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 作者:罗得
治疗 第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天
治疗第三十一天
今天接待员和我打招呼，用的是“早安，卢生保先生”！五个礼拜的治疗，我再不是一个医生了。几个月以前，我是一个头，有职有权，那个时候，她是毕恭毕敬。现在我只是一个病人，不用多久，她便会叫我爱德了。总有一个开始吧，我自言自语，‘我也是这么做的’。在医疗业务中，我们常常只叫病人的名字，当我们还保留着‘医生’或‘护士’的头衔时，他们已经失去了头衔和尊严。有多少次我对病人是直呼其名的？太多了。
通常是一位技术员引我去治疗室，今天这个秘书示意我跟着她，她解释说，“治疗师太忙了，所以我带你去你的房间。”
我被留在了除了一张治疗床外空无一物的治疗室里，我能听见走廊里技术员们的争吵。
声音甜甜的，很友好的黛比说，“你给他治疗吧，现在是我的咖啡休息时间。”他们正在谈论着我！“不行，我太忙了”，芭芭拉回答说。
我一直以为对芭芭拉来说，我是特殊的。其实我知道，她一天要治疗三十个病人，其中一个和另一个之间有什么差别？千遍一律的常规，令人生厌的工作。
黛比似乎生气了，“我要休息了，让他等吧。”“最好别”，芭芭拉警告说，“我们的预约排得满满的，我们会从日程表上拉下的。”“好吧”，黛比说，“不过我不想错过我的咖啡时间，我把他转到学生那里去吧。”
两个学生走了进来，并不知道我已经听见了走廊上的整个谈话。他们稚嫩的恨，找不见我头颈上的刺青标记。我要休克过去了，他们怎么也找不到机器的中心位置，我对黛比和芭芭拉非常生气，她们给学生留下了一个太艰难的作。假如x 光束脱离目标，治疗无效不说，我还可能被灼伤，这就像让一个实习医生在我身上开刀积累经验，我忿恨不满的
是我成了他们的实习对象。
我指导着这两个学生，“用尺寸d 的枕头块，别忘了在我头颈底下填上东西。”
我已作了三十次治疗，都是先从右侧开始，现在他们却从左侧开始。我听见一个对另一个轻声地说，“这机器已经在左侧位置，就从那边开始吧，省去移动它的麻烦了。”另一个就同意了。从常理来说，我完全同意从哪一边开始是没有任何差别的，但现在我处在情绪的刀口上，任何一点改变都会令我愤怒。我听见治疗一侧的机器部件咔嚓一声进入了位置，但这咔嚓一声好像不那么对劲，总好像与常规技术员作时不一样。
接着一声“灯亮了”，这两个学生急急地奔出房间，唯恐自己曝露在x 线中，然后灯又灭了，一阵呼呼的声音开始，x 线释放出来了。我开始数数，我知道治疗时间，每一侧是三十秒。假如它运行到三十一秒，我决意立即从治疗床上跳下来，我怎么能肯定这二个初学者会摆弄这机器呢？
在三十秒钟时，呼呼声喀的一声停了，左边做完了，过程如往常一样，然而我还是紧张得全身僵硬，开始数另一边的冗长不堪的三十秒。
灯又亮了，“松开绳索吧”，他们告诉我，“治疗结束了”。
机器在我头上又转了一次，治疗床被降下了，我坐了起来，又像是一位笑容可掬的对话者了。
现在房间里有三个技术员：二个初学者和黛比。“多滑稽呀”，我查问道，“你一直在哪里？黛比”“我在吃迟到的早餐”，她平淡地说，“秘书给我送来了我特爱吃的—面包圈，油起司，和烟熏鲑鱼，我可拒绝不了。”
我生气了，但我又有什么反对的权力呢？我一生都在带教学生，而且极力提倡让学生在动手中学习，在我的督导下，学生们进行的作是数不胜数，但是直到目前，所有的这些作都是在别人身上，不是在我的身上，是在病人身上进行的。
在医学院中求医看病，你不满意的就是学生要在病人身上学习，算是一种惩罚吧。最近的研究表明，一个医生只有在经过一百次以上的实际作练习后，他的技能才能达到湛的程度，但愿我就是这些放科学生的第九十九个病人吧。
治疗第三十二天
额外治疗的天数意味着治疗的最后几天正好落在犹太新年里，这是犹太宗教里最神圣的一天——沉思日，是人和人之间清算债务，神和人之间清算罪孽的一天。
