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经历了两世，也算阅尽世间事，也懂得了世上没有完美。就像他常言在战场上没有百战百胜的战术，也就没有常胜之军，同样的战术和同一支军队在不同的形势及环境下，不一定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一切皆需要斟形度势。
那么你也就不能说太祖赵匡胤制定的‘内实外虚’之策不对，这只不过是其针对当时的形势制定的政策，从而将宋朝的羸弱归罪与其明显也是不妥的。而错的是后继者没有能够在形势发生变化之后，对政策进行调整和改变。但是赵昺觉得这么说，那些后继者也有些冤枉。
后世有人评价大宋承平三百年，内政稳定，可谓中国古代史上难得的安定期。但赵昺来到这个世界后所听到的，看到的并非完全如此。安定不等于天下无事，农业社会抗风险能力较弱，遇上天灾处理稍稍不慎民众就有可能揭竿而起，宋代亦是如此，据文献记载大宋民众举事达四百余次之多，可谓历朝之最，但规模又都很小。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怪的情况，赵昺也曾试图寻求真相。从他收罗来的正史、野史及时人笔记来看，太祖的‘内实外虚’之策其实在太宗死后，大家就发现这套方法玩不下去了，辽国威胁巨大，西夏也在崛起，能战之兵堆在一块根本无法应付北方边境瞬息万变的危险局面。
于是真宗开始着手调整兵制，所谓：“三边之兵，间因事宜升为禁军者，则所谓四十四处禁军是已。”到了宋仁宗年间军队几乎都分布在北方边境和首都开封，以此计算当时天下七成以上的兵马都被用作边境守备，再减掉首都禁卫部队，黄河以南几乎不设防，其实是将内实变成了内虚。
而民间举兵起事一直也是宋朝大多数皇帝都要面临的困扰，即便是以仁君著称的宋仁宗也没有例外。在史书中大加褒扬的仁宗盛治下，地方上聚众叛乱的消息接二连三。其中规模较大的是王伦、张海起事，其事迹零星见于诸多史料。赵昺甚至猜度此
王伦很可能是《水浒传》中梁山泊头目白衣秀士王伦的原型人物，但现实中他造成的风波要比小说中大很多。当时沂州附近正在闹灾荒，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王伦带人杀掉了领头军官扯旗举兵。而其之所以出名，还因为王伦身着黄衣，这表明其显然是奔着皇位去的，于是就受到了朝廷的重点关注。
王伦运动战能力也相当强，打劫沂、密、海、扬、泗、楚等州，横行淮海，如履无人。如果仅凭这些记载大家可能马上会联想到唐末的黄巢，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然而接下来的记载会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因为王伦鼎盛时期的兵马：“比至高邮军，已及两三百人。”
赵昺当时都怀疑自己看错了，王伦从今天的山东临沂附近举事，短时间内连攻诸城、连云港、扬州、泗洪、蚌埠等地的王伦军最多时也就二百余人。他觉得宋朝禁军战斗力比不上辽国和西夏，但也绝不是王伦这等草寇可以对抗的，就是一百个换一个也能将其耗死。且在没有专业器械的情况下，兵力再多也很难攻下城池，别说是几百号人，就算几千上万人想打下工事完备的城池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再看看当时地方官员们怎么应对的，他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论军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事情传到开封宋仁宗气的暴跳如雷，不抵抗也就算了，还敲锣打鼓去劳军。朝廷的意思是要把这些官员斩首示众。
但朝臣范仲淹强烈反对，他认为地方官府没有军队，如果坚持抵抗激怒了叛军杀戮城中无辜民众怎么办?所以不应处分。好高大上的理由，估计现代分分钟钟就让其成了网红，而此先例一开当然会引起各地纷纷效仿。
