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单天灾不算什么，天灾也比不过人之智。
单单人祸也不可怕，愚人之智也不比明智之人。
天灾人祸赶在一起才可怕。
这次天灾人祸，可以追溯至嘉靖皇帝在位期间。
为施行新法，两京一十三省都在重新清丈土地，北方新法正在施行，从前各式赋役种类繁多，张居正施行一条鞭法的初衷并非是让百姓少赋役，而是在不给百姓增添新赋役的情况下，让官府收到更多赋税。
过去是种麦的收麦、织布的收布、采矿的收矿、捕鱼的收小鱼干儿，征收时间不同，太过繁琐不说，关键是各类名目有各类胥吏征收，各种人在其中上下其手，导致无效税收过多。
就像清丈土地是为把别人藏起来避税的土地找出来一样，大部分税种以银定税。
程序少了，被人贪墨的机会也少了，以减少无效税收的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
但问题出在一条鞭法是南税，有浓烈的地方局限，局限在银。
南方百姓用银的多，因为银多，海商、银矿、海外输入，大量银集散在江南、闽广一带，由沿海向中原辐射，但不包括宣大。
陕西宣大的百姓还是用铜钱的多。
税收方式一改，这边银价就高的，一高在铜钱换白银；二高在过去交税的实物换白银。
过去交税时间紧挨着大收，那会百姓手上粮食最多，这个时间收税是体恤百姓；如今税法改了，还在这个时间收税，大收时百姓手里都没银子，就要用粮换银，人人都换，粮价最低，要用更多的粮来交一样的税。
所以税就重了。
不受灾还好，一受灾，谁都吃不住。
嘉靖皇帝之前，朝廷太仓有银有粮，每逢遭灾立刻能赈。
等到隆庆皇帝接手帝国时，别说太仓没银，九边军饷都发不出，还指望拿什么赈灾？那些年都是漕银漕粮赈灾。
太仓一直没存下钱粮，抗风险能力就弱了。
而且这事还怪陈沐，如果没有陈沐，流入朝廷的白银会少许多，白银成为税务流通货币也会晚一些。但因为他，直接或间接流入大明的白银量剧增。
与民间流入白银相比，他每年塞入户部的白银其实仅为冰山一角。
阴差阳错，致使张居正更早以一条鞭法通行国中。
这一切汇总一处，再加上遭灾时些许奸商囤积粮食，哄抬粮价。
各地守军一时心软，让百姓汇聚于延庆三卫之地，数万张嘴哪里是三处卫所能养活的，而且这些百姓越聚越多，别说居庸关，就是一座大府城都只有坐吃山空一途。
问题随之而来。
赵士桢既在南洋办事，又在张居正府上住了半年，整个一条鞭法通行来龙去脉他更清楚，江月林几句话对他来说是捅破了窗户纸，一点就透。
这不是天灾，仅仅天灾，不会让百姓背井离乡，更不会让人拖家带口逃到居庸关来，想要进顺天。
这是谁都没有料到的人祸。
摆在赵士桢面前的问题比江月林还重，他无法押银两进大同，他连宣府都进不去。
“赈灾银必须进大同，不进大同，则灾情难遏，居庸关灾民会越聚越多，延庆卫粮食总有吃完那天，真到吃完……”赵士桢咬紧牙关，肃容道：“不堪设想。”
“所以要放人啊！”
江月林拍手道：“传令沿途布设粥棚，开关放人，道路不拥堵，赈灾银能到大同，灾情可解，妙啊！”
他这不是为赵士桢想办法，也不是给百姓想办法，他这个妙，是终于给自己找到能开关放人的理由了。
赵士桢一看就知道，摇头道：“江指挥现在开关，在下的使命能达成，沿途粥棚再多，拦不住人，百姓总归是要走到京师去的，流民与流匪仅差一个别有用心之徒，冲击京师，江指挥的脑袋可保得住？”
“那你说怎么办？啥都不做，百姓就在老子眼皮子底下民变，你说我剿还是不剿？”
“在下有一个办法，不知行不行得通，但要看江指挥能管几个卫。”赵士桢看向关下百姓，道：“必须将百姓分开，不能聚在一处。”
江月林急得都挠头了，“我能管几个卫，别看我挂万全指挥佥事，我管的是屯田，除了延庆右卫谁都管不住。”
“怀来卫能说上话，中卫左卫属京军但现如今是一条绳上蚂蚱，也就这四个卫，你先说要做什么。”江月林摇着脑袋很是挫败，提防着看向赵士桢，道：“你要让江某带兵弹压驱赶百姓，这事就不必说了，这是要酿成民变的。”
不是江月林低估赵士桢的心眼，历来都不缺这样的官儿。
