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墩的一席分析，虽未能涉及本质，但能从各方面对形势加以评论已经是难得，也得到了赵昺的刮目相看。如今其不再是那个耍赖撒泼的混小子，经过多年在侍卫营的历练和在武学中的沉浸，有了一位儒将的潜质。他接下来又对其的评论做了补充。
从蒙元方面来讲，当下蒙元的军制和卫戍制度越来越受制于经济制度、内外政策和政治局势的制约，而随着草原宗王军的南下，并代替趋于崩溃的侍卫亲军，承担起主要作战任务。那必然会导致蒙元政局的动荡，而本已行将崩溃的经济也会愈加恶化，进而导致政策的转变。
蒙元草原宗王制度看似是古时分封制度的延续，其实还是有差别的。自成吉思汗起兵发动统一蒙古的战争，实质是一场游牧民族融合与吞并的战争，其通过拉拢和吸收投靠自己的蒙古部落首领得以不断壮大，然后通过征服和掠夺其它部族壮大，并将这些部族强行‘同化’，按照大小以千人队或万人队整编建制。
成吉思汗再通过分封和赏赐给他们划定草场不能越界、派人稽查户口清算人丁，牢牢地把他们捆绑在划定的草原上，清晰地掌握着他们自己都不大清楚的人丁数量，把他们严丝合缝地塞入这架战争机器之上。通过多次征调作战的行动，一步步加强对游牧部落的掌控。
随着成吉思汗的死亡，蒙古其实就已经开始走向分裂，四大汗国趋于独立，蒙古帝国更像现代松散的联邦制国家。而随着攻灭金国，围绕着汗位的政治阴谋帝国进一步分裂，形成了草原和汉地两方势力。在忽必烈凭借汉军的支持夺得汗位后，这种分裂已经实质化了，与四大汗国的关系更加疏远，统一不过是名义化了。
忽必烈改制建元，实际上形成了以上都和大都两个统治中心，实行两种政策进行管理，一个依旧维持旧制的漠南漠北地区，一个是不完全汉化的汉地。在灭宋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到大都，忽必烈依靠经济拉拢和军事打压两种手段对草原进行统治。
到了真金继承汗位，赵昺发起复国之战，一举收复江南，抢了蒙元的钱袋子。而北伐之战重创了蒙元汉地的驻屯军军队，尤其是视为心腹的侍卫亲军，等于打断了真金的脊梁骨。当下不得不调宗王军南下勤王，而又无法支付其军费，只能再次‘分封’诸王，让他们在封地上自筹。
在赵昺看来，真金这一手是臭棋，他虽然暂时解决了因为财政困难，朝廷无力支付军费的问题，但取得了经济自主权的宗王们恐怕就不会那么听他这个大汗的话了。且此举使朝廷直接控制的地盘萎缩，行省制度崩溃，失去了大量的税赋来源，自顾不暇之下对草原的控制力也会进一步下降。
加之请神容易送神难，朝廷势衰，大汗威信减弱，那些进入中原的草原宗王军一方面会与朝中的臣僚们勾结谋取利益；一方面占地为王，各自形成割据的形势。而草原上的规则是拳头大的说了算，会为了利益和地盘明争暗斗，甚至相互征伐，各自为政。
这些变化有必然对蒙元的制度产生冲击，尤其是投下制度。蒙古初期、诸王、贵族、军将把从中原和西域所俘虏的人口迁至蒙古草原，视为奴属，各置聚落安置，进行农业或手工劳作。其后因俘虏人口过多，在中原的统治又已逐渐确立，于是诸王、贵族、军将便把他们在汉地所俘虏的人户就地安置，派官员管领，不属州县。
窝阔台即大汗位后，两次对中原户口进行清检、登记，又把所籍的中原民户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和军将，作为采邑，通称为投下。他同时接受耶律楚材建议，封主在封地内设达鲁花赤管领，其应得租额由政府所置地方官吏负责征收，然后由朝廷分别支付。
但是这些规定在当时没有也不可能贯彻执行，因为封地是世袭的，封户隶属本主，不得迁徙出离。蒙哥在位时继续进行分封。元朝建立后，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加强，忽必烈继续执行窝阔台时投下旧制，并做了某些改进，将封户每五户出丝一斤提高为两斤，对于封主在投下内的一些特权和不法的征敛剥削进行了某些限制。
