书院完工后，郑玄已经身无分文，最后结账时有三个即墨工匠的工钱实在拿不出，只好先欠着人家的。
但这三人各有难处，黄伯等钱给他爹抓药治病，周荡光棍一根要攒钱娶媳妇，另一个叫郭槐的准备用钱拜师学个手艺好养家糊口。
三人虽然各有苦衷，但还是同意郑玄先欠着他们的工钱了。
郑玄非常感激，就带他们来到一丛葳蕤的青竹边，说道：“你们如此体谅，老夫无以回报，就每人送给你们一棵不其山的青竹吧！”
三人接过竹子，嘴上不说，心里都不痛快，这样又嫩又细的竹子漫山遍野到处都是，拿回家有何用处？
不过郑玄却拿着很当回事，送到山下临别时又殷殷嘱咐，回家后，一定不要忘记把青竹栽上。
三人点头应承着，各自回家去了。
转眼到了第二年秋，郑玄备好三份银子去即墨还账。
他先来到黄伯家，刚进门，黄伯就跪地谢恩，他告诉郑玄，他爹的病好了，多亏了那棵竹子。
原来去年从不其山回来后，黄伯就在院子里随便挖个窝儿把竹子栽上了。没想到，这棵竹子很快长得比小碗口粗，而且还散发出一股很浓的药香味。
他爹的皮肤病，请了不少郎中，喝了不少汤药，可都没治好。
他抱着试试看的念头把竹子砍了，削成竹片，再放到火炭上烘热，然后贴在他爹的身上。嘿！这一试还真见了奇效，不到俩月，他爹身上原先溃烂的地方全都长了新皮。
他又到了周家，周荡一见郑玄，一边忙着拿喜一边说：“郑先生，大恩还没报呢，怎敢收你银子。不是先生送的那棵青竹，现在我还在一个人睡光炕呢。”
原来周荡把青竹栽在自家的大门口，不远处就是一条小河，平时村里的大闺女小媳妇就在河边洗衣服。
这天，周荡从地里干活回来，刚走到桥头，就听见桥下有人呼救。
他往桥下一看，是一个姑娘正在齐胸深的水里不停扑腾，眼看就要被河水冲走了。
“旱鸭子”周荡想救但是够不着，回头一看，家门口的那棵竹子正好用得上，跑过去就把竹子拔起来了，他把翠绿的长竹探到姑娘手边，这才把人救上岸来。
那姑娘想感谢救命之恩，又无以为报，就毅然嫁给了其貌不扬的他。
最后郑玄到了郭家，郭槐一样也把他当做贵客，拿出最上等的好茶招待，从家里的摆设来看，他已经是个富人了。
郑玄一问，原来他的发家也是从那棵青竹开始的。
郭槐把青竹栽上后，见它一天天长高长粗，就寻思如果把它伐了，编个竹筐竹篓什么的，还能换个零钱。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编竟然编出了名堂，成了当地最有名的竹编高手，什么样的竹器他都编得出来，而且件件精美，十分畅销。（嘿嘿……悠人十分怀疑，文龙的编织手艺是不是从郭槐那儿传下来的呢！）
郑玄当初每人送他们一棵竹，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愧疚和歉意，没想到机缘巧合，治愈了一个病人，成就了一段姻缘，还造就了一位巧匠。
后来，三人把郑玄送还的银子全都用在了康成书院的修缮上，以感谢先生的送竹之恩。
多少年过去了，书院初建时的规模已不可考，但附近的村庄仍以“书院”为名；村中的小桥称为“书院桥”；村外的水库名为“书院水库”。除了“书院村”，临近的“演礼村”也与郑玄有关，据说这里曾是郑玄当年带领学生们演练周礼的地方。
据《城阳史话》记载，明正德七年，即墨县令高允中因敬慕郑玄，在郑玄筑庐授徒之处，重建院宇，聘教授，群学田，书匾额“康成书院”。
书院坐北朝南，东西呈长方形，占地亩余，围有院墙，门南向，房3间，高约5米，宽约12米，南北深约4米，重梁起架，檐下四根木柱撑顶，柱基座为青石鼓形。木质门窗平开，雕似云图。
该建筑具有十分完整的墙、柱、梁、栋、枋、斗拱和起脊屋顶各部分组成，成为当时著名的人文景观，也是青岛市区最古老的书院。
清初在即墨县城设县学，康成书院由于无人经营管理，也渐渐倾圮。
献帝初平二年，黄巾军攻占青州，郑玄在高密也待不下去了，便逃到徐州避乱。
徐州牧陶谦曾大破黄巾军，境内比较安定，他听得郑玄到来，极为欢迎，以师友之礼相接待。
郑玄把自己安顿在南城之山栖迟岩下的一所石屋里，很少出头露面，仍然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儒家经典，注释《孝经》。
