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无论是扬文抑武，还是同僚相妒，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根源还是老板要靠谱。比如神宗朝的王韶、哲宗朝的章楶皆是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才得以一展才华，并得以善终。刘志学追随小皇帝多年，坚信小皇帝不会做出卸磨杀驴的事情，况且当前还需要驴拉磨的时候。
但是刘志学对于朝堂上的那些文臣们还是心存警惕，尽管这几年在小皇帝的打压下他们有所收敛，可他也明白事实上文武之间的明争暗斗并没有停止，只是更为隐晦，也缺乏适当的时机。一旦有了借口，平时那些人便会跳出来群而攻之，他们奈何不了小皇帝，却可以拿自己的过失开刀。
众人当然也都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对于刘志学的提议皆为赞同，先如实报与陛下得知，即可以免于圣上被蒙蔽，也可借机请罪减轻处罚。同时也可以让小皇帝对群臣的攻喧有所准备，免于骤然得知陷于被动。至于朝廷晚于陛下得知‘寿州大捷’，自有一万个借口来搪塞。
第二军的众将达成共识后分别起草了报之小皇帝的战报，详细禀明了攻城面临的困难，战斗前期准备工作，作战计划的制定，以及轰城之后造成的出人意料的后果，并战后采取的一系列善后措施皆一一写明。同时对造成百姓重大伤亡深表愧疚，请求处罚。
对朝廷的捷报自然要简略的多，内容也是避重就轻，多些取得的战果，对于造成的损失则一笔带过，但是六万百姓的死忘看起来依然格外刺眼。在刘志学的坚持下，奏报皆是由他和马瑛两名军政主官联署，这么做除了保全众将之意外，他也明白众将联名则有了‘要挟’之意，担心引起小皇帝的反感，事情反而不美。
在寿州停留三日后，第二军继续依照计划北进，渡过涡河前往宿州与先头部队会合，准备夺取符离。而此后的进军极为顺利，往往炮声一响，敌军便纷纷逃窜，对火炮畏惧之极，少有接战。询问之后，才知寿州这场大火也起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出逃的人群将寿州战后的惨况风似的的传向四方，除了恐怖的大火场面外，且多了许多传奇色彩。
寿州春秋时期曾是楚国的国都，而根据玄学之说，立都的地方皆有龙脉，才能地杰天灵。而在大火中寿州城曾出现‘火龙’在空中盘旋，其实现代人都明白那是因为起火后冷热空气的流动引起的旋流，也就是俗称的龙卷风。但是古人不明，就有了宋军的火炮不仅可以开山裂石，还能弑神杀魔的功能，护佑寿州的神龙被宋军炮火所伤，腾空弃城而走，才导致城池毁于大火……
盱眙城虽然暂时远离了战争，但是依然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每日各处的公文和各个战场的战报汇集在这里，又变作一道道谕令从这里分送各处。赵昺依然十分忙碌，除了批阅奏章之外，还要协调各军的进度及敦促朝廷加紧向前线输送粮草、军械物资，调集兵员，为接下来的大战做好物质上的储备。
而如雪片般的奏章中自然也少不了不和谐的东西，打小报告者有之、出谋划策者有之、还有打着为国出力的名义伸手要官者有之，反正是林林总总皆是无聊之事，这让赵昺本就繁重的案前工作是雪上加霜，不得不分出时间来处理这些狗屁倒灶之事，否则就会有人说你不重视人才，不喜纳谏。
赵昺也知道纳谏自唐朝以来已经形成了制度化，更成了皇帝是否昏聩和英明的标志。从本心来说，他对谏议并不反感，这也是了解社情，倾听民意及发现人才的重要渠道。但是有些人却将这条渠道当成了晋身的梯子，打击异己的工具，并利用皇帝都‘好面子’的特点不得不重视他那些废话。而这皆来援于千百年来文人们乐而不疲的‘清谈’。
清谈误国”这句话现代人都很熟悉了。那么那么，什么是＂清谈＂？为什么古代知识份子，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阶层，会喜欢＂清谈＂呢？
清谈涵盖的意思比较广，在漫漫的历史长长河中，也因时因地而常有变化。但是有两个特征是不变的，一是清谈对应于俗谈，它谈的一定是高尚话题。象我们平时爱讨论的哪里开了个新馆子啦，王老五又泡了哪个马子啦，这种庸俗的东西是要排除在清谈之外的。
