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几个人的介绍，赵昺前世的记忆被激活，他想起了明朝‘万历三大征’其中之一就是征伐播州杨氏，但是他也记不得是杨氏第几世土司了。
不过赵昺还记的明代的播州之乱是万历年间投入兵力最多的战役，共有八路大军、二十四万人的总兵力，这个数字是壬辰战争中对付丰臣秀吉人马的近三倍，但是此战持续了四年之久，消耗的钱粮无数，耗尽了大明国库中最后一点儿积存。
赵昺想到此不禁有些含糊，他知道历史俚兵善战，除了“其民俗悍而好斗，兵马称强，间有所调遣，辄踊跃趋赴”的民风之外，还与川地百苗和川黔地区如同一个个小型王国一般的土司势力有关，为这些悍兵产生提供了形成的土壤。他们与受到朝廷廷直接管理的土司们不同，川黔地区的土司势力，可谓是真正的树大根深。
包括播州杨氏、水西安氏、永宁奢氏等土司势力，他们早在宋代甚至更早在唐代，就已经在这一地区成为了手握实权名门望族。因此他们虽然在元明时期，成为受到朝廷册封的土司，但是中央朝廷的势力，对于这些川黔地区的土司势力，实际上只能做到名义上的控制。
除了势大根深之外，这些土司势力，往往也有非常严格的内部管理机制。在历史上，他们使用被称作“则溪”的宗法制体系。这一制度的根基，是与当时川黔地区的政治、经济政策有关，其的政治体系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分封制度。
所谓“则溪”，其实就是仓库，在安氏内部受到分封的安氏成员，除了会获得土地之外，最终要的就是还会获得一个“则溪”。通过“则溪”，氏族成员向自己的领民征税，并将相应的份额上缴土司，并在战时，依靠“则溪”来建立军队，在土司的指挥下，与其他氏族成员一起并肩作战。
而俚乱向来是历代王朝十分头疼的事情，朝廷在对他们进行武力镇压的同时，间或实施羁縻政策进行拉拢分化，为己所用。朝廷在俚地针对叛乱俚民的军事行动，往往也必须依靠当地俚族势力的军事支持，但是俚族势力们自然不会白白的向朝廷贡献出自己的士兵。
因此朝廷除了要对参战的势力进行赏赐和抚恤之外，还时常要将从叛乱俚族手中剥夺的领地，赏赐给有功的俚族。这种方式无疑会又一次会产生新的强大的俚族新势力。因此包括播州杨氏在内著名的强力俚族，无一例外，都曾向朝廷发动过叛乱。
但是总的来说，俚民中不乏赤胆忠心之人，在朝廷财政苦难，大厦将倾之时也成为不可多得的精兵强将。宋朝也曾在对西夏、对金、对蒙的战争中调用俚兵参战，取得过不俗的战绩。但最为现代人所知的还是明代的广西狼兵和川黔白杆兵。
一句“广西狼兵雄于天下”为世人所熟知，而所谓的土司兵或者狼土兵，其实就是唐宋后俚兵的另一个称谓。在元末开始实行土司制之后，地方的土司们所拥有的私兵。根据当时的制度，这些私兵虽然平时为土司们所用，但是在中央朝廷需要时，要响应征召。
当然在战争结束后，朝廷也会对土司进行大量的赏赐，并且对伤亡士兵进行抚恤。因此对于所处地区土地贫瘠的小土司们来说，为朝廷打仗赚钱，就成了非常重要财政收入来源。所以说本质上，这些土司兵有些类似雇佣兵。
在大明平定倭寇的战争中，广西狼土兵曾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奇怪的是，明代除了明初与安南的战争，以及平定倭寇的战争中，调动了大量广西狼土兵之外，在朝鲜之役与日本正规军对战，以及和满州八旗的战争中，广西狼土兵都少有参加。
相反，在大凌河之战中一战成名的白杆兵，来自四川的石砫土司麾下。而这支军队后来还参与到平定安奢之乱，以及与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的战争中。难道四川土司兵比广西狼土兵还能打吗，究竟谁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冠绝全军”呢？
这个话题当时在网络上吵得很是热闹，赵昺当时也作为吃瓜群众围观过。但是与以往一样，起初还能进行理性的探讨，后来就变成了地域之争，变成了一场乱斗。那时他可以作为看客当做一场热闹看，当下却不能，这关系到朝廷的政策走向，国家的安危。
