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朝廷上下对和议达成共识，推进的速度也在加快，而临安与大都间的蒙元信使往来也日益频繁。真金原则上同意割让四川行省，以换取宋军退出南阳及放弃索要开封的要求。至于要求释放被掳往北方的德祐帝及宗亲、大臣和工匠一事，蒙元方面也做出了妥协，针对德祐帝和太后已经出家，宗亲接受蒙元敕封，臣僚入职蒙元，且当年被掳往北方的匠人、伎人、宫女等已经婚配安家，他们提出以自愿遣返的方式来解决。
赵昺对于这个提议有些为难，也觉得好笑。蒙元所言可以说是现实存在的问题，那些投元的臣僚肯定不敢回来，担心被诛杀；而那些匠人、宫人等早已被赏赐给功臣或是安排到工坊中，已然是身不由己，去留不取决于自己。而己方又没有准确的人数和名单，索要也缺乏证据，人家说死了、逃了，甚至隐匿起来，也无处查找。
堂议之上，众臣也觉得此项缺乏可操作性，但是对于德祐帝及宗室不愿回归者，必须要求本人出具不愿归国的字据。涉及的臣僚也要发布自己不愿归国的声明，同时蒙元方面要在被掳者集中的地区发布通告，告知他们可以返回江南。
对于双方的相互称呼问题，赵昺也没有多做纠缠，他不在乎什么所谓‘父子之国’、‘兄弟之国’，以为在这种问题上浪费时间没有必要，只要你国力强盛，其自然会对你避让三分，尊重有加，那些虚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只会增加道义上的负担。
而对于战争赔偿问题，则进行了好一番讨价还价，这不仅是因为赵昺爱财，也涉及到削弱蒙元的国力，打击其战争潜力，同时还可以借此增加其内部的矛盾。因此大宋咬定赔偿黄金十万两，白银二百万两，另外就是归还当年被抢走的图书账册及宗室玉牒及历代皇帝御容图。
赔偿数目看似与当年金朝索要的五百万两黄金看似悬殊，其实即便是北宋最好的时期，年产黄金也不足八千两，所以金朝的索赔就是瞎扯，宋朝皇室全家都赔上了，也真没五百万两黄金。因而这个数目是比较客观的，也是蒙元咬咬牙能够凑齐的。
主要问题双方达成共识后，至于开立榷场，交换战俘及进贡战马、牛羊等问题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可以在确定原则后，事后再详谈。在十一月十五日的朝会上，赵昺终于在诏书上落了玉玺，双方在舆图上划定了边界，同时送上赔偿，和议之事基本落定。
但是下来涉及到具体落实的问题，为了能够确保蒙元不会反悔，蒙元和议使团撤离时，将铁穆耳留下为质，待协议执行完毕后，再放其归国，而他也只能在大宋过年了。
与此同时，赵昺分别下诏，令主持川蜀的刘师勇加快进军速度，接受成都等地，控制交通要地，防止蒙元裹挟百姓、劫掠财物北归，给自己留下一座空城，重演当年徽宗皇帝收复燕云时的尴尬事；另一方面诏令第三军缓缓后退，撤出南阳地区，释放被俘的南阳王秃噜。
改制也在同步进行，经过两个月的论证和准备，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及相应寺监的职能和人员配置皆已编制完毕，而相应的办公场所整修和经费已亦到位。赵昺决定正式设衙，同时对官员进行调整，因为下个月就是腊月，他又要开始祭祀之旅。
腊月初一，在当年最后一个大朝会上，赵昺下诏恢复三省制度。任命陆秀夫为中书省左相，高应松为右相；以王应麟为门下省左相，邓光荐为右相；以文天祥为尚书省左相，江璆为右相；以邓文原为御史中丞。枢密院依然由他兼任正使，以江钲为副使、刘洙为枢密佥事。
同时赵昺对于尚书省六部尚书进行调整，陈则翁兄弟职务不变，仍分为户部和兵部尚书；以周翔为工部尚书；谢枋得为吏部尚书；谢翱为礼部尚书；何仁德调任刑部尚书；各部属官经堂议和廷议后再进行调整。同时宣布以应节严、刘黻、马廷鸾、徐宗仁、陈仲微为祭陵使，随王伴驾祭拜绍兴诸陵。
