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军在河套地区和青海地区所向披靡进展顺利的同时，萧如薰也在加急做着准备。
各支部队都要在隆武七年二月底之前进入规定出发作战区，等到皇帝率军抵达预定位置之后，全军将在隆武七年三月初一正式进军，从山西大同到辽东，漫长的国境线上，秦军将全线出击。
将悬在汉人脑袋上千百年的那柄剑给拿下来，攥在手心里，然后，将任何试图用这柄剑攻击中原的家伙一扫而空。
全线出击的军令早早下达，各军从上到下开始安排，从上到下统一认知和思想，开展最后的训练和演习。
斥候大量进入草原做最后的侦查和确定，将路线记熟，全军全部军官，从兵团主帅到一班班长全部都要学会使用指南针。
给士兵们的饭食中增加肉类和豆腐等蛋白质丰富的食品，增强士兵的体力和能量，让他们养膘，做好吃苦受累一夜回到长胖前的准备。
为此，朝廷财政大量支出，光是养鸭治蝗产生的那些鸭子是远远不够进攻的二十万军队的需求的。
为了保证营养均衡，朝廷下令海军在海中大量捕捞海鱼供给给步军食用。
然后还从沿海渔民和内湖渔民手中订购大量的鱼类，从江北到江南大量购买肉类和豆腐还有其他的豆制品。
二十万作战军队的口粮被提升到了第一等级，连皇城禁卫军都要位居其下，让作战部队大量食肉，补充油水，保佑充足的脂肪支撑即将到来的大作战。
真的打起来，后勤肯定不能保证像现在这样顿顿吃得饱，越到后面饥一顿饱一顿估计很难避免。
到那个时候，先前所积累下来的脂肪就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了。
也就大秦政府和萧如薰本人有钱，给军队加餐的钱一部分是国库支出的，一大半都是萧如薰的内帑支出，他的内帑也是花钱如流水，要不是皇庄集团给他带来了庞大的收益，怎么供得起那么多军人的吃喝呢？
但是他赚那么多钱本来就不是为了个人享受，皇帝手上的钱某种意义上也是国家的，朝廷财政遇到困难，皇帝是应该酌情支出自己的内帑的。
这种事情以前也有很多先例，但是像前明那样逼着皇帝出钱自己把国库给蛀空，完全就是在乱搞。
萧如薰自己也不喜欢享受，不是一个沉迷于享受的人，在他看来顿顿吃饱吃肉就算是好日子了。
日常的生活也就是处理政务，打拳练剑锻炼身体，然后每天喝一杯牛乳，偶尔很疲劳到时候，就把宫廷乐团叫来给他演奏一曲让他放松放松。
大秦在隆武元年开始就下令废除了贱籍。
从那时开始，乐户匠户医户船户等等传统意义上的贱籍都被从法律条文上抹去了。
这些在现代都是很平常甚至赚钱很多的职业，在那个时候都是为人所不齿的最低贱的行当。
只有最低贱的人才能从事，甚至不能和普通平民通婚，只能在自己的户籍内通婚。
诞生下来的孩子自然也是从生下来开始就是贱籍，是最低贱的人，命贱如蝼蚁，谁都能上去踩踏一脚。
在古代户籍统计的过程中，不仅不少特权户籍不在其中，他们也都是不被计算在内的，『民』的内里不包括他们，他们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
萧如薰解放了他们，给他们土地，将他们编入民户，不仅解放了一大批数十万近百万的劳动力，还让他们成为了萧秦政权最坚定的拥护者。
萧如薰也下令，『民生百业皆平等，无有高低贵贱之分』。
无论是做工，还是卖艺，还是经商，还是教书，都是凭本事吃饭，不偷不抢，还给国家交税，所以他们都是平等的。
所有凭本事吃饭的不行骗作恶不卖身的正规行业都是平等的，乐户也好，匠户也罢，堕民也算，全都是平等的。
如此的政策自然解放了相当多的人的宿命，萧如薰下令他们可以随意通婚，不准民间因为各自所从事的职业而相互歧视，不允许子孙通婚等等。
如果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基层乡长农会会长要予以监督，予以严肃的教育和惩罚，亲自为此主持公道。
仅仅隆武三年一年间，各地回报上来的原贱民和民户之间的矛盾案例就有六万多起，可见千百年来的歧视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
但是萧秦政权作为将政府一直贯彻到最基层的强大政府，拥有以国家强制力改变一切的能力和与之相匹配的动员力。
