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资料来源主要是《晋书》中帝纪、当事人的个人传记以及《资治通鉴》。
    其他等级低一点的史料里提到的“三千义从”、“千余骑”之类我就不写了,就用这两本。
    (1)永嘉二年(308)
    《资治通鉴》“张轨亦遣督护北宫纯将兵卫京师”、“北宫纯募勇士百馀人突陈,弥兵大败”。
    原始记载只有这两句。
    从这里可以判断,凉州援军数量是100+(其实北宫纯募的勇士也不一定就是凉州人……)
    这一战的情形,正如书中所述:
    从史书记载分析,王弥军应该是据城南、城东,因为仅有的三次出现地名,第一次在津阳门(城南),第二次在建春门(城东),第三次在七里涧(城东)。
    史书对战斗过程语焉不详,缺失过多,但多方印证,大体分析,依稀可以看出几点:
    1第一战在城南的津阳门,北宫纯率百余人突阵,“弥兵大败”(主将不一定是王弥)。
    2几天后第二战,位于建春门,有没有打史书没说,只有王弥烧建春门而走的事情,我认为大概率是打了的。
    3烧建春门后,王弥向后(东)退却,在七里涧被禁军追上,又败。
    4综合这些记录,王弥并没有很多人认为的百余人突阵就一战败逃,事实上战斗不止一场,只不过晋代史料空白严重,记录不全,语焉不详罢了,我认为至少打了两场,看到取胜无望之后,死心了,转进,然后被禁军王秉部追击,大败于洛阳城东的七里涧。
    再来看看匈奴方向。
    刘渊在308年1月,“汉王渊遣抚军将军聪等十将南据太行,辅汉将军石勒等十将东下赵、魏”——这是防止晋军围魏救赵,故预先堵住太行陉口,专心攻平阳、河东二郡。
    “北宫纯等与汉刘聪战于河东,败之”——《资治通鉴》。
    这里的“河东”大概率是河东郡,也与前文刘渊遣刘聪派兵占据太行对上了。
    刘聪的兵可不少,而且匈奴骑兵数量众多,北宫纯兵力不可能少。
    100+、1000+的兵力压根不可能,至少数千。
    (2)永嘉三年(309)
    当年8月,匈奴南下洛阳,在弘农战败。
    10月,二度下洛阳,“北宫纯等夜帅勇士千余人出攻汉壁,斩其征虏将军呼延颢。”
    这里其实也没说这千余人到底是不是凉州兵,姑且认为是,出现人数了:1000+
    但也没说309年到底有多少凉州兵在洛阳。
    再看几段史料:
    《张轨传》:“遣治中张阆送义兵五千及郡国秀孝贡计、器甲方物归于京师。令有司可推详立州已来清贞德素,嘉遁遗荣:“高才硕学,著述经史;临危殉义,杀身为君;忠谏而婴祸,专对而释患;权智雄勇,为时除难;诌佞误主,伤陷忠贤;具状以闻。州中父老莫不相庆。光禄傅祗、太常挚虞遗轨书,告京师饥匮,轨即遣参军杜勋献马五百匹、毯布三万匹。帝遣使者进拜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封霸城侯,进车骑将军、开府辟如、仪同三司。”
    晋怀帝什么时候加张轨镇西将军呢?永嘉四年(310年)10月。
    《资治通鉴》:“诏加张轨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光禄大夫傅祗、太常挚虞遣轨书,告以京师饥匮。轨遣参军杜勋献马五百匹,㲜布三万匹。”
    也就是说,在310年10月之前,至少就已经有五千凉州“义兵”来洛阳了。
    与他们一同来的,还有凉州人才的做官推荐信。
    这五千义兵大概率是309年来的,打完匈奴后回去了。
    张轨送推荐信,大概率也是309年的事情。
    309年打完,可能最迟310年上半年回去了。
    等到当年10月份,天子遣使至凉州,加封张轨为镇西将军,基本就是这个情况。
    为什么这么说呢?
    《张轨传》:“策未至,而王弥遂逼洛阳,轨遣将军张斐、北宫纯、郭敷等率精骑五千来卫京都。”
    前面提到的310年10月,天子派使者去凉州册封,还没抵达呢,匈奴又来洛阳了(311年)。
    于是张轨再派“精骑五千”入援京师。
    他不太可能同时派两波援军来洛阳,毕竟凉州形势也很复杂。
    综上所述——
    第一次(308),北宫纯甚至还去河东打了匈奴刘聪,并将其击败。
    这一年的兵力,不可能只有100+,大概是几千人。
    什么时候离开的不太清楚。
    第二次(309),大概率就是那“五千义兵”,什么时候离开的不清楚,大概是309年年底或310年上半年。
    第三次(311),“五千精骑”。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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