二是清谈的人，必须是文化人。象工农兵的关心的都是四时农桑啦，国土防御啦，这些也都是俗务，不能参与清谈的。清谈的内容开始主要是谈学术。因为中国古代学术没有自然科学，也不讲实验，那么学术的增进主要是靠谈来交流。
这种情况到两晋时期发生了变化。因为那时候门阀垄断了进身之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第一不不需要看工作成绩，第二那时候不用考科举。只要是士家大族子弟，天生就有了当大官的本钱。这样子，自然没有必要关心实际的东西，再加上门阀子弟天生就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所以更不愿意谈论世俗的话题。有关国计民生，自然物理，军事政治等等一概视为降低身份的东西。反而谁要是能“谈“，能把人侃晕，谁就被视为水平高。
所以那时候是在朝也谈，在野也谈，谁也不管正经事。甚至有州县官一到任就关起门来喝酒清谈，在任数年都不知道本地人口多少，赋税几何的。这在当时被视为“清高脱俗”，以此为荣。大家是要争相仿效的。即使是很久后，还有人不断的仰慕，有“可怜东晋最风流”的诗句。这就是后人所说“清谈误国”的由来。
清谈还有一位形影不离的兄弟，就是清议。南北朝时期外族对中原的扫荡和军阀混战，摧毁了门阀士族的社会基础。隋唐始创科举，又打破了士家大族对人事的垄断，寒门出身的知识份子可以参政，官员定期要考核，清谈也只好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就是清议了。
与清谈不同，清议在于论政，针对当时的政治和人物。清议是清谈的孪生兄弟。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与政治息息相关，所以谈着谈着，自然就免不了瞻否时事，品评人物。早在汉末，阉宦当道，官场成了买卖场。在野文士无由仕进，又痛恨政局腐败，所以就“匹夫激扬，处士横议”。
由是可知，清议一开始是在野人士的专利。因为既关心又插不上手，所以就只有“议”。清议当然也不是谁都能议。这些“议员“都是所谓的清流，也就是纯正的文化人。富商大贾再有钱也是没有资格议的，后来甚至不靠科举而登入仕途，或在战场上一刀一枪爬上来的武官，都算不得清流。
而清议比起清谈，显然进了一大步，它所本的是入世哲学。由于清流士风使然，他们不畏权贵，倡导廉洁正义，揭露贪官污吏。如果晋代时还有不同的学派和学说，那么自宋以后，士人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已经高度统一。他们的清议，往往众口同声，其利断金。
在以名节为重的当时社会文士阶层出身的官僚不论在朝在野，都为其所左右。清议俨然已经成为政治舆论的导向，时事的风向标，让统治者都不得不重视起来，因为它的背后是整个封建官僚的土壤——士大夫阶层。
当然任何时代都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的文化之分。清议在另一方面，赵昺也以为喜欢研究时事不是坏事，但是一旦脱离实际，胡说八道那就成祸事了。因为他们对待政事和人物，总是从道德角度出发。政务的讨论也首先抢占道德至高点，而不注重量化标准。其实这不奇怪，儒家学说本来就是道德哲学，也是他们立身的根本。可清议之风如此盛行，它对国家人民到底有什么帮助，赵昺以为就很难说了。
就拿大宋的历代皇帝来说，其中不乏有想做些事情的人，但凡想做点改革每每都遇到清议的强大阻力。许多加强国防，改进民生的改革都无法实施。南宋长期偏安江南，北伐一直难以成功，除了皇帝昏庸、朝政腐败的原因外，可以说清流士大夫要负一大半的责任。可以说清议之风成事寡，败事多。
在赵昺的记忆中，清谈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之时，应该是在明朝。可他觉得当下清谈也有愈演愈烈之势，他觉得自己也没有干什么天怒人怨，伤天害理之事，可反对的声音一直就不断。为此自己也做过反思，他以为自己的一系列改革还是动了一些士人的奶酪，从而遭至他们明里暗里的抵制。
