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住处，宇文温躺在榻上无法入睡，他没有在杨济那里待太久便转回来，不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是因为多说无用。
若要试行开中法修栈道，甚至通过开中法来吸引商屯开发岭南，都要花上许多时间策划，若想凭一个晚上的详谈便考虑得面面俱到，那是不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杨济说得对，他本人无需把太多精力放到岭南，所以这些事只需要让杨济负责具体实施即可，宇文温赶回来睡觉，是因为到了明日还有很多事要忙。
然而心里有事哪里睡得着，脑子一旦转起来就停不下来，杨济提到了开中法，宇文温便琢磨起开中法，有句话说得好：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
凡事皆有利弊，开中法的兴废在明代是个很重要的事件，直接导致了晋商的崛起，所以宇文温要‘以史为鉴’。
开中法源起宋代，明初时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解决边军粮食不足的问题，实行开中法，用纳粮开中的办法，吸引商人运粮到边地，以此换得盐引支取食盐。
贩盐是暴利，行开中法，官府解决了边军的粮食供应问题，而商人得以进行食盐买卖所以获利颇丰，可谓是皆大欢喜，但随着时间流逝，开中法慢慢就“变味”了。
具体原因，杨济之前已经说过，主要就是参与开中的商人“困守支”，天长日久，开中法的吸引力越来越低，最后无以为继。
种种弊病，连身在明末的杨济都知道，那么明朝中期的朝堂诸公会不知道么？他们难道没有采取措施补救么？
当然采取了措施，然而收效甚微，原因很简单，开中法的败坏，最大原因是统治者不守信用。
把开中比作一场交易，那么交易双方就是官府和商人，官府招标解决边军粮食问题，商人中标后赶在期限到来之前将粮食运抵目的地。
商人完成了交易，官府便支付盐引，但这笔交易还没有结束，因为只有当商人拿着盐引支取到食盐，整个交易才算完成。
而开中法败坏的原因，就是商人无法在短期内支取食盐，出现数年甚至数十年都支不到食盐的“困守支”，交易没有完成，有人赖账了。
所以开中法出现困守支的情况，实际上就是官府在耍赖皮，拿一张纸忽悠商人白忙活。
这种情况，即便在现代也很常见，以餐饮业为例，最出名的就是政府官员就餐后打白条，然后数年甚至十余年都不结账，硬生生拖垮一个个饭店。
同理，盐引变成了白条，参与开中的商人到盐场无法支取食盐，资金链断裂欲哭无泪，而官府却言之凿凿：本官没说不给盐啊，只是食盐产量不够，明年再说吧。
当交易变得极度不公平，当交易一方开始无底线的耍赖皮，傻瓜才会和他做交易。
那么，是因为食盐产量不够，才导致困守支的情况越来越多么？
不是，这只是其中较小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统治者无底线赖账，肆无忌惮的通过盐引获取最大利益，吃相越来越难看，导致开中法崩坏。
当交易规则的制定者带头破坏规则，这个交易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了。
开中法的规则，就是必须参与开中才能获得盐引，理论上说，盐场年产多少盐，那就发行多少盐引，以确保完成开中的商人，凭借盐引到盐场能及时支取食盐。
结果呢，第一个带头搞破坏的就是皇帝。
盐引谁都想要，所以成了皇帝的最佳赏赐物之一，今天赏幸臣数千引，明天赏国戚数千引，后日又赏某人数千引，直接让不参与开中的人获得大量盐引。
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带头搞“下不为例”，权贵们当然也要“下不为例”，各种关系户不参与开中，就能获得大量盐引，其后果就是盐引超发。
关系户们能仗势到盐场优先支取食盐，老老实实完成开中的商人，拿着盐引到盐场排队等候支盐，其结果可想而知。
为了解决“困守支”的问题，从永乐年开始，官员们就不断努力采取措施整顿，有的主张整顿吏治，惩处管理盐务的贪官污吏，有的主张大力打击私盐买卖，但都是治标不治本。
很简单，官府不守信用耍赖皮，这就是病因，可谁又能治得了？
皇帝要盐引，权贵们要盐引，盐政敢不给？敢不超发？敢不给关系户优先支取？
皇权时代，这就是个无解的问题，官府的信用，首先和皇帝的道德底线有关，其次就是财政问题，最后才是吏治问题，光整顿吏治其实对缓解“困守支”没什么大用。
宇文温不由得联想到现实，如果他多方运作，让朝廷批准在广州总管府试行开中法，那么会出现困守支的问题么？
