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 作者:罗得
发病4
在探查手术后的下午我离开了医院，第二天早晨在家中醒来后，焦虑不安地等待着病理报告。不一会儿，我就坐立不安，便走到外面院子去消除些紧张。最后，中午时分，娣走出来告诉我，凯特医生来过电话了，病理医生的结论是组织切片良。我知道有些标记为良的病理切片，后来被证实为恶，或者可能恶变。当然在这个病例，我不允许自己怀疑，我欢迎这个报告，并变得轻松。
手术后，我的声音变坏了，声音嘶哑又继续了一，二个星期后，我打电话给我的医生，“不用担心，”他说，“声带复原是慢慢的，你很快就能正常讲话了。”
我让我的朋友们，我的家庭，我的病人们都放心：我没有病！不过讲话的问题始终存在。免费的忠告丰富极了“停止说话。”“喝仙人掌汁。”“休假”。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建议。我用低沉沙哑的嗓音说话，但我喜欢这些免费的忠告，让我觉着朋友们对我的关心。作为一个临床医生，我对病人从亲戚，朋友，陌生人那里听取建议最为忿恨，在我那一代人，即使是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医生的话就是法律，没有可疑问的。我常常对病人说：“我化了一辈子治疗你这
种病，如果连我都不知道，你的邻居怎么会知道？我有医生执照，他们没有。随后我会递给他们一本由美国医学会出版的小册子，里面解释为什么应该听我的，而不是去听任何其他人的。
奥烈佛.杰森，我的一位关节炎病人，是一位医生的母亲，出于对她儿子的礼貌，我没有收她费。作为回报，在圣诞节期间，她送了我一个小礼物——六本书。该书的作者写道，他不是个医生而是个实验室技术员，他对体内体知道很多，他建议用大量的鳕鱼的鱼肝油来润滑关节。我猜想杰森夫人给我这么多书是为了让我分发给我的病人。当时，不是现在，我真的很恼怒，因为我理解杰森夫人礼物对我的意义。她被拖累了好几个月，而我没有帮助到她，无怪乎她又到其它地方去寻医了。
回到我自己这个病例，我已有过三次检查和一次手术，而声音嘶哑继续加剧，我阅读了所有令人不安的材料，并以极大的意志力没有将其转送给凯特医生，以免对他有侮辱之嫌。
手术后两个月，我还是没有好转，但我没有去寻找第二个方案。这就违背了一个基本法则：在一段可信的时间内，如果没有明确的反应，你就必须寻求第二方案。现在已经错过太长时间了。
作为变化，我还试服了咳嗽药水，整整的六瓶。以前我责备过病人服用这种东西，但现在不一样了。我曾看过的两个医生中就有一位劝我服用咳嗽药水。在一次晚餐聚会中，林医生觉得我——因不能和她交谈——特别可怜，便给了我一些她自己的咳嗽药水。据说她从小就喝这种特别的，药房里没有而只能在健康食品商店中才能买到的药水。为了不让人看见我在买这种药水，我让娣替我去买。喝了六瓶之后，我放弃了，只能给凯特医生打电话。
听完我讲之后，他说：“你的声带完全没问题，这是神的，我送你去看医学院的语言诊所。”
我太了解了，有太多的医生用这种诊断来掩盖自己的失败，但我又一次的赞同了他的观点，因为这就意味着我得的是一种可对付的毛病。
我父亲告诉过我情绪会影响疾病。我老爸有很厉害的头痛，每一，二个星期便会发作一次，在最疼的几天里，他不得不停下他的工作——在奥玛哈，普特街上我家的加油站里为汽车加油。母亲将他从油泵前替换下来，让他回到后面屋子里休息。他瘫倒在油桶之间的靠椅上，把窗子的遮阳板拉下，用一块湿毛巾盖在头上，如此痛苦一天。
当两个儿子上学而丈夫生病时，我母亲就亲自在加油站工作。那个时候加油泵还不是电动的，都得用手作，她无法不让双手沾满油污。假如一辆摩托车驶进加油站的话，还必须清洁气化器，和调换点火塞，这些事她都能做。而摩托骑士站在一边不信任地看着她，一边还摇着头。这真让人难为情，哪一个人的妈妈会去干一个男人的活而让双手沾满油污？没有一个犹太人的母亲会这么做！但是她坚持她能够做一个男人做的任何工作。她对我说：“做又脏又不体面的工作并不丢脸，只要是诚实而正当的工作。”
