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 作者:罗得
治疗 第十五天
治疗第十五天
今天是星期二，医生日。现在唯一能使我有安全之感的便是我还在常规治疗之中，每天做完全同样的事情令人迷离恍惚，我只是一心专注于每天的常规治疗而不去管它毛病如何。
但是今天有些变化。在我成为医学院的病人的第一天，我就拿到了一张塑料卡，像信用卡一样，上面有我的姓名和号码。这是一张入门证，每次看病，我需将此卡交到接待员手中，让她打印在二张纸上，其中一张纸是保存在我的病历档案中，另一张纸则送到财务室收帐用。这是一套非人为的客观作系统，它是如何运转的啊？医学院大概有百万以上的病历档案，据我所知，我们的小诊室已经累计有六万本病历。今天当我把此卡交给接待员时，她微笑地说：“我们正在改变计算机系统，你离开这里后必须到病史室去拿一张新卡和一个新的号码。”
这看来是件小事，但让我生气。有着百万档案的病史室，很难不遗失一份档案，我知道发生过这种事情，而且有时候这病历是再也找不到了。然后每个人不得不凭着记忆和猜测而工作，医生看过病人的纪录是很难重建的。另外，为了取得新号码，我必须去另一幢大楼，意味着我至少要浪费掉一小时时间。
我对着这可怜的接待员发泄着敌对情绪：“为什么不能用邮寄呢？病史室在另一幢大楼，我要步行穿过校园，还有那么多的电梯，那么多的等候。”“我不知道，我只是在这里工作。”她说。
我治疗结束后，技术员帮我从治疗床上下来，护送我进了一间小小的隔间，然后把我的病历放在门边的小箱子里。
我焦虑不安的等着医生，希望他能给我些确切的东西。他进来了，点头，浅浅的微笑，当他在我颈部扪诊的时候，我仔细的观察他的脸部表情，试图从中读出一些他的想法。想象一下吧，我作为一名医生，将身份降到如此之低，为什么就不直截了当地问他呢？接着他用压舌板看了我的喉咙，又掏出了他的镜子，将这咽喉镜送进我的喉咙去观察咽部，我无法讲话，但从他脸上看到一种受挫的表情。他将咽喉镜抽了出来说道，“噢，我忘了，用这镜子我们看不到你的声带病变。”为什么他记不住以前曾用咽喉镜而失败的一事呢？我知道他没有训练过如何使用新式的纤维鼻咽镜，我感到有些挫折和忧虑，因为我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又不能建议他去叫助手来帮忙而显露出对他的不敬。“你觉得怎样？”他问。“觉得很好，和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两样。”我的领子扣着，他看不见我的颈子，也没有问我皮肤的情况，我也就没有告诉他。“现在还早呐，”他对我说，“你还会声音更嘶哑，喉咙更痛。”他说的非是我所想听的，于是鼓起勇气问：“我成功的机会有多少？”“大约有85%的治愈率。”他如是说，已是第九次或第十次了。“我希望你说的是对的，”我的脑子并不集中在这85%，相反是集中在这失败的15%,所以继续说道，“我一直在想着x 线是致肿瘤的，会造成癌。”“一点不错，它会造成癌，当我们过度治疗时。”他坦白的回答，“但是应用现代x 线和现代方法，我们可以摧毁癌细胞而保留健康细胞。”他又给了我一个微笑，站了起来，明显不愿意继续讨论下去而走了出去。我没有请他停下，知道星期二对他而言是非常忙的一天，而且也知道他会有什么感觉，很多时候医生只是做，但不能和病人说。
在我慢慢走向病史室时竭力企图弄清楚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告诉我在用x 线治疗，x,意味着未知数，我看不见，听不见，尝不着，感觉不到和嗅不到这个x 线，发生任何事情或者这个机器是否在工作，我都无法知道。皮肤的灼伤并不一定指示癌被触及，放科医生提醒我会有一些事情发生，请求我要有信心，他是个牧师？
我觉得除了要有信心外我一无选择，但我真的树立不起信心。有时候我给病人开出x 线治疗的处方，心里明白，充其量只能起缓和作用，治标不治本。但我从来不对病人说“我们停下来吧”，假如一种方法失败了，我就换一种，哪怕我知道于事无补。我被教育的就是不要和病人说，只是去做新的尝试。我知道今天强调的则是实事求是，和病人分享事实而不管这事实是多么的可怕。但也有例外，出于职业礼貌，医生们不会像对待病人一样的对待同事，所以我也就很可能被置于真相之外了。
