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得到马镫之后，很快就对楚国以及关东诸国形成了骑兵优势，这是此前已经预料到的。就像后世小公司的任何创新最终还是大公司得益一样，这是件无可奈何的事情。秦国没有马镫照样有武骑士，楚国没有马镫，就要被秦国武骑士压着打。
龙马数量过于稀少，而且得到的时间也太晚，套用中原诸国的纪年，熊荆七年龙马才全部运抵养马岛，当年只产下四百多匹马驹，八年、九年才勉强各产下千匹。按一比四的交换比，要想对付秦国四到五万武骑，最少需要一万匹龙马。
骑士、马匹对楚国来说都是宝贵的，骑士必须从小花费力气养成——现在贵人誉士们的嫡子、余子全都送到养马岛，四、五年后他们才能出养马岛成为骑士扈从，又要四、五年他们才能成为真正的骑士。
然而对秦国来说骑兵并不比步兵贵到哪里去，北地郡、上郡，还有赵国之前的九原、云中郡，有数不清的骑手，这些人不要苦心培养十年，随时征伐即可，他们的骑术不逊于楚国苦心培养出来的贵族骑士。马匹那就更不在话下，只要秦国支付足够的报酬，战马绝不会成为瓶颈，数倍的挽马才是瓶颈。
战争很多时候也是一种贸易，也存在绝对贸易优势。即：在某一兵种（商品）的生产上，一国所耗费的劳动成本绝对低于另一国所产生的在该兵种（商品）生产上的优势。
这种优势来源于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条件。自然禀赋和后天的条件因国家而不同，这就为国际分工提供了基础。因此，各国应当遵循国际分工原则，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开展列国战争（国际贸易），以形成对应各国兵种（商品）优势的势力范围。
从这一点看，包括整个方城，秦岭淮河以北都应该抛弃。楚国的优势在于舟师和山地步兵，而非车兵骑兵，然而秦岭淮河以北恰恰是人口密集区。抛弃这一地区的结果就是丧失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口。
迁徙是不可能的，长江以南地区最多迁徙六、七十万户，三百到三百五十万人。如果要保住这大部分人口，就要以极高的成本与秦国在秦淮线以北拼硬拼骑兵。在五年后龙骑数量达到一万匹以前，楚国没有优势。
懂的臣子知道其中利害，不懂的臣子不敢再瞎说，明堂里一时间没人说话。熊荆似乎能够看到，春天的时候，成队成队的秦军骑兵举剑四掠，杀戮田野里正在播种的农人；秋天粟米将熟，他们又将举着燎火，到处焚烧金色的禾苗。骑兵是具有战术机动优势的兵种，深入敌境三、四百里袭扰再正常不过，而这三、四百里正是楚魏齐三国的产粮区。
“巴蜀，”熊荆站了起来，一侧两名寺人正拉着大幅地图。他的手拍在在蜀国的位置上，很坚决的道：“今年必要夺之！”
他的话群臣点头，拔下秦汉中与巴蜀是大司马府今年的既定策略，但之前所强调的是秦汉中而非巴蜀。拔下秦汉中，与陇西郡以西的湟中羌人遥相呼应，楚军可以攻伐、占领秦国的陇西郡。
周人让秦人先祖迁居西犬丘（今天水市附近），是一种迁徙镇压策略。环境，或者更通俗的说法是屁股决定一切。赢姓如果在齐地，他们就是周人的敌人，如果迁徙到陇西，他们就是周人最忠实的盟友。如果他们不依靠周人抗击戎人，自己就会被戎人吞灭。秦国几代先祖战死沙场，扫平西戎，才被准许在秦（今清水县秦亭）修筑城邑。
距嶓冢山最近的冀县，就是秦武公时‘十年（前688年），伐邽、冀戎’得到的土地。羌人也数次被秦人驱赶，抱罕、狄道，这些地方听名字就知道戎人居住的地方。不说羌人与楚人先祖亲戚，本着敌人的敌人是盟友的原则，楚国也要资助羌人，让他们在陇西闹起来。
“务要拔下秦之汉中，当与羌人相盟，助其夺陇西。”熊荆又指着湟水，这也是大司马府的计划。
“甚不可！”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声。“臣以为此计必不成。”
“为何不成？”熊荆不解的看着石尪，他搞不太明白反对的为什么是他。
“我若与羌人相盟，秦人必卑戎人也。”石尪道。“大王可知寡妇清？”