宣布完毕，赵昺下旨通令天下。大家都知道这次调整是一次转折点，标志着当初行朝老一代的领军人物荣退，新生代的官员走上了前台，朝廷执宰的新老更迭完成。同时也标明小皇帝对权力完成了全面的接管，彻底摆脱了旧朝的影响，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接下来几天，赵昺是忙得手抽筋，各省主官履职，开始提名和举荐次级官员。他们不仅要经过皇帝的审定，还要分批上殿答对，通过面试才能够得到正式任命。所以他不仅问的口感舌燥，还签阅了上百份的任命诏书，手怎能不抽筋。
当然这次调整最大的受益者还是‘帅府系’，很多人进入朝廷中枢部门，或是成为封疆大吏。当然这也是对他们十余年来忠心耿耿追随赵昺及立下功勋的褒奖，而同时旧行朝的官员大部分被致仕，或是调整到非核心部门，甚至赋闲休养。
不管怎么说，现在赵昺的亲信已经进入朝廷高层，掌控了中、下层，外朝已经基本能够做到政令通达。对于内廷的调整，他准备延后至新年之后，一个因为与几个执宰在相关问题上尚有分歧。这无关于忠心，而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大家都想为各自的阶层争取利益，不希望出现一个可与外朝分庭抗礼的内廷……
腊月初十，赵昺的祭祀之旅开启，在过去这可以称之为皇帝和宗室们的狂欢节。他们虽然出身高贵，地位崇高，但是也很可怜，没有诏令是不能离开京城半步，而皇帝也差不多，一年到头出宫的机会都不多，等于被软禁在城中。每年一般只有年终祭陵才可以出城在附近溜达一圈，这对于他们算的上是难得一次放风。
但是对于在外野惯了的赵昺，定多算是一次郊游，且是十分辛苦的活儿，从心里说还是不大情愿的。不过今年发生的大事太多了，收复两淮、夺取南京，要回川蜀，自己还添了孩子，这些事情都得跟列祖列宗们念叨念叨，让他们一起高兴的同时，也求得他们保佑。
因为今年的祭典规模大，因而出动的人马比之往年也要多，护驾的除亲卫旅一个团，还有护军骑兵旅两个团及第五旅。且此次出行没有如前次乘船，而是从陆路前往绍兴陵区。伴驾的除了行将致仕的五位老臣，礼部及相关寺监人员，共计三万余人。
参与祭陵的人都很兴奋，这不仅是因为皇帝会照例赏赐金帛等物，也是一种荣耀，毕竟这是国家最大的祭典之一。而几个老臣同样如此，在行将致仕的时候，还有机会主持祭陵大典，也是皇帝对他们为朝廷做出贡献的肯定，可以为自己一生宦海画上一个圆满的结局。
不过这些对于赵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煎熬，第一天出发后，刚出城不过十里就到达行宫休息。而按照规定的行程一日三十里，然后入驻下一个行宫，接受当地官员觐见，然后第二天依然如此，周而复始直至结束。简直是再无聊不过了，唯一的好处就是能出城透透气，不必每天陷在文牍之中。
行不过两日，赵昺已经有些不耐烦了，车行如牛，走了半天还没有十里地，这让习惯于行军快马加鞭的他来说与浪费生命无异。但是规矩如此，行程也是计划好的，每日行到哪里，住在哪里，吃什么，见什么人，都已吩咐下去，他若是加以改变，底下就乱了套。
好在赵昺此次出行，出了城就换下华而不实的骆车，转乘四轮马车。他的御车车体宽大，可坐可卧，还点着炭炉，要舒服、自由的多。行到第三天，李三娘也放弃了骆车，移步御车上了，接着章屏、王妤也挤上来，只有皇后吴曦还坚持乘坐即颠簸，又漏风的骆车。
祭陵之行对于赵昺来说很平常，但对于几位后妃来说却是难得的出宫机会，因而皆想跟着出来。皇后作为国母，没有不可推卸之事，当然必定要去。但是临近年底，宫中也有一应事务需要有人主持，于是就留下皇贵妃陈淑，其他几个人都随行伴驾。
赵昺将车帘撩开一条缝向后看去，吴曦的骆车在后随行，显得是那么孤寂。