关系户现在已经出现了，不过那是宇文温特许的，作为各商家和家族踊跃拥军的回报，但他不傻，没有让对方把广州盐场的食盐全包了。
只要他守住底线，那么这个问题好解决，而要想借助开中法在岭南推行商屯，时间跨度大，确实有风险。
自古以来，中原朝廷都重农轻商，加上官本位思想的长期熏陶之下，官员们欺压商人基本没什么思想负担，这是个顽疾，基本不可能改变。
有鉴于此，宇文温才不敢发行债券，以免日兴昌被朝廷看中，沦为敛财工具，如同夜壶般用完就被人扔掉，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用随之化为乌有。
开中法在广州总管府试行，盐引必然炙手可热，那么权贵们会把手伸过来么？恐怕不会，因为广州太远了。
对于巴蜀、关中、河东、河北、河南、淮南的权贵来说，蜀地的井盐、河东的池盐、北起沧州南至吴郡的东部沿海海盐，是最方便染指的盐产地，与之相比，烟瘴之地的广州，吸引力太低了。
那么只要继任的广州总管不蠢或者坏，基于某种目的故意败坏官府信用，那么开中法就能顺利实行，真要变味，那也是数十年后的事情。
然而问题不止这一个，还是因为“前车之鉴”，所以宇文温要提防出现另一个负面影响。
明代开中法崩坏之后，朝廷无法保证宣、大等地边军的粮食供应，又不能裁撤军队，所以只能做出妥协，委托晋商来解决边军的粮食供应问题。
这不可能是亏本买卖，所以晋商得有收入来弥补输送粮草造成的损失，然而山西不产盐，那该怎么弥补？
很简单，走私。
和谁走私？当然是和敌人也就是蒙古人做走私交易。
这样的后果很严重，晋商和边军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本该为国戍边的军队参与走私，谁敢来查谁就得死，朝廷即便知道也无可奈何：杀光晋商，谁来给边军提供粮食？杀光边军，新的驻军同样会如此。
而随着时光流逝，更大的走私合作伙伴出现了，那就是建州女真。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宇文温不想因为实行开中法间接导致走私集团的出现，这不是他杞人忧天，因为若要试行开中法，必然要扩大盐场面积以增加食盐产量，晒盐法迟早会被岭南沿海土豪学了去，然后私盐的产量也蹭蹭蹭往上升。
可想而知，随着岭南食盐买卖的日益兴盛，私盐泛滥导致走私食盐的情况会越来越多，私盐贩子要做这种杀头的买卖，必然选择武装走私。
如此一来，一个严重的不稳定因素便会随之出现：盐枭。
颠覆唐王朝的王仙芝、黄巢，可都是盐枭出身！
若要试行开中法修栈道，甚至通过开中法来吸引商屯开发岭南，都要花上许多时间策划，若想凭一个晚上的详谈便考虑得面面俱到，那是不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杨济说得对，他本人无需把太多精力放到岭南，所以这些事只需要让杨济负责具体实施即可，宇文温赶回来睡觉，是因为到了明日还有很多事要忙。
然而心里有事哪里睡得着，脑子一旦转起来就停不下来，杨济提到了开中法，宇文温便琢磨起开中法，有句话说得好：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
凡事皆有利弊，开中法的兴废在明代是个很重要的事件，直接导致了晋商的崛起，所以宇文温要‘以史为鉴’。
开中法源起宋代，明初时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解决边军粮食不足的问题，实行开中法，用纳粮开中的办法，吸引商人运粮到边地，以此换得盐引支取食盐。
贩盐是暴利，行开中法，官府解决了边军的粮食供应问题，而商人得以进行食盐买卖所以获利颇丰，可谓是皆大欢喜，但随着时间流逝，开中法慢慢就“变味”了。
具体原因，杨济之前已经说过，主要就是参与开中的商人“困守支”，天长日久，开中法的吸引力越来越低，最后无以为继。
种种弊病，连身在明末的杨济都知道，那么明朝中期的朝堂诸公会不知道么？他们难道没有采取措施补救么？
当然采取了措施，然而收效甚微，原因很简单，开中法的败坏，最大原因是统治者不守信用。
把开中比作一场交易，那么交易双方就是官府和商人，官府招标解决边军粮食问题，商人中标后赶在期限到来之前将粮食运抵目的地。
商人完成了交易，官府便支付盐引，但这笔交易还没有结束，因为只有当商人拿着盐引支取到食盐，整个交易才算完成。
而开中法败坏的原因，就是商人无法在短期内支取食盐，出现数年甚至数十年都支不到食盐的“困守支”，交易没有完成，有人赖账了。
所以开中法出现困守支的情况，实际上就是官府在耍赖皮，拿一张纸忽悠商人白忙活。
这种情况，即便在现代也很常见，以餐饮业为例，最出名的就是政府官员就餐后打白条，然后数年甚至十余年都不结账，硬生生拖垮一个个饭店。