在1934年，我十九岁，老爸正在头疼发作的最厉害的几天，我和妈妈在油泵前收到了一封最重要的信件——我被医学院录取了！
在那个年代，一个犹太裔学生要进医学院是相当难的，所有学校对录取的犹太裔学生都有严格的定额。作为一个犹太学生进入医学院意味着十分出色的学术成就。即使如此还不够，还很可能被招生委员会的临时萌生的怪念头而排除在外：“他不是一个绅士”或者“他不是我们同类。”
我读了信，奔向后屋去告诉父亲，他的头疼顿时没有了，他把湿布头扔在一边，打开了窗子，回到了外边和我们一起工作。
“爸，”我告诉他，“我需要二十五元钱预付款来保留我的位子。”
“不用担心，”他向我保证，“我会找到钱的。”
“学费是二百元一年，”我提醒他。
“我们会挣到的。”
“怎么挣？”
“我再辛苦些工作，”老爸说。
“爸，你已经一周七天，从早晨七点做到晚上十点，工作，吃饭和睡觉，全部时间都用完了，还怎么能再辛苦些工作？”
“我让加油站在早晨六点开门，我们漏掉了一些清晨的生意。”
“你的头疼怎么办？”
“当我的大儿子是一个医生了，我再也不会有什么头疼。”
我很幸运自己出生在奥玛哈，假如我生在纽约，那就不得不和大批的犹太人竟争了，要进医学院也就谈何容易了。我的祖父，母是在世纪交接时移居到奥玛哈来的，他们的原籍是在乌克兰的一个小村镇，他们通过爱丽丝岛先定居在纽约，但从小村镇出来的他们很难调整适应新的文化和大城市的生活。他们在糖果店打工，一待攒够了买一张火车票的钱，他们便向着奥玛哈，加入到来自同一村镇的亲戚和同胞之中。奥玛哈没有高楼，公寓或出租屋，每个家庭依自己的穷富程度都有一个不同的屋子和院子。排犹主义是存在的，但并不太明显和公开。犹太人自动地聚居在自己的社区中，附近就有自己的铺，符合教规的洗浴房和犹太教堂。
我在奥玛哈长大的时候，它只有二十万人口，但有一万犹太人。城市边界就是第十六街，我和爷爷一起驾着他的马车去附近的农庄购买新鲜的水果和疏菜。城里有三个正统的犹太教堂，一个改革派会所和一个保守派会堂，犹太社区内大家关系密切，没有一个成员会依靠社会慈善的施舍而生活。大部分的第一代犹太移民都是做小贩，收旧货，拣破烂和开小商店。他们的一些小孩则在百货商店做售货员或在铁路上工作。政府机构，银行，大公司对他们是不开放的。至于在专业领域，法律是开放的，医学和齿科则有配额限制，要想得到一个工程师的职位是不可能的。在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会预料到某一天我会成为一名医生和大学招生委员会的成员，我的四个儿子会在哈佛或耶鲁获得学位。
虽然我接受了这种诊断；我的病是神的，但我知道这种诊断可能包含着可怕的差错。我的侄子比利十五岁时，格突然变化，过去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男孩，对自然和科学特别有兴趣，突然之间他对上学失去了兴趣，不断地和姐姐吵架，对抗父母。我送他去看神经科医生，医生确信是神障碍，是典型的儿童步入青少年麻烦期，心理医生也同意此说。比利接受了三个月的心理治疗。后来，当他的体征变化发生以后，诊断就明确了，他在六个月内死于脑瘤。
我自己的诊断并不令人信服，不过我的工作，家庭和一切依然让我感到舒坦，所以我还是接受了凯特医生的意见，我的病是神心理的，并去看了一次语言诊所，虽然打从1948年我在医学院开始教授内科和心脏科起就从来没有去光顾过。那时候，我最后感兴趣的学科——风湿病学，还不能算是一门正规的学科，因为那时对风湿病人几乎无事可做，所以许多医生觉得风湿病最好还是留给江湖医生去对付。1950年考的松发明了，并可治疗风湿病，风湿病学才被承认为一门专业。在梅耶医疗中心，我和因发明考的松而分享诺贝尔奖的费尔.享区医生共事了一段时间后，我成了美国为数不多的受过正规风湿病治疗训练的医生之一。我是俄勒冈健康科学大学风湿病专科的创建者。随着长年来的进展和我声誉在西北地区的传开，我开始医治更多的关节炎而愈来愈少看一般的毛病。