平息伏阙上疏之事后，他训斥了吴曦和陈淑二人。陈家反应迅速立刻上书请罪，请求责罚，并严惩参与此事的子弟，将其遣送回乡，严加看管思过。而吴家却反应迟缓，虽说也上书请罪，但多有自辩之词，为自家开脱，忙着甩锅，对于参与者只是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在他看来很是缺乏诚意，也让他很是不满……
赵昺对于这个提议有些为难，也觉得好笑。蒙元所言可以说是现实存在的问题，那些投元的臣僚肯定不敢回来，担心被诛杀；而那些匠人、宫人等早已被赏赐给功臣或是安排到工坊中，已然是身不由己，去留不取决于自己。而己方又没有准确的人数和名单，索要也缺乏证据，人家说死了、逃了，甚至隐匿起来，也无处查找。
堂议之上，众臣也觉得此项缺乏可操作性，但是对于德祐帝及宗室不愿回归者，必须要求本人出具不愿归国的字据。涉及的臣僚也要发布自己不愿归国的声明，同时蒙元方面要在被掳者集中的地区发布通告，告知他们可以返回江南。
对于双方的相互称呼问题，赵昺也没有多做纠缠，他不在乎什么所谓‘父子之国’、‘兄弟之国’，以为在这种问题上浪费时间没有必要，只要你国力强盛，其自然会对你避让三分，尊重有加，那些虚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只会增加道义上的负担。
而对于战争赔偿问题，则进行了好一番讨价还价，这不仅是因为赵昺爱财，也涉及到削弱蒙元的国力，打击其战争潜力，同时还可以借此增加其内部的矛盾。因此大宋咬定赔偿黄金十万两，白银二百万两，另外就是归还当年被抢走的图书账册及宗室玉牒及历代皇帝御容图。
赔偿数目看似与当年金朝索要的五百万两黄金看似悬殊，其实即便是北宋最好的时期，年产黄金也不足八千两，所以金朝的索赔就是瞎扯，宋朝皇室全家都赔上了，也真没五百万两黄金。因而这个数目是比较客观的，也是蒙元咬咬牙能够凑齐的。
主要问题双方达成共识后，至于开立榷场，交换战俘及进贡战马、牛羊等问题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可以在确定原则后，事后再详谈。在十一月十五日的朝会上，赵昺终于在诏书上落了玉玺，双方在舆图上划定了边界，同时送上赔偿，和议之事基本落定。
但是下来涉及到具体落实的问题，为了能够确保蒙元不会反悔，蒙元和议使团撤离时，将铁穆耳留下为质，待协议执行完毕后，再放其归国，而他也只能在大宋过年了。
与此同时，赵昺分别下诏，令主持川蜀的刘师勇加快进军速度，接受成都等地，控制交通要地，防止蒙元裹挟百姓、劫掠财物北归，给自己留下一座空城，重演当年徽宗皇帝收复燕云时的尴尬事；另一方面诏令第三军缓缓后退，撤出南阳地区，释放被俘的南阳王秃噜。
改制也在同步进行，经过两个月的论证和准备，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及相应寺监的职能和人员配置皆已编制完毕，而相应的办公场所整修和经费已亦到位。赵昺决定正式设衙，同时对官员进行调整，因为下个月就是腊月，他又要开始祭祀之旅。
腊月初一，在当年最后一个大朝会上，赵昺下诏恢复三省制度。任命陆秀夫为中书省左相，高应松为右相；以王应麟为门下省左相，邓光荐为右相；以文天祥为尚书省左相，江璆为右相；以邓文原为御史中丞。枢密院依然由他兼任正使，以江钲为副使、刘洙为枢密佥事。
同时赵昺对于尚书省六部尚书进行调整，陈则翁兄弟职务不变，仍分为户部和兵部尚书；以周翔为工部尚书；谢枋得为吏部尚书；谢翱为礼部尚书；何仁德调任刑部尚书；各部属官经堂议和廷议后再进行调整。同时宣布以应节严、刘黻、马廷鸾、徐宗仁、陈仲微为祭陵使，随王伴驾祭拜绍兴诸陵。
宣布完毕，赵昺下旨通令天下。大家都知道这次调整是一次转折点，标志着当初行朝老一代的领军人物荣退，新生代的官员走上了前台，朝廷执宰的新老更迭完成。同时也标明小皇帝对权力完成了全面的接管，彻底摆脱了旧朝的影响，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接下来几天，赵昺是忙得手抽筋，各省主官履职，开始提名和举荐次级官员。他们不仅要经过皇帝的审定，还要分批上殿答对，通过面试才能够得到正式任命。所以他不仅问的口感舌燥，还签阅了上百份的任命诏书，手怎能不抽筋。