同理，盐引变成了白条，参与开中的商人到盐场无法支取食盐，资金链断裂欲哭无泪，而官府却言之凿凿：本官没说不给盐啊，只是食盐产量不够，明年再说吧。
当交易变得极度不公平，当交易一方开始无底线的耍赖皮，傻瓜才会和他做交易。
那么，是因为食盐产量不够，才导致困守支的情况越来越多么？
不是，这只是其中较小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统治者无底线赖账，肆无忌惮的通过盐引获取最大利益，吃相越来越难看，导致开中法崩坏。
当交易规则的制定者带头破坏规则，这个交易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了。
开中法的规则，就是必须参与开中才能获得盐引，理论上说，盐场年产多少盐，那就发行多少盐引，以确保完成开中的商人，凭借盐引到盐场能及时支取食盐。
结果呢，第一个带头搞破坏的就是皇帝。
盐引谁都想要，所以成了皇帝的最佳赏赐物之一，今天赏幸臣数千引，明天赏国戚数千引，后日又赏某人数千引，直接让不参与开中的人获得大量盐引。
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带头搞“下不为例”，权贵们当然也要“下不为例”，各种关系户不参与开中，就能获得大量盐引，其后果就是盐引超发。
关系户们能仗势到盐场优先支取食盐，老老实实完成开中的商人，拿着盐引到盐场排队等候支盐，其结果可想而知。
为了解决“困守支”的问题，从永乐年开始，官员们就不断努力采取措施整顿，有的主张整顿吏治，惩处管理盐务的贪官污吏，有的主张大力打击私盐买卖，但都是治标不治本。
很简单，官府不守信用耍赖皮，这就是病因，可谁又能治得了？
皇帝要盐引，权贵们要盐引，盐政敢不给？敢不超发？敢不给关系户优先支取？
皇权时代，这就是个无解的问题，官府的信用，首先和皇帝的道德底线有关，其次就是财政问题，最后才是吏治问题，光整顿吏治其实对缓解“困守支”没什么大用。
宇文温不由得联想到现实，如果他多方运作，让朝廷批准在广州总管府试行开中法，那么会出现困守支的问题么？
关系户现在已经出现了，不过那是宇文温特许的，作为各商家和家族踊跃拥军的回报，但他不傻，没有让对方把广州盐场的食盐全包了。
只要他守住底线，那么这个问题好解决，而要想借助开中法在岭南推行商屯，时间跨度大，确实有风险。
自古以来，中原朝廷都重农轻商，加上官本位思想的长期熏陶之下，官员们欺压商人基本没什么思想负担，这是个顽疾，基本不可能改变。
有鉴于此，宇文温才不敢发行债券，以免日兴昌被朝廷看中，沦为敛财工具，如同夜壶般用完就被人扔掉，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用随之化为乌有。
开中法在广州总管府试行，盐引必然炙手可热，那么权贵们会把手伸过来么？恐怕不会，因为广州太远了。
对于巴蜀、关中、河东、河北、河南、淮南的权贵来说，蜀地的井盐、河东的池盐、北起沧州南至吴郡的东部沿海海盐，是最方便染指的盐产地，与之相比，烟瘴之地的广州，吸引力太低了。
那么只要继任的广州总管不蠢或者坏，基于某种目的故意败坏官府信用，那么开中法就能顺利实行，真要变味，那也是数十年后的事情。
然而问题不止这一个，还是因为“前车之鉴”，所以宇文温要提防出现另一个负面影响。
明代开中法崩坏之后，朝廷无法保证宣、大等地边军的粮食供应，又不能裁撤军队，所以只能做出妥协，委托晋商来解决边军的粮食供应问题。
这不可能是亏本买卖，所以晋商得有收入来弥补输送粮草造成的损失，然而山西不产盐，那该怎么弥补？
很简单，走私。
和谁走私？当然是和敌人也就是蒙古人做走私交易。
这样的后果很严重，晋商和边军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本该为国戍边的军队参与走私，谁敢来查谁就得死，朝廷即便知道也无可奈何：杀光晋商，谁来给边军提供粮食？杀光边军，新的驻军同样会如此。
而随着时光流逝，更大的走私合作伙伴出现了，那就是建州女真。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宇文温不想因为实行开中法间接导致走私集团的出现，这不是他杞人忧天，因为若要试行开中法，必然要扩大盐场面积以增加食盐产量，晒盐法迟早会被岭南沿海土豪学了去，然后私盐的产量也蹭蹭蹭往上升。
可想而知，随着岭南食盐买卖的日益兴盛，私盐泛滥导致走私食盐的情况会越来越多，私盐贩子要做这种杀头的买卖，必然选择武装走私。
如此一来，一个严重的不稳定因素便会随之出现：盐枭。
颠覆唐王朝的王仙芝、黄巢，可都是盐枭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