在犹太新年和赎罪日，我从来都是去教会的。除非是真正的危急时刻，否则教会是不能缺席的。不过，我的决定很清楚，据我的理解，犹太教训示我们，生命是珍贵的，健康优先于宗教。假如健康和宗教仪式有了冲突，后者必须让路。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明确做出这种决定的。多年以前，一位穿着华贵的老妇人，玛丽岙.伯朗斯丹，因髋骨骨者而送进医院，急诊室里是一个年轻的犹太一声，他立即为她做了手术。
当医生从麻醉室里出来时，这病人握住了他的手悲痛的说，“医生，我们都被定罪了，今天是赎罪日，是禁止工作的。我们本来应该一心于祷告和默念的，现在你有罪是因为你工作了，而我有罪是因为我害得你工作了。”
这个医生才思敏捷，“不用担心，伯朗斯丹夫人”，他回答她，“在我替你开刀之前，我给拉比打了电话，他允许我们工作，所以一切太平”。这件事提醒了这位医生，他已经许多年没有去教堂了，下班以后，他走进了教堂，坐在长椅上，听唱诗班唱着古老的希伯来语。礼拜结束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查房的时候，他检查了伯朗斯丹夫人，并对她说：“听着，我已经想好了，假如我为昨天的手术收费，我将会被定罪，因为那算是工作，而且在生死簿上我的姓名旁还会打上黑色的标记。所以这次手术是免费的，是一个新年礼物，新年快乐！”“绝对不行！”老妇人坚定地说，“那样罪孽将定在我的身上。”
当我在犹太新年走进治疗室时，这个故事就浮现在我脑中，因此我对秘书说，“今天应该是免费治疗日。”“为什么？”她问。“因为今天是犹太新年。”“不用担心”，她说，“我们将向医疗保险收费。”
治疗第三十三天
今天是真正的最后一天，技术员告诉我，在治疗之前医生要来看我。“有什么不对吗？”“什么也没有，这是常规，他总是在治疗的最后一天要看一下病人。”
在会诊室等待的时候，塔金夫人从旁边经过。从第一次见她算起已有二个多星期没见了，她明显的衰退了，我担心她大概会撑不下去了。我并不真的想和她说话，我处理自己的麻烦已用尽全力了，再没有余力去管他人的事了。但是塔金夫人看见了我，微笑地走了进来。“向你祝贺”，她说，“你完成全部疗程了”。“你还有多长时间？”我问。“二个多星期。”
我为她而感到痛苦。要是我还在看病，我会知道怎样向她提供一些咨询，但现在我自己也是纠缠在一堆麻烦之中。我知道自己还有机会，但我们两人都知道她的时间不多了。接着她做了一件表明我们同属于一个俱乐部的事情，在这窒迫的小房间里，我们分享了没有一个第三者能分享的秘密，它揭开了头上的盖巾，向我展示了带着二英寸见方刺青标记
的光秃秃的头颅。
不过，我看见的不是一个光头的女人，我看见的只是一位夫人美丽的笑脸。我的不耐烦的自怨自艾顿时消失了，我说了句心里话：“我知道医生们都犯错误了。”
她只是点了点头便离开了房间，然而她的坚强和勇气给我神上的帮助要比任何一位我的医生多得多，我多么希望能够帮助她！
技术员回进来了，“医生不能看你了，他已被电话叫出去了。”“那现在做什么？”“你做你的治疗，他的助手会来看你。”
我生气地脱口而出。“有一半时间我都没有看见我的医生，今天是我最后一天，看在上帝份上，我不要让助手，住院医生或实习医生看，我要看我自己的医生。”“不要担心，博卢姆医生和利特医生一样好。”我做了治疗回到检查室，博卢姆医生比我预想的要年长一些，他说话很少，放科医生都不太善于交谈。他用纤维咽喉镜替我检查，和其他医师不一样，他把检查镜从鼻子送进去时甚至都没用局部麻醉，令我吃惊的是，我没有什么疼痛和不适，显然他使用这器械是得手应心。检查了一会以后他最终将纤维镜抽了出来，脸上露出了微笑。他是二个月来第一个对我微笑的医生，“看来很好”，他说。