赵昺以为两军孰强孰弱，其实在明末浑河之战可以作为验证。根据清代谷应泰所编《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记载川军：“诸将奋勇迎击，败白标兵（满州两白旗），又败黄标兵（满州两黄旗），击斩落马者二三千人。”在《明实录》中记载：“兵部尚书张鹤鸣言浑河血战杀奴数千，皆石砫酉阳二司土兵之力。”
由此可见，在浑河之战中，来自川黔的土司兵们的战斗力，可以说强于当时明朝许多一线部队。与之相比，虽然广西地区的狼土兵，相对于川黔土司兵们，无论是战斗力亦或是兵力数量，都要逊色不少，但是广西的土司终究还是大多在明廷的控制之下，因此他们也更能够让明廷放心使用。
赵昺以为或许狼兵更为忠诚，这才是广西狼兵能声名鹊起的原因，但对川黔土司兵朝廷一直保持着戒心。因为川黔土司可谓是真正的树大根深，如播州杨家已经历经五百年，熬死了不知道多少皇帝，他们的存在比之那些朝代还要久远，所以不想给其通过参与战争壮大的机会。
不过播州杨家能够历经数朝不倒，除了地处边陲，躲过了改朝换代的战争波及外，主要还是‘识时务’，见事不可为，马上改换门庭。而西南的政治、军事现状又让新朝不愿意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物去改变，却又需要保持稳定，就只能借助这些土司来维持秩序，不得不接受他们的‘投诚’。
在人们的印象中，俚人皆是生活在穷乡僻壤的荒蛮之地，但并非皆是如此。播州经过杨氏数百年的经营，已经十分繁荣，当地不仅盛产木材和黑铅，也产茶叶和大米，而这些东西都是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非常需要的。有需求就有商机，播州人把这些东西打包上船，顺着赤水河可以进长江，顺江而下就可以到重庆、武汉、南京这些大城市，运输成本低，利润却颇丰。
此外播州还是四川食盐进入贵州的必经之路，起码在明代人看来播州经济已经接近江南，“居民富庶，有江南气象”。有兵有钱，有地盘，就让这些土司有了割据西南的本钱，也使他们养成了桀骜不驯的民风，自以为有了与朝廷谈判的本钱……
“陛下，臣以为当下播州杨氏对抗朝廷，不肯接受改土归流之策，应该加以征讨，否则川黔地区，甚至广西的土官们皆会效仿之，而在云南推行此策会更加困难！”文天祥见皇帝出神，出声提醒道。
“改土归流是我朝稳定西南，乃至西北，收服俚区的重要国策，不容一地之乱而放弃全局。”赵昺收回神思，坐正身子道，“但是当前我朝刚刚结束与蒙元的战事，大军尚屯集于两淮地区，仍需防备蒙元毁约，难以大举南下。而地方军力不足，仅靠他们的能力是难以对抗播州杨氏，在短期内出兵讨伐恐有困难。”
“嗯，陛下所言正是，我朝禁军大部皆布置在北地，江南地区除了部署在湖广的第十军外，只有京畿的御前护军。而第十军除了镇抚湖广外，尚承担着支持云南战事的任务，现下征讨却是力不从心。”江璆点头道。
“我朝自琼州起兵兵力几经扩编，如今也仅有马步军三十余万，但是国土已经是在琼时的百倍有余。江南战事虽然已经平息，可卫戍的兵力偏少。而江南也面临着安南、缅甸的侵扰及诸俚叛乱，遇有战事便难以应对，臣以为可以扩编数军之兵加强江南军力。”邓光荐建议道。
“邓相的建议，臣以为可以考虑。当初我朝实施精兵之策，是碍于财政和人口不足，当下我朝有民近四百万户，丁壮千万。财赋状况近年也大有改观，再供养数万军力还是可以满足的。”文天祥附议道。
“组建新军并无不可，但是尚需时日，而播州之事已经迫在眉睫，必须采取行动，遏制其借助四川动乱的时机扩充之势，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来日不可收拾！”陆秀夫言道。
“嗯，调动兵力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播州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想要速战速决也非易事，尚需好好谋划，不能将国力尽数消耗在一隅之地，拖入持久战。进而导致财政枯竭，国力衰退，引发民生危机，那就得不偿失了！”赵昺沉吟片刻道……
