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场可能发生的蝗灾会让众臣放弃北伐？赵昺只能说古时的人对灾害是十分脆弱的。他在前时，尤其如他一样的年轻人对于蝗灾的认识更多的只是传说，在科技发展的现代社会，有着完善的监控体系，又有先进的灭杀手段，往往等不到成灾就已经被扑灭。
不过来的这个世界后，耳濡目染之下，赵昺也对蝗灾有了新的认识。古时有种说法：“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低，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
由此可见，蝗灾为凶灾之首，破坏力惊人。由于蝗虫喜欢生活在暖干气候，这就使得处于东亚季风影响下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以北的江淮流域成为了中国历代蝗灾的高发区，其中尤以黄河流域为甚。
由于黄河中下游经常爆发洪灾，而黄河中下游所处的黄淮海平原地区又属于冲击平原，土壤主要为冲积壤土和细砂土，水灾后水不易积存，加上水灾后经常暴发旱灾，有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就这有利于蝗虫的生长;而蝗虫有迁飞的特性，整个黄淮海平原地形平坦，少山地阻挡，使得蝗灾发生后蝗虫更容易迁飞，受灾区域更容易扩大。
另外，作为中国最早开展农业的区域，黄河中下游地区自古农业发达，种植的作物以小麦为主，河滩又适合芦苇等植物生长，这些都是蝗虫喜爱的植物，种种条件组合在一起，使得中国北方的黄淮海平原等地最终成为了蝗灾的高发区。而其中又以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一带的蝗灾最为高发。
蝗灾的危害性也极大的，而蝗群所过之处寸草不留，这不仅对以农业为主的古代社会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若是旱灾、水灾，会造成粮食减产，甚至绝收，可百姓尚能以草根、树皮果腹。但是蝗灾之后，百姓只能变成流民，四处求生。
若是再赶上朝廷赈灾不及时，地方官员办事不利，天灾加上人祸就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往往就是民乱，从而引发农民起义，甚至颠覆政权。而蝗灾同样对于游牧民族无疑也是具有摧毁性的，他们无法生存，就会南下寇边，引发大战。所以在历史上许多政权正是在这种内乱外患之下消失的。
可能又有人要问，古代人对蝗灾畏之如虎，赵昺你一个现代的穿越者难道还会在乎吗？前辈的‘穿越者’们早就给你想好办法了，吃啊！烤着吃、炸着吃、炒着吃、做成酱，晒成干，甚至人吃不完，可以养鸡鸭，让他们帮着吃，就不信在中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下，小小蝗虫还吃不完！
对此，赵昺只能苦笑，他在前世也曾参与过“中国吃货拯救生物灾难”的热议。小龙虾是国外害虫，可在中国这种入侵生物被吃的要靠养殖才能满足吃货们的口腹之欲；还有所谓“被中国人端上餐桌”，却在美国泛滥成灾的亚洲鲤鱼；更别说曾掀起了网友热情回应的“丹麦大使馆请中国吃货解决生蚝泛滥问题”。
赵昺记的每一次类似的新闻发生，都会把网友们的自豪感再推高一级，仿佛中国吃货已经成了全世界公认解决生物泛滥问题的“秘密武器”。而类似的传闻多了，国内从来就不乏对国人的舌头盲目自信的人，认为只要得到许可，连造成非洲粮食危机的蝗虫都能给吃光了。
赵昺那时就发现当所谓的“玩梗”，逐渐在网络狂欢中演变成一种全民性的盲目自信，甚至会引发更荒唐的局面。甚至还有网友表示，可不可以不进行防治，让蝗虫自然生长，在适当的时候开办个“蚂蚱节”。一方面能够解决蝗灾，另一方面还带动了当地的旅游发展。
当整个舆论逐渐开始对“吃货治灾”深信不疑之后，就很容易出现一个认知偏差：一遇到什么东西泛滥，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能不能吃”，对于生物灾难治理本身的迫切性和严肃性，反而被抛在脑后。而让“不会吃”的美国人头疼不已的亚洲鲤鱼，也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那条自家过年桌上摆着的美味红烧鱼。
