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毕幸山，行驾队伍开始入城。在现代人的印象中，尤其是影视剧的影响，古代皇帝都被称为九五之尊，皇帝们也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不论吃穿用度，都要讲究。在出行上面，也是要摆足了架势，必须豪华、气派，只有文武咸集，百官毕至，车马如鲫，旌旗蔽日，华盖如云，皇家卫队前呼后拥，如此浩大的声势才能彰显皇家威仪。
赵昺初来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以为是如此，但是一段时间后就觉得自己受了骗，中了影视剧的毒。真实的皇帝出行并不像电视剧中的那样浩浩荡荡，其实就是一群保护皇上的人，虽然人挺多的，但是也并不像电视剧中的那样。
起初赵昺也不大相信，以为自己来的不是时候，赶上大宋朝亡国之际，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已经没有心情，也没有实力来讲排场了。但是在琼州稳定下来以后，他才明白除非是皇帝登基，拜谒祖灵等国家大事才会出现电视剧中那种隆重的场面，真正的皇帝出行其实很普通，尤其是宋朝，皇帝出行更是随便的多。
因为当时宋朝都城汴梁存在相当严重的“侵街”现象，即道路两旁的商铺、摊贩为了扩大生意，扩大场所范围，甚至搭建违章建筑，这就给皇帝和官员的出行带来了阻碍。面对这种情况，北宋朝廷采取的对策是缩减皇帝出行的仪仗规模，对于关乎民生的违建不强行拆除，对商业性质的违建征收税金。
这也使得北宋中后期的皇帝出行成了历朝历代中的“奇葩”，不再具有什么威仪，而是与路上行人交杂而行，上至皇帝，下至百官及仪仗队伍，都混在人群中，“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的场面才是常态。而南渡之后，行在留杭州，那里的条件更差，基本上还是延续了北宋的规矩。
赵昺更是个不喜欢这种前呼后拥的场面，为了什么仪式感而劳民伤财，搅得四邻不安，一切皆是能省则省了，出门也是轻车简从，自己只带着几个内卫出门的事情也没有少干，所以此规矩倒是很对他的胃口，自然也没有修改的念头，甚至还有从简的趋势。
本来时隔五十余年后再度收复南京，皇帝拜祭原庙应该是件盛事，且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但是赵昺也不想搞那么大的场面，可想着当前虽然局势趋稳，但仍在战时，有必要炫耀武力，一者可以提振士气，二者可以震慑宵小，就也稍稍松了口，入城和祭拜仪式要简朴隆重而不奢华。简单点儿说就是少花钱多办事，便宜又实惠。
皇帝可以说简单，但是底下的人却不敢有丝毫懈怠。不仅来路上护驾的全军戒备，时刻准备应对不测，赵孟锦也是调动沿途诸军备战，驻守应天府的第一军三个师最远的都外放到五十里之外，严防蒙元袭扰圣驾。在现代领导出行一般都会有警车开道，沿途戒严，禁止通行。古代帝王出行时同样会如此，但这种交通管制叫“出警入跸”，也就是肃清道路，禁止行人通行。
出警入跸始于秦，而单纯的“跸”，也就是封路警戒，早在周朝便已开始。百姓冲撞仪仗叫犯跸，要遭治罪。《仪制令》，上有四行小字：“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即古代的日常交通规则，意即一般平民百姓要给官员让路，年轻人给长者让路，轻装车要给载重车让路，出城的要给进城的让路。其中，“贱避贵”就是根据等级而定的回避制度。
太祖赵匡胤也曾规定，“大小官员相遇于途，官级悬殊者即行回避，次尊者领马侧立，稍尊者分路行。”官员出行，凡官职低的官员乘轿出行，在路上碰到官职高的官员，一律都要停下轿来避到路边，官职低的官员本人还必须来到大街边上迎着上级官员的大轿挺身长跪，待官职高的官员过去，方可重新上路。军民人等在街市上遇见官员经过，必须立即躲避，不许冲撞，若有冲撞，将被治罪。官员尚且如此，老百姓更不用说。
