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教化，几千年前开创私学之风的孔夫子有教无类的理想到今日终于看见了实现的曙光。
可讽刺的是这不是在自称圣人门徒们的读书人大老爷们手中完成的，却是在武将出身的新皇帝的手中看到的曙光。
新皇帝陛下武将出身，第一件文治的诏令居然就是在东南三省和北直隶进行普及教化。
有人看不明白，只觉得皇帝是在瞎搞，有人却看明白了，知道皇帝这样做是在下一盘大棋。
联想到皇帝规定官员家中土地也要缴纳农税的政令，他们便很清楚，皇帝是要借着这股浪潮把优待士绅的传统给革除掉了。
不只是当下驯服了他们，还要从根子里把士绅给革除掉。
为此，两手准备，普及教化，不让教育成为一种垄断资源，还有建立军校，加强军方力量，对抗可能产生的文官力量坐大。
没人知道皇帝是怎么想出这样的招数，也没人知道皇帝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推动这样的政令，他们只知道他们做梦都不敢相信的事情真的发生了，而且还成功了。
风传皇帝准备推行先汉时期推行过的陵邑制度，对地方上冒头的富户大户进行割韭菜式的处理，杜绝地方势力坐大的可能，杜绝地方向中央要权的可能，保证中央集权的运转。
税赋政策上也明确了地方无权管理的原则，所有税吏都是中央官员，属于中央派驻地方，不隶属于地方，自成体系，自有转运政策，归中央派驻地方的地方调查司和审计司节制。
地方拨付给官员吏员俸禄和日常所需开支银两，各有定额，留存地方银库，其余全部上交中央，由中央统一调拨使用。
为了应急，中央也在地方设立了税银仓库和粮仓库，保存一定数量的税银和收上来的粮食，都是中央派人管理，地方若要应急使用也需要打报告上去，不允许私相拿取。
宁愿降低效率，也不允许地方插手税收，进一步限制地方权力，把地方限制在中央的严格控制之下。
两害相权取其轻，没有现代技术的加持，萧如薰从两难的决策之中选择了危害较轻且持续时间较短的那个。
地方权力的扩张和中央权力的衰微是毁灭性的危害。
为此，大秦中央政府规模较前明大规模扩张，越来越多的官员是从中央领取俸禄而非地方拨付，属于中央编制而非地方编制。
进入中央做官是所有地方官员的向往，地方上也派驻了大量中央外派官员分割地方权力，黑鸩的官员们借由审计司和调查司的名义开始撒向地方，成为萧如薰在地方上的另外一只眼睛和耳朵。
大驰道建设工程加快推进，由北京向四面八方扩展，这就宛如中央的手臂，由中央政府所在地向地方上全面扩展，抱住整个大秦国土。
大驰道主干道修缮完毕之后，还有支道向周围的重要城市扩散，由点及线，形成可靠的交通网络，进一步加强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促进经济交流发展的同时，也增强对地方的掌控力度。
有了可靠的交通网络以后，讯息传递的速度就会提高至少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关键时刻，比敌人早一点知道消息，就能早一点安排，抢占先机，料敌于先。
在完成这些工作的过程中，萧如薰可以清晰的感受到什么叫做天高皇帝远。
他能感觉到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权威下降到了什么地步，地方上又是怎样的一种知道有国家但是不知道国家在什么地方的状态。
他们对整个国家的概念一无所知，有人觉得是天下，有人觉得是朝廷，有人觉得是皇帝，有人觉得是京师。
概念混乱，人心涣散，人力物力在需要的时候根本无法整合。
明朝的地方官员根本下不到真正的地方，对地方的管理极其有限，一旦出事，多要仰仗朝廷调兵和地方乡绅的帮助。
这种混乱无序的状态维持下去，看似没事，但是一旦到了国战的关键时刻，就会摧毁国家，空有国力而无法使用，庞大的象被蛇吞了，看似荒诞，实则必然。
萧如薰不止一次的在内阁会议上对中央部门大佬们讲述这个道理，讲述他加强中央集权的必然性和正当性，要求中央官员和他步调一致，统筹地方，告诉中央官员他们手中的职权有多重。
“现在是没有地方势力的，你们说什么，地方上就做什么，没有掣肘，没有折扣，政令传达通常，所以任何一个政策都要小心谨慎的制定，考虑到方方面面，交给大朝会来议论，接受各方质询之后，选择地点进行试验，试验之后再行推广。”
