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静坐了半宿，对事情的始末终于有了认识，却并没有感到舒畅，反而心中犯堵。想不通难道自己在重臣的心中就是如此形象吗？让他们不惜自汗来逃避。但转而又丧气了。
前生今世两度为人，前世虽没有从政，但是也在职场中混了多年，经历过办公室政治的考验，知道其中的道道。不致命，可也让你身心俱疲。而这一世做了皇帝，他体会过其中的苦处，但他也是极力避免让朝臣们误会，可事情还是发生了。
‘伴君如伴虎’被比喻成朝堂上的凶险，而事实上也真是。皇帝身边的大臣别看位高权重，其实也是一个高危职业，假如碰上一个奇葩皇帝，搞不好比在老虎身边更可怕，真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提心吊胆不说，随时还都有生命危险，北齐时候的宰相杨愔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众所周知，北齐的高氏皇帝是以奇葩和变态著称的。话说这位倒霉的宰相杨愔是个胖子，尤其是肚子特别大，是个大肚皮，高洋有事没事就拿他这个大肚皮开涮，称为叫做“杨大肚”，平日被皇帝揍一顿都是平常事，堂堂一个宰相，有时还得兼职太监的活儿——给皇帝送手纸。
另外高洋还喜欢开玩笑。有一次，高洋看着杨愔的大肚皮，突然有个想法涌上来，他问杨愔：爱卿啊，你肚子这么大，里面装的是什么啊，要不咱们剖开看看，你觉得怎么样？杨愔差点没被高洋这个奇葩的想法吓晕过去，正不知怎么办时，幸亏有人解围才没被开膛破肚。
还有一次，高洋突发奇想，玩起了送葬游戏。他让人准备了一口棺材，叫杨愔自己躺到棺材里，而他自己则拿起锤，准备等杨愔躺进去后亲自把棺材钉上。可等杨愔躺进了棺材，高洋拿着锤子敲了棺材几下，最终还是停下来了，并没有把棺材钉死，让人把杨愔扶了出来。
其实，高洋多次戏弄杨愔，可能真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即便是虚惊一场，但是想想杨愔躺在棺材里，听着外面的敲击声，看着皇帝拿刀子在自己肚子上比划，那种感觉，也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于是自汗也就成了各朝各代官员自保的手段。
自汗，也称自秽，恶心一点说，向自己脸上泼粪，臭臭自己的脸，坏坏自己的声望，搞臭自己。理性一点说，就是通过非法手段，占有大量社会钱财或田地，通过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以败坏自己的声望。目的就是使自己在老百姓心中没有受爱戴的地位，并表明自己胸无大志。
除此外，甚至还想尽一切办法，以避免帝王猜忌之祸，可这些高官有时仍不可能完全躲过帝王的猜忌之祸。但是这也并非谁都能用的。这时有才华的高官们的专利，中下层的官员，如用这种法术，极易身首异处的。重臣有此想法，赵昺也很无奈，因为事情虽非他所愿，却也不是他所能改变的，而是体制问题。
大家都知道皇帝制度的本质就是独裁。而独裁政治，总是不断地弱化着帝王与其官员们之间的信任度，独裁也就决定了独裁者和其下属官员以及亲属之间，只能拥有有限的信任，而充满无限的猜忌。因此帝王和其高级官员包括帝王家庭成员、皇亲国戚之间，大多数的时候，都相处于猜忌和被猜忌之中，彼此也就很难建立起持久的或起码的信任关系。
在帝王与臣子这一对关系体中，帝王一般总是处于主动地位，而臣子多处于被动地位。皇帝想找你的毛病是很容易的，被猜忌的大臣大多是能力突出且居功自傲，有明显的政治队伍，且不和皇帝一心。而大臣有两个生命，一个是他的本人生命，另一个是他的政治生命，一旦受猜忌，政治生命就面临着完结，人身安全也很难得到保障。
