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全国的政治氛围为之一紧。

    官员们不知道皇上的真实用意是什么,尽管他们都不愿意被削权,但有东林党和这一百多名刚被评了“浮躁”的官员的前车之鉴,他们都选择了沉默。

    但沉默不等于不反抗,他们的反抗方式是拖延。

    要是有可能,他们希望慢吞吞地移交个一年半载的,然后静观时局变化。

    毕竟,这种事亘古未有,兴许皇上回头转变了想法也说不定呢?

    再或者,朝中大员会不会有所动作?

    秦书淮和崇祯自然料到了这个局面。

    官员用拖字诀没关系,有的是着急要抢他们的权的人。

    那就是这两个月来培训出来的五百名提刑官。这些提刑官一半是从提刑按察使司挑来的,业务熟练,风评尚可,另一半则是直接从功名在身但尚未为官的书生中选出来的,秦书淮希望用他们的“书生意气”来为司法公正开个好头。

    每一省设提刑按察使一名,副使两名。

    提刑按察使由原先的正三品提升为从一品的大员,与督抚同级,并不再受督抚、布政使管辖,而是由刑部直接管辖。

    下面的每个州、府、县都设提刑按察州使、府使、县使以及佥事,具体管一地诉讼、刑事,也不受当地官员管辖。

    而且,为了让各地提刑按察使有底气和当地官府叫板,秦书淮还在各地设立提刑衙门,提刑衙门的规模和行政衙门的规模一样大,比如县级提刑衙门,就和县衙一个规模,连形式上都不低县衙一等。

    这第一批五百名提刑官下放到地方后,很快就逼着各地父母官交出审判权。交权的方式很简单,那就是要他们自己发告示,今后邻里纠纷、司狱诉讼、各种官司全部要去提刑衙门打。

    与此同时,提刑使门则拿着朝廷的特批款,到处找房子,争取把办公地落实下来——这件事不需要当地其他官员帮忙,以保证他们从建立之初就具备独立性。

    总之,今后无论县令、知府乃至督抚,敢擅自审判者,一律革职严办,而且审判结果无效。

    可想而知,这种为他们自己争取权力的事,这些提刑使能不积极吗?

    除了提刑按察使,新政还下令总督从正一品降级为从一品,并且只统领辖地兵马,相当于分军区司令,而不得参政。

    而巡抚则和总督同为从一品,两者评级。巡抚只负责一地的行政,不得插手军事、审判事。

    此外,巡抚衙门和总督衙门不得设于一处,总督麾下兵马的钱粮全部由朝廷拨给,而不可本地解决。巡抚收到税赋后,一律上交朝廷,而不再送往总督府,总督府无权动用当地税赋,否则以谋逆论。

    ……

    天下官员观望一阵后,依然没能等到反抗的出头鸟。

    原因很简单,军方全部支持朝廷。

    一方面是秦书淮的威慑使然,另一方面则是本次新政军方的利益不但没有波及,反而有了提升。比如他们再也不用受多体系指挥了,再比如他们的待遇特提高了。

    这样一来,朝廷的铁腕就有了基础。

    新政,在举国的震惊、迷茫、彷徨中有条不紊地推进。

    终于,一批又一批官员开始理解并接受了新政。

    因为他们没得选。

    尤其是一批新上来的基层官员都十分卖力,一遍又一遍地向农民、商户、乡绅们解释新政的用意。

    他们为什么卖力?

    因为他们的政绩和新政的落实密切挂钩。

    比如,今年各地主政官员的考核,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无地佃农、流民得到耕地的数量和比例。

    这个指标,按照秦书淮的说法,叫“一票否决制”。

    简单说,就是这项工作不达标的,别的工作干得再好也得滚蛋。

    这些基层官员寒窗苦读十余载甚至数十载才混到一个官位,自然不愿意再轻易失去。

    于是他们立马各展其能,挖空心思地去说服本地的大地主们卖田。

    这殷勤的程度,简直比后世的“中介”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某某大户家有良田千顷。那好极了,县令先派里正去打前哨,大大地宣扬一番“政策”,接着是县主簿拎着礼品去“探望”,好一阵嘘寒问暖,最后县令老爷亲自出动,舔着老脸亲自登门去也。

    弄得你不卖地都不好意思!