赵昺最终是不顾朝野舆论，借助军队的力量强行推行，更而激发了他们的‘凶性’。而北伐以来，各种声音是尘嚣日上，连几位丞相都被牵扯其中，被骂为助纣为虐的奸相……
但是刘志学对于朝堂上的那些文臣们还是心存警惕，尽管这几年在小皇帝的打压下他们有所收敛，可他也明白事实上文武之间的明争暗斗并没有停止，只是更为隐晦，也缺乏适当的时机。一旦有了借口，平时那些人便会跳出来群而攻之，他们奈何不了小皇帝，却可以拿自己的过失开刀。
众人当然也都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对于刘志学的提议皆为赞同，先如实报与陛下得知，即可以免于圣上被蒙蔽，也可借机请罪减轻处罚。同时也可以让小皇帝对群臣的攻喧有所准备，免于骤然得知陷于被动。至于朝廷晚于陛下得知‘寿州大捷’，自有一万个借口来搪塞。
第二军的众将达成共识后分别起草了报之小皇帝的战报，详细禀明了攻城面临的困难，战斗前期准备工作，作战计划的制定，以及轰城之后造成的出人意料的后果，并战后采取的一系列善后措施皆一一写明。同时对造成百姓重大伤亡深表愧疚，请求处罚。
对朝廷的捷报自然要简略的多，内容也是避重就轻，多些取得的战果，对于造成的损失则一笔带过，但是六万百姓的死忘看起来依然格外刺眼。在刘志学的坚持下，奏报皆是由他和马瑛两名军政主官联署，这么做除了保全众将之意外，他也明白众将联名则有了‘要挟’之意，担心引起小皇帝的反感，事情反而不美。
在寿州停留三日后，第二军继续依照计划北进，渡过涡河前往宿州与先头部队会合，准备夺取符离。而此后的进军极为顺利，往往炮声一响，敌军便纷纷逃窜，对火炮畏惧之极，少有接战。询问之后，才知寿州这场大火也起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出逃的人群将寿州战后的惨况风似的的传向四方，除了恐怖的大火场面外，且多了许多传奇色彩。
寿州春秋时期曾是楚国的国都，而根据玄学之说，立都的地方皆有龙脉，才能地杰天灵。而在大火中寿州城曾出现‘火龙’在空中盘旋，其实现代人都明白那是因为起火后冷热空气的流动引起的旋流，也就是俗称的龙卷风。但是古人不明，就有了宋军的火炮不仅可以开山裂石，还能弑神杀魔的功能，护佑寿州的神龙被宋军炮火所伤，腾空弃城而走，才导致城池毁于大火……
盱眙城虽然暂时远离了战争，但是依然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每日各处的公文和各个战场的战报汇集在这里，又变作一道道谕令从这里分送各处。赵昺依然十分忙碌，除了批阅奏章之外，还要协调各军的进度及敦促朝廷加紧向前线输送粮草、军械物资，调集兵员，为接下来的大战做好物质上的储备。
而如雪片般的奏章中自然也少不了不和谐的东西，打小报告者有之、出谋划策者有之、还有打着为国出力的名义伸手要官者有之，反正是林林总总皆是无聊之事，这让赵昺本就繁重的案前工作是雪上加霜，不得不分出时间来处理这些狗屁倒灶之事，否则就会有人说你不重视人才，不喜纳谏。
赵昺也知道纳谏自唐朝以来已经形成了制度化，更成了皇帝是否昏聩和英明的标志。从本心来说，他对谏议并不反感，这也是了解社情，倾听民意及发现人才的重要渠道。但是有些人却将这条渠道当成了晋身的梯子，打击异己的工具，并利用皇帝都‘好面子’的特点不得不重视他那些废话。而这皆来援于千百年来文人们乐而不疲的‘清谈’。
清谈误国”这句话现代人都很熟悉了。那么那么，什么是＂清谈＂？为什么古代知识份子，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阶层，会喜欢＂清谈＂呢？
清谈涵盖的意思比较广，在漫漫的历史长长河中，也因时因地而常有变化。但是有两个特征是不变的，一是清谈对应于俗谈，它谈的一定是高尚话题。象我们平时爱讨论的哪里开了个新馆子啦，王老五又泡了哪个马子啦，这种庸俗的东西是要排除在清谈之外的。
二是清谈的人，必须是文化人。象工农兵的关心的都是四时农桑啦，国土防御啦，这些也都是俗务，不能参与清谈的。清谈的内容开始主要是谈学术。因为中国古代学术没有自然科学，也不讲实验，那么学术的增进主要是靠谈来交流。