以前，我连想也没有想过去语言诊所，当我一穿过校园进入它的候诊室时，总觉得来错了地方。房间里满是小孩，母亲和玩具，在我考虑是不是退出去的时候，一位语言治疗师将我紧紧地拖住了，我随着她一直进到一间小房间，她让我坐下后第一个问题便是；“你还认得出我吗？”
我不得不承认，认不出来。“我有关节炎，二十年前是你的病人。”
我没有回答，这种情况总是使我不安，因为我知道关节炎很少有治愈的，我怀疑这位被我治疗失败的女人，现在该轮到我做她的病人了。
这位治疗师用录音带记录了我的声音，而后指导我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抽烟，不喝酒，多运动，健康的食品，一天十杯水，神放松，房间内用一个冷水蒸发器。虽然我不抽不喝，但没有运动，体重过重，故我同意合作。“你是对的，”我告诉她，“我将每天走路，去安一个蒸发器，并尽量放松。”我决定要成为一个模范病人和开始体育锻炼。以前我从不锻炼，通常在出门上班之前绕着自家的花园走一圈。现在我决计傍晚下班回家后绕着花园再走一圈以完成我的每天运动计划。总而言之，我在一边欣赏我的玫瑰，杜鹃，山茶，
木兰等花卉和竹林时，一边走了三千步。波特兰气候温和，山茶花在二月开花，四月份接着是大如椰子般的巨型杜鹃花，五月中旬则是小杜鹃花和木兰花，接着还有樱桃花，整个城市就成了五彩缤纷的花之都。即使是最穷的社区，院子里也都是鲜花。到了七月，我家花园的后半部便是葱翠繁华的水果和蔬菜，还有茂盛兴旺的樱桃，草莓和各种干果。其中有种苹樱桃，原产西北，是珍贵品种，后来专门供应给皇家贵族，并用来酿制马拉斯金樱桃酒。到十二月，要开始准备圣诞树了，全国的圣诞树一大部分都是生长在我家四周几英里的范围之内。
现在我有些改变，决定增加步行。波特兰有179座公园，从我家过街就是豪特植物园，里面有23英里长的登山小径和来自全世界的各种树木。进入这凉凉的森林之中就像置身于荒野一样，除了几个爬山客以外，既无车辆的身影也无城市之喧闹。我的新计划就是沿着波光粼粼的小溪，在树荫小道上步行。我听见各种过去从未听见过的鸟鸣，我得承认，尽管这公园仅离我住了三十年的居屋一街之隔，我却几乎没有走过这些小道，我太忙了！
我想起了一个读过的故事，有一个园林工人觉得特别对不起他的主人，因为这位主人每天早上七点钟就得去城里工作，以赚得足够的钱而使这个园林工人能享受这个园子。我也是这样，犯了同样的错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而错失了我周围的世界。
我按治疗师所嘱，做了她要求的每一项，但并不收效。在第二次看她时便问她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放松，”她回答。“我还从来没有如此放松过呢。”“我做给你看，”她说，“这里，感觉一下你颈部的肌是多么紧张。”她将我的手放在我颈部的肌上。“对，对。”我说，其实我真得并不觉得肌有什么不同之处，不过我不想伤害她的感受。保持沉默往往是病人的一种反应，不去惹恼医生，否则他或她会不喜欢你，不会给你最好的治疗。现在这个顿悟令我自己吃惊，以前我了解病人的这种心态吗？我和病人的关系是否早已因这种原因而改变了呢？我不能肯定。
当我去看第三次的预约门诊时，语言诊所的医疗主任杜伏医生也在那儿，何不问问他呢。