伴随着萧如薰的圣旨的下发，各基层官员全面出动，进行跑断腿式的大量的宣传，集中村民出来训话，用各种方式传达皇帝的最新旨意。
对于出现类似情况的事件，只要判明是歧视引发的，一律对歧视的人进行惩罚，抽鞭子打板子罚钱。
政府官员要为被歧视的原贱民主持公道，再次重申他们的平等地位，他们都是人，没有谁歧视谁一说，不听话的，罚。
罚到肉疼就知道什么叫平等待人了，跟某些人没有讲文明的必要。
和婚姻有关的则在政府官员的主持下见证他们的结合，并且帮助他们另立新家，赐予土地房屋，让他们从原家中独立，成为新的户口，立为典型，还要以官府的名义赠与贺礼。
在这样的政策的推动之下，隆武四年隆武五年案件纠纷的数量直线下降，这样的案件和纠纷越来越少。
隆武六年第一季度的纠纷统计显示，关于贱民和良民之间的纠纷已经降低到了二百三十一起，效果显著。
国家强制力和行动力在这样的事件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相当明显的。
所以并不是办不到，而是看看作为权力的拥有者有没有这个能耐将权力用在这种事情上。
而原先在一些大户人家和宫廷乐司之中所圈养的一些乐师舞女歌女之类的人身依附者也获得了民户的户籍。
在萧如薰的安排下，以宫廷乐司为榜样，萧如薰宣布他们都是民户，都是寻常百姓，皇宫和他们签订正式的雇佣契约。
愿意留下的可以以做工的名义留下，愿意回乡事生产的，朝廷可以帮忙给路费，回乡之后到当地乡长那边领取土地房屋，开始生产。
再次给他们自由身的同时，萧如薰得到了他们的由衷的拥护和感激，收割了一波人望，还解放了大量的生产力。
更妙的是，他们往往都失去了归宿，愿意听从官府的安排重新开始，没有乡土情结，不需要花时间做动员，有些更是对原先所居住的地方深恶痛绝，强烈要求离开，去什么地方都可以。
在移民政策充实西南地方的背景之下，这些『贱民』们成为了最好的劳动力，他们就被安排到那些因为战乱而缺少人烟的地区恢复生产，重新做人。
这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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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支部队都要在隆武七年二月底之前进入规定出发作战区，等到皇帝率军抵达预定位置之后，全军将在隆武七年三月初一正式进军，从山西大同到辽东，漫长的国境线上，秦军将全线出击。
将悬在汉人脑袋上千百年的那柄剑给拿下来，攥在手心里，然后，将任何试图用这柄剑攻击中原的家伙一扫而空。
全线出击的军令早早下达，各军从上到下开始安排，从上到下统一认知和思想，开展最后的训练和演习。
斥候大量进入草原做最后的侦查和确定，将路线记熟，全军全部军官，从兵团主帅到一班班长全部都要学会使用指南针。
给士兵们的饭食中增加肉类和豆腐等蛋白质丰富的食品，增强士兵的体力和能量，让他们养膘，做好吃苦受累一夜回到长胖前的准备。
为此，朝廷财政大量支出，光是养鸭治蝗产生的那些鸭子是远远不够进攻的二十万军队的需求的。
为了保证营养均衡，朝廷下令海军在海中大量捕捞海鱼供给给步军食用。
然后还从沿海渔民和内湖渔民手中订购大量的鱼类，从江北到江南大量购买肉类和豆腐还有其他的豆制品。
二十万作战军队的口粮被提升到了第一等级，连皇城禁卫军都要位居其下，让作战部队大量食肉，补充油水，保佑充足的脂肪支撑即将到来的大作战。
真的打起来，后勤肯定不能保证像现在这样顿顿吃得饱，越到后面饥一顿饱一顿估计很难避免。
到那个时候，先前所积累下来的脂肪就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了。
也就大秦政府和萧如薰本人有钱，给军队加餐的钱一部分是国库支出的，一大半都是萧如薰的内帑支出，他的内帑也是花钱如流水，要不是皇庄集团给他带来了庞大的收益，怎么供得起那么多军人的吃喝呢？
但是他赚那么多钱本来就不是为了个人享受，皇帝手上的钱某种意义上也是国家的，朝廷财政遇到困难，皇帝是应该酌情支出自己的内帑的。
这种事情以前也有很多先例，但是像前明那样逼着皇帝出钱自己把国库给蛀空，完全就是在乱搞。
萧如薰自己也不喜欢享受，不是一个沉迷于享受的人，在他看来顿顿吃饱吃肉就算是好日子了。