不过赵昺还记的明代的播州之乱是万历年间投入兵力最多的战役，共有八路大军、二十四万人的总兵力，这个数字是壬辰战争中对付丰臣秀吉人马的近三倍，但是此战持续了四年之久，消耗的钱粮无数，耗尽了大明国库中最后一点儿积存。
赵昺想到此不禁有些含糊，他知道历史俚兵善战，除了“其民俗悍而好斗，兵马称强，间有所调遣，辄踊跃趋赴”的民风之外，还与川地百苗和川黔地区如同一个个小型王国一般的土司势力有关，为这些悍兵产生提供了形成的土壤。他们与受到朝廷廷直接管理的土司们不同，川黔地区的土司势力，可谓是真正的树大根深。
包括播州杨氏、水西安氏、永宁奢氏等土司势力，他们早在宋代甚至更早在唐代，就已经在这一地区成为了手握实权名门望族。因此他们虽然在元明时期，成为受到朝廷册封的土司，但是中央朝廷的势力，对于这些川黔地区的土司势力，实际上只能做到名义上的控制。
除了势大根深之外，这些土司势力，往往也有非常严格的内部管理机制。在历史上，他们使用被称作“则溪”的宗法制体系。这一制度的根基，是与当时川黔地区的政治、经济政策有关，其的政治体系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分封制度。
所谓“则溪”，其实就是仓库，在安氏内部受到分封的安氏成员，除了会获得土地之外，最终要的就是还会获得一个“则溪”。通过“则溪”，氏族成员向自己的领民征税，并将相应的份额上缴土司，并在战时，依靠“则溪”来建立军队，在土司的指挥下，与其他氏族成员一起并肩作战。
而俚乱向来是历代王朝十分头疼的事情，朝廷在对他们进行武力镇压的同时，间或实施羁縻政策进行拉拢分化，为己所用。朝廷在俚地针对叛乱俚民的军事行动，往往也必须依靠当地俚族势力的军事支持，但是俚族势力们自然不会白白的向朝廷贡献出自己的士兵。
因此朝廷除了要对参战的势力进行赏赐和抚恤之外，还时常要将从叛乱俚族手中剥夺的领地，赏赐给有功的俚族。这种方式无疑会又一次会产生新的强大的俚族新势力。因此包括播州杨氏在内著名的强力俚族，无一例外，都曾向朝廷发动过叛乱。
但是总的来说，俚民中不乏赤胆忠心之人，在朝廷财政苦难，大厦将倾之时也成为不可多得的精兵强将。宋朝也曾在对西夏、对金、对蒙的战争中调用俚兵参战，取得过不俗的战绩。但最为现代人所知的还是明代的广西狼兵和川黔白杆兵。
一句“广西狼兵雄于天下”为世人所熟知，而所谓的土司兵或者狼土兵，其实就是唐宋后俚兵的另一个称谓。在元末开始实行土司制之后，地方的土司们所拥有的私兵。根据当时的制度，这些私兵虽然平时为土司们所用，但是在中央朝廷需要时，要响应征召。
当然在战争结束后，朝廷也会对土司进行大量的赏赐，并且对伤亡士兵进行抚恤。因此对于所处地区土地贫瘠的小土司们来说，为朝廷打仗赚钱，就成了非常重要财政收入来源。所以说本质上，这些土司兵有些类似雇佣兵。
在大明平定倭寇的战争中，广西狼土兵曾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奇怪的是，明代除了明初与安南的战争，以及平定倭寇的战争中，调动了大量广西狼土兵之外，在朝鲜之役与日本正规军对战，以及和满州八旗的战争中，广西狼土兵都少有参加。
相反，在大凌河之战中一战成名的白杆兵，来自四川的石砫土司麾下。而这支军队后来还参与到平定安奢之乱，以及与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的战争中。难道四川土司兵比广西狼土兵还能打吗，究竟谁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冠绝全军”呢？
这个话题当时在网络上吵得很是热闹，赵昺当时也作为吃瓜群众围观过。但是与以往一样，起初还能进行理性的探讨，后来就变成了地域之争，变成了一场乱斗。那时他可以作为看客当做一场热闹看，当下却不能，这关系到朝廷的政策走向，国家的安危。