帝王出行时的交通管制更属于“高级别”的，平日里则也有严格系数相对较低的交通规则。就在皇帝祭天的功夫，辎重旅和第一旅大部已经入城，接管了隔城的城防，并在沿途路口设卡、警戒，充当‘清游队’，其作用是清道。当然这并非是宋代的独有配置，而是历朝都有关于道路的明确规定，某些朝代还设有专门的“清道使”官职，负责出巡道路的规划和清理。
清道的对象有二，一是道路本身，另一是人。
清路不仅是实施交通管制，清理路上的行人，还有所谓的“净水泼街，黄土垫道”。不过这也并非仅仅处于对皇帝的敬意，而是有着非常现实的必要。当时的干道，没有现代的水泥、柏油路，都是由黄土混合沙石用石碾碾压筑成，在刮风的时候，尘土飞扬，路面被车轮碾压破坏坑坑洼洼。用黄土铺垫修整道路，再泼上净水，减少扬尘，就成了必要工作。
针对人的清道主要是回避制度。这事儿的处理难度更大，很需要官员讲政治和讲工作方法。因为皇帝既希望老百姓回避，不影响安全和道路顺畅，又希望老百姓能得见天颜，显示天子威仪。因此，回避不等于清场，还得尽可能有百姓在道路两旁跪拜。
所以，地方官员既要约束百姓，不得惊扰圣驾，又得将民众集中，组织他们于道旁跪拜，充作皇帝出巡布景板，也是最让迎驾的官员头疼的事情。而在这个非常时期，蒙元重新集结的大军距应天府不过五十里，城中虽经过几次整肃，但也难保其中没有蒙元的残渣余孽及伺机刺王杀驾的亡命徒。这让赵孟锦人不得不更加谨慎，将保证陛下的安全作为第一要务，从简也正合他们的心思，并没有人觉得不妥……
入城部队全副武装向城中开进。此时赵昺换上了一身军礼服，其样式以仍采用现役的军装的基本款式，颜色上红下黑搭配，但是装饰了肩章绶带，帽顶饰黄色长缨，足蹬长筒马靴，腰系掌宽的犀带，上悬柄宝刀，骑一匹雪白的高头大马，甚是威武。
队伍以骑兵旅一团为先导，乐器也屏弃了从前的锣鼓丝竹，而是以军号为主，奏起军乐，随后跟进的御前护军一旅一团徒步轻装跟进，随着乐曲的转换高唱军歌。而亲卫团则充任了仪仗队，皆换上军礼服，高擎各色旗帜，在中国古代常用的旗帜有九种，据《周礼》记载，这九种旗帜分别是：“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旜，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
而在九旗之上有一大旗名为三辰。三辰旗就是日月星辰旗，日月星谓之三辰，画于旌旗，象天之明。三辰象征天、昊天上帝、天道，是自舜帝以来代表华夏天子最尊贵的标志。三辰旗后，华盖之下便是皇驾，侍卫营随行护持，赵孟锦和倪亮左右伴行，其余僚臣随后跟进。
赵昺在马上正襟危坐，眼睛却是左顾右盼。应天府城在宋朝四京之中算是最小的，但是比之一般的城池也算是较大的，周回一十五里四十步，中有隔城，东有关城。过去的繁华自不必言，随后被金国作为都城又遭兵火，但是蒙元占领后作为一地的府治也得以重建，几十年后已经逐渐恢复。
沿途所过，赵昺发现城中道路平整宽阔，主干道上铺着石板，两边房屋毗连，酒旗高挑，幌子随风摇摆，彩棚林立，无不呈现着繁华和热闹。看来当时元军在宿州大败，守城的敌军惊慌之下弃城而走，并没有来得及对城池进行破坏，使得应天府得以保全下来。
而另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商丘作为大宋朝的龙兴之地，四京之一，自古又是重要的流通节点城市，随着宋时政治地位的提升，城内繁华只是一斑。而过去定也一直受到皇室的看顾，忠君的思想浓厚，虽然已经沦陷百年，但这种忠君文化得以传承，也就是对宋朝还是有感情的。在宋军接手后，百姓并没有激烈抵抗，甚至还有所期待。
“万岁、万岁、万万岁……”行驾所过，路边跪伏的百姓齐声山呼万岁。赵昺面对‘热情’也抬手行军礼，侍卫营官兵在马上行拔刀礼，沿途警戒的官兵则施持枪礼还礼。他眼神扫过，百姓的衣服虽说不上光艳，但是迎驾时也是特意换上的新衣，眼神有的热烈，有的新奇，还有的迷茫，可更多的是对新王朝的期盼。
