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 作者:罗得
治疗 第十八 十九 二十天
治疗第十八天
去治疗的路上遇到帕林医生，一个比我年轻几岁的风湿病医生，也是一个竟争对手。“爱德，你在医院里有何归干？”他问。
我向他证实我得了癌，正在接受x 线治疗。“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他似乎充满了同情，“你现在好吗？”“好？不可能的。”“别开玩笑。”“我没骗你。”“哦，老朋友，我们是最可信的，说说真的情况吧。”
你这个坏蛋，我暗想，你等不及要接受我的业务了。
回到家里，娣送给我几件新衬衫，我让她去退了。由此我想起了司度雷先生，一位慷慨的百万富翁，他死了以后只留下了一个无儿无女的寡妇，他的遗嘱声明他的巨大财富任其妻子享用，待其妻子谢世后，如有剩余则捐之于公众。
经过丧礼举哀之后，司度雷太太开始享受她的财富了，到处旅行，穿着奢华，尽情娱乐，挥金如土，就这样过了好多年。因为正好这些年头经济繁荣，他的财产因管理得当还在继续增加。在她八十岁时，她已是一个很有钱的女人了，但是她的生活方式却变了，她变得锱铢必较的吝啬，拒绝用任何钱。他不允许家中备有二天的食品，不允许仆人们储藏
任何家居用品，下人们抱怨这个家都无法开门了，她还是坚持为保持这份财产而绝不多花一分钱去买她可能永远不用的东西。
娣买的衬衫很高档，而且是打折的，但我坚持让她去退掉。我不预期我活着的时候还会穿它们，我不想浪费钱，这对我来说是明智的，而不是像司度雷太太那样的吝啬。
治疗第十九天
我的治疗是在上午九点二十分，我九点以前出门，十点回到家里，这就是我整个上午的工作了，而且我觉得非常疲劳，不想做任何事情。今天我们的一个三岁，一个六岁的孙女杰尼佛和丽莎被留在了我们身边，她们的父母都是忙碌的医生。她们看着祖母娣娣在很讲究的准备着我的午餐，在我的座前安放好一切。当娣又一次帮我在杯子里注满咖啡时，丽莎再也不能安静了，“爸爸”，她说，“你现在是个大孩子，你应该长大和学会替自己做午餐”。哈，妇女解放论！我把她们两个都提起来放在我大腿上，搂紧了，她们便亲吻我。她们真聪明可爱——至少她们的爷爷如是认为——我很高兴，她们有很好的机遇，不会像在我母亲的年代因别而遭拒绝。我的疲劳和紧张突然消失了，在我的世界里，孙儿女们是灵丹妙药。
除了我的声音像锉刀锉木头和少许疲倦外，我并没有病歪歪的样子，很难让人知道我在生病。我注意到家里人对我也越来越不像对待一个病人了，最早的惊恐已变得麻木不仁。
老人和病人都会变得行为古怪和矫揉造作，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留剩的时间不多了，他们应该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像小孩子一样进入了一个‘麻烦的引导期’。我经常对那些丈夫心脏病发作的女人们说：“我还要关注你，因为这一特发事件，你的丈夫已经离开了，令人可怕的是他完全变了，你会发现他暴躁易怒，行为古怪和不讲道理。”
我知道有的人利用自己有病来控制别人，有的母亲假装生病不让小孩假期中出城，有的关节炎病人蓄意拒绝活动，以至于最终被锁在轮椅上只能依赖轮椅而活。
也有人能从疾病中得到享受的。二次大战中，在西西里岛，我双手被汽油爆炸而严重烧伤，用绷带包裹着看上去像戴了付拳击手套。接着我又得了腹泻，没有马桶，只有大太阳下的公开的厕坑，我不能去掉手上的绷带，非常的难受，但我还是不想马上痊愈，因为我很开心有了一个庄严的理由而不用参加战斗了。
有时候疾病几乎是受欢迎的。假如我的毛病肯定会好的话，我的生活将会变坏一半，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对我特别客气，没有人不同意我的话，没有人会和我讨论节食，我还不时地能收到一些美的小礼品。我得非常小心，不要让自己为自己感到遗憾，不要变为矫揉造作或颐指气使。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处境并不坏，我的生活也可以啦：美好的家庭，成功的事业，受人重视，工作满意。但很多人并不如此，比如我的一些病人，有的只是令人头痛的麻烦，无怪乎他们在被允许躺下片刻和卸去负担时会感激涕零。