献帝兴平元年，陶谦卒，刘备领徐州牧。
相传在这一时期，刘备曾多次到南城山下的石屋拜见郑玄。
一日，刘备问郑玄：“桓帝已降，汉室衰微。群雄割据，天下汹汹。以先生高见，备应如何治之？”
康成曰：“玄尝闻之于先贤，有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者，又有云‘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者。如此看来，当知民为邦本，得民者昌。”
又曰：“凡治民者以大德不以小惠，施教于民，民则知礼，知礼则向善；施刑于民，民则知戒，知戒则远恶。是以大德者使民不干刑，则民无伤。小惠者，罪而后赦，是纵民犯法也。”
刘备听了郑玄这些话，颇有所悟，连连作揖感谢！
时年六十八岁的郑玄与刘备相谈甚得，于是为其举荐弟子——北海郡孙乾。
郑玄在徐州住了五六年，当时孔融为北海相，管辖今潍坊、安丘、寿光、昌乐、昌邑等地。
孔融对经学大师郑玄特别尊崇，他一面为其修葺故居庭院，一面再三派人敦请郑玄回郡。
献帝建安元年春末夏初，郑玄便从徐州返回高密。
据《后汉书》本传记载，郑玄在回高密的路上曾遇到黄巾军数万人，但他们却对康成十分尊重：“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
黄巾军尊重士人，这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
而郑玄是一位真正的名士，在颠沛流离中非礼不动，也是他能够获得黄巾军尊重的原因。
据《后汉纪·献纪》记载，高密一县，竟未受黄巾抄掠，郑玄以自己的人格和名望保护了乡梓。
回到高密后，孔融待之甚厚，告诉手下僚属称之为“郑君”，不得直呼其名。
后来，孔融还特命高密县令为郑玄立一乡，名为“郑公乡”。命广开闾衢，令容牡驷高车，号为“通德门”，对其大加尊崇表彰。
就这样，郑玄在70岁时终于回到了由梓桐村变身为“郑公乡”的老家，算是结束了背井离乡的流亡生活。
昔日旧居已改建成由礼堂、塾舍、内院、深宅等组成一统的崭新庭院。
扶杖站在古木新树间，看着青砖碧瓦掩映交辉，须发皆白的郑玄心中不无感慨和慰藉。
回到家乡的他仍老当益壮，终日精研经典，博稽六艺，并时常睹览秘书纬术。
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一年，他竟又惨遭人伦大变，经受了老年丧子之痛。
郑玄只有一个儿子，名叫益恩，23岁时被北海相孔融举为孝廉。
这一年春夏之间，袁绍之子袁谭率黄巾降兵攻北海，围孔融于都昌（今山东昌邑），情势万分紧急。
为报知遇之恩，益恩受父命率家兵乡勇前去营救，结果反被围杀，时年仅27岁。
益恩死后，生有遗腹子，郑玄因其手纹与自己相同，又因自己生于丁卯岁，而此子生于丁卯日，故取名叫小同。
郑玄之孙郑小同，字子真，学综六经。初为郎中，累迁至侍中，封关内侯，高贵乡公甘露三年，拜为五更。后为心怀鬼胎的司马昭以“宁我负卿，勿卿负我”之心鸩杀。
郑玄因饱经沧桑，近来身体常觉不适。加之益恩前去援救孔融未回，吉凶难料，故他先作《诫子益恩书》以备。
然《诫子书》成，独子益恩却战死沙场，并未看到。
郑玄年轻时在外四处游历学习，四十一岁才回家与贤妻团聚，益恩似乎是他四十二岁那年的老来之子，爱若至宝，不曾想却英年早逝。这一年，对垂暮之年的郑玄来说应该是一生中最悲痛的一年。
献帝建安五年，郑玄已经74岁了。这年春天，他梦见孔子对他说：“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
这一年是农历庚辰年，即龙年，而来年是辛巳年，也就是蛇年，旧说龙、蛇之年对圣贤不利。
所以他醒来后很不高兴，认为自己当不久于人世了。
而这一年，恰赶上同窗袁绍与曹操的大军在官渡会战。
为壮声势，争取民心和士望，袁绍暗道，今刘备已投身于我，若再加上郑玄这一大名鼎鼎的人物坐镇军中，焉得不胜！于是，就叫其子袁谭逼迫郑玄随军，康成无奈，只好抱病而行。