将军站事务剥离，则不属投下，汉人军将前此所受的封地全部撤销。灭宋以后，又就江南州郡进行了分封，封主对封地的控制似稍减弱。封户纳钞，每户中统钞五钱，后加至两贯，由政府统一征收，再付给封主。但是诸王贵族在封地内擅招人户，漤行敛括的现象一直很严重，却也是贵族们重要的敛财手段。
中原封地的犬牙交错，必然会与进入汉地的草原宗王封地叠加，双方的利益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如此新、旧贵族间的矛盾一旦激化，大家动起手来也就十分自然。他们打来打去，相互劫掠，结果就是乱了自己，乐了大宋。这些还只是赵昺能想到的，但是可以肯定新旧制度，草原与中原间的势力间的矛盾和冲突只会更多。
听了皇帝的补充，众人也渐渐明白，陛下在蒙元草原军南下后便迅速结束北伐，同意议和，并非是怕了他们。而是看到了新势力的介入，会是蒙元局势发生巨变，以其费劲的以举国之力与蒙元攻战，不若让他们自乱阵脚，待时机成熟兴兵再战。
与此同时，也可以让江南和两淮百姓休养生息，缓和朝野间的矛盾。进而推行新政，对朝廷进行改革，完善制度和机构，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为再战积蓄力量。
而这时候陈凤林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对在扬州之战中，马绍在城破之际自杀殉国一事感到震惊。其作为一个汉人，却甘心为异族效力，并不惜自己的性命。在寿州之战中，宋军围城，又有数万汉族百姓不肯献城投降，死于炮火之下。这种情形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的同时，又忧心在此后的对蒙元作战中会受到汉人的顽强抵抗。
韩振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忧，在当下进行的和议中表现的最为积极的不是蒙元的皇子铁穆耳和左相桑哥，反而是身为汉人的李谦在四处奔走，据理力争。更让人寒心的是身为宋人的李思衍，居然利用自己的亲朋故旧打探消息，为蒙元和议出谋划策，使人不能不担心他们日后主要敌人反而会是同族之人。
陈凤林的问题看似让人有些沮丧，但是此时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战争，还是让赵昺感到欣慰，这也一种进步。可他对那些蒙元文人并不太在意，其实在金朝时期，女真人汉化已经非常严重，重用汉族士人治国，也使得他们能够在中原实现百年的统治。
其实赵昺对于当下的士人应该说还是有戒心的，不仅是北宋时期大量无良士人充当女真人的带路党，南宋灭国之际，那些士人也是出了大力的。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毕竟其中还有为大宋复国出力，以死殉国的士人，但总体上还是令人失望，不能不让人对他们的品德持怀疑态度。
不过相对来说，留在北方的汉族士人更可恨，他们不仅把宋朝看作是篡权的“闰位”王朝和岛夷，甚至产生了自己的华夷观念，把自己当成了华夏的代表。北地士人们都是这些观念的狂热推崇者，他们甚至发明了“汉者共天下之言也”的观念，认为华夏文明和汉人无关。
但当真正的“蛮夷”蒙古入侵时，金朝大儒文人的表现却很有意思。早年的蒙古人非常朴实，他们可不管啥子诗书礼乐之家，哪家的小娘子长得好就直接抢走，男人碍事就杀掉，愿意戴绿帽当活王八就带到草原上当“趋口”，这种没出息的金朝文人一抓一大把。
元好问号称‘北方文雄’，应该算是最为知名的儒学代表，其不仅没有积极抗蒙，也没有为金国殉葬，而是一边写诗哀叹战争惨烈，一边却在积极寻找庇护者。他找到的庇护者之一是张柔，张柔是灭宋功臣张弘范的老爹，也是元好问有着不同一般的关系。尽管元好问怀念第一任老婆张氏为金朝户部尚书张翰的女儿，也并没有影响娶了第二任老婆毛氏。
毛氏的祖父是金朝的烈士，同宗的长辈毛伯朋也死于抗蒙事业，但你以为毛氏就是单纯的烈士后代，那就大错特错了。毛氏的堂姐妹分别嫁给了蒙古军千户乔惟忠和张柔，所以张柔就是元好问的连襟，元好问是张弘范的姨夫。并在张柔死后撰写了《顺天万户张公勋德第二碑》，还吹捧张柔是“自予来河朔，雅闻侯名，人谓其文武志胆，可谓当代侯伯之冠”，可以说是极尽肉麻之事，不要脸之极……
