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火力打‘撞命郎’，令跳荡兵上城阻敌上城！”看到有数十名披甲敌兵携带攻城器械脱队而出，罗大同大声下令道。
其实自帅府军组建直至当下，发生在常熟的攻防战，应该算是新宋军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凭城据守的战斗。在琼州时，战斗多发生在海上和岸线，他们凭借水军的优势往往将敌主力拦阻于海上，待敌抵达岛上时往往也是伤亡惨重，无法攻破宋军的岸防线，无法深入腹地州县。
在随后收复江南的战斗中，宋军则处于攻势，几次有限的防御作战也是打的防守反击，在防守中与敌重创后，再行反击。而这些战斗中往往是以河流和山地为凭就地修筑工事防守，严格的说也是应该归属于野战的范畴。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蒙元攻灭江南后大肆毁城的结果，使他们没有了凭城据守的客观条件。
收复江南后，宋军开始建立长江防线，对处于沿江要地的州府城池进行重建和整修，并对二线和腹地处于交通要道和军事要地的城池加以恢复。但是近三年间，蒙元大军一直无法渡过长江防线，即使有小股部队成功偷渡到江南，也是会避开设防严密的城市，只敢去打那些位置偏远，设防相对薄弱的军寨堡垒。
如此一来，宋军还没有实际组织过一场守城战，也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尤其是换装火器后的守城作战经验。从前的守城训练和演习还多是根据冷兵器作战方式和吸取几次攻城作战中反推的敌军守城经验和教训，所以说新宋军上至皇帝赵昺，下至普通基础军官，大家皆尚处于摸索及总结经验的阶段，而当前的常熟守将罗大同同样如此，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不过罗大同却是知道，在发动进攻时指挥官大都会把装备精良。战斗经验丰富、战斗力最强的精锐老兵安排在前排，作为突击力量打头阵，引导后续部队冲击；或是把他们编为‘跳荡’作为决战的关键时刻的奇兵使用，起到提振士气及打开突破口的作用。因为这些精选的锐兵是以命相搏，所以也被形象的称为‘撞命郎’。
当然这些打头阵的前列士兵非是充当炮灰的，也非比其他部队伤亡率高。他们一般都是战斗力比较强的精锐，一般的士兵想去还去不了。前排士兵至少是见过大场面的，看到敌人气势汹汹而来，也不会撒丫子就跑，具备最基本的职业素养。
而且，战争中弓弩对射是常态，双方军队中真正能直接近战的机会不多。交战时通常都会先用弓弩等武器进行远程射击，或者封锁包围，等待对方粮草断绝，不会轻易的投入正面对决。一场大的会战中，这种封锁、骚扰、试探可能占据大部分时间，真正的决战反而很短暂。
因此大部分情况下，士兵承受的伤害主要来自弓弩等远程武器。在弓箭远程抛射覆盖下，无论前排后排，中箭几率都是一样的。而前排士兵通常比普通士兵防护的更好，穿着精良的甲胄，相对箭矢的伤害也较为其他人安全系数要高。
除此之外，军阵在作战中根据实际需要经常变换队形，根据战场情况交替作战，即使骑兵在冲击时也分为很多小队进行轮番冲击，很少出现只靠同一批人放在前排打满全场的情况，毕竟连续作战人和马都要休息。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家的活命机会都是均等的，既然轮到自己也没什么怨言。
而怕死是人的本性，精锐老兵如果面对必死的局面，也可能会权衡利弊，产生逃跑的念头。如何才能把士兵牢牢约束在军阵前列？说到底还是要靠严明的军纪。所谓军纪严明，无非是厚赏和重罚。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斩将、夺旗、先登等事由，在历朝历代代所得赏赐都是极为丰厚的，如此优厚的赏赐足以让人趋之若鹜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时间还是需要有人当肉盾，抵挡骑兵的强力冲击，这时好像也没什么获得赏赐的机会，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要钱不要命的。真正让士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敢擅离职守的，还是严酷的军法。任何军队逃跑基本上必死，而拼命还有一线生机，就算阵亡了，家属还能得到优厚的抚恤。因此在厚赏与严苛军法的刺激与约束下，士兵在战场上只能绝对服从军令，不论被安排在什么位置。