郑玄自山东远涉翼地，走到元城（今河北大名县境），哮喘旧病加重，不能再走了。
袁绍闻讯星夜赶来，只见郑玄脸色枯槁蜡黄，大惊失色。急唤随行军医前来诊治，用药以后，郑玄的剧烈喘息才渐渐平复下来……
他开口言道：“大将军请恕老朽无礼了，我恐大限已至，不能再陪将军继续前行了……”
袁绍流着眼泪说：“都是愚弟害了大司农……师兄，现在该咋办？绍当尽力！”
郑玄叹曰：“我活着怕是回不去了，但死了要回故里，可薄葬。遗憾的是不能见老妻和孙儿一面了……”
袁绍明白郑玄的心思，马上说：“师兄放心，我即刻派人，将嫂夫人并小同一道接来……”
这年六月，郑玄病逝于该县。病重和临危之时，他还在注释《周易》。
时值袁绍与曹操对峙官渡一带，双方正欲决一雌雄。惊闻郑玄归天，不禁泪湿战袍。他策马元城，抚棺恸哭。
郑玄死时正处于大战乱之际，所以葬礼从简，但自郡守以下的官员和受业弟子也有一千多人，为其缞绖（披麻戴孝）送葬。
郑玄初葬据东，后归葬于高密砺阜。现在此地仍存有唐代墓碑和郑玄祠庙，距此不远，则是孔融当年给他立的“郑公乡”。
话说官渡之战，袁绍大败，一病不起。这位来自河南汝阳的名门贵胄大将军，死后却不愿回归祖坟。其临终遗言道：“我与玄兄情同手足，生不能共同作战，死要相伴在一起……”
袁绍遗骸最终运往“郑公乡”。
一文一武两位同窗好友，共眠潍水河畔的砺阜山下。
好在这里青山绿水，九泉之下，师兄弟二人倒也其乐融融。
正是，人生难得是知己，刚愎将军郑公识。马革裹尸何必还，潍水河畔伴大师。
郑玄的学生们十分景仰这位老师，为了纪念恩师的教诲，他们像孔门弟子为纪念孔子而编辑《论语》一样，也把郑玄平时和弟子们问答五经的言论编辑为《郑志》，共有8篇。
总括郑玄的一生，是为整理古代文化遗产而鞠躬尽瘁的一生，是献身学术与教育的一生，他身上集中了正派知识分子不慕权势、死守善道、忧民敬业等众多传统美德。
1998年，高密人投资1亿元人民币新建了一所现代化中学，名——康成中学。这所学校就是以高密籍大经学家郑玄的字“康成”来命名的。
外戚当权，即杀戮和罢免一大批宦官，而提拔重用他们的同党；反之，宦官掌权，则大杀外戚集团，罢免和压制外党。
桓帝时，一批比较正直的士家豪族和“名士”出身的封建官僚，联合3万多太学生，一起反对宦官集团。
宦官则近水楼台控制了桓帝，捏造对手罪状进行反击，桓帝不得不下令逮捕了李膺、陈实、杜密等200余人，并对逃亡者悬赏追捕。这就是发生于延熹九年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后来，由于外戚集团的支持，桓帝下令开赦李膺等200人。
不久，外戚与党人联合起来计议诛杀宦官，泄秘后反被宦官先发制人，阴谋陷害，将李膺、杜密等200余人一并下狱处死。
之后，宦官为斩草除根，又在全国各地陆续逮捕“党人”。
灵帝建宁元年，下诏各州郡查究“党人”，凡“党人”及其门生、故吏、父子、兄弟现居官位者，一概免职禁锢，这就是所谓第二次“党锢之祸”。
所谓“党锢”，也就是视为“党人”而予以禁锢，绝其仕进之路，永远不许为官。
郑玄曾为杜密故吏，又曾受杜密的赏识与提携，所以也被视为“党人”，于建宁四年和同郡孙嵩等40余人俱被禁锢。这一年，郑玄才45岁。
郑玄被禁锢后，绝了仕进之路，便杜门不出，隐修经业，集中全部精力来进行遍注群经的工作。郑学的主要成就，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之分。
秦始皇焚书后，汉代有一些老儒生凭记忆背诵出来一些经文，用当时通行的文字记录并整理出来，叫做“今文经”。西汉成、哀之时，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书，发现了一部用古籀文字书写的《春秋左氏传》，再加上由孔壁所得的《逸礼》、《古文尚书》，和当时尚未立于学官的《毛诗》，便成了古文经的主要经典。
研习今文经的，叫“今文学派”，修读古文经的，叫“古文学派”。