那听起来是不错，但是我回家后就不满意了，他的乐观，我想，是太早了。要想知道治疗究竟是否成功还为时过早，博卢姆医生忘了我是个医生，他像对待普通病人那样的对待我，立即给了我一个太容易的保证。好吧，我是宁可他说，“我们还不能确信”？是的，我宁可听他那样说，我不想要一个假的正面报告。
菲尔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狩猎回来后主诉有咳嗽和伤风。其实不是伤风而是肺癌，x 光和颈部淋巴结活检都证实了，但是我不相信。
我送他去看肿瘤科医生，开始用药物治疗。菲尔恨透了这种治疗，因为每当他坐进汽车去医院时便会开始呕吐。他住院时我都害怕去看他，他本是一个坚强的男人，外貌英俊，事业成功，现在变得憔悴不堪，脸色灰黄的癌症受害者。一头浓密的黑发已经不见了，二眼凹陷着，而且无论吃多少镇静剂，他总是呕吐，呕吐。
当化疗刚开始引进临床时，因为其讨厌的副作用，我曾一度指导病人放弃这种治疗，以便安静的进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看到好多病人经治疗而痊愈了，我怎么能够不让我的好朋友试一试这种治疗呢？当然，其结果我本不能预料。
有一天傍晚，经过几个月的磨难以后，菲尔和他的太太带着一瓶香槟到我家来。他们特别开心，肿瘤科医生告诉他们，x 光检查显示已无任何病变的迹象，癌已经消失了。
我知道得更多些，x 光发现不了只有显微镜才能看见的隐匿在肺中的癌细胞，复发只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当菲尔和他老婆活在愚人天堂里的时候，我只能管住自己的嘴巴，强忍在香槟酒的酒杯上。
几个月以后，这一切便都结束了。我是愿意相信博卢姆医生对我情况的判断，但我又不知道我是否是接受着我的朋友相同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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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第三十一天
今天接待员和我打招呼，用的是“早安，卢生保先生”！五个礼拜的治疗，我再不是一个医生了。几个月以前，我是一个头，有职有权，那个时候，她是毕恭毕敬。现在我只是一个病人，不用多久，她便会叫我爱德了。总有一个开始吧，我自言自语，‘我也是这么做的’。在医疗业务中，我们常常只叫病人的名字，当我们还保留着‘医生’或‘护士’的头衔时，他们已经失去了头衔和尊严。有多少次我对病人是直呼其名的？太多了。
通常是一位技术员引我去治疗室，今天这个秘书示意我跟着她，她解释说，“治疗师太忙了，所以我带你去你的房间。”
我被留在了除了一张治疗床外空无一物的治疗室里，我能听见走廊里技术员们的争吵。
声音甜甜的，很友好的黛比说，“你给他治疗吧，现在是我的咖啡休息时间。”他们正在谈论着我！“不行，我太忙了”，芭芭拉回答说。
我一直以为对芭芭拉来说，我是特殊的。其实我知道，她一天要治疗三十个病人，其中一个和另一个之间有什么差别？千遍一律的常规，令人生厌的工作。
黛比似乎生气了，“我要休息了，让他等吧。”“最好别”，芭芭拉警告说，“我们的预约排得满满的，我们会从日程表上拉下的。”“好吧”，黛比说，“不过我不想错过我的咖啡时间，我把他转到学生那里去吧。”
两个学生走了进来，并不知道我已经听见了走廊上的整个谈话。他们稚嫩的恨，找不见我头颈上的刺青标记。我要休克过去了，他们怎么也找不到机器的中心位置，我对黛比和芭芭拉非常生气，她们给学生留下了一个太艰难的作。假如x 光束脱离目标，治疗无效不说，我还可能被灼伤，这就像让一个实习医生在我身上开刀积累经验，我忿恨不满的
是我成了他们的实习对象。
我指导着这两个学生，“用尺寸d 的枕头块，别忘了在我头颈底下填上东西。”