且通常情况下，一支获得过多次胜利的精锐部队对击败敌人有强烈的信心，在他们的职业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和敌军正面冲撞都没有输过，甚至产生过极为悬殊的伤亡比。无数次经验让他们相信，只要保持清醒和战胜敌人的信心绝不动摇，最后失败的一定是敌人，自然也就没有了任何逃跑的理由。
总而言之，经过严酷战争考验活下来的，新兵渐渐都会成了经验丰富的百战精兵。且由于军队兵员素质参差不齐，指挥官大都是把装备精良、战斗经验丰富的精锐老兵安排在前排。一般的战斗丝毫不能让他们动摇半分，就算遇到强大的敌军，打起来后敌方也很强悍，双方势均力敌，有经验的老兵都明白只能硬挺下去，也只有咬紧牙关坚持到底，直到有一方的战斗意志彻底崩溃。而一旦己方坚持不住先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结局就是被敌人单方面屠杀。
所以打仗最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一方越打越顺，因为战败的一方总要拿相对菜鸟的新部队去对抗战胜一方已经富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其结果只是帮助其增加经验值与士气还有信心。当然，如果一支强军在某次会战中伤亡惨重，也很容易一蹶不振，因为核心的、能站在第一排的骨干老兵没有了。
当然，以上所说都是上得了阵、杀得了敌的，平均水平线以上的职业军队。但在大大小小无数次战争中，很多时候战争的主角是毫无作战经验的业余选手。他们无法准确预测战争的胜负，可能仅仅从人数对比上判断敌我力量的对比，可是视觉有时候会骗人的，所谓草木皆兵的典故正是这个道理，善于用兵的将领往往会利用这一点。
因而罗大同发现有敌脱离大队，率先展开进攻时，便认定他们就是打前锋的精锐力量，尽管人数不多也往往会起到影响战局走势的作用。成功了，便能先登城头，斩将夺旗，抢得立足点，为大军成功夺城打下基础；反之只须集中火力将这几十人消灭，剩下的敌军无论数量再多，士气都会受到影响，以致溃散。
当下敌军两路来攻：一路积极进攻，势在必得；一方打的不温不火，意在牵制。主攻方向似乎已经明朗，罗大同决定将防守西门和镇山门的三团预备队调到西门增强防御力量，而没有动用旅预备队。当然这除了考虑到战斗刚刚开始的因素外，还有现实的考虑。
一则因为常熟城池规制低，城墙较窄，大部队难以展开。在运用常用的三叠射，变换队形时都会摩肩擦踵，影响战术动作；二则若是队形过于密集，很容易遭到敌军攒射，增加伤亡。要知道换装火器的宋军已经淘汰了铠甲，只是戴头盔，着胸甲，在绵密的箭雨下防御力下降；三则宋军全面换装火器，唯一用于近身战斗的武器就是枪上的刺刀，且刺刀是无刃的三棱形式，利于捅刺，却无法劈砍，在狭小的城头上不利于贴身近战。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宋军装备的武器不利于破坏敌军登城使用的器械。在现代的影视剧中，我们常常看到防守的一方可以轻易的将敌军登城用的云梯和爬杆推倒，甚至一个飞腿都能将云梯给踹的腾空翻倒，上面的人惨呼着坠地，摔不死也半残。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即便是登城用的最简单的云梯和爬杆，在顶端上也会安装铁制的勾刀，甚至将刀刃做成锯齿状，以便在架设时能牢牢的钩住城墙上的缝隙。而云梯上站了人之后又增加了重力，且随着人数的增多摩擦力也大为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或数个人徒手想将梯子推倒几无可能。
所以罗大同命令各团都组建了跳荡队作为机动兵力，人员首先就要膀大腰圆、有力气，毕竟身大力不亏。而他们不装备火枪，配备的主武器是一柄大斧或是撑杆，背插一把两尺多长的环首刀，腰里围的口袋中装着十枚手雷，身披铁札甲。
从配备的武器上就可以看出，跳荡队的的任务就是在敌军登城时负责摧毁敌军的登城器械，并作为一支反击力量杀伤登上城楼的敌人。而他们一旦上场就说明敌军已经逼至城下了……