今、古文经不仅经文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其解说和观点差异甚大。
两派各按自己的观点注经立说并收徒讲学，渐成水火不容之势，以至于发展到相互指责、论辩，相攻如仇的地步。
后来，古文经也被立于学官，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两派的斗争更加经常并激烈了。
到东汉时，今、古文经并行，古文学派的影响迅速扩大。
郑玄进入经学界，正是处于今、古文学派激烈斗争之时。
今、古文经学派的相互攻击，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进步意义，虽然两派都各有一些长处。
经学讲究“师法”和“家法”：严守经师之说毫不走样，叫做师法；同一经师的不同学生又各自为家，故师法之下又讲家法，在遵从师法的前提下才能成一家之言。所以，师法是追溯渊源的，家法是对师说的引伸与发展。
如此“疏不破注”，叠床架屋，致使一经就有数家，一家又有若干说，各讲各的一套，谬误百出，使后学者不知所从。繁琐、支离、教条，成了经学的突出弊病。
郑玄起初从第五元先学习《京氏易》、《公羊春秋》，是属于今文经学派的。
后来他又跟张恭祖学习《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这是属于古文经学派的。可见他并不专守一师之说，尊一家之言，而是博学多师，兼收并蓄。
他在马融门下受业多年，而马融乃是古文经学大师，总的来看，他是倾向于古文经学一边的。但是，郑玄并不遵守当时经学中师法、家法那一套，他以自己渊博的学识遍注古文经，注中并不专用古文经学家的释义，同时也采用了许多今文经学家的解释。即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择善而从。
在受禁锢的14年中，郑玄遍注群经。
“郑注”出现以后，原来各守门户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便逐渐不再为人们所信了。
他在当时不仅集古文经学之大成，而且使古文今文融为一炉，独创了一个新的学派——“郑学”。
人们转而崇尚“郑学”，使之逐渐成为“天下所宗”的儒学。
例如，郑玄所注的古文经学费氏《易》流行，而今文经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废止了；郑注《古文尚书》流传，而今文经的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尚书》便散失了；郑玄笺注了古文经的《毛诗》，而今文经的齐、鲁、韩三家的《诗》也就不显了。
郑学的出现，使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变化，它使经学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
期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当时有位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名叫何休，他用17年的时间写成了《公羊春秋解诂》一书，对《公羊》一书的内容多所发明。从他的《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三文中可见，他认为《春秋》三传中只有《公羊》义理深远，象墨子的城防一样无懈可击。而《左氏》与《谷梁》二传则存在严重的缺点，根本不值得研究。
郑玄乃针对他的观点，著《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驳斥之。他认为三传各有其优缺点，《公羊》并非十全十美。