我已作了三十次治疗，都是先从右侧开始，现在他们却从左侧开始。我听见一个对另一个轻声地说，“这机器已经在左侧位置，就从那边开始吧，省去移动它的麻烦了。”另一个就同意了。从常理来说，我完全同意从哪一边开始是没有任何差别的，但现在我处在情绪的刀口上，任何一点改变都会令我愤怒。我听见治疗一侧的机器部件咔嚓一声进入了位置，但这咔嚓一声好像不那么对劲，总好像与常规技术员作时不一样。
接着一声“灯亮了”，这两个学生急急地奔出房间，唯恐自己曝露在x 线中，然后灯又灭了，一阵呼呼的声音开始，x 线释放出来了。我开始数数，我知道治疗时间，每一侧是三十秒。假如它运行到三十一秒，我决意立即从治疗床上跳下来，我怎么能肯定这二个初学者会摆弄这机器呢？
在三十秒钟时，呼呼声喀的一声停了，左边做完了，过程如往常一样，然而我还是紧张得全身僵硬，开始数另一边的冗长不堪的三十秒。
灯又亮了，“松开绳索吧”，他们告诉我，“治疗结束了”。
机器在我头上又转了一次，治疗床被降下了，我坐了起来，又像是一位笑容可掬的对话者了。
现在房间里有三个技术员：二个初学者和黛比。“多滑稽呀”，我查问道，“你一直在哪里？黛比”“我在吃迟到的早餐”，她平淡地说，“秘书给我送来了我特爱吃的—面包圈，油起司，和烟熏鲑鱼，我可拒绝不了。”
我生气了，但我又有什么反对的权力呢？我一生都在带教学生，而且极力提倡让学生在动手中学习，在我的督导下，学生们进行的作是数不胜数，但是直到目前，所有的这些作都是在别人身上，不是在我的身上，是在病人身上进行的。
在医学院中求医看病，你不满意的就是学生要在病人身上学习，算是一种惩罚吧。最近的研究表明，一个医生只有在经过一百次以上的实际作练习后，他的技能才能达到湛的程度，但愿我就是这些放科学生的第九十九个病人吧。
治疗第三十二天
额外治疗的天数意味着治疗的最后几天正好落在犹太新年里，这是犹太宗教里最神圣的一天——沉思日，是人和人之间清算债务，神和人之间清算罪孽的一天。
在犹太新年和赎罪日，我从来都是去教会的。除非是真正的危急时刻，否则教会是不能缺席的。不过，我的决定很清楚，据我的理解，犹太教训示我们，生命是珍贵的，健康优先于宗教。假如健康和宗教仪式有了冲突，后者必须让路。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明确做出这种决定的。多年以前，一位穿着华贵的老妇人，玛丽岙.伯朗斯丹，因髋骨骨者而送进医院，急诊室里是一个年轻的犹太一声，他立即为她做了手术。
当医生从麻醉室里出来时，这病人握住了他的手悲痛的说，“医生，我们都被定罪了，今天是赎罪日，是禁止工作的。我们本来应该一心于祷告和默念的，现在你有罪是因为你工作了，而我有罪是因为我害得你工作了。”
这个医生才思敏捷，“不用担心，伯朗斯丹夫人”，他回答她，“在我替你开刀之前，我给拉比打了电话，他允许我们工作，所以一切太平”。这件事提醒了这位医生，他已经许多年没有去教堂了，下班以后，他走进了教堂，坐在长椅上，听唱诗班唱着古老的希伯来语。礼拜结束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查房的时候，他检查了伯朗斯丹夫人，并对她说：“听着，我已经想好了，假如我为昨天的手术收费，我将会被定罪，因为那算是工作，而且在生死簿上我的姓名旁还会打上黑色的标记。所以这次手术是免费的，是一个新年礼物，新年快乐！”“绝对不行！”老妇人坚定地说，“那样罪孽将定在我的身上。”
当我在犹太新年走进治疗室时，这个故事就浮现在我脑中，因此我对秘书说，“今天应该是免费治疗日。”“为什么？”她问。“因为今天是犹太新年。”“不用担心”，她说，“我们将向医疗保险收费。”
治疗第三十三天
今天是真正的最后一天，技术员告诉我，在治疗之前医生要来看我。“有什么不对吗？”“什么也没有，这是常规，他总是在治疗的最后一天要看一下病人。”