从蒙元方面来讲，当下蒙元的军制和卫戍制度越来越受制于经济制度、内外政策和政治局势的制约，而随着草原宗王军的南下，并代替趋于崩溃的侍卫亲军，承担起主要作战任务。那必然会导致蒙元政局的动荡，而本已行将崩溃的经济也会愈加恶化，进而导致政策的转变。
蒙元草原宗王制度看似是古时分封制度的延续，其实还是有差别的。自成吉思汗起兵发动统一蒙古的战争，实质是一场游牧民族融合与吞并的战争，其通过拉拢和吸收投靠自己的蒙古部落首领得以不断壮大，然后通过征服和掠夺其它部族壮大，并将这些部族强行‘同化’，按照大小以千人队或万人队整编建制。
成吉思汗再通过分封和赏赐给他们划定草场不能越界、派人稽查户口清算人丁，牢牢地把他们捆绑在划定的草原上，清晰地掌握着他们自己都不大清楚的人丁数量，把他们严丝合缝地塞入这架战争机器之上。通过多次征调作战的行动，一步步加强对游牧部落的掌控。
随着成吉思汗的死亡，蒙古其实就已经开始走向分裂，四大汗国趋于独立，蒙古帝国更像现代松散的联邦制国家。而随着攻灭金国，围绕着汗位的政治阴谋帝国进一步分裂，形成了草原和汉地两方势力。在忽必烈凭借汉军的支持夺得汗位后，这种分裂已经实质化了，与四大汗国的关系更加疏远，统一不过是名义化了。
忽必烈改制建元，实际上形成了以上都和大都两个统治中心，实行两种政策进行管理，一个依旧维持旧制的漠南漠北地区，一个是不完全汉化的汉地。在灭宋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到大都，忽必烈依靠经济拉拢和军事打压两种手段对草原进行统治。
到了真金继承汗位，赵昺发起复国之战，一举收复江南，抢了蒙元的钱袋子。而北伐之战重创了蒙元汉地的驻屯军军队，尤其是视为心腹的侍卫亲军，等于打断了真金的脊梁骨。当下不得不调宗王军南下勤王，而又无法支付其军费，只能再次‘分封’诸王，让他们在封地上自筹。
在赵昺看来，真金这一手是臭棋，他虽然暂时解决了因为财政困难，朝廷无力支付军费的问题，但取得了经济自主权的宗王们恐怕就不会那么听他这个大汗的话了。且此举使朝廷直接控制的地盘萎缩，行省制度崩溃，失去了大量的税赋来源，自顾不暇之下对草原的控制力也会进一步下降。
加之请神容易送神难，朝廷势衰，大汗威信减弱，那些进入中原的草原宗王军一方面会与朝中的臣僚们勾结谋取利益；一方面占地为王，各自形成割据的形势。而草原上的规则是拳头大的说了算，会为了利益和地盘明争暗斗，甚至相互征伐，各自为政。
这些变化有必然对蒙元的制度产生冲击，尤其是投下制度。蒙古初期、诸王、贵族、军将把从中原和西域所俘虏的人口迁至蒙古草原，视为奴属，各置聚落安置，进行农业或手工劳作。其后因俘虏人口过多，在中原的统治又已逐渐确立，于是诸王、贵族、军将便把他们在汉地所俘虏的人户就地安置，派官员管领，不属州县。
窝阔台即大汗位后，两次对中原户口进行清检、登记，又把所籍的中原民户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和军将，作为采邑，通称为投下。他同时接受耶律楚材建议，封主在封地内设达鲁花赤管领，其应得租额由政府所置地方官吏负责征收，然后由朝廷分别支付。
但是这些规定在当时没有也不可能贯彻执行，因为封地是世袭的，封户隶属本主，不得迁徙出离。蒙哥在位时继续进行分封。元朝建立后，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加强，忽必烈继续执行窝阔台时投下旧制，并做了某些改进，将封户每五户出丝一斤提高为两斤，对于封主在投下内的一些特权和不法的征敛剥削进行了某些限制。
将军站事务剥离，则不属投下，汉人军将前此所受的封地全部撤销。灭宋以后，又就江南州郡进行了分封，封主对封地的控制似稍减弱。封户纳钞，每户中统钞五钱，后加至两贯，由政府统一征收，再付给封主。但是诸王贵族在封地内擅招人户，漤行敛括的现象一直很严重，却也是贵族们重要的敛财手段。