何休读了郑玄的文章，也带着叹服的口气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意思是说郑玄能从他的文章中找出矛盾，用他自相矛盾的说法来驳倒他的立论。
由于郑玄对何休的批驳十分有力，使经师和学者们十分惊服。
据说当时京师之人称何休为“学海”，而称郑玄为“经神”，郑的声望远超过何。
当时求学者不远千里投到郑玄门下者甚众，他的徒党通于天下。
总之，郑玄从45岁被禁锢，到了灵帝中平元年58岁才蒙赦令，前后长达14年。在此期间，他打破了经学的家法，注释与著书“几百余万言”，创立了“郑学”，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做出了无与伦比的突出贡献。
黄巾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东汉王朝为了平息地主阶级内部的纷争，一期共同镇压农民起义，乃大赦“党人”，这时年已58岁的郑玄始获自由。
郑玄曾先后游学十几年，走遍了各地，连大经师马融都自叹不如，成了全国著名的经学大师。
他著述丰赡，又弟子众多，在当时是有相当大声望的。
解除党禁后，朝廷当政者对郑玄的大名已早有所闻，于是争相聘请他入朝担任要职。
但康成公求名而不求官，羞与外戚闭寺为伍，绝不愿涉足仕途，乃屡拒征辟，一心一意从事著书讲学的学术工作。
灵帝中平二年，执掌朝廷权柄的外戚大将军何进为了笼络人心，首先征辟郑玄入朝为官。
州郡官吏胁迫起行，郑玄不得已，只好入朝去见何进。
何进为表示礼贤下士，对郑玄礼敬有加，设几、杖之礼以待之。
郑玄为保其名士节操，拒不穿朝眼，只穿普通儒者的便服与何进相见。
见面后，郑玄一一回答了何进的问询，并对其做了建言，最后又郑重表示了自己坚决不留下做官的强烈意愿。
仅隔了一夜，未等灵帝授予官职，他就逃走了。
何进一看“此人实不可夺志”，也就只好放任他离去了。
灵帝中平四年，三司府曾先后两次征辟郑玄，但他都借故婉言谢绝了。
第二年，郑玄与荀爽、申屠蟠、襄楷、韩融、陈纪等14人并被征为博士，他以父丧为名未去。
后将军袁隗表举郑玄为侍中，他仍以居丧为理由而拒绝出仕。
中平六年，灵帝死，少帝刘辩继位，不久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迁都于长安。这时，公卿们又举郑玄为赵王乾之相，玄借故“战乱道路不通”，仍旧没有受召。
郑玄屡拒征辟，其间除避乱于徐州外，大抵是在家乡隐居，聚徒讲学，专心经术，著书立说。
他的弟子遍于天下，多有人自远方而投至门下，如河内赵商、公孙方、王基、郗虑等即为其间著名者。他的学生常常超过千人，为一时之盛。
献帝建安二年，袁绍为大将军，兼督冀、青、幽、并四州，为北中国最大的割据势力。
一次绍大宴宾客，71岁的郑玄应邀出席，在席上对一些所谓“豪俊”的提问进行了一一的答对，语惊四座，使宾客无不折服。
其中一粗野云将口吐唾沫说：“当今天下大乱，谁兵强将勇，谁就能当上皇帝老儿，‘子曰’、‘诗云’能顶啥用？”
郑玄端容正色答曰：“将军只可谓以管窥天，周公圣人统军平叛，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而匹夫之勇，不过一人敌耳。将军岂不闻楚霸王项羽乎？力拔山兮气盖世又如何，终是难免自刎乌江！”
那将军听后无言以对，全场亦是鸦雀无声。
袁绍为之折服，乃举郑玄为茂才，并表请郑玄为左中郎将，但郑玄却毫不为之所动，一一予以婉拒。
献帝建安三年，献帝征郑玄为大司农，这是位列九卿的高官，给安车一乘，所过郡县长吏送迎。
郑玄在家拜受后，便乘安车至许昌，但马上又借口有病，请求告老还乡。
他虽然并未到任就职，但因为已经拜受此命，故世人称他为“郑司农”。
总的看，郑玄解禁后被州辟、举贤良方正、茂才等共有14次之多，然玄皆拒不受。
公车征左中郎、博士、赵相、侍中、大司农，也都没有就职。
在汉末黑暗的社会情况下，郑玄有意保持其名士的清节，不肯与他所鄙视的那些外戚、宦官及唯名利是图的假名士们为伍，而一心在学术上发挥自己的才智。他以布衣而雄视世人，不愧为真名士。