这种情况到两晋时期发生了变化。因为那时候门阀垄断了进身之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第一不不需要看工作成绩，第二那时候不用考科举。只要是士家大族子弟，天生就有了当大官的本钱。这样子，自然没有必要关心实际的东西，再加上门阀子弟天生就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所以更不愿意谈论世俗的话题。有关国计民生，自然物理，军事政治等等一概视为降低身份的东西。反而谁要是能“谈“，能把人侃晕，谁就被视为水平高。
所以那时候是在朝也谈，在野也谈，谁也不管正经事。甚至有州县官一到任就关起门来喝酒清谈，在任数年都不知道本地人口多少，赋税几何的。这在当时被视为“清高脱俗”，以此为荣。大家是要争相仿效的。即使是很久后，还有人不断的仰慕，有“可怜东晋最风流”的诗句。这就是后人所说“清谈误国”的由来。
清谈还有一位形影不离的兄弟，就是清议。南北朝时期外族对中原的扫荡和军阀混战，摧毁了门阀士族的社会基础。隋唐始创科举，又打破了士家大族对人事的垄断，寒门出身的知识份子可以参政，官员定期要考核，清谈也只好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就是清议了。
与清谈不同，清议在于论政，针对当时的政治和人物。清议是清谈的孪生兄弟。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与政治息息相关，所以谈着谈着，自然就免不了瞻否时事，品评人物。早在汉末，阉宦当道，官场成了买卖场。在野文士无由仕进，又痛恨政局腐败，所以就“匹夫激扬，处士横议”。
由是可知，清议一开始是在野人士的专利。因为既关心又插不上手，所以就只有“议”。清议当然也不是谁都能议。这些“议员“都是所谓的清流，也就是纯正的文化人。富商大贾再有钱也是没有资格议的，后来甚至不靠科举而登入仕途，或在战场上一刀一枪爬上来的武官，都算不得清流。
而清议比起清谈，显然进了一大步，它所本的是入世哲学。由于清流士风使然，他们不畏权贵，倡导廉洁正义，揭露贪官污吏。如果晋代时还有不同的学派和学说，那么自宋以后，士人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已经高度统一。他们的清议，往往众口同声，其利断金。
在以名节为重的当时社会文士阶层出身的官僚不论在朝在野，都为其所左右。清议俨然已经成为政治舆论的导向，时事的风向标，让统治者都不得不重视起来，因为它的背后是整个封建官僚的土壤——士大夫阶层。
当然任何时代都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的文化之分。清议在另一方面，赵昺也以为喜欢研究时事不是坏事，但是一旦脱离实际，胡说八道那就成祸事了。因为他们对待政事和人物，总是从道德角度出发。政务的讨论也首先抢占道德至高点，而不注重量化标准。其实这不奇怪，儒家学说本来就是道德哲学，也是他们立身的根本。可清议之风如此盛行，它对国家人民到底有什么帮助，赵昺以为就很难说了。
就拿大宋的历代皇帝来说，其中不乏有想做些事情的人，但凡想做点改革每每都遇到清议的强大阻力。许多加强国防，改进民生的改革都无法实施。南宋长期偏安江南，北伐一直难以成功，除了皇帝昏庸、朝政腐败的原因外，可以说清流士大夫要负一大半的责任。可以说清议之风成事寡，败事多。
在赵昺的记忆中，清谈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之时，应该是在明朝。可他觉得当下清谈也有愈演愈烈之势，他觉得自己也没有干什么天怒人怨，伤天害理之事，可反对的声音一直就不断。为此自己也做过反思，他以为自己的一系列改革还是动了一些士人的奶酪，从而遭至他们明里暗里的抵制。
赵昺最终是不顾朝野舆论，借助军队的力量强行推行，更而激发了他们的‘凶性’。而北伐以来，各种声音是尘嚣日上，连几位丞相都被牵扯其中，被骂为助纣为虐的奸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