其实自帅府军组建直至当下，发生在常熟的攻防战，应该算是新宋军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凭城据守的战斗。在琼州时，战斗多发生在海上和岸线，他们凭借水军的优势往往将敌主力拦阻于海上，待敌抵达岛上时往往也是伤亡惨重，无法攻破宋军的岸防线，无法深入腹地州县。
在随后收复江南的战斗中，宋军则处于攻势，几次有限的防御作战也是打的防守反击，在防守中与敌重创后，再行反击。而这些战斗中往往是以河流和山地为凭就地修筑工事防守，严格的说也是应该归属于野战的范畴。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蒙元攻灭江南后大肆毁城的结果，使他们没有了凭城据守的客观条件。
收复江南后，宋军开始建立长江防线，对处于沿江要地的州府城池进行重建和整修，并对二线和腹地处于交通要道和军事要地的城池加以恢复。但是近三年间，蒙元大军一直无法渡过长江防线，即使有小股部队成功偷渡到江南，也是会避开设防严密的城市，只敢去打那些位置偏远，设防相对薄弱的军寨堡垒。
如此一来，宋军还没有实际组织过一场守城战，也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尤其是换装火器后的守城作战经验。从前的守城训练和演习还多是根据冷兵器作战方式和吸取几次攻城作战中反推的敌军守城经验和教训，所以说新宋军上至皇帝赵昺，下至普通基础军官，大家皆尚处于摸索及总结经验的阶段，而当前的常熟守将罗大同同样如此，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不过罗大同却是知道，在发动进攻时指挥官大都会把装备精良。战斗经验丰富、战斗力最强的精锐老兵安排在前排，作为突击力量打头阵，引导后续部队冲击；或是把他们编为‘跳荡’作为决战的关键时刻的奇兵使用，起到提振士气及打开突破口的作用。因为这些精选的锐兵是以命相搏，所以也被形象的称为‘撞命郎’。
当然这些打头阵的前列士兵非是充当炮灰的，也非比其他部队伤亡率高。他们一般都是战斗力比较强的精锐，一般的士兵想去还去不了。前排士兵至少是见过大场面的，看到敌人气势汹汹而来，也不会撒丫子就跑，具备最基本的职业素养。
而且，战争中弓弩对射是常态，双方军队中真正能直接近战的机会不多。交战时通常都会先用弓弩等武器进行远程射击，或者封锁包围，等待对方粮草断绝，不会轻易的投入正面对决。一场大的会战中，这种封锁、骚扰、试探可能占据大部分时间，真正的决战反而很短暂。
因此大部分情况下，士兵承受的伤害主要来自弓弩等远程武器。在弓箭远程抛射覆盖下，无论前排后排，中箭几率都是一样的。而前排士兵通常比普通士兵防护的更好，穿着精良的甲胄，相对箭矢的伤害也较为其他人安全系数要高。
除此之外，军阵在作战中根据实际需要经常变换队形，根据战场情况交替作战，即使骑兵在冲击时也分为很多小队进行轮番冲击，很少出现只靠同一批人放在前排打满全场的情况，毕竟连续作战人和马都要休息。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家的活命机会都是均等的，既然轮到自己也没什么怨言。
而怕死是人的本性，精锐老兵如果面对必死的局面，也可能会权衡利弊，产生逃跑的念头。如何才能把士兵牢牢约束在军阵前列？说到底还是要靠严明的军纪。所谓军纪严明，无非是厚赏和重罚。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斩将、夺旗、先登等事由，在历朝历代代所得赏赐都是极为丰厚的，如此优厚的赏赐足以让人趋之若鹜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时间还是需要有人当肉盾，抵挡骑兵的强力冲击，这时好像也没什么获得赏赐的机会，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要钱不要命的。真正让士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敢擅离职守的，还是严酷的军法。任何军队逃跑基本上必死，而拼命还有一线生机，就算阵亡了，家属还能得到优厚的抚恤。因此在厚赏与严苛军法的刺激与约束下，士兵在战场上只能绝对服从军令，不论被安排在什么位置。