“荒山书院有人耕，不记山名与县名。为问黄巾满天下，可能容得郑康成。”
中平五年冬十月，黄巾军占领青州，攻破北海，不受征召的郑玄与其门人避于不其山下，在这里开办了康成书院，与世无争地进行着注经和讲学活动。
康成书院的旧址在城阳区崂山北麓的三标山两侧的朝阳坡下。
这里，北倚巍峨屹立的不其山，南临风光秀丽的墨水河。
“康成”是郑玄的字，书院是郑玄修建和执教的场所，所以又称作“康成书院”。
康成书院建成之后，远近慕名求学者很多。
许多学徒自远方投至门下，相随者数百千人。
康成书院曾盛极一时，闻名于世，三国时的名士崔琰、王经、国渊、任嘏、孙乾等人都曾是郑玄的学生。
但康成书院仅开办了短短一年，就因灾荒致使粮食断绝，无法维持下去了。郑玄只好与学生们痛哭一场，各奔前程了。
郑玄师徒离开不其山后，康成书院也渐渐荒废了。
虽然康成书院早已不在，但关于郑玄的故事却一直在当地流传。
据说不其山上有古井不竭，井边生有一种细而长的草，很有韧性，时人称之为书带草，又叫康成书带。据史料记载，这种可以捆书简的书带草，因郑玄讲学不其山得书卷气熏染而有灵气，故而受到历代文人的青睐和歌咏。
唐大诗人李白有“书带留青草，琴堂幕素尘”诗句，宋苏东坡也有“庭下已生书带草，使君疑是郑康成”之咏。
另外，在此地还零散生长着一种乔木，木质如家楸、金楸、银楸、黄楸、绵楸，只是其叶脉网络宛如圆长多变的篆纹，郑玄誉之“篆叶楸”。
虽然郑玄在这里授徒时间不长，但留下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当地许多引人向善的故事都爱用郑玄当主角，这也体现出了人们对他的爱戴。
传说康成书院建成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个传奇故事。
当年书院完工后，郑玄已经身无分文，最后结账时有三个即墨工匠的工钱实在拿不出，只好先欠着人家的。
但这三人各有难处，黄伯等钱给他爹抓药治病，周荡光棍一根要攒钱娶媳妇，另一个叫郭槐的准备用钱拜师学个手艺好养家糊口。
三人虽然各有苦衷，但还是同意郑玄先欠着他们的工钱了。
郑玄非常感激，就带他们来到一丛葳蕤的青竹边，说道：“你们如此体谅，老夫无以回报，就每人送给你们一棵不其山的青竹吧！”
三人接过竹子，嘴上不说，心里都不痛快，这样又嫩又细的竹子漫山遍野到处都是，拿回家有何用处？
不过郑玄却拿着很当回事，送到山下临别时又殷殷嘱咐，回家后，一定不要忘记把青竹栽上。
三人点头应承着，各自回家去了。
转眼到了第二年秋，郑玄备好三份银子去即墨还账。
他先来到黄伯家，刚进门，黄伯就跪地谢恩，他告诉郑玄，他爹的病好了，多亏了那棵竹子。
原来去年从不其山回来后，黄伯就在院子里随便挖个窝儿把竹子栽上了。没想到，这棵竹子很快长得比小碗口粗，而且还散发出一股很浓的药香味。
他爹的皮肤病，请了不少郎中，喝了不少汤药，可都没治好。
他抱着试试看的念头把竹子砍了，削成竹片，再放到火炭上烘热，然后贴在他爹的身上。嘿！这一试还真见了奇效，不到俩月，他爹身上原先溃烂的地方全都长了新皮。
他又到了周家，周荡一见郑玄，一边忙着拿喜一边说：“郑先生，大恩还没报呢，怎敢收你银子。不是先生送的那棵青竹，现在我还在一个人睡光炕呢。”
原来周荡把青竹栽在自家的大门口，不远处就是一条小河，平时村里的大闺女小媳妇就在河边洗衣服。
这天，周荡从地里干活回来，刚走到桥头，就听见桥下有人呼救。
他往桥下一看，是一个姑娘正在齐胸深的水里不停扑腾，眼看就要被河水冲走了。
“旱鸭子”周荡想救但是够不着，回头一看，家门口的那棵竹子正好用得上，跑过去就把竹子拔起来了，他把翠绿的长竹探到姑娘手边，这才把人救上岸来。
那姑娘想感谢救命之恩，又无以为报，就毅然嫁给了其貌不扬的他。
最后郑玄到了郭家，郭槐一样也把他当做贵客，拿出最上等的好茶招待，从家里的摆设来看，他已经是个富人了。
郑玄一问，原来他的发家也是从那棵青竹开始的。