“我要把你的声带做成电影，”他对我解释，“然后我们就会明白你哪里做的不对，我们可以训练你正确的发声。”他把一又细又软，尽头有一小灯的管子附着到照相机上，让我尽量张大嘴巴，然后将这小灯伸入我喉咙，并开始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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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查手术后的下午我离开了医院，第二天早晨在家中醒来后，焦虑不安地等待着病理报告。不一会儿，我就坐立不安，便走到外面院子去消除些紧张。最后，中午时分，娣走出来告诉我，凯特医生来过电话了，病理医生的结论是组织切片良。我知道有些标记为良的病理切片，后来被证实为恶，或者可能恶变。当然在这个病例，我不允许自己怀疑，我欢迎这个报告，并变得轻松。
手术后，我的声音变坏了，声音嘶哑又继续了一，二个星期后，我打电话给我的医生，“不用担心，”他说，“声带复原是慢慢的，你很快就能正常讲话了。”
我让我的朋友们，我的家庭，我的病人们都放心：我没有病！不过讲话的问题始终存在。免费的忠告丰富极了“停止说话。”“喝仙人掌汁。”“休假”。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建议。我用低沉沙哑的嗓音说话，但我喜欢这些免费的忠告，让我觉着朋友们对我的关心。作为一个临床医生，我对病人从亲戚，朋友，陌生人那里听取建议最为忿恨，在我那一代人，即使是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医生的话就是法律，没有可疑问的。我常常对病人说：“我化了一辈子治疗你这
种病，如果连我都不知道，你的邻居怎么会知道？我有医生执照，他们没有。随后我会递给他们一本由美国医学会出版的小册子，里面解释为什么应该听我的，而不是去听任何其他人的。
奥烈佛.杰森，我的一位关节炎病人，是一位医生的母亲，出于对她儿子的礼貌，我没有收她费。作为回报，在圣诞节期间，她送了我一个小礼物——六本书。该书的作者写道，他不是个医生而是个实验室技术员，他对体内体知道很多，他建议用大量的鳕鱼的鱼肝油来润滑关节。我猜想杰森夫人给我这么多书是为了让我分发给我的病人。当时，不是现在，我真的很恼怒，因为我理解杰森夫人礼物对我的意义。她被拖累了好几个月，而我没有帮助到她，无怪乎她又到其它地方去寻医了。
回到我自己这个病例，我已有过三次检查和一次手术，而声音嘶哑继续加剧，我阅读了所有令人不安的材料，并以极大的意志力没有将其转送给凯特医生，以免对他有侮辱之嫌。
手术后两个月，我还是没有好转，但我没有去寻找第二个方案。这就违背了一个基本法则：在一段可信的时间内，如果没有明确的反应，你就必须寻求第二方案。现在已经错过太长时间了。
作为变化，我还试服了咳嗽药水，整整的六瓶。以前我责备过病人服用这种东西，但现在不一样了。我曾看过的两个医生中就有一位劝我服用咳嗽药水。在一次晚餐聚会中，林医生觉得我——因不能和她交谈——特别可怜，便给了我一些她自己的咳嗽药水。据说她从小就喝这种特别的，药房里没有而只能在健康食品商店中才能买到的药水。为了不让人看见我在买这种药水，我让娣替我去买。喝了六瓶之后，我放弃了，只能给凯特医生打电话。
听完我讲之后，他说：“你的声带完全没问题，这是神的，我送你去看医学院的语言诊所。”
我太了解了，有太多的医生用这种诊断来掩盖自己的失败，但我又一次的赞同了他的观点，因为这就意味着我得的是一种可对付的毛病。
我父亲告诉过我情绪会影响疾病。我老爸有很厉害的头痛，每一，二个星期便会发作一次，在最疼的几天里，他不得不停下他的工作——在奥玛哈，普特街上我家的加油站里为汽车加油。母亲将他从油泵前替换下来，让他回到后面屋子里休息。他瘫倒在油桶之间的靠椅上，把窗子的遮阳板拉下，用一块湿毛巾盖在头上，如此痛苦一天。
当两个儿子上学而丈夫生病时，我母亲就亲自在加油站工作。那个时候加油泵还不是电动的，都得用手作，她无法不让双手沾满油污。假如一辆摩托车驶进加油站的话，还必须清洁气化器，和调换点火塞，这些事她都能做。而摩托骑士站在一边不信任地看着她，一边还摇着头。这真让人难为情，哪一个人的妈妈会去干一个男人的活而让双手沾满油污？没有一个犹太人的母亲会这么做！但是她坚持她能够做一个男人做的任何工作。她对我说：“做又脏又不体面的工作并不丢脸，只要是诚实而正当的工作。”