萧如薰这样规定中央部门的新政令推行规则，他不说还好，说明白了之后，从前明走过来的官员们对此是怀抱着深刻的震撼的。
这场天下势力大洗牌之后，新的规则开始运行，一切都和从前不一样了，新朝立国之初，他们的日子一点都不好过。
各种各样的事情忙得他们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不够，虽然朝廷不断的在扩编在增加人手，越来越多精干的官员被调入中央做事，可他们还是感觉人手不够用。
可是皇帝一点都不体谅他们，不仅政务繁多，一天好几个政令，还要搞战争，这边打完那边打，忙的各部官员是头昏脑胀眼花缭乱，根本没有时间想别的，只能做事情。
明眼人也不是不明白皇帝这样做的用意何在，除了真的做事情之外，更多的还是因为想让他们没有时间搞东搞西搞政治斗争，只能一门心思的做事情，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也不应该做。
新朝立国一年，正是锐意进取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幸运还是不幸运，碰上了这个大变革的时代。
从中央到地方，官员都要做事，每个官员都有忙不完的事情做，睁眼做事闭眼睡觉。
地方上的官员搞建设搞人口统计管理民夫壮丁，中央官员统筹统计安排任务负责验收，整个大秦国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这般热火朝天之下，西南的战争无疑是温度最高的。
聚集了十六万大秦军队和四万仆从土兵，还有十数万运量运送物资的民夫和数百条运输船只，大量的骡马甚至是驴子和牛都被用来运送物资给前线打仗所用。
从东南到西南连成一线，大秦的新官员们接受了一次极其严苛的考试，刚刚下到地方的基层官员们要展现自己的能力，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要被严厉问责。
所有人都在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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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讽刺的是这不是在自称圣人门徒们的读书人大老爷们手中完成的，却是在武将出身的新皇帝的手中看到的曙光。
新皇帝陛下武将出身，第一件文治的诏令居然就是在东南三省和北直隶进行普及教化。
有人看不明白，只觉得皇帝是在瞎搞，有人却看明白了，知道皇帝这样做是在下一盘大棋。
联想到皇帝规定官员家中土地也要缴纳农税的政令，他们便很清楚，皇帝是要借着这股浪潮把优待士绅的传统给革除掉了。
不只是当下驯服了他们，还要从根子里把士绅给革除掉。
为此，两手准备，普及教化，不让教育成为一种垄断资源，还有建立军校，加强军方力量，对抗可能产生的文官力量坐大。
没人知道皇帝是怎么想出这样的招数，也没人知道皇帝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推动这样的政令，他们只知道他们做梦都不敢相信的事情真的发生了，而且还成功了。
风传皇帝准备推行先汉时期推行过的陵邑制度，对地方上冒头的富户大户进行割韭菜式的处理，杜绝地方势力坐大的可能，杜绝地方向中央要权的可能，保证中央集权的运转。
税赋政策上也明确了地方无权管理的原则，所有税吏都是中央官员，属于中央派驻地方，不隶属于地方，自成体系，自有转运政策，归中央派驻地方的地方调查司和审计司节制。
地方拨付给官员吏员俸禄和日常所需开支银两，各有定额，留存地方银库，其余全部上交中央，由中央统一调拨使用。
为了应急，中央也在地方设立了税银仓库和粮仓库，保存一定数量的税银和收上来的粮食，都是中央派人管理，地方若要应急使用也需要打报告上去，不允许私相拿取。
宁愿降低效率，也不允许地方插手税收，进一步限制地方权力，把地方限制在中央的严格控制之下。
两害相权取其轻，没有现代技术的加持，萧如薰从两难的决策之中选择了危害较轻且持续时间较短的那个。
地方权力的扩张和中央权力的衰微是毁灭性的危害。
为此，大秦中央政府规模较前明大规模扩张，越来越多的官员是从中央领取俸禄而非地方拨付，属于中央编制而非地方编制。
