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山当众高声宣读奏疏，其音调悠扬顿挫，很是带感，且内容也颇具感染力。但在赵昺看来确是空洞无物，目光短浅，而让他唯一佩服就是这小子还有些胆量。现在的他已经非是当初刚刚登上帝位，那个畏畏缩缩的小胖子。
久居高位，赵昺已经不由自主的养成了上位者的威严，且他多年领兵征战，手刃敌将，身上也凝聚了铁血气息。因而已然形成了不怒自威的气质，别说普通百姓，就是一般的官员见了他，也会战战兢兢。可这小子却毫无惧色，小嘴巴巴的一点儿也不打磕巴。
所以赵昺觉得眼前这小子不是傻，就是贼大胆。不过傻的可能性极小，能进太学甲斋的皆是各府学举荐的优秀士子，若是混进来个傻子，笑话就大了。不过在他看来其还是个傻大胆，根本没有一个准官员应当具备的政治头脑，缺乏洞悉局势的眼力和沉稳的性格。
再听凝聚了众太学生们无数心血的奏疏，赵昺也只是摇头苦笑，尽管文章辞藻华丽，引经据典，堪称范文，但内容依然没有跳出‘清谈’的范畴。在他看来清谈涵盖的意思比较广，在漫漫的历史长长河中，也因时因地而常有变化。
但是有两个特征是不变的，一是清谈对应于俗谈，它谈的一定是高尚话题；二是清谈的人，必须是文化人。如我们平时爱讨论的哪里开了个新馆子啦，王老五又泡了哪个马子啦，这种庸俗的东西是要排除在清谈之外的。再如工农兵关心的都是四时农桑啦，国土防御啦，这些也都是俗务，不能参与清谈的。
清谈在早期应该算是学者们进行学说交流的工具，因为中国古代学术没有自然科学，也不讲实验，那么学术的增进主要是靠谈来交流，大学者们的很多学术思想就是在谈的过程中被记录下来的，谈论的内容主要还是学术问题。
这种情况到两晋时期发生了变化。因为那时候门阀垄断了进身之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第一不不需要看工作成绩，第二那时候不用考科举。只要是士家大族子弟，天生就有了当大官的本钱。如此也自然没有必要关心实际的东西，再加上门阀子弟天生就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所以更不愿意谈论世俗的话题。
有关国计民生，自然物理，军事政治等等一概视为降低身份的东西。反正是谁要是能侃，又能把人侃晕，谁就被视为水平高。知识分子爱琢磨，一旦脱离实际，琢磨什么呢？拿什么一比高低呢？不可避免地要往玄虚的方向发展。
为什么选玄学呢？因为一部分人谈政治怕掉脑袋，而神仙鬼怪不犯忌讳；另一拨人则觉得参透玄虚可能成仙。结果大家都谈玄学，当权者也参与其中，神仙没修成，却为佛教东渐打开了大门。因而当时在朝也谈，在野也谈，谁也不管正经事。甚至有州县官一到任就关起门来喝酒清谈，在任数年都不知道本地人口多少，赋税几何的。
知识分子和官员皆好玄学，放在现代这些人就是不务正业，可在当时却被视为“清高脱俗”，把玄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清谈是一种高雅的行为方式。于是人人以此为荣，大家是争相仿效的，此也就是后人所说“清谈误国”的由来。
清谈还有一位形影不离的兄弟——清议。南北朝时期外族对中原的扫荡和军阀混战，摧毁了门阀士族的社会基础，隋唐始创科举，又打破了士家大族对人事的垄断。寒门出身的知识份子可以参政，官员定期要考核，清谈也只好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清议。
与清谈不同，清议在于论政，针对当时的政治和人物。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与政治息息相关，所以谈着谈着，自然就免不了瞻否时事，品评人物。尤其是在汉末，阉宦当道，官场成了买卖场，在野文士无由仕进，又痛恨政局腐败，所以就“匹夫激扬，处士横议”。
由是可知，清议一开始是在野人士的专利。因为既关心又插不上手，所以就只有“议”。清议当然也不是谁都能议，这些“议员“都是所谓的清流，也就是纯正的文化人。富商大贾再有钱也是没有资格议的，后来甚至不靠科举而登入仕途，或在战场上一刀一枪爬上来的武官，都算不得清流。