“知。”熊荆点头，他还知道秦始皇皇陵里的水银全是寡妇清提供的。
“大王可知一钟清酒值几钱？”司会再问道。
“一钟？齐钟还是魏钟？”熊荆不明白石尪问的是齐国钟还是魏国钟。如果是齐国钟，那就是十石，如果是魏国钟，就只有六石四斗。
郑国渠完工后，可以灌溉的田地亩收一钟。秦亩是大亩，等于两点五小亩。一小亩上田遇到丰年亩产才有两石七斗，换算成秦亩，即为六石七斗五升。这是上田丰年才有的产量，如果是平年、小年，那就只有六石左右。
“自然是魏国之钟。”石尪道。
“若是魏国之钟，”熊荆想起前次王宫簿室说起的清酒价钱，道：“不过五、六百钱。”
“天下皆知秦人抑商贱贾，事末利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然寡妇清为秦之大商，其先祖得丹穴，擅此利数世，家亦不訾，富可敌国，秦王为之筑女怀清台；乌氏倮畜牧，与戎王买卖，其马牛以山谷计量，秦王令倮比封君，入章台与群臣视朝列班。此何也？秦王重商贵贾乎？”
石尪说话时目光微微看向大司马府那些司尹，他觉得大司马府真是一点也不懂商贾之术，因为不懂商贾之术，故而他们把不准秦国真正的脉搏。
“为何如此？”以前的某本书里，寡妇清被称为琴清，是赵政的太傅，与那什么嫣然春兰秋菊，各擅胜场。后来他才知道琴清就是寡妇清。然而知道熊荆也没有细究为何在秦国这样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会有寡妇清这样的巨富商人，秦王还给她筑女怀清台。
“寡妇清者，巴人也；乌氏倮者，戎人也。秦国素以戎狄之人为贵，以本国黔首为贱，此久矣。两人虽为大商巨贾，然因其皆戎狄之人，故而筑台列班。”石尪的解释出乎意料。“商贾如此，庶民亦如此。臣窃闻秦（昭）襄王与夷人相约：秦犯夷，输璜珑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
杀一夷人需偿璜珑一双，价逾十金；杀一秦人赔清酒一钟，不过五、六百钱。夷人身贵似金，秦人命贱如狗，此秦国治戎狄之策也。
今我与羌人相盟以谋秦之陇西，若秦人一改前策，以羌人为贵，以秦人为贱，羌人仍听我否？此前羌人弱也，秦人逐之，与我相盟羌人强也，秦人贵之。彼时我仅以羌人为友，秦人却奉羌人如父，孰能比？”
石尪这番话以前，知彼司也报告了秦国‘贵夷’这个问题，只是因为之前的外交策略是联合巴人、蜀人，准其复国，策略不好反复，故而暂时按下忽略。等到年终回顾对巴、蜀的外交得失，楚国是完败的。
一如石尪所说，楚国‘仅以其人为友，秦人却奉其人如父’。论跪舔功夫……，不对，这不能叫跪舔，楚使好像是太一神的神使，带着一副硬邦邦的脸孔去恩赐巴人和蜀人的。禀君巴人被压迫的太久太惨，跪着受了，蜀人根本不甩楚使，阆中巴人干脆杀了楚使，砍下他的头送去了咸阳（好在这不是楚人，是定居旧郢许久的阆中巴人）。
当然，秦国也不是对所有夷人都跪舔，打不过的、很难对付的才有这种资格。简而言之就是畏强欺弱、欺软怕硬。这和庶民是一样的，谁能伤害他，他就巴结谁；谁会善待他，他就欺负谁。大司马府贵族太多，不懂庶民的处事逻辑，才会把不准秦人的脉搏。
“秦人如此，然羌人如此否？”石尪说得众人无语，但还是有反对之人，军政部部尹弋醉对石尪之言就很不以为然。“臣前岁与大王居羌地数月，羌人与我楚人亲戚，虽不祀太一，然彼等祀火。无弋爰剑被秦人焚之不死，羌人崇之为大豪。
楚人与秦人仇怨不过百年，羌人与秦人仇怨数百年。羌人因秦人奉己如父便与秦人盟好？此大谬！秦人奉我楚人为父，我楚人便与秦人盟好乎？”
弋醉年轻，能为军政部部尹，一是因为其父是弋阳侯弋菟，二是因为他是大王之私（姊妹之夫称为私）。年轻人说话全是血气铿锵之辞，声音是响亮，说服力真不如石尪。
“若秦人真奉我楚人为父，未必不可能与秦国言和。”淖狡笑了笑，换来弋醉的怒视。“大王，臣以为对羌人当慎之，若其能率众攻入陇西，与我会于汉水之源，可予其兵甲；不能，则不予。”
“岂能如此！”太宰靳以反对。“今冬羌人大豪将嫁女于大王为夫人，自此羌人乃我楚国姻盟之邦，如此相待，反使羌人亲秦背我。臣闻羌人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详，此种人尚不晓得失利害，怎能以市井庶民之心度之。”