美国的亚洲鲤鱼最早被引入就是为了处理水质污染，因此身体里大多沉积了重金属残留物。美国的一些垂钓手册就会标明，某些水域的鲤鱼“一星期只能食用一次”。这种鲤鱼不仅美国人不吃，国人也不爱吃。有曾经尝试人曾描述：成年亚洲鲤鱼的肉不仅难嚼，而且腥味用重油重酱也很难盖住。
至于当时刷爆中国社交网络的，丹麦大使馆那篇一本正经的“生蚝求助信”，更是一次成功的国家旅游营销。生蚝泛滥给丹麦带来了多少损失没看到，却俨然让它拥有了继安徒生之后的又一张旅游名片。一波营销下来，打着“吃生蚝”旗号去丹麦的中国旅游团倒是越来越多了。
而小龙虾之所以需要养殖，并不是因为入侵的已经被“吃绝种了”，而是因为野生的小龙虾存在捕捉困难、寄生虫等问题。只有人工规模化的养殖方式，才能获得品相更好、更安全的食用小龙虾。正因如此，餐桌上各种做法不一的小龙虾大多都是人工养殖的，而危害环境的野生克氏原螯虾们，仍然在田野里自由生长。
关于吃蝗虫救灾的说法，赵昺在网络上也看到了专家们的解读和理性者的澄清。形成蝗灾的飞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一旦大量聚集，就会变成暴躁的“丧尸状态”。
数量少的时候蝗虫呈现散居型特征，性格温和，食量小，飞行距离短。但群居型蝗虫不仅食量变大，还可以长距离飞行，当大批蝗虫向同一个方向运动，在沿途疯狂进食，也就逐渐形成蝗灾，这种形态变化的本质就是为了防御天敌。
群居型的蝗虫还有着另一大武器，他们会大量合成苯乙腈，这种物质有着鸟类不喜欢的味道，而如果鸟类仍然执意要攻击，蝗虫还会进一步将苯乙腈转化为有毒的氢氰酸。换句话说，成灾之后的蝗虫不仅味道难闻，而且还是有毒的。
尽管目前还没有人类食用蝗虫中毒的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能形成蝗灾的蝗虫绝对不是一种安全的食材，大概也没那么好吃，而端上餐桌的蝗虫其实也大多是养殖的。至于利用鸡鸭和鸟类消灭蝗虫，赵昺承认有一定效果，却也具有局限性，他来到这个世界后，也才知记载中吃蝗虫的禽鸟仅有三种——鹜、鱼鹰和称为群鸟。
而在网文中总被提到的“鸡鸭治蝗法”，其实在现代也是结合了当地的植被和蝗虫的具体情况，进行科学的“生物防治”，绝不是想象中简单而又颇具喜剧效果的“鸭子追着蝗群跑”，因此赵昺断定那些用这些方法治蝗的前辈们坟上的草应该有八尺高了。
因此赵昺以为归根结底蝗灾本来就不是靠“吃”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实实在在的严密防治，以及科学的不断进步。喊着“吃货治灾”，也只能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用“把蝗虫吃到绝种”这种不合时宜的抖机灵，也无法消解掉灾难本身的严肃和残忍。
自在有记录以来的千年时间，人类能够真正防控蝗灾，其实还是近现代随着药械发展才能做到的，即便如此仍然有蝗灾爆发。那么在古代科技水平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蝗灾更是时有出现，据赵昺所知就在中国历史朝代中堪称“短命”的元代来说，竟然有六十八年都有蝗灾，共发生了一百七十五次，频发程度一举夺魁。
可怜的他正好赶在蝗灾爆发的高发期，虽然当下历史进程已经改变，但是这个事实恐怕并没有改变。赵昺想到在去年才结束的战争中，最为激烈的战斗正是在历史上蝗灾频发的黄淮海地区进行的，导致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被抛荒，水利设施遭到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对环境的破坏，却给蝗虫的生长创造了条件。
赵昺和众臣们都清楚，一旦蝗虫成灾，不但对淮南和淮北地区农业生产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也会影响到朝廷推行的移民和新作物推广政策，蝗灾还会波及江南的主要产粮区，造成大范围的粮食减产，更严重的是会让刚刚趋稳的民心发生动荡。
国无粮不稳，若是粮食减产，朝廷一旦在事发后处置不当，必然导致粮价飞涨，‘大饥’随之发生。民心动荡，饿殍遍地，动乱就会不可避免的发生。而同样受到蝗灾影响的蒙元方面，在朝廷动荡控制力下降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冒险纵马南下，因此无论怎样对大宋都将是场灾难……