郭槐把青竹栽上后，见它一天天长高长粗，就寻思如果把它伐了，编个竹筐竹篓什么的，还能换个零钱。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编竟然编出了名堂，成了当地最有名的竹编高手，什么样的竹器他都编得出来，而且件件精美，十分畅销。（嘿嘿……悠人十分怀疑，文龙的编织手艺是不是从郭槐那儿传下来的呢！）
郑玄当初每人送他们一棵竹，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愧疚和歉意，没想到机缘巧合，治愈了一个病人，成就了一段姻缘，还造就了一位巧匠。
后来，三人把郑玄送还的银子全都用在了康成书院的修缮上，以感谢先生的送竹之恩。
多少年过去了，书院初建时的规模已不可考，但附近的村庄仍以“书院”为名；村中的小桥称为“书院桥”；村外的水库名为“书院水库”。除了“书院村”，临近的“演礼村”也与郑玄有关，据说这里曾是郑玄当年带领学生们演练周礼的地方。
据《城阳史话》记载，明正德七年，即墨县令高允中因敬慕郑玄，在郑玄筑庐授徒之处，重建院宇，聘教授，群学田，书匾额“康成书院”。
书院坐北朝南，东西呈长方形，占地亩余，围有院墙，门南向，房3间，高约5米，宽约12米，南北深约4米，重梁起架，檐下四根木柱撑顶，柱基座为青石鼓形。木质门窗平开，雕似云图。
该建筑具有十分完整的墙、柱、梁、栋、枋、斗拱和起脊屋顶各部分组成，成为当时著名的人文景观，也是青岛市区最古老的书院。
清初在即墨县城设县学，康成书院由于无人经营管理，也渐渐倾圮。
献帝初平二年，黄巾军攻占青州，郑玄在高密也待不下去了，便逃到徐州避乱。
徐州牧陶谦曾大破黄巾军，境内比较安定，他听得郑玄到来，极为欢迎，以师友之礼相接待。
郑玄把自己安顿在南城之山栖迟岩下的一所石屋里，很少出头露面，仍然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儒家经典，注释《孝经》。
献帝兴平元年，陶谦卒，刘备领徐州牧。
相传在这一时期，刘备曾多次到南城山下的石屋拜见郑玄。
一日，刘备问郑玄：“桓帝已降，汉室衰微。群雄割据，天下汹汹。以先生高见，备应如何治之？”
康成曰：“玄尝闻之于先贤，有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者，又有云‘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者。如此看来，当知民为邦本，得民者昌。”
又曰：“凡治民者以大德不以小惠，施教于民，民则知礼，知礼则向善；施刑于民，民则知戒，知戒则远恶。是以大德者使民不干刑，则民无伤。小惠者，罪而后赦，是纵民犯法也。”
刘备听了郑玄这些话，颇有所悟，连连作揖感谢！
时年六十八岁的郑玄与刘备相谈甚得，于是为其举荐弟子——北海郡孙乾。
郑玄在徐州住了五六年，当时孔融为北海相，管辖今潍坊、安丘、寿光、昌乐、昌邑等地。
孔融对经学大师郑玄特别尊崇，他一面为其修葺故居庭院，一面再三派人敦请郑玄回郡。
献帝建安元年春末夏初，郑玄便从徐州返回高密。
据《后汉书》本传记载，郑玄在回高密的路上曾遇到黄巾军数万人，但他们却对康成十分尊重：“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
黄巾军尊重士人，这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
而郑玄是一位真正的名士，在颠沛流离中非礼不动，也是他能够获得黄巾军尊重的原因。
据《后汉纪·献纪》记载，高密一县，竟未受黄巾抄掠，郑玄以自己的人格和名望保护了乡梓。
回到高密后，孔融待之甚厚，告诉手下僚属称之为“郑君”，不得直呼其名。
后来，孔融还特命高密县令为郑玄立一乡，名为“郑公乡”。命广开闾衢，令容牡驷高车，号为“通德门”，对其大加尊崇表彰。
就这样，郑玄在70岁时终于回到了由梓桐村变身为“郑公乡”的老家，算是结束了背井离乡的流亡生活。
昔日旧居已改建成由礼堂、塾舍、内院、深宅等组成一统的崭新庭院。