所以宋朝民间举兵后转战各地的场景大致是这样的，每到一座城市当地官员已经笑脸相迎等候门外，粮食补给、酒肉、金银珠宝乃至歌舞娱乐也早早筹备好了，些许财物不成敬意，英雄笑纳，酒足饭饱之后切勿扰民，请早早离开本地辖区。
这种情况在唐朝是不可想象的，府兵制下军农结合，随便哪个州县都能迅速拉出一支成建制的强兵。在其他朝代这等规模的叛乱也可能地方上就搞定了，会不会上达天听都不好说。而赵昺相信若是发生在现代，很可能一个派出所就能把他们镇压了。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仔细分析后，赵昺发现宋朝民间举事的两个鲜明特征。第一，即便活动范围再广叛军也很难吸引民众加入，以至规模无法扩大。第二，民间举兵后如果没有很快被消灭，到了运动战阶段几乎都会选择南下。
深入地分析，就要涉及到宋代的兵制了。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所有王朝从来没有敢在地方上不设防的，但赵匡胤开了历史先河。州郡无兵导致对小股盗贼都无能为力，稍有变故极容易造成动荡。后来金国南下击溃了宋军主力后所向披靡与此也不无关系，大量的城市仓促间根本无力组织有效抵抗。
当然许多著名官员也清醒地意识到了朝廷规制的巨大缺陷。针对民间叛乱，欧阳修提出措施有三条：“一乞选捕盗官。”首先是治标，事情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是考虑怎么解决燃眉之急；“二乞定赏罚新法。”地方守备力量衰弱是叛军如入无人之境的根本原因，危险的趋势必须得到扭转；“三乞按察老病贪赃之官。”这是最根本的，民众举事说明官员赈济安抚不力，必须整肃官吏方能从根本上解决叛乱不断的问题。
几乎与此同时范仲淹开始了“庆历新政”试图变法，之后王安石也登上历史舞台。范仲淹侧重于对冗官的整治，王安石涉及的范畴更加广阔，但置将法、保甲法等都在力图改变州郡不设防的状况。而王安石虽然没有扭转重文轻武的大势，但还是取得了部分成果，自神宗起民间举事几乎很少能够转战千里了……
在行朝重返江南后，当时控制的地盘不过是江浙及江西和湖广部分地区，禁军主要驻防在长江沿岸，御前护军驻防京畿，构成大宋的国防体系。而闽赣、漳厦和闽广地区主要是由怀恩军、威胜军、熊胜军及怀德军改编的地方州军负责维持治安，镇压反叛。
彼时地方有事，禁军和御前护军可以就近支援，但是现在禁军主力已经远离江南，分驻在淮东和淮西、川蜀，京畿地区也只有三个旅的御前护军驻扎，地方有事就有些远水不解近渴之虑了。虽说现在已经建立起以府为基点的州军体系，但人员和武器配备上多寡不一。
因为受到火器生产能力所限，又随即展开北伐之战，火器只能优先配备给禁军和御前护军，多数地区的州军的主要装备还是主力淘汰下来的冷兵器，只有靠近前线的州军才能装备部分火器。所以这些地方军的战斗力不足，维护治安，剿匪缉盗没有问题，遇到播州杨氏这种实力强劲的俚族武装就有心无力了。
但是当下大宋内部并非平安无事，云南地区的战事仍在持续，如今在川蜀被收取的情况下，云南已经被隔为飞地，战事亦要尽快结束。两广俚区已经完成改土归流，但小规模的叛乱仍时有发生，且面临着占城、安南等外藩的扩张。这些皆需要强有力的军事力量震慑。
因而播州不服王法只是将这种危机放大，而‘内虚’的危害性也得以凸显。而在座的几位各省首相皆是经历过战争，从最生死存亡的边缘闯过来的，当然清楚内防空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加之财政状况的改善，也让他们有了扩军的底气。
赵昺在廷议上形成扩军决意后，趁热打铁马上提议举行堂议，命兵部相关人员编制扩军方案，让枢密院制定封锁方案以应对当前川黔形势。
陈任翁到底是老丈人，最能领会皇帝的意图，兵部很快拿出了扩军方案。他们在作出整体规划后，认为增编五个军为宜，分别驻防福建、江西和两广要地。而京畿地区也要驻扎一军，以保证京师安全，以防玉昔帖木儿侵入江东时无兵可调，保卫京师的尴尬之事重演。
按照兵部的规划新编的五个军划归禁军序列，人员编制和武器配备皆参照禁军，也就是说至少要增加兵额十五万人。赵昺阅罢只能苦笑摇头，这个方案拿到廷议，乃至堂议上很难获得多数人的支持，更无法获得通过。而在他这里也不会获得批准，因为这太过理想化了，增加的不仅仅是兵额，还会给财政带来极大的负担，朝廷养不起啊……