所以，名将权臣，才华卓绝，或手握重兵，或解职后仍有潜在实力的；其次是名臣，才高识远，清正廉洁，深得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再就是皇族，根正苗红.有做君王的血缘资格。成为三者其一，就要做好准备，以应对由于帝王猜忌而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自汗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应对措施。
避祸手段有多种，为什么高级官员较多使用自汗来躲祸呢？赵昺以为这是因为自汗性价比最高。像隐退，不合人们为官入世心理，只有极少数人可做到；请求外地做官，要得到皇帝或其他权臣允许方可出京；舍亲，就是杀掉亲人中的一人或数人，一般人难做到；愚子，不让子女多读书做官，这不合人情；武装反抗，代价太高。
比较之下，自汗优点最大，一方面，既可以继续做官；另一方面，又可避除帝王猜忌之祸。因此，因此不少国家重臣，在功成名就之后，聪明一点的都要学习保身之道中的自汗术，要表现出一副“胸无大志”的形象。而至于如何做，那就看各人的手段了，赵昺却以为活下来的，哪个拎出来都能在国际上拿个大奖。而拿不到奖的，那下场就是家破人亡。
汉朝的萧何被刘邦称为汉朝最大的开国功臣，可是这样的人也遭到了刘邦的怀疑，刘邦亲征在外，怕萧何在国内出乱子，萧何只能派自己的家人跟着刘邦亲征，这样刘邦才放心！不光是这样，萧何还侵占别人家土地当自己的良田，刘邦很高兴，因为这样就显得萧何没什么太大的志向了。
隋朝还有一个大臣叫梁睿，因为他威惠兼著，民夷悦服，声望甚高，隋文帝杨坚暗中忌之。他本人精明至极，早料到这一点，于是就辞官谢病在家，不与世人交往，还“大受金贿以自秽”。这时，有人就把他告到中央，杨坚见他如此贪财，能干什么大事?去了心病，高兴还来不及，哪里还去管他受不受贿。
宋时，太祖赵匡胤竟然把自汗化为国策，以“杯酒释兵权”方式，鼓励他的高级军官放下权位，在短暂的人生中，快意声色，使君臣之间无所猜疑。有了皇帝的鼓励，石守信等高级军官们也就大胆地掠夺财富，声色犬马，从此君臣相安无事。
大将狄青表演不过关，被贬之后中央派人几天一查，还不听他的辩解，最后嘴边生了恶疮，然后病逝。下场好一点的就是韩世忠，晚年交出了兵权，手指也只剩下了四个，还不能动，晚年只能牵着毛驴在西湖边闲逛，绝口不谈兵事，也拒绝和原来的老部下相见，戎马一生最后只能孤独终老，万幸的是没有像岳飞一样死在皇帝的屠刀之下。
赵昺想江钲也是如此。江氏可是一门出过三位宰相的家族，其可以说生下来就活在名利场中，即便没有亲身经历，耳濡目染也对其中典故知道不少。况且他还经历了宋末亡国之际的官场倾轧，亲眼看见过诸多的潮起潮落，前时还是殿上臣，转眼就成刀下鬼。
所以赵昺相信江钲不会没有所感，即便他心怀为国尽忠的思想，但是也会设法自保。尤其是在收复江南之后，朝廷形势好转，而他官至枢密副使兼任湖广制置使，封爵国公，也算到了人生的巅峰，加上堂兄江璆此时晋升为参知政事，踏进了相门，江家在朝堂可谓一时无两。
赵昺记的前世人们常用句西方谚语‘欲戴王冠，必受其重’来自勉，但是其中还有一句是‘欲安思命，必避其凶’。说的是同样的道理，在获得高位的同时，也必然会遭到皇帝的猜忌和同僚的嫉妒，要想保全性命和家族的荣耀，就必须有人得急流勇退。
所以赵昺觉得江钲早在收复江南，边境稳定之后就已经有了退隐之心。但他也知在本朝‘扬文抑武’的大环境下，自己手握重兵更易遭到猜忌，他退出朝堂比之堂兄要有利于家族。而出身名门，受儒家学说熏陶，清名比之性命还要重要的思想，估计早就深入骨髓，自然不愿意采用贪污受贿、广置田产这种下三滥的手法。
另外，江钲也要顾及到皇帝的面子，自己干了腌臜事等于变相打陛下的脸，也会让皇帝背上打压功臣的恶名。两厢权衡之下，赵昺估计其就故意采用放松对麾下的管控，表明自己并无割据之心的同时，也在寻找时机和借口退出朝堂。
到了襄阳的时候，江钲对襄阳围而不攻，拖延决战的时间。而又亲临城下探营，结果遭受重创负伤，且他以算定陛下为了战事必然会亲征来此。如此自己就可以借久战无功、身负重伤提出致仕，而皇帝可以再借助攻取襄阳稳固在朝野的地位，也保留了君臣间的体面。