我始终不知道对一个注定没救的病人该说些什么，因此去看望一个临终的病人是万分痛苦的一件事。每当我走向病房时会肌紧张，情绪焦虑，因为我知道病人将专注于我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句说话。我的出现应该是给病人带来宽慰，我尽量逗留的时间比往常长一些，不过说真的，我是迫不及待的要离开，当走到走廊时才感到获得了解脱，但当走到大门时，又已经为明天的查房做好准备了。随着病人的接近死亡，每一次的查房是一次比一次痛苦。
我母亲躺在病房里度过她生命的最后阶段时，我怀着极度的艰难和沉重去探望她，从他的眼睛和特殊的举止中我明白她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不能告诉她，她正在死去。所有的会诊和无数的检验都不能给她带来生的希望，我们大家都知道结局是什么，但没有一个人能对她吐出一个字。在她死的那一天，她告诉我，她从她的夜班护士，一个天主教姐妹那里得到了最大的安慰，这个护士在巡查时花了几分钟来关怀她，并对她说，“我为你祷告”。“想象一下”，她对我说“一个天主教姐妹为一个犹太女人祷告”，她握住我的手，看着我再也不说了。从她的目光中我知道她在说：你为我祷告吗？你为我按传统吟诵为死者祈祷的哀辞吗？
我没有回答，因为不论说什么都是在承认即将到来的死亡，作为一个医生，我知道终点近了，但作为一个儿子，我情感上接受不了。在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对病人说过“你正在死去”，这是对一个受控告的杀人犯的说话方式，为什么对一个无辜的病人那么说呢？希望是与生俱来的，剥夺掉病人的希望是残酷的，也会有医生错了，奇迹发生的时候。
人人都同意要对癌症病人告之实情，但告之多少？我知道有些医生在鼓动对那些给与生癌病人过于乐观预后的同行以纪律处分，现今的规则是“实话实说”。
在职工大会上，年轻的医生，护士和社会工作者讲述着一些病人当被告知生癌以后是如何的自我克制，经常听到诸如“他是一个男子汉”，或者“她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掉”之类的说词。我认为这些小医生之所为是令人震惊和不可信的，他们误解了人们接受天命的平静。
我曾听说过一个医生对病人说，“回家吧，治疗失败了，我们为你没什么可做了。”“你是说让我回家等死？”病人问他。“我们大家最终不都是要死的？”医生回答他。这位医生是代表了一种摩登学派。
我从医学院毕业的时代，没有一个医生会对病人说，“你得了癌”，只会告诉家属而从不告诉病人。随着治疗的进步和病人越来越有知识，这规则转变为“直接告知真相”。实践证明“直接告知真相”是残忍的不寻常的惩罚。现在我们教导医学生，“听病人说，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想知道什么和知道多少，然后告诉他们能接受的东西。”
这个权威意见听起来是简单明了，但是，是那样吗？
凯莎苓.褒格在进手术室前对我说，“我醒来后告诉我真相，如果是癌，我要知道。我先生得了中风，我是我们家唯一的支撑，什么事情也别瞒我。”
我把这话重复给外科大夫史瓦茨医生。手术后他直接的告诉凯莎苓说，“你得的是不能手术和无法治疗的肺癌。”
第二天早上，我去看凯莎苓，尽管她还疼，她很高兴和愉快，对我说，“史瓦茨医生真，他是如此的诚实和坦率，我喜欢她。”下一个上午我去看她时，她问：“史瓦茨医生有什么好？有什么证明？”第三天她对我说：“我再也不要史瓦茨医生来看我了，我忍受不了他，拜托，让她离我远一些。”
这不是史瓦茨医生的错，关键是一个明能干，经验丰富的医生应该知道怎么和一个将死的病人说话，像史瓦茨一类的医生太多了。
所以，我现在正在接受的是哪一种治疗？是老式的一种“保持病人的希望”还是摩登的一种“实话实说”？
我的医生们都是年老一族，我将粘着他们，我可不让他们的年轻住院医生或以学生靠近我。
我终于到达了病史室，在那里等了半个小时，换好了卡片。我看了他们给我的新卡片，发现姓名拼写是正确的，但医学博士的头衔被去掉了，他们把我完全降到了一个普通病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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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星期二，医生日。现在唯一能使我有安全之感的便是我还在常规治疗之中，每天做完全同样的事情令人迷离恍惚，我只是一心专注于每天的常规治疗而不去管它毛病如何。