    华夏民族强大的执行力在这一刻体现地淋漓尽致——虽然执行得有些扭曲了。

    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陕南某富户想开个商行,按新政律当去县衙办理“执照”,结果县令阴阳怪气地磨蹭了好些天都没给办。细一打听才知道,县令知道他家里有三千亩地,放话出来他要是不卖了多出来的二千五百亩良田,就绝不给他办“执照”。

    淮南有个县令,以修淮河为名征发民夫。往年这种事,大户人家只要出钱就能免此徭役,不过今年钱不好使了。县令也是贼坏,专门征发大户人家的儿子,说什么一视同仁。这些大户人家的公子哪干得了这种活?纷纷前去求情。结果县令明里暗里地表示,只要他们把多余五百亩的地都卖出来,就可以免他们徭役。

    总之,要说这些基层官聪明,那真是聪明到没边。

    自新政实施以来,秦书淮可没少知道这种事。不过,他就是睁只眼闭只眼,顶多不痛不痒地申饬下,却每次都雷声大雨点小。

    他太清楚了,比起这点细枝末节,让无地农民有地才是正事,才是王道!只要这些官员不强占富者土地、不伤人不搞出人命,他才懒得管!

    他只要快速落实新政!

    渐渐地,全国的地主豪强们终于知道,朝廷这次不是说说而已的。在一亩地要交一两税的现实面前,在无数基层官员的软磨硬泡下,不少大地主开始接受新政,把地以市价,按20年分期卖给了官家,然后由官家再将地卖给了登记在册需要田的农民。

    在这期间,大明海关总署也建立起来了,首任海关总理大臣就是原浙江巡抚、曾私下组织宁波府口岸走私的李馥。

    新政在一步步推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但钱的问题,又暴露出来了。

    推行新政,就要在各地建立各种机构,比如海关、税务司、提刑衙门等等,这不仅牵扯到各种办公衙门的建设费用,还必然使公职人员的数量剧增——这些最后都会归结到一个“钱”字上。

    另外,给官员、士兵加工资,也要钱。

    不可能新政一推行,税赋就马上能增加。比如光是税务司,足足筹备了四个月,到了六月份,才在长江以北地区基本覆盖。而海关也差不多,要想正式运营还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在前半年,大明国库的收入极其少,预计不会超过八十万两。

    粗粗估算下,要让新政落地,至少需要五百万两银子。

    那么这四百二十万的缺口怎么办呢?

    秦书淮管崇祯去要这笔钱,没想到崇祯跟他耍起了光棍,说来说去就一个字,“穷”。

    最后好说歹说,崇祯终于咬咬牙答应他自己去解决一百万两——据他说是准备卖宫中的珍宝,不过秦书淮不信。

    但是他也知道,崇祯拿出这压箱底的一百万两以后,可能真的没钱了。

    想来想去,他想到了晋商。

    晋商有钱,朝廷管他们借不就行了?

    至于怎么个借法?

    秦书淮想到了一个词:国债。

    于是他亲自去了趟山西,找到太原城的张德生,让张德生把山西境内排的上号的晋商都找过来。

    别说,如今的张德生在晋商圈内混得那叫一个风生水起。原因一是张家的家底、商脉本来就不弱,至于二么,当然是因为秦书淮给他做过好几次活广告了。

    眼下晋商圈内谁都知道,太原城的张家老二张德生是国公爷的拜把子兄弟(虽然秦书淮从未承认过这事),就冲这,跟张家做生意就放心!

    不光放心,而且跟张家走得近,有事儿人家能罩着。

    而事实上,山西各地官员,确实对张家照顾有家——因为他们也认为秦书淮和张德生是拜把子兄弟!

    这种情况下,张德生想不发迹都难。

    所以,当秦书淮找到张德生要他办事时,张德生差不多是跳起来答应的。

    三天后,张德生就凑齐了晋商圈内赫赫有名的七大家族。这些家族的族长或家主无一例外地亲自赶了过来。

    接下去的事情就很简单了。

    秦书淮表示,他代表朝廷向他们借钱,总共要借350万两,预计三年后还清,年利息是值百息八。

    为了让他们放心,秦书淮提出以海关的关税做抵押——如果到时候朝廷换不清,那么海关关税收多少给他们多少,直到还完为止。

    秦书淮相信,这些商人一定直到海关的价值。

    没想到他们不约而同地沉默了。

    倒不是他们不相信,而是不敢。

    谁敢让朝廷担保,这不是摆明了不相信朝廷,不相信国公爷?

    而且,回头要是国公爷不管这事儿了,咱找谁拿海关的银子去?

    350万两可是大数目,他们自然有各种各样的担忧。

    这就是商人的本性,很现实,但你无可指责。

    秦书淮无奈,最后只好以江河帮的码头做担保。

    江河帮,可不算朝廷的。

    而且作为帮主,秦书淮能做主。

    这个条件一出,七大晋商就立即同意了——他们宁愿相信朝廷会毁约,也绝不相信堂堂国公爷会失信于人。

    一切都很顺利。

    新政在如火如荼中,扎根、发芽。

    时间,一晃就到了六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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