中原封地的犬牙交错，必然会与进入汉地的草原宗王封地叠加，双方的利益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如此新、旧贵族间的矛盾一旦激化，大家动起手来也就十分自然。他们打来打去，相互劫掠，结果就是乱了自己，乐了大宋。这些还只是赵昺能想到的，但是可以肯定新旧制度，草原与中原间的势力间的矛盾和冲突只会更多。
听了皇帝的补充，众人也渐渐明白，陛下在蒙元草原军南下后便迅速结束北伐，同意议和，并非是怕了他们。而是看到了新势力的介入，会是蒙元局势发生巨变，以其费劲的以举国之力与蒙元攻战，不若让他们自乱阵脚，待时机成熟兴兵再战。
与此同时，也可以让江南和两淮百姓休养生息，缓和朝野间的矛盾。进而推行新政，对朝廷进行改革，完善制度和机构，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为再战积蓄力量。
而这时候陈凤林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对在扬州之战中，马绍在城破之际自杀殉国一事感到震惊。其作为一个汉人，却甘心为异族效力，并不惜自己的性命。在寿州之战中，宋军围城，又有数万汉族百姓不肯献城投降，死于炮火之下。这种情形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的同时，又忧心在此后的对蒙元作战中会受到汉人的顽强抵抗。
韩振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忧，在当下进行的和议中表现的最为积极的不是蒙元的皇子铁穆耳和左相桑哥，反而是身为汉人的李谦在四处奔走，据理力争。更让人寒心的是身为宋人的李思衍，居然利用自己的亲朋故旧打探消息，为蒙元和议出谋划策，使人不能不担心他们日后主要敌人反而会是同族之人。
陈凤林的问题看似让人有些沮丧，但是此时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战争，还是让赵昺感到欣慰，这也一种进步。可他对那些蒙元文人并不太在意，其实在金朝时期，女真人汉化已经非常严重，重用汉族士人治国，也使得他们能够在中原实现百年的统治。
其实赵昺对于当下的士人应该说还是有戒心的，不仅是北宋时期大量无良士人充当女真人的带路党，南宋灭国之际，那些士人也是出了大力的。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毕竟其中还有为大宋复国出力，以死殉国的士人，但总体上还是令人失望，不能不让人对他们的品德持怀疑态度。
不过相对来说，留在北方的汉族士人更可恨，他们不仅把宋朝看作是篡权的“闰位”王朝和岛夷，甚至产生了自己的华夷观念，把自己当成了华夏的代表。北地士人们都是这些观念的狂热推崇者，他们甚至发明了“汉者共天下之言也”的观念，认为华夏文明和汉人无关。
但当真正的“蛮夷”蒙古入侵时，金朝大儒文人的表现却很有意思。早年的蒙古人非常朴实，他们可不管啥子诗书礼乐之家，哪家的小娘子长得好就直接抢走，男人碍事就杀掉，愿意戴绿帽当活王八就带到草原上当“趋口”，这种没出息的金朝文人一抓一大把。
元好问号称‘北方文雄’，应该算是最为知名的儒学代表，其不仅没有积极抗蒙，也没有为金国殉葬，而是一边写诗哀叹战争惨烈，一边却在积极寻找庇护者。他找到的庇护者之一是张柔，张柔是灭宋功臣张弘范的老爹，也是元好问有着不同一般的关系。尽管元好问怀念第一任老婆张氏为金朝户部尚书张翰的女儿，也并没有影响娶了第二任老婆毛氏。
毛氏的祖父是金朝的烈士，同宗的长辈毛伯朋也死于抗蒙事业，但你以为毛氏就是单纯的烈士后代，那就大错特错了。毛氏的堂姐妹分别嫁给了蒙古军千户乔惟忠和张柔，所以张柔就是元好问的连襟，元好问是张弘范的姨夫。并在张柔死后撰写了《顺天万户张公勋德第二碑》，还吹捧张柔是“自予来河朔，雅闻侯名，人谓其文武志胆，可谓当代侯伯之冠”，可以说是极尽肉麻之事，不要脸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