那么你也就不能说太祖赵匡胤制定的‘内实外虚’之策不对，这只不过是其针对当时的形势制定的政策，从而将宋朝的羸弱归罪与其明显也是不妥的。而错的是后继者没有能够在形势发生变化之后，对政策进行调整和改变。但是赵昺觉得这么说，那些后继者也有些冤枉。
后世有人评价大宋承平三百年，内政稳定，可谓中国古代史上难得的安定期。但赵昺来到这个世界后所听到的，看到的并非完全如此。安定不等于天下无事，农业社会抗风险能力较弱，遇上天灾处理稍稍不慎民众就有可能揭竿而起，宋代亦是如此，据文献记载大宋民众举事达四百余次之多，可谓历朝之最，但规模又都很小。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怪的情况，赵昺也曾试图寻求真相。从他收罗来的正史、野史及时人笔记来看，太祖的‘内实外虚’之策其实在太宗死后，大家就发现这套方法玩不下去了，辽国威胁巨大，西夏也在崛起，能战之兵堆在一块根本无法应付北方边境瞬息万变的危险局面。
于是真宗开始着手调整兵制，所谓：“三边之兵，间因事宜升为禁军者，则所谓四十四处禁军是已。”到了宋仁宗年间军队几乎都分布在北方边境和首都开封，以此计算当时天下七成以上的兵马都被用作边境守备，再减掉首都禁卫部队，黄河以南几乎不设防，其实是将内实变成了内虚。
而民间举兵起事一直也是宋朝大多数皇帝都要面临的困扰，即便是以仁君著称的宋仁宗也没有例外。在史书中大加褒扬的仁宗盛治下，地方上聚众叛乱的消息接二连三。其中规模较大的是王伦、张海起事，其事迹零星见于诸多史料。赵昺甚至猜度此
王伦很可能是《水浒传》中梁山泊头目白衣秀士王伦的原型人物，但现实中他造成的风波要比小说中大很多。当时沂州附近正在闹灾荒，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王伦带人杀掉了领头军官扯旗举兵。而其之所以出名，还因为王伦身着黄衣，这表明其显然是奔着皇位去的，于是就受到了朝廷的重点关注。
王伦运动战能力也相当强，打劫沂、密、海、扬、泗、楚等州，横行淮海，如履无人。如果仅凭这些记载大家可能马上会联想到唐末的黄巢，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然而接下来的记载会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因为王伦鼎盛时期的兵马：“比至高邮军，已及两三百人。”
赵昺当时都怀疑自己看错了，王伦从今天的山东临沂附近举事，短时间内连攻诸城、连云港、扬州、泗洪、蚌埠等地的王伦军最多时也就二百余人。他觉得宋朝禁军战斗力比不上辽国和西夏，但也绝不是王伦这等草寇可以对抗的，就是一百个换一个也能将其耗死。且在没有专业器械的情况下，兵力再多也很难攻下城池，别说是几百号人，就算几千上万人想打下工事完备的城池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再看看当时地方官员们怎么应对的，他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论军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事情传到开封宋仁宗气的暴跳如雷，不抵抗也就算了，还敲锣打鼓去劳军。朝廷的意思是要把这些官员斩首示众。
但朝臣范仲淹强烈反对，他认为地方官府没有军队，如果坚持抵抗激怒了叛军杀戮城中无辜民众怎么办?所以不应处分。好高大上的理由，估计现代分分钟钟就让其成了网红，而此先例一开当然会引起各地纷纷效仿。
所以宋朝民间举兵后转战各地的场景大致是这样的，每到一座城市当地官员已经笑脸相迎等候门外，粮食补给、酒肉、金银珠宝乃至歌舞娱乐也早早筹备好了，些许财物不成敬意，英雄笑纳，酒足饭饱之后切勿扰民，请早早离开本地辖区。