若几十上百人冲击关闸也就罢了，扣到卫里吃几日牢饭送回原籍，这是几万人，甚至再过几日可能就是十几万人，来硬的就是拿自己脑袋陪葬！
“管屯田的正好，在下这就向阁老传信说明情况，要便宜行事之权，还请江指挥派人传信各卫、各千户所，六县七卫遭灾，百姓也必然是自六县七卫而来，以原籍为百姓划地施粥，先将百姓分开。”
“如此一来，每个千户所管数千百姓，不是难事，同时在各地商市打压粮价，这事要由锦衣卫去做，在下稍后于卫官中官详谈。”
跟在天下第一海盗头子身边时日久了，赵士桢虽文质之人，行事做派都有将气，溪敕青袍大袖一敛道：“能压平的粮价压平，有压不平的粮商做硬骨头正好，待阁老书信一到，破门开仓，充粮赈灾。”
“只要一个，一县之地只除掉一个这样的硬骨头，粮价立即就平。”
“有了粮，官府免了赋，已分为数股的百姓就能由旗军各自带回原籍，办好了，江指挥不但不用想着如何脱罪，还是大功一件。”
江月林听着赵士桢这一气呵成的计划，缓缓吞咽口水，“那，办不好呢？”
这年轻文吏胆子也太大了。
虽然大明律有明文规定囤货居奇要杖责八十，但真敢囤积居奇的粮商，没人敢打他八十大杖。
赵士桢这解决办法非常简单粗暴，不是别人想不到，而是旁人做不到，况且听他的意思，有人不听劝告，似乎还想破门抄家，还能指挥锦衣卫？
赵士桢不理他，从亲随背包取过笔墨纸砚，一直垫着城关女墙开始写信了，张居正、徐爵都得写，他当然没有使唤中官、锦衣的能力与才能，但徐爵有。
恰好，他和徐爵也熟啊！
听到江月林不确定的问话，赵士桢连头都不抬，道：“办不好，那江指挥就把罪责自己背下，引咎辞官吧，最坏的结果也就这个，不会死。”
正当江月林瞪眼都想拔刀斩人，才听写完一句的赵士桢轻飘飘道：“入广州讲武堂，进学两年，到时再去南洋军府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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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人祸也不可怕，愚人之智也不比明智之人。
天灾人祸赶在一起才可怕。
这次天灾人祸，可以追溯至嘉靖皇帝在位期间。
为施行新法，两京一十三省都在重新清丈土地，北方新法正在施行，从前各式赋役种类繁多，张居正施行一条鞭法的初衷并非是让百姓少赋役，而是在不给百姓增添新赋役的情况下，让官府收到更多赋税。
过去是种麦的收麦、织布的收布、采矿的收矿、捕鱼的收小鱼干儿，征收时间不同，太过繁琐不说，关键是各类名目有各类胥吏征收，各种人在其中上下其手，导致无效税收过多。
就像清丈土地是为把别人藏起来避税的土地找出来一样，大部分税种以银定税。
程序少了，被人贪墨的机会也少了，以减少无效税收的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
但问题出在一条鞭法是南税，有浓烈的地方局限，局限在银。
南方百姓用银的多，因为银多，海商、银矿、海外输入，大量银集散在江南、闽广一带，由沿海向中原辐射，但不包括宣大。
陕西宣大的百姓还是用铜钱的多。
税收方式一改，这边银价就高的，一高在铜钱换白银；二高在过去交税的实物换白银。
过去交税时间紧挨着大收，那会百姓手上粮食最多，这个时间收税是体恤百姓；如今税法改了，还在这个时间收税，大收时百姓手里都没银子，就要用粮换银，人人都换，粮价最低，要用更多的粮来交一样的税。
所以税就重了。
不受灾还好，一受灾，谁都吃不住。
嘉靖皇帝之前，朝廷太仓有银有粮，每逢遭灾立刻能赈。
等到隆庆皇帝接手帝国时，别说太仓没银，九边军饷都发不出，还指望拿什么赈灾？那些年都是漕银漕粮赈灾。
太仓一直没存下钱粮，抗风险能力就弱了。
而且这事还怪陈沐，如果没有陈沐，流入朝廷的白银会少许多，白银成为税务流通货币也会晚一些。但因为他，直接或间接流入大明的白银量剧增。
与民间流入白银相比，他每年塞入户部的白银其实仅为冰山一角。