且通常情况下，一支获得过多次胜利的精锐部队对击败敌人有强烈的信心，在他们的职业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和敌军正面冲撞都没有输过，甚至产生过极为悬殊的伤亡比。无数次经验让他们相信，只要保持清醒和战胜敌人的信心绝不动摇，最后失败的一定是敌人，自然也就没有了任何逃跑的理由。
总而言之，经过严酷战争考验活下来的，新兵渐渐都会成了经验丰富的百战精兵。且由于军队兵员素质参差不齐，指挥官大都是把装备精良、战斗经验丰富的精锐老兵安排在前排。一般的战斗丝毫不能让他们动摇半分，就算遇到强大的敌军，打起来后敌方也很强悍，双方势均力敌，有经验的老兵都明白只能硬挺下去，也只有咬紧牙关坚持到底，直到有一方的战斗意志彻底崩溃。而一旦己方坚持不住先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结局就是被敌人单方面屠杀。
所以打仗最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一方越打越顺，因为战败的一方总要拿相对菜鸟的新部队去对抗战胜一方已经富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其结果只是帮助其增加经验值与士气还有信心。当然，如果一支强军在某次会战中伤亡惨重，也很容易一蹶不振，因为核心的、能站在第一排的骨干老兵没有了。
当然，以上所说都是上得了阵、杀得了敌的，平均水平线以上的职业军队。但在大大小小无数次战争中，很多时候战争的主角是毫无作战经验的业余选手。他们无法准确预测战争的胜负，可能仅仅从人数对比上判断敌我力量的对比，可是视觉有时候会骗人的，所谓草木皆兵的典故正是这个道理，善于用兵的将领往往会利用这一点。
因而罗大同发现有敌脱离大队，率先展开进攻时，便认定他们就是打前锋的精锐力量，尽管人数不多也往往会起到影响战局走势的作用。成功了，便能先登城头，斩将夺旗，抢得立足点，为大军成功夺城打下基础；反之只须集中火力将这几十人消灭，剩下的敌军无论数量再多，士气都会受到影响，以致溃散。
当下敌军两路来攻：一路积极进攻，势在必得；一方打的不温不火，意在牵制。主攻方向似乎已经明朗，罗大同决定将防守西门和镇山门的三团预备队调到西门增强防御力量，而没有动用旅预备队。当然这除了考虑到战斗刚刚开始的因素外，还有现实的考虑。
一则因为常熟城池规制低，城墙较窄，大部队难以展开。在运用常用的三叠射，变换队形时都会摩肩擦踵，影响战术动作；二则若是队形过于密集，很容易遭到敌军攒射，增加伤亡。要知道换装火器的宋军已经淘汰了铠甲，只是戴头盔，着胸甲，在绵密的箭雨下防御力下降；三则宋军全面换装火器，唯一用于近身战斗的武器就是枪上的刺刀，且刺刀是无刃的三棱形式，利于捅刺，却无法劈砍，在狭小的城头上不利于贴身近战。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宋军装备的武器不利于破坏敌军登城使用的器械。在现代的影视剧中，我们常常看到防守的一方可以轻易的将敌军登城用的云梯和爬杆推倒，甚至一个飞腿都能将云梯给踹的腾空翻倒，上面的人惨呼着坠地，摔不死也半残。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即便是登城用的最简单的云梯和爬杆，在顶端上也会安装铁制的勾刀，甚至将刀刃做成锯齿状，以便在架设时能牢牢的钩住城墙上的缝隙。而云梯上站了人之后又增加了重力，且随着人数的增多摩擦力也大为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或数个人徒手想将梯子推倒几无可能。
所以罗大同命令各团都组建了跳荡队作为机动兵力，人员首先就要膀大腰圆、有力气，毕竟身大力不亏。而他们不装备火枪，配备的主武器是一柄大斧或是撑杆，背插一把两尺多长的环首刀，腰里围的口袋中装着十枚手雷，身披铁札甲。
从配备的武器上就可以看出，跳荡队的的任务就是在敌军登城时负责摧毁敌军的登城器械，并作为一支反击力量杀伤登上城楼的敌人。而他们一旦上场就说明敌军已经逼至城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