扶杖站在古木新树间，看着青砖碧瓦掩映交辉，须发皆白的郑玄心中不无感慨和慰藉。
回到家乡的他仍老当益壮，终日精研经典，博稽六艺，并时常睹览秘书纬术。
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一年，他竟又惨遭人伦大变，经受了老年丧子之痛。
郑玄只有一个儿子，名叫益恩，23岁时被北海相孔融举为孝廉。
这一年春夏之间，袁绍之子袁谭率黄巾降兵攻北海，围孔融于都昌（今山东昌邑），情势万分紧急。
为报知遇之恩，益恩受父命率家兵乡勇前去营救，结果反被围杀，时年仅27岁。
益恩死后，生有遗腹子，郑玄因其手纹与自己相同，又因自己生于丁卯岁，而此子生于丁卯日，故取名叫小同。
郑玄之孙郑小同，字子真，学综六经。初为郎中，累迁至侍中，封关内侯，高贵乡公甘露三年，拜为五更。后为心怀鬼胎的司马昭以“宁我负卿，勿卿负我”之心鸩杀。
郑玄因饱经沧桑，近来身体常觉不适。加之益恩前去援救孔融未回，吉凶难料，故他先作《诫子益恩书》以备。
然《诫子书》成，独子益恩却战死沙场，并未看到。
郑玄年轻时在外四处游历学习，四十一岁才回家与贤妻团聚，益恩似乎是他四十二岁那年的老来之子，爱若至宝，不曾想却英年早逝。这一年，对垂暮之年的郑玄来说应该是一生中最悲痛的一年。
献帝建安五年，郑玄已经74岁了。这年春天，他梦见孔子对他说：“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
这一年是农历庚辰年，即龙年，而来年是辛巳年，也就是蛇年，旧说龙、蛇之年对圣贤不利。
所以他醒来后很不高兴，认为自己当不久于人世了。
而这一年，恰赶上同窗袁绍与曹操的大军在官渡会战。
为壮声势，争取民心和士望，袁绍暗道，今刘备已投身于我，若再加上郑玄这一大名鼎鼎的人物坐镇军中，焉得不胜！于是，就叫其子袁谭逼迫郑玄随军，康成无奈，只好抱病而行。
郑玄自山东远涉翼地，走到元城（今河北大名县境），哮喘旧病加重，不能再走了。
袁绍闻讯星夜赶来，只见郑玄脸色枯槁蜡黄，大惊失色。急唤随行军医前来诊治，用药以后，郑玄的剧烈喘息才渐渐平复下来……
他开口言道：“大将军请恕老朽无礼了，我恐大限已至，不能再陪将军继续前行了……”
袁绍流着眼泪说：“都是愚弟害了大司农……师兄，现在该咋办？绍当尽力！”
郑玄叹曰：“我活着怕是回不去了，但死了要回故里，可薄葬。遗憾的是不能见老妻和孙儿一面了……”
袁绍明白郑玄的心思，马上说：“师兄放心，我即刻派人，将嫂夫人并小同一道接来……”
这年六月，郑玄病逝于该县。病重和临危之时，他还在注释《周易》。
时值袁绍与曹操对峙官渡一带，双方正欲决一雌雄。惊闻郑玄归天，不禁泪湿战袍。他策马元城，抚棺恸哭。
郑玄死时正处于大战乱之际，所以葬礼从简，但自郡守以下的官员和受业弟子也有一千多人，为其缞绖（披麻戴孝）送葬。
郑玄初葬据东，后归葬于高密砺阜。现在此地仍存有唐代墓碑和郑玄祠庙，距此不远，则是孔融当年给他立的“郑公乡”。
话说官渡之战，袁绍大败，一病不起。这位来自河南汝阳的名门贵胄大将军，死后却不愿回归祖坟。其临终遗言道：“我与玄兄情同手足，生不能共同作战，死要相伴在一起……”
袁绍遗骸最终运往“郑公乡”。
一文一武两位同窗好友，共眠潍水河畔的砺阜山下。
好在这里青山绿水，九泉之下，师兄弟二人倒也其乐融融。
正是，人生难得是知己，刚愎将军郑公识。马革裹尸何必还，潍水河畔伴大师。
郑玄的学生们十分景仰这位老师，为了纪念恩师的教诲，他们像孔门弟子为纪念孔子而编辑《论语》一样，也把郑玄平时和弟子们问答五经的言论编辑为《郑志》，共有8篇。
总括郑玄的一生，是为整理古代文化遗产而鞠躬尽瘁的一生，是献身学术与教育的一生，他身上集中了正派知识分子不慕权势、死守善道、忧民敬业等众多传统美德。
1998年，高密人投资1亿元人民币新建了一所现代化中学，名——康成中学。这所学校就是以高密籍大经学家郑玄的字“康成”来命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