龙马数量过于稀少，而且得到的时间也太晚，套用中原诸国的纪年，熊荆七年龙马才全部运抵养马岛，当年只产下四百多匹马驹，八年、九年才勉强各产下千匹。按一比四的交换比，要想对付秦国四到五万武骑，最少需要一万匹龙马。
骑士、马匹对楚国来说都是宝贵的，骑士必须从小花费力气养成——现在贵人誉士们的嫡子、余子全都送到养马岛，四、五年后他们才能出养马岛成为骑士扈从，又要四、五年他们才能成为真正的骑士。
然而对秦国来说骑兵并不比步兵贵到哪里去，北地郡、上郡，还有赵国之前的九原、云中郡，有数不清的骑手，这些人不要苦心培养十年，随时征伐即可，他们的骑术不逊于楚国苦心培养出来的贵族骑士。马匹那就更不在话下，只要秦国支付足够的报酬，战马绝不会成为瓶颈，数倍的挽马才是瓶颈。
战争很多时候也是一种贸易，也存在绝对贸易优势。即：在某一兵种（商品）的生产上，一国所耗费的劳动成本绝对低于另一国所产生的在该兵种（商品）生产上的优势。
这种优势来源于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条件。自然禀赋和后天的条件因国家而不同，这就为国际分工提供了基础。因此，各国应当遵循国际分工原则，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开展列国战争（国际贸易），以形成对应各国兵种（商品）优势的势力范围。
从这一点看，包括整个方城，秦岭淮河以北都应该抛弃。楚国的优势在于舟师和山地步兵，而非车兵骑兵，然而秦岭淮河以北恰恰是人口密集区。抛弃这一地区的结果就是丧失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口。
迁徙是不可能的，长江以南地区最多迁徙六、七十万户，三百到三百五十万人。如果要保住这大部分人口，就要以极高的成本与秦国在秦淮线以北拼硬拼骑兵。在五年后龙骑数量达到一万匹以前，楚国没有优势。
懂的臣子知道其中利害，不懂的臣子不敢再瞎说，明堂里一时间没人说话。熊荆似乎能够看到，春天的时候，成队成队的秦军骑兵举剑四掠，杀戮田野里正在播种的农人；秋天粟米将熟，他们又将举着燎火，到处焚烧金色的禾苗。骑兵是具有战术机动优势的兵种，深入敌境三、四百里袭扰再正常不过，而这三、四百里正是楚魏齐三国的产粮区。
“巴蜀，”熊荆站了起来，一侧两名寺人正拉着大幅地图。他的手拍在在蜀国的位置上，很坚决的道：“今年必要夺之！”
他的话群臣点头，拔下秦汉中与巴蜀是大司马府今年的既定策略，但之前所强调的是秦汉中而非巴蜀。拔下秦汉中，与陇西郡以西的湟中羌人遥相呼应，楚军可以攻伐、占领秦国的陇西郡。
周人让秦人先祖迁居西犬丘（今天水市附近），是一种迁徙镇压策略。环境，或者更通俗的说法是屁股决定一切。赢姓如果在齐地，他们就是周人的敌人，如果迁徙到陇西，他们就是周人最忠实的盟友。如果他们不依靠周人抗击戎人，自己就会被戎人吞灭。秦国几代先祖战死沙场，扫平西戎，才被准许在秦（今清水县秦亭）修筑城邑。
距嶓冢山最近的冀县，就是秦武公时‘十年（前688年），伐邽、冀戎’得到的土地。羌人也数次被秦人驱赶，抱罕、狄道，这些地方听名字就知道戎人居住的地方。不说羌人与楚人先祖亲戚，本着敌人的敌人是盟友的原则，楚国也要资助羌人，让他们在陇西闹起来。
“务要拔下秦之汉中，当与羌人相盟，助其夺陇西。”熊荆又指着湟水，这也是大司马府的计划。
“甚不可！”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声。“臣以为此计必不成。”
“为何不成？”熊荆不解的看着石尪，他搞不太明白反对的为什么是他。
“我若与羌人相盟，秦人必卑戎人也。”石尪道。“大王可知寡妇清？”
“知。”熊荆点头，他还知道秦始皇皇陵里的水银全是寡妇清提供的。
“大王可知一钟清酒值几钱？”司会再问道。
“一钟？齐钟还是魏钟？”熊荆不明白石尪问的是齐国钟还是魏国钟。如果是齐国钟，那就是十石，如果是魏国钟，就只有六石四斗。