把事情想得通透了，赵昺觉得十分无力，想想这些有功之臣为了保住身家性命，亲手把自己多年拼打而得到的声望抹黑，实为万般无奈，心中又该是何等滋味呢……
前生今世两度为人，前世虽没有从政，但是也在职场中混了多年，经历过办公室政治的考验，知道其中的道道。不致命，可也让你身心俱疲。而这一世做了皇帝，他体会过其中的苦处，但他也是极力避免让朝臣们误会，可事情还是发生了。
‘伴君如伴虎’被比喻成朝堂上的凶险，而事实上也真是。皇帝身边的大臣别看位高权重，其实也是一个高危职业，假如碰上一个奇葩皇帝，搞不好比在老虎身边更可怕，真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提心吊胆不说，随时还都有生命危险，北齐时候的宰相杨愔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众所周知，北齐的高氏皇帝是以奇葩和变态著称的。话说这位倒霉的宰相杨愔是个胖子，尤其是肚子特别大，是个大肚皮，高洋有事没事就拿他这个大肚皮开涮，称为叫做“杨大肚”，平日被皇帝揍一顿都是平常事，堂堂一个宰相，有时还得兼职太监的活儿——给皇帝送手纸。
另外高洋还喜欢开玩笑。有一次，高洋看着杨愔的大肚皮，突然有个想法涌上来，他问杨愔：爱卿啊，你肚子这么大，里面装的是什么啊，要不咱们剖开看看，你觉得怎么样？杨愔差点没被高洋这个奇葩的想法吓晕过去，正不知怎么办时，幸亏有人解围才没被开膛破肚。
还有一次，高洋突发奇想，玩起了送葬游戏。他让人准备了一口棺材，叫杨愔自己躺到棺材里，而他自己则拿起锤，准备等杨愔躺进去后亲自把棺材钉上。可等杨愔躺进了棺材，高洋拿着锤子敲了棺材几下，最终还是停下来了，并没有把棺材钉死，让人把杨愔扶了出来。
其实，高洋多次戏弄杨愔，可能真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即便是虚惊一场，但是想想杨愔躺在棺材里，听着外面的敲击声，看着皇帝拿刀子在自己肚子上比划，那种感觉，也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于是自汗也就成了各朝各代官员自保的手段。
自汗，也称自秽，恶心一点说，向自己脸上泼粪，臭臭自己的脸，坏坏自己的声望，搞臭自己。理性一点说，就是通过非法手段，占有大量社会钱财或田地，通过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以败坏自己的声望。目的就是使自己在老百姓心中没有受爱戴的地位，并表明自己胸无大志。
除此外，甚至还想尽一切办法，以避免帝王猜忌之祸，可这些高官有时仍不可能完全躲过帝王的猜忌之祸。但是这也并非谁都能用的。这时有才华的高官们的专利，中下层的官员，如用这种法术，极易身首异处的。重臣有此想法，赵昺也很无奈，因为事情虽非他所愿，却也不是他所能改变的，而是体制问题。
大家都知道皇帝制度的本质就是独裁。而独裁政治，总是不断地弱化着帝王与其官员们之间的信任度，独裁也就决定了独裁者和其下属官员以及亲属之间，只能拥有有限的信任，而充满无限的猜忌。因此帝王和其高级官员包括帝王家庭成员、皇亲国戚之间，大多数的时候，都相处于猜忌和被猜忌之中，彼此也就很难建立起持久的或起码的信任关系。
在帝王与臣子这一对关系体中，帝王一般总是处于主动地位，而臣子多处于被动地位。皇帝想找你的毛病是很容易的，被猜忌的大臣大多是能力突出且居功自傲，有明显的政治队伍，且不和皇帝一心。而大臣有两个生命，一个是他的本人生命，另一个是他的政治生命，一旦受猜忌，政治生命就面临着完结，人身安全也很难得到保障。
所以，名将权臣，才华卓绝，或手握重兵，或解职后仍有潜在实力的；其次是名臣，才高识远，清正廉洁，深得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再就是皇族，根正苗红.有做君王的血缘资格。成为三者其一，就要做好准备，以应对由于帝王猜忌而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自汗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应对措施。