“文人风尚，历来影响仕宦阶层”，它的背后是整个封建官僚的土壤——士大夫阶层。如果晋代时还有不同的学派和学说，那么自唐宋以后士人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已经高度统一。他们的清议，往往众口同声，其利断金。
清议比起清谈它所本的是入世哲学，渐渐清议已然是一种政治舆论。且由于清流士风使然，他们不畏权贵，倡导廉洁正义，揭露贪官污吏。清流也就成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以名节为重的当时社会，文士阶层出身的官僚不论在朝在野，都为其所左右。
当然造成这种局面与统治者也脱不了干系，入宋后太祖实施右文政策，同时也为了控制官僚，对言官、御史颇为倚重，甚至定下了‘不得杀上书言事者’的家法。从而让清流们变得有恃无恐，于是清议也成了影响国策的主要渠道，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是赵昺十分清楚，清议比之清谈进了一大步，而一旦有人发现其价值，就会将清议视作政治工具。而工具必然是受到人为操纵的，那么其中还有多少积极意义在其中就很说了。统治者也发现其中的弊端，可卡住他们的官路，在野的人反而嗓门更大，就连皇帝也奈何他们不得。
象明朝的万历帝，碰上那些敢于以‘抬棺死谏’的极端形式上谏的也只能退避三舍。他在婚姻家庭问题遭到士大夫们的坚决抵制，竟毫无办法。只好耍赖躲起来，几十年不理朝政，颇像“竹林七贤”出世的作风，只是这次双方的角色却完全颠倒了过来。
奏疏很长，与赵昺此前看过的抄本大体相似，只是在次序和着重点重新进行了调整、编排，内容也依然保留了前辈文人士子清议之魂——清。他们很自觉的和农工商割裂开来，他们对经济，国防，民生之类的实际话题，仍然用于探讨，而不屑于实践的；对待政事和人物，还是从道德角度出发……
“启奏陛下，奏疏学生已经诵读完毕，请陛下衷心纳谏，祛浊澄清，清除积弊！”差不多有两刻钟，杨连山才宣读完毕，然后将奏疏躬身呈上。
“汝等所言，朕多有不解，还要向诸位请教一二！”赵昺接过转呈的奏疏，有小黄门搬来一张书案，摆上了笔墨纸砚，他在案上展开，装模作样的看了几眼，笑着道。
“学生等不敢！”众太学生躬身还礼，但对小皇帝下问的姿态感观大好。
“汝等劝谏朕要实施仁政，朕便想问何为仁政？”赵昺略一沉吟问道。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就是说施仁政要以民为本！”张瑞丰抢先回答道。
“以民为本又当何解？”赵昺再问道。
“君爱民，施政者不与民争利，使百姓安乐！”李耘答道，心中却是疑惑，小皇帝为何要问如此简单的问题。
“朕再问，何为安乐？”
“当然是无外患侵扰，政治清明无内忧，百姓丰衣足食，老有所养，幼有所教！”郑友梅终于抢到了一次先手，颇为得意地道。
“我朝可有外患？”
“中原未复，故都仍陷敌手，鞑子虎视江南；西南滇地动荡，威胁湖广；川蜀之地大半尚在敌手，依然可沿江南下，威胁我朝腹地；东南沿海，高丽盗横行，侵扰州县，劫掠商船。当然是外患深重，危机四伏！”杨连山回答道。
“我朝可有内忧？”
“当下朝中奸佞当道，结党营私，崇武废文，士人报国无门，百姓苦于征伐，自然是内忧深重！”杨连山再答道。
“如此朕就糊涂了！”赵昺疑惑地道，“既然汝等皆认同我朝外患深重，为何要在朕发动北伐，驱逐蒙元之际，连番上疏要朕休兵还朝，又言朕穷兵黩武，重用武人？”
“尔等又以为内忧不断，可自朕北还江南以来，两次遭到刺杀，却皆是江南士人所为。现下汝等又多次联名上疏，干扰国策，扰乱朝政，又意欲何为？以为国家尚不够乱吗！”
“朕再问尔等，你们声称为万民请命，劝朕当以民为本，可你们的奏疏中可有一项提及如何改善民生之策？反之，确皆是为自己叫屈，鸣不平，以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烦请诸君为朕解释一二！”