治疗第二十天
我不要她陪着，但娣坚持要陪伴我去治疗。在我到了自己能去的年龄时就拒绝我的母亲陪我去看牙医或别的一生。现在我结婚了，同样不让我妻子陪着我。
我和娣是1942年，就在珍珠港战役后在怀俄明州的春音市结婚的。我们全体人员都处在警戒状态，只要一有命令便会随时出发。我白天不能请假离岗，只能在值勤之后的傍晚才能进行婚礼。没有时间度蜜月，我们住进一家汽车旅馆，一周以后部队调动，我离开了怀俄明的山区。大概婚后五个月，我随部队又离开了二年半。直到战争结束我回家后才完
全意识到，分离对于守在家里的人比起远赴海外的人来说是更为艰难。我总知道自己在哪里和处境如何，而娣却因为军事保密而一无所知。凡当有重大的军事计划实施，处于保密原因，士兵的家信就被停止发送，虽然我的家信写得很勤，她也会有时几个月得不到我的消息。只有在我回家之后才真正理解我提出结婚是多么的自私，因为我远在海外之时就能体会到我的不在对娣意味着什么。我们长年生活在一起，她和我一样也在这条肿瘤的船上，她陪我去看医生是公正的。
在医院里她被留在了候诊室，不能进入x 线治疗室，我知道她留在候诊室里是会很不舒服的，会看见没有头发的人，不能说话的人和消瘦衰弱的人。
治疗一结束，技术员便叫上娣和我一起进到小小的检查室。没等多久医生进来了，和我握手，和娣打招呼，然后开始了常规的问题：你觉得怎样？喉咙痛吗？有没有觉得疲劳？有呼吸困难或吞咽障碍吗？一边便快速的检查了我的皮肤，显然并没有注意到那片发红的地方。整个看诊五分钟内结束了，她的快而严肃，不容交谈的看诊肯定会让娣觉得不舒服。我更是尴尬，让她看到了我从同事那里得到的草率马虎。
我们开车回家，一路无话，也许我们在想着同一个事情，明年这一时候我们还会在一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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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第十八 十九 二十天
治疗第十八天
去治疗的路上遇到帕林医生，一个比我年轻几岁的风湿病医生，也是一个竟争对手。“爱德，你在医院里有何归干？”他问。
我向他证实我得了癌，正在接受x 线治疗。“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他似乎充满了同情，“你现在好吗？”“好？不可能的。”“别开玩笑。”“我没骗你。”“哦，老朋友，我们是最可信的，说说真的情况吧。”
你这个坏蛋，我暗想，你等不及要接受我的业务了。
回到家里，娣送给我几件新衬衫，我让她去退了。由此我想起了司度雷先生，一位慷慨的百万富翁，他死了以后只留下了一个无儿无女的寡妇，他的遗嘱声明他的巨大财富任其妻子享用，待其妻子谢世后，如有剩余则捐之于公众。
经过丧礼举哀之后，司度雷太太开始享受她的财富了，到处旅行，穿着奢华，尽情娱乐，挥金如土，就这样过了好多年。因为正好这些年头经济繁荣，他的财产因管理得当还在继续增加。在她八十岁时，她已是一个很有钱的女人了，但是她的生活方式却变了，她变得锱铢必较的吝啬，拒绝用任何钱。他不允许家中备有二天的食品，不允许仆人们储藏
任何家居用品，下人们抱怨这个家都无法开门了，她还是坚持为保持这份财产而绝不多花一分钱去买她可能永远不用的东西。
娣买的衬衫很高档，而且是打折的，但我坚持让她去退掉。我不预期我活着的时候还会穿它们，我不想浪费钱，这对我来说是明智的，而不是像司度雷太太那样的吝啬。
治疗第十九天
我的治疗是在上午九点二十分，我九点以前出门，十点回到家里，这就是我整个上午的工作了，而且我觉得非常疲劳，不想做任何事情。今天我们的一个三岁，一个六岁的孙女杰尼佛和丽莎被留在了我们身边，她们的父母都是忙碌的医生。她们看着祖母娣娣在很讲究的准备着我的午餐，在我的座前安放好一切。当娣又一次帮我在杯子里注满咖啡时，丽莎再也不能安静了，“爸爸”，她说，“你现在是个大孩子，你应该长大和学会替自己做午餐”。哈，妇女解放论！我把她们两个都提起来放在我大腿上，搂紧了，她们便亲吻我。她们真聪明可爱——至少她们的爷爷如是认为——我很高兴，她们有很好的机遇，不会像在我母亲的年代因别而遭拒绝。我的疲劳和紧张突然消失了，在我的世界里，孙儿女们是灵丹妙药。