日常的生活也就是处理政务，打拳练剑锻炼身体，然后每天喝一杯牛乳，偶尔很疲劳到时候，就把宫廷乐团叫来给他演奏一曲让他放松放松。
大秦在隆武元年开始就下令废除了贱籍。
从那时开始，乐户匠户医户船户等等传统意义上的贱籍都被从法律条文上抹去了。
这些在现代都是很平常甚至赚钱很多的职业，在那个时候都是为人所不齿的最低贱的行当。
只有最低贱的人才能从事，甚至不能和普通平民通婚，只能在自己的户籍内通婚。
诞生下来的孩子自然也是从生下来开始就是贱籍，是最低贱的人，命贱如蝼蚁，谁都能上去踩踏一脚。
在古代户籍统计的过程中，不仅不少特权户籍不在其中，他们也都是不被计算在内的，『民』的内里不包括他们，他们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
萧如薰解放了他们，给他们土地，将他们编入民户，不仅解放了一大批数十万近百万的劳动力，还让他们成为了萧秦政权最坚定的拥护者。
萧如薰也下令，『民生百业皆平等，无有高低贵贱之分』。
无论是做工，还是卖艺，还是经商，还是教书，都是凭本事吃饭，不偷不抢，还给国家交税，所以他们都是平等的。
所有凭本事吃饭的不行骗作恶不卖身的正规行业都是平等的，乐户也好，匠户也罢，堕民也算，全都是平等的。
如此的政策自然解放了相当多的人的宿命，萧如薰下令他们可以随意通婚，不准民间因为各自所从事的职业而相互歧视，不允许子孙通婚等等。
如果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基层乡长农会会长要予以监督，予以严肃的教育和惩罚，亲自为此主持公道。
仅仅隆武三年一年间，各地回报上来的原贱民和民户之间的矛盾案例就有六万多起，可见千百年来的歧视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
但是萧秦政权作为将政府一直贯彻到最基层的强大政府，拥有以国家强制力改变一切的能力和与之相匹配的动员力。
伴随着萧如薰的圣旨的下发，各基层官员全面出动，进行跑断腿式的大量的宣传，集中村民出来训话，用各种方式传达皇帝的最新旨意。
对于出现类似情况的事件，只要判明是歧视引发的，一律对歧视的人进行惩罚，抽鞭子打板子罚钱。
政府官员要为被歧视的原贱民主持公道，再次重申他们的平等地位，他们都是人，没有谁歧视谁一说，不听话的，罚。
罚到肉疼就知道什么叫平等待人了，跟某些人没有讲文明的必要。
和婚姻有关的则在政府官员的主持下见证他们的结合，并且帮助他们另立新家，赐予土地房屋，让他们从原家中独立，成为新的户口，立为典型，还要以官府的名义赠与贺礼。
在这样的政策的推动之下，隆武四年隆武五年案件纠纷的数量直线下降，这样的案件和纠纷越来越少。
隆武六年第一季度的纠纷统计显示，关于贱民和良民之间的纠纷已经降低到了二百三十一起，效果显著。
国家强制力和行动力在这样的事件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相当明显的。
所以并不是办不到，而是看看作为权力的拥有者有没有这个能耐将权力用在这种事情上。
而原先在一些大户人家和宫廷乐司之中所圈养的一些乐师舞女歌女之类的人身依附者也获得了民户的户籍。
在萧如薰的安排下，以宫廷乐司为榜样，萧如薰宣布他们都是民户，都是寻常百姓，皇宫和他们签订正式的雇佣契约。
愿意留下的可以以做工的名义留下，愿意回乡事生产的，朝廷可以帮忙给路费，回乡之后到当地乡长那边领取土地房屋，开始生产。
再次给他们自由身的同时，萧如薰得到了他们的由衷的拥护和感激，收割了一波人望，还解放了大量的生产力。
更妙的是，他们往往都失去了归宿，愿意听从官府的安排重新开始，没有乡土情结，不需要花时间做动员，有些更是对原先所居住的地方深恶痛绝，强烈要求离开，去什么地方都可以。
在移民政策充实西南地方的背景之下，这些『贱民』们成为了最好的劳动力，他们就被安排到那些因为战乱而缺少人烟的地区恢复生产，重新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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