避祸手段有多种，为什么高级官员较多使用自汗来躲祸呢？赵昺以为这是因为自汗性价比最高。像隐退，不合人们为官入世心理，只有极少数人可做到；请求外地做官，要得到皇帝或其他权臣允许方可出京；舍亲，就是杀掉亲人中的一人或数人，一般人难做到；愚子，不让子女多读书做官，这不合人情；武装反抗，代价太高。
比较之下，自汗优点最大，一方面，既可以继续做官；另一方面，又可避除帝王猜忌之祸。因此，因此不少国家重臣，在功成名就之后，聪明一点的都要学习保身之道中的自汗术，要表现出一副“胸无大志”的形象。而至于如何做，那就看各人的手段了，赵昺却以为活下来的，哪个拎出来都能在国际上拿个大奖。而拿不到奖的，那下场就是家破人亡。
汉朝的萧何被刘邦称为汉朝最大的开国功臣，可是这样的人也遭到了刘邦的怀疑，刘邦亲征在外，怕萧何在国内出乱子，萧何只能派自己的家人跟着刘邦亲征，这样刘邦才放心！不光是这样，萧何还侵占别人家土地当自己的良田，刘邦很高兴，因为这样就显得萧何没什么太大的志向了。
隋朝还有一个大臣叫梁睿，因为他威惠兼著，民夷悦服，声望甚高，隋文帝杨坚暗中忌之。他本人精明至极，早料到这一点，于是就辞官谢病在家，不与世人交往，还“大受金贿以自秽”。这时，有人就把他告到中央，杨坚见他如此贪财，能干什么大事?去了心病，高兴还来不及，哪里还去管他受不受贿。
宋时，太祖赵匡胤竟然把自汗化为国策，以“杯酒释兵权”方式，鼓励他的高级军官放下权位，在短暂的人生中，快意声色，使君臣之间无所猜疑。有了皇帝的鼓励，石守信等高级军官们也就大胆地掠夺财富，声色犬马，从此君臣相安无事。
大将狄青表演不过关，被贬之后中央派人几天一查，还不听他的辩解，最后嘴边生了恶疮，然后病逝。下场好一点的就是韩世忠，晚年交出了兵权，手指也只剩下了四个，还不能动，晚年只能牵着毛驴在西湖边闲逛，绝口不谈兵事，也拒绝和原来的老部下相见，戎马一生最后只能孤独终老，万幸的是没有像岳飞一样死在皇帝的屠刀之下。
赵昺想江钲也是如此。江氏可是一门出过三位宰相的家族，其可以说生下来就活在名利场中，即便没有亲身经历，耳濡目染也对其中典故知道不少。况且他还经历了宋末亡国之际的官场倾轧，亲眼看见过诸多的潮起潮落，前时还是殿上臣，转眼就成刀下鬼。
所以赵昺相信江钲不会没有所感，即便他心怀为国尽忠的思想，但是也会设法自保。尤其是在收复江南之后，朝廷形势好转，而他官至枢密副使兼任湖广制置使，封爵国公，也算到了人生的巅峰，加上堂兄江璆此时晋升为参知政事，踏进了相门，江家在朝堂可谓一时无两。
赵昺记的前世人们常用句西方谚语‘欲戴王冠，必受其重’来自勉，但是其中还有一句是‘欲安思命，必避其凶’。说的是同样的道理，在获得高位的同时，也必然会遭到皇帝的猜忌和同僚的嫉妒，要想保全性命和家族的荣耀，就必须有人得急流勇退。
所以赵昺觉得江钲早在收复江南，边境稳定之后就已经有了退隐之心。但他也知在本朝‘扬文抑武’的大环境下，自己手握重兵更易遭到猜忌，他退出朝堂比之堂兄要有利于家族。而出身名门，受儒家学说熏陶，清名比之性命还要重要的思想，估计早就深入骨髓，自然不愿意采用贪污受贿、广置田产这种下三滥的手法。
另外，江钲也要顾及到皇帝的面子，自己干了腌臜事等于变相打陛下的脸，也会让皇帝背上打压功臣的恶名。两厢权衡之下，赵昺估计其就故意采用放松对麾下的管控，表明自己并无割据之心的同时，也在寻找时机和借口退出朝堂。
到了襄阳的时候，江钲对襄阳围而不攻，拖延决战的时间。而又亲临城下探营，结果遭受重创负伤，且他以算定陛下为了战事必然会亲征来此。如此自己就可以借久战无功、身负重伤提出致仕，而皇帝可以再借助攻取襄阳稳固在朝野的地位，也保留了君臣间的体面。
把事情想得通透了，赵昺觉得十分无力，想想这些有功之臣为了保住身家性命，亲手把自己多年拼打而得到的声望抹黑，实为万般无奈，心中又该是何等滋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