这种情况在唐朝是不可想象的，府兵制下军农结合，随便哪个州县都能迅速拉出一支成建制的强兵。在其他朝代这等规模的叛乱也可能地方上就搞定了，会不会上达天听都不好说。而赵昺相信若是发生在现代，很可能一个派出所就能把他们镇压了。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仔细分析后，赵昺发现宋朝民间举事的两个鲜明特征。第一，即便活动范围再广叛军也很难吸引民众加入，以至规模无法扩大。第二，民间举兵后如果没有很快被消灭，到了运动战阶段几乎都会选择南下。
深入地分析，就要涉及到宋代的兵制了。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所有王朝从来没有敢在地方上不设防的，但赵匡胤开了历史先河。州郡无兵导致对小股盗贼都无能为力，稍有变故极容易造成动荡。后来金国南下击溃了宋军主力后所向披靡与此也不无关系，大量的城市仓促间根本无力组织有效抵抗。
当然许多著名官员也清醒地意识到了朝廷规制的巨大缺陷。针对民间叛乱，欧阳修提出措施有三条：“一乞选捕盗官。”首先是治标，事情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是考虑怎么解决燃眉之急；“二乞定赏罚新法。”地方守备力量衰弱是叛军如入无人之境的根本原因，危险的趋势必须得到扭转；“三乞按察老病贪赃之官。”这是最根本的，民众举事说明官员赈济安抚不力，必须整肃官吏方能从根本上解决叛乱不断的问题。
几乎与此同时范仲淹开始了“庆历新政”试图变法，之后王安石也登上历史舞台。范仲淹侧重于对冗官的整治，王安石涉及的范畴更加广阔，但置将法、保甲法等都在力图改变州郡不设防的状况。而王安石虽然没有扭转重文轻武的大势，但还是取得了部分成果，自神宗起民间举事几乎很少能够转战千里了……
在行朝重返江南后，当时控制的地盘不过是江浙及江西和湖广部分地区，禁军主要驻防在长江沿岸，御前护军驻防京畿，构成大宋的国防体系。而闽赣、漳厦和闽广地区主要是由怀恩军、威胜军、熊胜军及怀德军改编的地方州军负责维持治安，镇压反叛。
彼时地方有事，禁军和御前护军可以就近支援，但是现在禁军主力已经远离江南，分驻在淮东和淮西、川蜀，京畿地区也只有三个旅的御前护军驻扎，地方有事就有些远水不解近渴之虑了。虽说现在已经建立起以府为基点的州军体系，但人员和武器配备上多寡不一。
因为受到火器生产能力所限，又随即展开北伐之战，火器只能优先配备给禁军和御前护军，多数地区的州军的主要装备还是主力淘汰下来的冷兵器，只有靠近前线的州军才能装备部分火器。所以这些地方军的战斗力不足，维护治安，剿匪缉盗没有问题，遇到播州杨氏这种实力强劲的俚族武装就有心无力了。
但是当下大宋内部并非平安无事，云南地区的战事仍在持续，如今在川蜀被收取的情况下，云南已经被隔为飞地，战事亦要尽快结束。两广俚区已经完成改土归流，但小规模的叛乱仍时有发生，且面临着占城、安南等外藩的扩张。这些皆需要强有力的军事力量震慑。
因而播州不服王法只是将这种危机放大，而‘内虚’的危害性也得以凸显。而在座的几位各省首相皆是经历过战争，从最生死存亡的边缘闯过来的，当然清楚内防空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加之财政状况的改善，也让他们有了扩军的底气。
赵昺在廷议上形成扩军决意后，趁热打铁马上提议举行堂议，命兵部相关人员编制扩军方案，让枢密院制定封锁方案以应对当前川黔形势。
陈任翁到底是老丈人，最能领会皇帝的意图，兵部很快拿出了扩军方案。他们在作出整体规划后，认为增编五个军为宜，分别驻防福建、江西和两广要地。而京畿地区也要驻扎一军，以保证京师安全，以防玉昔帖木儿侵入江东时无兵可调，保卫京师的尴尬之事重演。
按照兵部的规划新编的五个军划归禁军序列，人员编制和武器配备皆参照禁军，也就是说至少要增加兵额十五万人。赵昺阅罢只能苦笑摇头，这个方案拿到廷议，乃至堂议上很难获得多数人的支持，更无法获得通过。而在他这里也不会获得批准，因为这太过理想化了，增加的不仅仅是兵额，还会给财政带来极大的负担，朝廷养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