在会诊室等待的时候，塔金夫人从旁边经过。从第一次见她算起已有二个多星期没见了，她明显的衰退了，我担心她大概会撑不下去了。我并不真的想和她说话，我处理自己的麻烦已用尽全力了，再没有余力去管他人的事了。但是塔金夫人看见了我，微笑地走了进来。“向你祝贺”，她说，“你完成全部疗程了”。“你还有多长时间？”我问。“二个多星期。”
我为她而感到痛苦。要是我还在看病，我会知道怎样向她提供一些咨询，但现在我自己也是纠缠在一堆麻烦之中。我知道自己还有机会，但我们两人都知道她的时间不多了。接着她做了一件表明我们同属于一个俱乐部的事情，在这窒迫的小房间里，我们分享了没有一个第三者能分享的秘密，它揭开了头上的盖巾，向我展示了带着二英寸见方刺青标记
的光秃秃的头颅。
不过，我看见的不是一个光头的女人，我看见的只是一位夫人美丽的笑脸。我的不耐烦的自怨自艾顿时消失了，我说了句心里话：“我知道医生们都犯错误了。”
她只是点了点头便离开了房间，然而她的坚强和勇气给我神上的帮助要比任何一位我的医生多得多，我多么希望能够帮助她！
技术员回进来了，“医生不能看你了，他已被电话叫出去了。”“那现在做什么？”“你做你的治疗，他的助手会来看你。”
我生气地脱口而出。“有一半时间我都没有看见我的医生，今天是我最后一天，看在上帝份上，我不要让助手，住院医生或实习医生看，我要看我自己的医生。”“不要担心，博卢姆医生和利特医生一样好。”我做了治疗回到检查室，博卢姆医生比我预想的要年长一些，他说话很少，放科医生都不太善于交谈。他用纤维咽喉镜替我检查，和其他医师不一样，他把检查镜从鼻子送进去时甚至都没用局部麻醉，令我吃惊的是，我没有什么疼痛和不适，显然他使用这器械是得手应心。检查了一会以后他最终将纤维镜抽了出来，脸上露出了微笑。他是二个月来第一个对我微笑的医生，“看来很好”，他说。
那听起来是不错，但是我回家后就不满意了，他的乐观，我想，是太早了。要想知道治疗究竟是否成功还为时过早，博卢姆医生忘了我是个医生，他像对待普通病人那样的对待我，立即给了我一个太容易的保证。好吧，我是宁可他说，“我们还不能确信”？是的，我宁可听他那样说，我不想要一个假的正面报告。
菲尔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狩猎回来后主诉有咳嗽和伤风。其实不是伤风而是肺癌，x 光和颈部淋巴结活检都证实了，但是我不相信。
我送他去看肿瘤科医生，开始用药物治疗。菲尔恨透了这种治疗，因为每当他坐进汽车去医院时便会开始呕吐。他住院时我都害怕去看他，他本是一个坚强的男人，外貌英俊，事业成功，现在变得憔悴不堪，脸色灰黄的癌症受害者。一头浓密的黑发已经不见了，二眼凹陷着，而且无论吃多少镇静剂，他总是呕吐，呕吐。
当化疗刚开始引进临床时，因为其讨厌的副作用，我曾一度指导病人放弃这种治疗，以便安静的进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看到好多病人经治疗而痊愈了，我怎么能够不让我的好朋友试一试这种治疗呢？当然，其结果我本不能预料。
有一天傍晚，经过几个月的磨难以后，菲尔和他的太太带着一瓶香槟到我家来。他们特别开心，肿瘤科医生告诉他们，x 光检查显示已无任何病变的迹象，癌已经消失了。
我知道得更多些，x 光发现不了只有显微镜才能看见的隐匿在肺中的癌细胞，复发只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当菲尔和他老婆活在愚人天堂里的时候，我只能管住自己的嘴巴，强忍在香槟酒的酒杯上。
几个月以后，这一切便都结束了。我是愿意相信博卢姆医生对我情况的判断，但我又不知道我是否是接受着我的朋友相同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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