郑国渠完工后，可以灌溉的田地亩收一钟。秦亩是大亩，等于两点五小亩。一小亩上田遇到丰年亩产才有两石七斗，换算成秦亩，即为六石七斗五升。这是上田丰年才有的产量，如果是平年、小年，那就只有六石左右。
“自然是魏国之钟。”石尪道。
“若是魏国之钟，”熊荆想起前次王宫簿室说起的清酒价钱，道：“不过五、六百钱。”
“天下皆知秦人抑商贱贾，事末利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然寡妇清为秦之大商，其先祖得丹穴，擅此利数世，家亦不訾，富可敌国，秦王为之筑女怀清台；乌氏倮畜牧，与戎王买卖，其马牛以山谷计量，秦王令倮比封君，入章台与群臣视朝列班。此何也？秦王重商贵贾乎？”
石尪说话时目光微微看向大司马府那些司尹，他觉得大司马府真是一点也不懂商贾之术，因为不懂商贾之术，故而他们把不准秦国真正的脉搏。
“为何如此？”以前的某本书里，寡妇清被称为琴清，是赵政的太傅，与那什么嫣然春兰秋菊，各擅胜场。后来他才知道琴清就是寡妇清。然而知道熊荆也没有细究为何在秦国这样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会有寡妇清这样的巨富商人，秦王还给她筑女怀清台。
“寡妇清者，巴人也；乌氏倮者，戎人也。秦国素以戎狄之人为贵，以本国黔首为贱，此久矣。两人虽为大商巨贾，然因其皆戎狄之人，故而筑台列班。”石尪的解释出乎意料。“商贾如此，庶民亦如此。臣窃闻秦（昭）襄王与夷人相约：秦犯夷，输璜珑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
杀一夷人需偿璜珑一双，价逾十金；杀一秦人赔清酒一钟，不过五、六百钱。夷人身贵似金，秦人命贱如狗，此秦国治戎狄之策也。
今我与羌人相盟以谋秦之陇西，若秦人一改前策，以羌人为贵，以秦人为贱，羌人仍听我否？此前羌人弱也，秦人逐之，与我相盟羌人强也，秦人贵之。彼时我仅以羌人为友，秦人却奉羌人如父，孰能比？”
石尪这番话以前，知彼司也报告了秦国‘贵夷’这个问题，只是因为之前的外交策略是联合巴人、蜀人，准其复国，策略不好反复，故而暂时按下忽略。等到年终回顾对巴、蜀的外交得失，楚国是完败的。
一如石尪所说，楚国‘仅以其人为友，秦人却奉其人如父’。论跪舔功夫……，不对，这不能叫跪舔，楚使好像是太一神的神使，带着一副硬邦邦的脸孔去恩赐巴人和蜀人的。禀君巴人被压迫的太久太惨，跪着受了，蜀人根本不甩楚使，阆中巴人干脆杀了楚使，砍下他的头送去了咸阳（好在这不是楚人，是定居旧郢许久的阆中巴人）。
当然，秦国也不是对所有夷人都跪舔，打不过的、很难对付的才有这种资格。简而言之就是畏强欺弱、欺软怕硬。这和庶民是一样的，谁能伤害他，他就巴结谁；谁会善待他，他就欺负谁。大司马府贵族太多，不懂庶民的处事逻辑，才会把不准秦人的脉搏。
“秦人如此，然羌人如此否？”石尪说得众人无语，但还是有反对之人，军政部部尹弋醉对石尪之言就很不以为然。“臣前岁与大王居羌地数月，羌人与我楚人亲戚，虽不祀太一，然彼等祀火。无弋爰剑被秦人焚之不死，羌人崇之为大豪。
楚人与秦人仇怨不过百年，羌人与秦人仇怨数百年。羌人因秦人奉己如父便与秦人盟好？此大谬！秦人奉我楚人为父，我楚人便与秦人盟好乎？”
弋醉年轻，能为军政部部尹，一是因为其父是弋阳侯弋菟，二是因为他是大王之私（姊妹之夫称为私）。年轻人说话全是血气铿锵之辞，声音是响亮，说服力真不如石尪。
“若秦人真奉我楚人为父，未必不可能与秦国言和。”淖狡笑了笑，换来弋醉的怒视。“大王，臣以为对羌人当慎之，若其能率众攻入陇西，与我会于汉水之源，可予其兵甲；不能，则不予。”
“岂能如此！”太宰靳以反对。“今冬羌人大豪将嫁女于大王为夫人，自此羌人乃我楚国姻盟之邦，如此相待，反使羌人亲秦背我。臣闻羌人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详，此种人尚不晓得失利害，怎能以市井庶民之心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