除了我的声音像锉刀锉木头和少许疲倦外，我并没有病歪歪的样子，很难让人知道我在生病。我注意到家里人对我也越来越不像对待一个病人了，最早的惊恐已变得麻木不仁。
老人和病人都会变得行为古怪和矫揉造作，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留剩的时间不多了，他们应该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像小孩子一样进入了一个‘麻烦的引导期’。我经常对那些丈夫心脏病发作的女人们说：“我还要关注你，因为这一特发事件，你的丈夫已经离开了，令人可怕的是他完全变了，你会发现他暴躁易怒，行为古怪和不讲道理。”
我知道有的人利用自己有病来控制别人，有的母亲假装生病不让小孩假期中出城，有的关节炎病人蓄意拒绝活动，以至于最终被锁在轮椅上只能依赖轮椅而活。
也有人能从疾病中得到享受的。二次大战中，在西西里岛，我双手被汽油爆炸而严重烧伤，用绷带包裹着看上去像戴了付拳击手套。接着我又得了腹泻，没有马桶，只有大太阳下的公开的厕坑，我不能去掉手上的绷带，非常的难受，但我还是不想马上痊愈，因为我很开心有了一个庄严的理由而不用参加战斗了。
有时候疾病几乎是受欢迎的。假如我的毛病肯定会好的话，我的生活将会变坏一半，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对我特别客气，没有人不同意我的话，没有人会和我讨论节食，我还不时地能收到一些美的小礼品。我得非常小心，不要让自己为自己感到遗憾，不要变为矫揉造作或颐指气使。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处境并不坏，我的生活也可以啦：美好的家庭，成功的事业，受人重视，工作满意。但很多人并不如此，比如我的一些病人，有的只是令人头痛的麻烦，无怪乎他们在被允许躺下片刻和卸去负担时会感激涕零。
治疗第二十天
我不要她陪着，但娣坚持要陪伴我去治疗。在我到了自己能去的年龄时就拒绝我的母亲陪我去看牙医或别的一生。现在我结婚了，同样不让我妻子陪着我。
我和娣是1942年，就在珍珠港战役后在怀俄明州的春音市结婚的。我们全体人员都处在警戒状态，只要一有命令便会随时出发。我白天不能请假离岗，只能在值勤之后的傍晚才能进行婚礼。没有时间度蜜月，我们住进一家汽车旅馆，一周以后部队调动，我离开了怀俄明的山区。大概婚后五个月，我随部队又离开了二年半。直到战争结束我回家后才完
全意识到，分离对于守在家里的人比起远赴海外的人来说是更为艰难。我总知道自己在哪里和处境如何，而娣却因为军事保密而一无所知。凡当有重大的军事计划实施，处于保密原因，士兵的家信就被停止发送，虽然我的家信写得很勤，她也会有时几个月得不到我的消息。只有在我回家之后才真正理解我提出结婚是多么的自私，因为我远在海外之时就能体会到我的不在对娣意味着什么。我们长年生活在一起，她和我一样也在这条肿瘤的船上，她陪我去看医生是公正的。
在医院里她被留在了候诊室，不能进入x 线治疗室，我知道她留在候诊室里是会很不舒服的，会看见没有头发的人，不能说话的人和消瘦衰弱的人。
治疗一结束，技术员便叫上娣和我一起进到小小的检查室。没等多久医生进来了，和我握手，和娣打招呼，然后开始了常规的问题：你觉得怎样？喉咙痛吗？有没有觉得疲劳？有呼吸困难或吞咽障碍吗？一边便快速的检查了我的皮肤，显然并没有注意到那片发红的地方。整个看诊五分钟内结束了，她的快而严肃，不容交谈的看诊肯定会让娣觉得不舒服。我更是尴尬，让她看到了我从同事那里得到的草率马虎。
我们开车回家，一路无话，也许我们在想着同一个事情，明年这一时候我们还会在一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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