这种夹道欢呼的场面，即便是不喜此种场面的赵昺，还是有些激动，想着难怪领导们都喜欢这种场面，真是能让人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升起种傲娇的情绪。可惜进入皇城的路并不长，半个时辰行驾就自城门而入，将欢呼声抛在了身后……
赵昺初来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以为是如此，但是一段时间后就觉得自己受了骗，中了影视剧的毒。真实的皇帝出行并不像电视剧中的那样浩浩荡荡，其实就是一群保护皇上的人，虽然人挺多的，但是也并不像电视剧中的那样。
起初赵昺也不大相信，以为自己来的不是时候，赶上大宋朝亡国之际，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已经没有心情，也没有实力来讲排场了。但是在琼州稳定下来以后，他才明白除非是皇帝登基，拜谒祖灵等国家大事才会出现电视剧中那种隆重的场面，真正的皇帝出行其实很普通，尤其是宋朝，皇帝出行更是随便的多。
因为当时宋朝都城汴梁存在相当严重的“侵街”现象，即道路两旁的商铺、摊贩为了扩大生意，扩大场所范围，甚至搭建违章建筑，这就给皇帝和官员的出行带来了阻碍。面对这种情况，北宋朝廷采取的对策是缩减皇帝出行的仪仗规模，对于关乎民生的违建不强行拆除，对商业性质的违建征收税金。
这也使得北宋中后期的皇帝出行成了历朝历代中的“奇葩”，不再具有什么威仪，而是与路上行人交杂而行，上至皇帝，下至百官及仪仗队伍，都混在人群中，“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的场面才是常态。而南渡之后，行在留杭州，那里的条件更差，基本上还是延续了北宋的规矩。
赵昺更是个不喜欢这种前呼后拥的场面，为了什么仪式感而劳民伤财，搅得四邻不安，一切皆是能省则省了，出门也是轻车简从，自己只带着几个内卫出门的事情也没有少干，所以此规矩倒是很对他的胃口，自然也没有修改的念头，甚至还有从简的趋势。
本来时隔五十余年后再度收复南京，皇帝拜祭原庙应该是件盛事，且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但是赵昺也不想搞那么大的场面，可想着当前虽然局势趋稳，但仍在战时，有必要炫耀武力，一者可以提振士气，二者可以震慑宵小，就也稍稍松了口，入城和祭拜仪式要简朴隆重而不奢华。简单点儿说就是少花钱多办事，便宜又实惠。
皇帝可以说简单，但是底下的人却不敢有丝毫懈怠。不仅来路上护驾的全军戒备，时刻准备应对不测，赵孟锦也是调动沿途诸军备战，驻守应天府的第一军三个师最远的都外放到五十里之外，严防蒙元袭扰圣驾。在现代领导出行一般都会有警车开道，沿途戒严，禁止通行。古代帝王出行时同样会如此，但这种交通管制叫“出警入跸”，也就是肃清道路，禁止行人通行。
出警入跸始于秦，而单纯的“跸”，也就是封路警戒，早在周朝便已开始。百姓冲撞仪仗叫犯跸，要遭治罪。《仪制令》，上有四行小字：“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即古代的日常交通规则，意即一般平民百姓要给官员让路，年轻人给长者让路，轻装车要给载重车让路，出城的要给进城的让路。其中，“贱避贵”就是根据等级而定的回避制度。
太祖赵匡胤也曾规定，“大小官员相遇于途，官级悬殊者即行回避，次尊者领马侧立，稍尊者分路行。”官员出行，凡官职低的官员乘轿出行，在路上碰到官职高的官员，一律都要停下轿来避到路边，官职低的官员本人还必须来到大街边上迎着上级官员的大轿挺身长跪，待官职高的官员过去，方可重新上路。军民人等在街市上遇见官员经过，必须立即躲避，不许冲撞，若有冲撞，将被治罪。官员尚且如此，老百姓更不用说。
帝王出行时的交通管制更属于“高级别”的，平日里则也有严格系数相对较低的交通规则。就在皇帝祭天的功夫，辎重旅和第一旅大部已经入城，接管了隔城的城防，并在沿途路口设卡、警戒，充当‘清游队’，其作用是清道。当然这并非是宋代的独有配置，而是历朝都有关于道路的明确规定，某些朝代还设有专门的“清道使”官职，负责出巡道路的规划和清理。