在1934年，我十九岁，老爸正在头疼发作的最厉害的几天，我和妈妈在油泵前收到了一封最重要的信件——我被医学院录取了！
在那个年代，一个犹太裔学生要进医学院是相当难的，所有学校对录取的犹太裔学生都有严格的定额。作为一个犹太学生进入医学院意味着十分出色的学术成就。即使如此还不够，还很可能被招生委员会的临时萌生的怪念头而排除在外：“他不是一个绅士”或者“他不是我们同类。”
我读了信，奔向后屋去告诉父亲，他的头疼顿时没有了，他把湿布头扔在一边，打开了窗子，回到了外边和我们一起工作。
“爸，”我告诉他，“我需要二十五元钱预付款来保留我的位子。”
“不用担心，”他向我保证，“我会找到钱的。”
“学费是二百元一年，”我提醒他。
“我们会挣到的。”
“怎么挣？”
“我再辛苦些工作，”老爸说。
“爸，你已经一周七天，从早晨七点做到晚上十点，工作，吃饭和睡觉，全部时间都用完了，还怎么能再辛苦些工作？”
“我让加油站在早晨六点开门，我们漏掉了一些清晨的生意。”
“你的头疼怎么办？”
“当我的大儿子是一个医生了，我再也不会有什么头疼。”
我很幸运自己出生在奥玛哈，假如我生在纽约，那就不得不和大批的犹太人竟争了，要进医学院也就谈何容易了。我的祖父，母是在世纪交接时移居到奥玛哈来的，他们的原籍是在乌克兰的一个小村镇，他们通过爱丽丝岛先定居在纽约，但从小村镇出来的他们很难调整适应新的文化和大城市的生活。他们在糖果店打工，一待攒够了买一张火车票的钱，他们便向着奥玛哈，加入到来自同一村镇的亲戚和同胞之中。奥玛哈没有高楼，公寓或出租屋，每个家庭依自己的穷富程度都有一个不同的屋子和院子。排犹主义是存在的，但并不太明显和公开。犹太人自动地聚居在自己的社区中，附近就有自己的铺，符合教规的洗浴房和犹太教堂。
我在奥玛哈长大的时候，它只有二十万人口，但有一万犹太人。城市边界就是第十六街，我和爷爷一起驾着他的马车去附近的农庄购买新鲜的水果和疏菜。城里有三个正统的犹太教堂，一个改革派会所和一个保守派会堂，犹太社区内大家关系密切，没有一个成员会依靠社会慈善的施舍而生活。大部分的第一代犹太移民都是做小贩，收旧货，拣破烂和开小商店。他们的一些小孩则在百货商店做售货员或在铁路上工作。政府机构，银行，大公司对他们是不开放的。至于在专业领域，法律是开放的，医学和齿科则有配额限制，要想得到一个工程师的职位是不可能的。在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会预料到某一天我会成为一名医生和大学招生委员会的成员，我的四个儿子会在哈佛或耶鲁获得学位。
虽然我接受了这种诊断；我的病是神的，但我知道这种诊断可能包含着可怕的差错。我的侄子比利十五岁时，格突然变化，过去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男孩，对自然和科学特别有兴趣，突然之间他对上学失去了兴趣，不断地和姐姐吵架，对抗父母。我送他去看神经科医生，医生确信是神障碍，是典型的儿童步入青少年麻烦期，心理医生也同意此说。比利接受了三个月的心理治疗。后来，当他的体征变化发生以后，诊断就明确了，他在六个月内死于脑瘤。
我自己的诊断并不令人信服，不过我的工作，家庭和一切依然让我感到舒坦，所以我还是接受了凯特医生的意见，我的病是神心理的，并去看了一次语言诊所，虽然打从1948年我在医学院开始教授内科和心脏科起就从来没有去光顾过。那时候，我最后感兴趣的学科——风湿病学，还不能算是一门正规的学科，因为那时对风湿病人几乎无事可做，所以许多医生觉得风湿病最好还是留给江湖医生去对付。1950年考的松发明了，并可治疗风湿病，风湿病学才被承认为一门专业。在梅耶医疗中心，我和因发明考的松而分享诺贝尔奖的费尔.享区医生共事了一段时间后，我成了美国为数不多的受过正规风湿病治疗训练的医生之一。我是俄勒冈健康科学大学风湿病专科的创建者。随着长年来的进展和我声誉在西北地区的传开，我开始医治更多的关节炎而愈来愈少看一般的毛病。