阴差阳错，致使张居正更早以一条鞭法通行国中。
这一切汇总一处，再加上遭灾时些许奸商囤积粮食，哄抬粮价。
各地守军一时心软，让百姓汇聚于延庆三卫之地，数万张嘴哪里是三处卫所能养活的，而且这些百姓越聚越多，别说居庸关，就是一座大府城都只有坐吃山空一途。
问题随之而来。
赵士桢既在南洋办事，又在张居正府上住了半年，整个一条鞭法通行来龙去脉他更清楚，江月林几句话对他来说是捅破了窗户纸，一点就透。
这不是天灾，仅仅天灾，不会让百姓背井离乡，更不会让人拖家带口逃到居庸关来，想要进顺天。
这是谁都没有料到的人祸。
摆在赵士桢面前的问题比江月林还重，他无法押银两进大同，他连宣府都进不去。
“赈灾银必须进大同，不进大同，则灾情难遏，居庸关灾民会越聚越多，延庆卫粮食总有吃完那天，真到吃完……”赵士桢咬紧牙关，肃容道：“不堪设想。”
“所以要放人啊！”
江月林拍手道：“传令沿途布设粥棚，开关放人，道路不拥堵，赈灾银能到大同，灾情可解，妙啊！”
他这不是为赵士桢想办法，也不是给百姓想办法，他这个妙，是终于给自己找到能开关放人的理由了。
赵士桢一看就知道，摇头道：“江指挥现在开关，在下的使命能达成，沿途粥棚再多，拦不住人，百姓总归是要走到京师去的，流民与流匪仅差一个别有用心之徒，冲击京师，江指挥的脑袋可保得住？”
“那你说怎么办？啥都不做，百姓就在老子眼皮子底下民变，你说我剿还是不剿？”
“在下有一个办法，不知行不行得通，但要看江指挥能管几个卫。”赵士桢看向关下百姓，道：“必须将百姓分开，不能聚在一处。”
江月林急得都挠头了，“我能管几个卫，别看我挂万全指挥佥事，我管的是屯田，除了延庆右卫谁都管不住。”
“怀来卫能说上话，中卫左卫属京军但现如今是一条绳上蚂蚱，也就这四个卫，你先说要做什么。”江月林摇着脑袋很是挫败，提防着看向赵士桢，道：“你要让江某带兵弹压驱赶百姓，这事就不必说了，这是要酿成民变的。”
不是江月林低估赵士桢的心眼，历来都不缺这样的官儿。
若几十上百人冲击关闸也就罢了，扣到卫里吃几日牢饭送回原籍，这是几万人，甚至再过几日可能就是十几万人，来硬的就是拿自己脑袋陪葬！
“管屯田的正好，在下这就向阁老传信说明情况，要便宜行事之权，还请江指挥派人传信各卫、各千户所，六县七卫遭灾，百姓也必然是自六县七卫而来，以原籍为百姓划地施粥，先将百姓分开。”
“如此一来，每个千户所管数千百姓，不是难事，同时在各地商市打压粮价，这事要由锦衣卫去做，在下稍后于卫官中官详谈。”
跟在天下第一海盗头子身边时日久了，赵士桢虽文质之人，行事做派都有将气，溪敕青袍大袖一敛道：“能压平的粮价压平，有压不平的粮商做硬骨头正好，待阁老书信一到，破门开仓，充粮赈灾。”
“只要一个，一县之地只除掉一个这样的硬骨头，粮价立即就平。”
“有了粮，官府免了赋，已分为数股的百姓就能由旗军各自带回原籍，办好了，江指挥不但不用想着如何脱罪，还是大功一件。”
江月林听着赵士桢这一气呵成的计划，缓缓吞咽口水，“那，办不好呢？”
这年轻文吏胆子也太大了。
虽然大明律有明文规定囤货居奇要杖责八十，但真敢囤积居奇的粮商，没人敢打他八十大杖。
赵士桢这解决办法非常简单粗暴，不是别人想不到，而是旁人做不到，况且听他的意思，有人不听劝告，似乎还想破门抄家，还能指挥锦衣卫？
赵士桢不理他，从亲随背包取过笔墨纸砚，一直垫着城关女墙开始写信了，张居正、徐爵都得写，他当然没有使唤中官、锦衣的能力与才能，但徐爵有。
恰好，他和徐爵也熟啊！
听到江月林不确定的问话，赵士桢连头都不抬，道：“办不好，那江指挥就把罪责自己背下，引咎辞官吧，最坏的结果也就这个，不会死。”
正当江月林瞪眼都想拔刀斩人，才听写完一句的赵士桢轻飘飘道：“入广州讲武堂，进学两年，到时再去南洋军府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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