清道的对象有二，一是道路本身，另一是人。
清路不仅是实施交通管制，清理路上的行人，还有所谓的“净水泼街，黄土垫道”。不过这也并非仅仅处于对皇帝的敬意，而是有着非常现实的必要。当时的干道，没有现代的水泥、柏油路，都是由黄土混合沙石用石碾碾压筑成，在刮风的时候，尘土飞扬，路面被车轮碾压破坏坑坑洼洼。用黄土铺垫修整道路，再泼上净水，减少扬尘，就成了必要工作。
针对人的清道主要是回避制度。这事儿的处理难度更大，很需要官员讲政治和讲工作方法。因为皇帝既希望老百姓回避，不影响安全和道路顺畅，又希望老百姓能得见天颜，显示天子威仪。因此，回避不等于清场，还得尽可能有百姓在道路两旁跪拜。
所以，地方官员既要约束百姓，不得惊扰圣驾，又得将民众集中，组织他们于道旁跪拜，充作皇帝出巡布景板，也是最让迎驾的官员头疼的事情。而在这个非常时期，蒙元重新集结的大军距应天府不过五十里，城中虽经过几次整肃，但也难保其中没有蒙元的残渣余孽及伺机刺王杀驾的亡命徒。这让赵孟锦人不得不更加谨慎，将保证陛下的安全作为第一要务，从简也正合他们的心思，并没有人觉得不妥……
入城部队全副武装向城中开进。此时赵昺换上了一身军礼服，其样式以仍采用现役的军装的基本款式，颜色上红下黑搭配，但是装饰了肩章绶带，帽顶饰黄色长缨，足蹬长筒马靴，腰系掌宽的犀带，上悬柄宝刀，骑一匹雪白的高头大马，甚是威武。
队伍以骑兵旅一团为先导，乐器也屏弃了从前的锣鼓丝竹，而是以军号为主，奏起军乐，随后跟进的御前护军一旅一团徒步轻装跟进，随着乐曲的转换高唱军歌。而亲卫团则充任了仪仗队，皆换上军礼服，高擎各色旗帜，在中国古代常用的旗帜有九种，据《周礼》记载，这九种旗帜分别是：“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旜，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
而在九旗之上有一大旗名为三辰。三辰旗就是日月星辰旗，日月星谓之三辰，画于旌旗，象天之明。三辰象征天、昊天上帝、天道，是自舜帝以来代表华夏天子最尊贵的标志。三辰旗后，华盖之下便是皇驾，侍卫营随行护持，赵孟锦和倪亮左右伴行，其余僚臣随后跟进。
赵昺在马上正襟危坐，眼睛却是左顾右盼。应天府城在宋朝四京之中算是最小的，但是比之一般的城池也算是较大的，周回一十五里四十步，中有隔城，东有关城。过去的繁华自不必言，随后被金国作为都城又遭兵火，但是蒙元占领后作为一地的府治也得以重建，几十年后已经逐渐恢复。
沿途所过，赵昺发现城中道路平整宽阔，主干道上铺着石板，两边房屋毗连，酒旗高挑，幌子随风摇摆，彩棚林立，无不呈现着繁华和热闹。看来当时元军在宿州大败，守城的敌军惊慌之下弃城而走，并没有来得及对城池进行破坏，使得应天府得以保全下来。
而另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商丘作为大宋朝的龙兴之地，四京之一，自古又是重要的流通节点城市，随着宋时政治地位的提升，城内繁华只是一斑。而过去定也一直受到皇室的看顾，忠君的思想浓厚，虽然已经沦陷百年，但这种忠君文化得以传承，也就是对宋朝还是有感情的。在宋军接手后，百姓并没有激烈抵抗，甚至还有所期待。
“万岁、万岁、万万岁……”行驾所过，路边跪伏的百姓齐声山呼万岁。赵昺面对‘热情’也抬手行军礼，侍卫营官兵在马上行拔刀礼，沿途警戒的官兵则施持枪礼还礼。他眼神扫过，百姓的衣服虽说不上光艳，但是迎驾时也是特意换上的新衣，眼神有的热烈，有的新奇，还有的迷茫，可更多的是对新王朝的期盼。
这种夹道欢呼的场面，即便是不喜此种场面的赵昺，还是有些激动，想着难怪领导们都喜欢这种场面，真是能让人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升起种傲娇的情绪。可惜进入皇城的路并不长，半个时辰行驾就自城门而入，将欢呼声抛在了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