但是今天有些变化。在我成为医学院的病人的第一天，我就拿到了一张塑料卡，像信用卡一样，上面有我的姓名和号码。这是一张入门证，每次看病，我需将此卡交到接待员手中，让她打印在二张纸上，其中一张纸是保存在我的病历档案中，另一张纸则送到财务室收帐用。这是一套非人为的客观作系统，它是如何运转的啊？医学院大概有百万以上的病历档案，据我所知，我们的小诊室已经累计有六万本病历。今天当我把此卡交给接待员时，她微笑地说：“我们正在改变计算机系统，你离开这里后必须到病史室去拿一张新卡和一个新的号码。”
这看来是件小事，但让我生气。有着百万档案的病史室，很难不遗失一份档案，我知道发生过这种事情，而且有时候这病历是再也找不到了。然后每个人不得不凭着记忆和猜测而工作，医生看过病人的纪录是很难重建的。另外，为了取得新号码，我必须去另一幢大楼，意味着我至少要浪费掉一小时时间。
我对着这可怜的接待员发泄着敌对情绪：“为什么不能用邮寄呢？病史室在另一幢大楼，我要步行穿过校园，还有那么多的电梯，那么多的等候。”“我不知道，我只是在这里工作。”她说。
我治疗结束后，技术员帮我从治疗床上下来，护送我进了一间小小的隔间，然后把我的病历放在门边的小箱子里。
我焦虑不安的等着医生，希望他能给我些确切的东西。他进来了，点头，浅浅的微笑，当他在我颈部扪诊的时候，我仔细的观察他的脸部表情，试图从中读出一些他的想法。想象一下吧，我作为一名医生，将身份降到如此之低，为什么就不直截了当地问他呢？接着他用压舌板看了我的喉咙，又掏出了他的镜子，将这咽喉镜送进我的喉咙去观察咽部，我无法讲话，但从他脸上看到一种受挫的表情。他将咽喉镜抽了出来说道，“噢，我忘了，用这镜子我们看不到你的声带病变。”为什么他记不住以前曾用咽喉镜而失败的一事呢？我知道他没有训练过如何使用新式的纤维鼻咽镜，我感到有些挫折和忧虑，因为我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又不能建议他去叫助手来帮忙而显露出对他的不敬。“你觉得怎样？”他问。“觉得很好，和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两样。”我的领子扣着，他看不见我的颈子，也没有问我皮肤的情况，我也就没有告诉他。“现在还早呐，”他对我说，“你还会声音更嘶哑，喉咙更痛。”他说的非是我所想听的，于是鼓起勇气问：“我成功的机会有多少？”“大约有85%的治愈率。”他如是说，已是第九次或第十次了。“我希望你说的是对的，”我的脑子并不集中在这85%，相反是集中在这失败的15%,所以继续说道，“我一直在想着x 线是致肿瘤的，会造成癌。”“一点不错，它会造成癌，当我们过度治疗时。”他坦白的回答，“但是应用现代x 线和现代方法，我们可以摧毁癌细胞而保留健康细胞。”他又给了我一个微笑，站了起来，明显不愿意继续讨论下去而走了出去。我没有请他停下，知道星期二对他而言是非常忙的一天，而且也知道他会有什么感觉，很多时候医生只是做，但不能和病人说。
在我慢慢走向病史室时竭力企图弄清楚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告诉我在用x 线治疗，x,意味着未知数，我看不见，听不见，尝不着，感觉不到和嗅不到这个x 线，发生任何事情或者这个机器是否在工作，我都无法知道。皮肤的灼伤并不一定指示癌被触及，放科医生提醒我会有一些事情发生，请求我要有信心，他是个牧师？
我觉得除了要有信心外我一无选择，但我真的树立不起信心。有时候我给病人开出x 线治疗的处方，心里明白，充其量只能起缓和作用，治标不治本。但我从来不对病人说“我们停下来吧”，假如一种方法失败了，我就换一种，哪怕我知道于事无补。我被教育的就是不要和病人说，只是去做新的尝试。我知道今天强调的则是实事求是，和病人分享事实而不管这事实是多么的可怕。但也有例外，出于职业礼貌，医生们不会像对待病人一样的对待同事，所以我也就很可能被置于真相之外了。