赵昺的连连发问，让一众太学生有些懵了，小皇帝这完全不按套路出牌，本该是他解释、劝慰自己，然后满足他们的条件，这怎么反过来了……
久居高位，赵昺已经不由自主的养成了上位者的威严，且他多年领兵征战，手刃敌将，身上也凝聚了铁血气息。因而已然形成了不怒自威的气质，别说普通百姓，就是一般的官员见了他，也会战战兢兢。可这小子却毫无惧色，小嘴巴巴的一点儿也不打磕巴。
所以赵昺觉得眼前这小子不是傻，就是贼大胆。不过傻的可能性极小，能进太学甲斋的皆是各府学举荐的优秀士子，若是混进来个傻子，笑话就大了。不过在他看来其还是个傻大胆，根本没有一个准官员应当具备的政治头脑，缺乏洞悉局势的眼力和沉稳的性格。
再听凝聚了众太学生们无数心血的奏疏，赵昺也只是摇头苦笑，尽管文章辞藻华丽，引经据典，堪称范文，但内容依然没有跳出‘清谈’的范畴。在他看来清谈涵盖的意思比较广，在漫漫的历史长长河中，也因时因地而常有变化。
但是有两个特征是不变的，一是清谈对应于俗谈，它谈的一定是高尚话题；二是清谈的人，必须是文化人。如我们平时爱讨论的哪里开了个新馆子啦，王老五又泡了哪个马子啦，这种庸俗的东西是要排除在清谈之外的。再如工农兵关心的都是四时农桑啦，国土防御啦，这些也都是俗务，不能参与清谈的。
清谈在早期应该算是学者们进行学说交流的工具，因为中国古代学术没有自然科学，也不讲实验，那么学术的增进主要是靠谈来交流，大学者们的很多学术思想就是在谈的过程中被记录下来的，谈论的内容主要还是学术问题。
这种情况到两晋时期发生了变化。因为那时候门阀垄断了进身之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第一不不需要看工作成绩，第二那时候不用考科举。只要是士家大族子弟，天生就有了当大官的本钱。如此也自然没有必要关心实际的东西，再加上门阀子弟天生就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所以更不愿意谈论世俗的话题。
有关国计民生，自然物理，军事政治等等一概视为降低身份的东西。反正是谁要是能侃，又能把人侃晕，谁就被视为水平高。知识分子爱琢磨，一旦脱离实际，琢磨什么呢？拿什么一比高低呢？不可避免地要往玄虚的方向发展。
为什么选玄学呢？因为一部分人谈政治怕掉脑袋，而神仙鬼怪不犯忌讳；另一拨人则觉得参透玄虚可能成仙。结果大家都谈玄学，当权者也参与其中，神仙没修成，却为佛教东渐打开了大门。因而当时在朝也谈，在野也谈，谁也不管正经事。甚至有州县官一到任就关起门来喝酒清谈，在任数年都不知道本地人口多少，赋税几何的。
知识分子和官员皆好玄学，放在现代这些人就是不务正业，可在当时却被视为“清高脱俗”，把玄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清谈是一种高雅的行为方式。于是人人以此为荣，大家是争相仿效的，此也就是后人所说“清谈误国”的由来。
清谈还有一位形影不离的兄弟——清议。南北朝时期外族对中原的扫荡和军阀混战，摧毁了门阀士族的社会基础，隋唐始创科举，又打破了士家大族对人事的垄断。寒门出身的知识份子可以参政，官员定期要考核，清谈也只好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清议。
与清谈不同，清议在于论政，针对当时的政治和人物。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与政治息息相关，所以谈着谈着，自然就免不了瞻否时事，品评人物。尤其是在汉末，阉宦当道，官场成了买卖场，在野文士无由仕进，又痛恨政局腐败，所以就“匹夫激扬，处士横议”。
由是可知，清议一开始是在野人士的专利。因为既关心又插不上手，所以就只有“议”。清议当然也不是谁都能议，这些“议员“都是所谓的清流，也就是纯正的文化人。富商大贾再有钱也是没有资格议的，后来甚至不靠科举而登入仕途，或在战场上一刀一枪爬上来的武官，都算不得清流。