当然这次调整最大的受益者还是‘帅府系’，很多人进入朝廷中枢部门，或是成为封疆大吏。当然这也是对他们十余年来忠心耿耿追随赵昺及立下功勋的褒奖，而同时旧行朝的官员大部分被致仕，或是调整到非核心部门，甚至赋闲休养。
不管怎么说，现在赵昺的亲信已经进入朝廷高层，掌控了中、下层，外朝已经基本能够做到政令通达。对于内廷的调整，他准备延后至新年之后，一个因为与几个执宰在相关问题上尚有分歧。这无关于忠心，而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大家都想为各自的阶层争取利益，不希望出现一个可与外朝分庭抗礼的内廷……
腊月初十，赵昺的祭祀之旅开启，在过去这可以称之为皇帝和宗室们的狂欢节。他们虽然出身高贵，地位崇高，但是也很可怜，没有诏令是不能离开京城半步，而皇帝也差不多，一年到头出宫的机会都不多，等于被软禁在城中。每年一般只有年终祭陵才可以出城在附近溜达一圈，这对于他们算的上是难得一次放风。
但是对于在外野惯了的赵昺，定多算是一次郊游，且是十分辛苦的活儿，从心里说还是不大情愿的。不过今年发生的大事太多了，收复两淮、夺取南京，要回川蜀，自己还添了孩子，这些事情都得跟列祖列宗们念叨念叨，让他们一起高兴的同时，也求得他们保佑。
因为今年的祭典规模大，因而出动的人马比之往年也要多，护驾的除亲卫旅一个团，还有护军骑兵旅两个团及第五旅。且此次出行没有如前次乘船，而是从陆路前往绍兴陵区。伴驾的除了行将致仕的五位老臣，礼部及相关寺监人员，共计三万余人。
参与祭陵的人都很兴奋，这不仅是因为皇帝会照例赏赐金帛等物，也是一种荣耀，毕竟这是国家最大的祭典之一。而几个老臣同样如此，在行将致仕的时候，还有机会主持祭陵大典，也是皇帝对他们为朝廷做出贡献的肯定，可以为自己一生宦海画上一个圆满的结局。
不过这些对于赵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煎熬，第一天出发后，刚出城不过十里就到达行宫休息。而按照规定的行程一日三十里，然后入驻下一个行宫，接受当地官员觐见，然后第二天依然如此，周而复始直至结束。简直是再无聊不过了，唯一的好处就是能出城透透气，不必每天陷在文牍之中。
行不过两日，赵昺已经有些不耐烦了，车行如牛，走了半天还没有十里地，这让习惯于行军快马加鞭的他来说与浪费生命无异。但是规矩如此，行程也是计划好的，每日行到哪里，住在哪里，吃什么，见什么人，都已吩咐下去，他若是加以改变，底下就乱了套。
好在赵昺此次出行，出了城就换下华而不实的骆车，转乘四轮马车。他的御车车体宽大，可坐可卧，还点着炭炉，要舒服、自由的多。行到第三天，李三娘也放弃了骆车，移步御车上了，接着章屏、王妤也挤上来，只有皇后吴曦还坚持乘坐即颠簸，又漏风的骆车。
祭陵之行对于赵昺来说很平常，但对于几位后妃来说却是难得的出宫机会，因而皆想跟着出来。皇后作为国母，没有不可推卸之事，当然必定要去。但是临近年底，宫中也有一应事务需要有人主持，于是就留下皇贵妃陈淑，其他几个人都随行伴驾。
赵昺将车帘撩开一条缝向后看去，吴曦的骆车在后随行，显得是那么孤寂。
平息伏阙上疏之事后，他训斥了吴曦和陈淑二人。陈家反应迅速立刻上书请罪，请求责罚，并严惩参与此事的子弟，将其遣送回乡，严加看管思过。而吴家却反应迟缓，虽说也上书请罪，但多有自辩之词，为自家开脱，忙着甩锅，对于参与者只是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在他看来很是缺乏诚意，也让他很是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