我始终不知道对一个注定没救的病人该说些什么，因此去看望一个临终的病人是万分痛苦的一件事。每当我走向病房时会肌紧张，情绪焦虑，因为我知道病人将专注于我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句说话。我的出现应该是给病人带来宽慰，我尽量逗留的时间比往常长一些，不过说真的，我是迫不及待的要离开，当走到走廊时才感到获得了解脱，但当走到大门时，又已经为明天的查房做好准备了。随着病人的接近死亡，每一次的查房是一次比一次痛苦。
我母亲躺在病房里度过她生命的最后阶段时，我怀着极度的艰难和沉重去探望她，从他的眼睛和特殊的举止中我明白她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不能告诉她，她正在死去。所有的会诊和无数的检验都不能给她带来生的希望，我们大家都知道结局是什么，但没有一个人能对她吐出一个字。在她死的那一天，她告诉我，她从她的夜班护士，一个天主教姐妹那里得到了最大的安慰，这个护士在巡查时花了几分钟来关怀她，并对她说，“我为你祷告”。“想象一下”，她对我说“一个天主教姐妹为一个犹太女人祷告”，她握住我的手，看着我再也不说了。从她的目光中我知道她在说：你为我祷告吗？你为我按传统吟诵为死者祈祷的哀辞吗？
我没有回答，因为不论说什么都是在承认即将到来的死亡，作为一个医生，我知道终点近了，但作为一个儿子，我情感上接受不了。在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对病人说过“你正在死去”，这是对一个受控告的杀人犯的说话方式，为什么对一个无辜的病人那么说呢？希望是与生俱来的，剥夺掉病人的希望是残酷的，也会有医生错了，奇迹发生的时候。
人人都同意要对癌症病人告之实情，但告之多少？我知道有些医生在鼓动对那些给与生癌病人过于乐观预后的同行以纪律处分，现今的规则是“实话实说”。
在职工大会上，年轻的医生，护士和社会工作者讲述着一些病人当被告知生癌以后是如何的自我克制，经常听到诸如“他是一个男子汉”，或者“她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掉”之类的说词。我认为这些小医生之所为是令人震惊和不可信的，他们误解了人们接受天命的平静。
我曾听说过一个医生对病人说，“回家吧，治疗失败了，我们为你没什么可做了。”“你是说让我回家等死？”病人问他。“我们大家最终不都是要死的？”医生回答他。这位医生是代表了一种摩登学派。
我从医学院毕业的时代，没有一个医生会对病人说，“你得了癌”，只会告诉家属而从不告诉病人。随着治疗的进步和病人越来越有知识，这规则转变为“直接告知真相”。实践证明“直接告知真相”是残忍的不寻常的惩罚。现在我们教导医学生，“听病人说，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想知道什么和知道多少，然后告诉他们能接受的东西。”
这个权威意见听起来是简单明了，但是，是那样吗？
凯莎苓.褒格在进手术室前对我说，“我醒来后告诉我真相，如果是癌，我要知道。我先生得了中风，我是我们家唯一的支撑，什么事情也别瞒我。”
我把这话重复给外科大夫史瓦茨医生。手术后他直接的告诉凯莎苓说，“你得的是不能手术和无法治疗的肺癌。”
第二天早上，我去看凯莎苓，尽管她还疼，她很高兴和愉快，对我说，“史瓦茨医生真，他是如此的诚实和坦率，我喜欢她。”下一个上午我去看她时，她问：“史瓦茨医生有什么好？有什么证明？”第三天她对我说：“我再也不要史瓦茨医生来看我了，我忍受不了他，拜托，让她离我远一些。”
这不是史瓦茨医生的错，关键是一个明能干，经验丰富的医生应该知道怎么和一个将死的病人说话，像史瓦茨一类的医生太多了。
所以，我现在正在接受的是哪一种治疗？是老式的一种“保持病人的希望”还是摩登的一种“实话实说”？
我的医生们都是年老一族，我将粘着他们，我可不让他们的年轻住院医生或以学生靠近我。
我终于到达了病史室，在那里等了半个小时，换好了卡片。我看了他们给我的新卡片，发现姓名拼写是正确的，但医学博士的头衔被去掉了，他们把我完全降到了一个普通病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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