赵昺以为两军孰强孰弱，其实在明末浑河之战可以作为验证。根据清代谷应泰所编《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记载川军：“诸将奋勇迎击，败白标兵（满州两白旗），又败黄标兵（满州两黄旗），击斩落马者二三千人。”在《明实录》中记载：“兵部尚书张鹤鸣言浑河血战杀奴数千，皆石砫酉阳二司土兵之力。”
由此可见，在浑河之战中，来自川黔的土司兵们的战斗力，可以说强于当时明朝许多一线部队。与之相比，虽然广西地区的狼土兵，相对于川黔土司兵们，无论是战斗力亦或是兵力数量，都要逊色不少，但是广西的土司终究还是大多在明廷的控制之下，因此他们也更能够让明廷放心使用。
赵昺以为或许狼兵更为忠诚，这才是广西狼兵能声名鹊起的原因，但对川黔土司兵朝廷一直保持着戒心。因为川黔土司可谓是真正的树大根深，如播州杨家已经历经五百年，熬死了不知道多少皇帝，他们的存在比之那些朝代还要久远，所以不想给其通过参与战争壮大的机会。
不过播州杨家能够历经数朝不倒，除了地处边陲，躲过了改朝换代的战争波及外，主要还是‘识时务’，见事不可为，马上改换门庭。而西南的政治、军事现状又让新朝不愿意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物去改变，却又需要保持稳定，就只能借助这些土司来维持秩序，不得不接受他们的‘投诚’。
在人们的印象中，俚人皆是生活在穷乡僻壤的荒蛮之地，但并非皆是如此。播州经过杨氏数百年的经营，已经十分繁荣，当地不仅盛产木材和黑铅，也产茶叶和大米，而这些东西都是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非常需要的。有需求就有商机，播州人把这些东西打包上船，顺着赤水河可以进长江，顺江而下就可以到重庆、武汉、南京这些大城市，运输成本低，利润却颇丰。
此外播州还是四川食盐进入贵州的必经之路，起码在明代人看来播州经济已经接近江南，“居民富庶，有江南气象”。有兵有钱，有地盘，就让这些土司有了割据西南的本钱，也使他们养成了桀骜不驯的民风，自以为有了与朝廷谈判的本钱……
“陛下，臣以为当下播州杨氏对抗朝廷，不肯接受改土归流之策，应该加以征讨，否则川黔地区，甚至广西的土官们皆会效仿之，而在云南推行此策会更加困难！”文天祥见皇帝出神，出声提醒道。
“改土归流是我朝稳定西南，乃至西北，收服俚区的重要国策，不容一地之乱而放弃全局。”赵昺收回神思，坐正身子道，“但是当前我朝刚刚结束与蒙元的战事，大军尚屯集于两淮地区，仍需防备蒙元毁约，难以大举南下。而地方军力不足，仅靠他们的能力是难以对抗播州杨氏，在短期内出兵讨伐恐有困难。”
“嗯，陛下所言正是，我朝禁军大部皆布置在北地，江南地区除了部署在湖广的第十军外，只有京畿的御前护军。而第十军除了镇抚湖广外，尚承担着支持云南战事的任务，现下征讨却是力不从心。”江璆点头道。
“我朝自琼州起兵兵力几经扩编，如今也仅有马步军三十余万，但是国土已经是在琼时的百倍有余。江南战事虽然已经平息，可卫戍的兵力偏少。而江南也面临着安南、缅甸的侵扰及诸俚叛乱，遇有战事便难以应对，臣以为可以扩编数军之兵加强江南军力。”邓光荐建议道。
“邓相的建议，臣以为可以考虑。当初我朝实施精兵之策，是碍于财政和人口不足，当下我朝有民近四百万户，丁壮千万。财赋状况近年也大有改观，再供养数万军力还是可以满足的。”文天祥附议道。
“组建新军并无不可，但是尚需时日，而播州之事已经迫在眉睫，必须采取行动，遏制其借助四川动乱的时机扩充之势，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来日不可收拾！”陆秀夫言道。
“嗯，调动兵力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播州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想要速战速决也非易事，尚需好好谋划，不能将国力尽数消耗在一隅之地，拖入持久战。进而导致财政枯竭，国力衰退，引发民生危机，那就得不偿失了！”赵昺沉吟片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