“文人风尚，历来影响仕宦阶层”，它的背后是整个封建官僚的土壤——士大夫阶层。如果晋代时还有不同的学派和学说，那么自唐宋以后士人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已经高度统一。他们的清议，往往众口同声，其利断金。
清议比起清谈它所本的是入世哲学，渐渐清议已然是一种政治舆论。且由于清流士风使然，他们不畏权贵，倡导廉洁正义，揭露贪官污吏。清流也就成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以名节为重的当时社会，文士阶层出身的官僚不论在朝在野，都为其所左右。
当然造成这种局面与统治者也脱不了干系，入宋后太祖实施右文政策，同时也为了控制官僚，对言官、御史颇为倚重，甚至定下了‘不得杀上书言事者’的家法。从而让清流们变得有恃无恐，于是清议也成了影响国策的主要渠道，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是赵昺十分清楚，清议比之清谈进了一大步，而一旦有人发现其价值，就会将清议视作政治工具。而工具必然是受到人为操纵的，那么其中还有多少积极意义在其中就很说了。统治者也发现其中的弊端，可卡住他们的官路，在野的人反而嗓门更大，就连皇帝也奈何他们不得。
象明朝的万历帝，碰上那些敢于以‘抬棺死谏’的极端形式上谏的也只能退避三舍。他在婚姻家庭问题遭到士大夫们的坚决抵制，竟毫无办法。只好耍赖躲起来，几十年不理朝政，颇像“竹林七贤”出世的作风，只是这次双方的角色却完全颠倒了过来。
奏疏很长，与赵昺此前看过的抄本大体相似，只是在次序和着重点重新进行了调整、编排，内容也依然保留了前辈文人士子清议之魂——清。他们很自觉的和农工商割裂开来，他们对经济，国防，民生之类的实际话题，仍然用于探讨，而不屑于实践的；对待政事和人物，还是从道德角度出发……
“启奏陛下，奏疏学生已经诵读完毕，请陛下衷心纳谏，祛浊澄清，清除积弊！”差不多有两刻钟，杨连山才宣读完毕，然后将奏疏躬身呈上。
“汝等所言，朕多有不解，还要向诸位请教一二！”赵昺接过转呈的奏疏，有小黄门搬来一张书案，摆上了笔墨纸砚，他在案上展开，装模作样的看了几眼，笑着道。
“学生等不敢！”众太学生躬身还礼，但对小皇帝下问的姿态感观大好。
“汝等劝谏朕要实施仁政，朕便想问何为仁政？”赵昺略一沉吟问道。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就是说施仁政要以民为本！”张瑞丰抢先回答道。
“以民为本又当何解？”赵昺再问道。
“君爱民，施政者不与民争利，使百姓安乐！”李耘答道，心中却是疑惑，小皇帝为何要问如此简单的问题。
“朕再问，何为安乐？”
“当然是无外患侵扰，政治清明无内忧，百姓丰衣足食，老有所养，幼有所教！”郑友梅终于抢到了一次先手，颇为得意地道。
“我朝可有外患？”
“中原未复，故都仍陷敌手，鞑子虎视江南；西南滇地动荡，威胁湖广；川蜀之地大半尚在敌手，依然可沿江南下，威胁我朝腹地；东南沿海，高丽盗横行，侵扰州县，劫掠商船。当然是外患深重，危机四伏！”杨连山回答道。
“我朝可有内忧？”
“当下朝中奸佞当道，结党营私，崇武废文，士人报国无门，百姓苦于征伐，自然是内忧深重！”杨连山再答道。
“如此朕就糊涂了！”赵昺疑惑地道，“既然汝等皆认同我朝外患深重，为何要在朕发动北伐，驱逐蒙元之际，连番上疏要朕休兵还朝，又言朕穷兵黩武，重用武人？”
“尔等又以为内忧不断，可自朕北还江南以来，两次遭到刺杀，却皆是江南士人所为。现下汝等又多次联名上疏，干扰国策，扰乱朝政，又意欲何为？以为国家尚不够乱吗！”
“朕再问尔等，你们声称为万民请命，劝朕当以民为本，可你们的奏疏中可有一项提及如何改善民生之策？反之，确皆是为自己叫屈，鸣不平，以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烦请诸君为朕解释一二！”
赵昺的连连发问，让一众太学生有些懵了，小皇帝这完全不按套路出牌，本该是他解释、劝慰自己，然后满足他们的条件，这怎么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