以前，我连想也没有想过去语言诊所，当我一穿过校园进入它的候诊室时，总觉得来错了地方。房间里满是小孩，母亲和玩具，在我考虑是不是退出去的时候，一位语言治疗师将我紧紧地拖住了，我随着她一直进到一间小房间，她让我坐下后第一个问题便是；“你还认得出我吗？”
我不得不承认，认不出来。“我有关节炎，二十年前是你的病人。”
我没有回答，这种情况总是使我不安，因为我知道关节炎很少有治愈的，我怀疑这位被我治疗失败的女人，现在该轮到我做她的病人了。
这位治疗师用录音带记录了我的声音，而后指导我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抽烟，不喝酒，多运动，健康的食品，一天十杯水，神放松，房间内用一个冷水蒸发器。虽然我不抽不喝，但没有运动，体重过重，故我同意合作。“你是对的，”我告诉她，“我将每天走路，去安一个蒸发器，并尽量放松。”我决定要成为一个模范病人和开始体育锻炼。以前我从不锻炼，通常在出门上班之前绕着自家的花园走一圈。现在我决计傍晚下班回家后绕着花园再走一圈以完成我的每天运动计划。总而言之，我在一边欣赏我的玫瑰，杜鹃，山茶，
木兰等花卉和竹林时，一边走了三千步。波特兰气候温和，山茶花在二月开花，四月份接着是大如椰子般的巨型杜鹃花，五月中旬则是小杜鹃花和木兰花，接着还有樱桃花，整个城市就成了五彩缤纷的花之都。即使是最穷的社区，院子里也都是鲜花。到了七月，我家花园的后半部便是葱翠繁华的水果和蔬菜，还有茂盛兴旺的樱桃，草莓和各种干果。其中有种苹樱桃，原产西北，是珍贵品种，后来专门供应给皇家贵族，并用来酿制马拉斯金樱桃酒。到十二月，要开始准备圣诞树了，全国的圣诞树一大部分都是生长在我家四周几英里的范围之内。
现在我有些改变，决定增加步行。波特兰有179座公园，从我家过街就是豪特植物园，里面有23英里长的登山小径和来自全世界的各种树木。进入这凉凉的森林之中就像置身于荒野一样，除了几个爬山客以外，既无车辆的身影也无城市之喧闹。我的新计划就是沿着波光粼粼的小溪，在树荫小道上步行。我听见各种过去从未听见过的鸟鸣，我得承认，尽管这公园仅离我住了三十年的居屋一街之隔，我却几乎没有走过这些小道，我太忙了！
我想起了一个读过的故事，有一个园林工人觉得特别对不起他的主人，因为这位主人每天早上七点钟就得去城里工作，以赚得足够的钱而使这个园林工人能享受这个园子。我也是这样，犯了同样的错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而错失了我周围的世界。
我按治疗师所嘱，做了她要求的每一项，但并不收效。在第二次看她时便问她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放松，”她回答。“我还从来没有如此放松过呢。”“我做给你看，”她说，“这里，感觉一下你颈部的肌是多么紧张。”她将我的手放在我颈部的肌上。“对，对。”我说，其实我真得并不觉得肌有什么不同之处，不过我不想伤害她的感受。保持沉默往往是病人的一种反应，不去惹恼医生，否则他或她会不喜欢你，不会给你最好的治疗。现在这个顿悟令我自己吃惊，以前我了解病人的这种心态吗？我和病人的关系是否早已因这种原因而改变了呢？我不能肯定。
当我去看第三次的预约门诊时，语言诊所的医疗主任杜伏医生也在那儿，何不问问他呢。
“我要把你的声带做成电影，”他对我解释，“然后我们就会明白你哪里做的不对，我们可以训练你正确的发声。”他把一又细又软，尽头有一小灯的管子附着到照相机上，让我尽量张大嘴巴，然后将这小灯伸入我喉咙，并开始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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