进入中央做官是所有地方官员的向往，地方上也派驻了大量中央外派官员分割地方权力，黑鸩的官员们借由审计司和调查司的名义开始撒向地方，成为萧如薰在地方上的另外一只眼睛和耳朵。
大驰道建设工程加快推进，由北京向四面八方扩展，这就宛如中央的手臂，由中央政府所在地向地方上全面扩展，抱住整个大秦国土。
大驰道主干道修缮完毕之后，还有支道向周围的重要城市扩散，由点及线，形成可靠的交通网络，进一步加强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促进经济交流发展的同时，也增强对地方的掌控力度。
有了可靠的交通网络以后，讯息传递的速度就会提高至少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关键时刻，比敌人早一点知道消息，就能早一点安排，抢占先机，料敌于先。
在完成这些工作的过程中，萧如薰可以清晰的感受到什么叫做天高皇帝远。
他能感觉到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权威下降到了什么地步，地方上又是怎样的一种知道有国家但是不知道国家在什么地方的状态。
他们对整个国家的概念一无所知，有人觉得是天下，有人觉得是朝廷，有人觉得是皇帝，有人觉得是京师。
概念混乱，人心涣散，人力物力在需要的时候根本无法整合。
明朝的地方官员根本下不到真正的地方，对地方的管理极其有限，一旦出事，多要仰仗朝廷调兵和地方乡绅的帮助。
这种混乱无序的状态维持下去，看似没事，但是一旦到了国战的关键时刻，就会摧毁国家，空有国力而无法使用，庞大的象被蛇吞了，看似荒诞，实则必然。
萧如薰不止一次的在内阁会议上对中央部门大佬们讲述这个道理，讲述他加强中央集权的必然性和正当性，要求中央官员和他步调一致，统筹地方，告诉中央官员他们手中的职权有多重。
“现在是没有地方势力的，你们说什么，地方上就做什么，没有掣肘，没有折扣，政令传达通常，所以任何一个政策都要小心谨慎的制定，考虑到方方面面，交给大朝会来议论，接受各方质询之后，选择地点进行试验，试验之后再行推广。”
萧如薰这样规定中央部门的新政令推行规则，他不说还好，说明白了之后，从前明走过来的官员们对此是怀抱着深刻的震撼的。
这场天下势力大洗牌之后，新的规则开始运行，一切都和从前不一样了，新朝立国之初，他们的日子一点都不好过。
各种各样的事情忙得他们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不够，虽然朝廷不断的在扩编在增加人手，越来越多精干的官员被调入中央做事，可他们还是感觉人手不够用。
可是皇帝一点都不体谅他们，不仅政务繁多，一天好几个政令，还要搞战争，这边打完那边打，忙的各部官员是头昏脑胀眼花缭乱，根本没有时间想别的，只能做事情。
明眼人也不是不明白皇帝这样做的用意何在，除了真的做事情之外，更多的还是因为想让他们没有时间搞东搞西搞政治斗争，只能一门心思的做事情，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也不应该做。
新朝立国一年，正是锐意进取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幸运还是不幸运，碰上了这个大变革的时代。
从中央到地方，官员都要做事，每个官员都有忙不完的事情做，睁眼做事闭眼睡觉。
地方上的官员搞建设搞人口统计管理民夫壮丁，中央官员统筹统计安排任务负责验收，整个大秦国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这般热火朝天之下，西南的战争无疑是温度最高的。
聚集了十六万大秦军队和四万仆从土兵，还有十数万运量运送物资的民夫和数百条运输船只，大量的骡马甚至是驴子和牛都被用来运送物资给前线打仗所用。
从东南到西南连成一线，大秦的新官员们接受了一次极其严苛的考试，刚刚下到地方的基层官员们要展现自己的能力，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要被严厉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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