不过来的这个世界后，耳濡目染之下，赵昺也对蝗灾有了新的认识。古时有种说法：“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低，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
由此可见，蝗灾为凶灾之首，破坏力惊人。由于蝗虫喜欢生活在暖干气候，这就使得处于东亚季风影响下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以北的江淮流域成为了中国历代蝗灾的高发区，其中尤以黄河流域为甚。
由于黄河中下游经常爆发洪灾，而黄河中下游所处的黄淮海平原地区又属于冲击平原，土壤主要为冲积壤土和细砂土，水灾后水不易积存，加上水灾后经常暴发旱灾，有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就这有利于蝗虫的生长;而蝗虫有迁飞的特性，整个黄淮海平原地形平坦，少山地阻挡，使得蝗灾发生后蝗虫更容易迁飞，受灾区域更容易扩大。
另外，作为中国最早开展农业的区域，黄河中下游地区自古农业发达，种植的作物以小麦为主，河滩又适合芦苇等植物生长，这些都是蝗虫喜爱的植物，种种条件组合在一起，使得中国北方的黄淮海平原等地最终成为了蝗灾的高发区。而其中又以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一带的蝗灾最为高发。
蝗灾的危害性也极大的，而蝗群所过之处寸草不留，这不仅对以农业为主的古代社会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若是旱灾、水灾，会造成粮食减产，甚至绝收，可百姓尚能以草根、树皮果腹。但是蝗灾之后，百姓只能变成流民，四处求生。
若是再赶上朝廷赈灾不及时，地方官员办事不利，天灾加上人祸就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往往就是民乱，从而引发农民起义，甚至颠覆政权。而蝗灾同样对于游牧民族无疑也是具有摧毁性的，他们无法生存，就会南下寇边，引发大战。所以在历史上许多政权正是在这种内乱外患之下消失的。
可能又有人要问，古代人对蝗灾畏之如虎，赵昺你一个现代的穿越者难道还会在乎吗？前辈的‘穿越者’们早就给你想好办法了，吃啊！烤着吃、炸着吃、炒着吃、做成酱，晒成干，甚至人吃不完，可以养鸡鸭，让他们帮着吃，就不信在中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下，小小蝗虫还吃不完！
对此，赵昺只能苦笑，他在前世也曾参与过“中国吃货拯救生物灾难”的热议。小龙虾是国外害虫，可在中国这种入侵生物被吃的要靠养殖才能满足吃货们的口腹之欲；还有所谓“被中国人端上餐桌”，却在美国泛滥成灾的亚洲鲤鱼；更别说曾掀起了网友热情回应的“丹麦大使馆请中国吃货解决生蚝泛滥问题”。
赵昺记的每一次类似的新闻发生，都会把网友们的自豪感再推高一级，仿佛中国吃货已经成了全世界公认解决生物泛滥问题的“秘密武器”。而类似的传闻多了，国内从来就不乏对国人的舌头盲目自信的人，认为只要得到许可，连造成非洲粮食危机的蝗虫都能给吃光了。
赵昺那时就发现当所谓的“玩梗”，逐渐在网络狂欢中演变成一种全民性的盲目自信，甚至会引发更荒唐的局面。甚至还有网友表示，可不可以不进行防治，让蝗虫自然生长，在适当的时候开办个“蚂蚱节”。一方面能够解决蝗灾，另一方面还带动了当地的旅游发展。
当整个舆论逐渐开始对“吃货治灾”深信不疑之后，就很容易出现一个认知偏差：一遇到什么东西泛滥，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能不能吃”，对于生物灾难治理本身的迫切性和严肃性，反而被抛在脑后。而让“不会吃”的美国人头疼不已的亚洲鲤鱼，也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那条自家过年桌上摆着的美味红烧鱼。
美国的亚洲鲤鱼最早被引入就是为了处理水质污染，因此身体里大多沉积了重金属残留物。美国的一些垂钓手册就会标明，某些水域的鲤鱼“一星期只能食用一次”。这种鲤鱼不仅美国人不吃，国人也不爱吃。有曾经尝试人曾描述：成年亚洲鲤鱼的肉不仅难嚼，而且腥味用重油重酱也很难盖住。
至于当时刷爆中国社交网络的，丹麦大使馆那篇一本正经的“生蚝求助信”，更是一次成功的国家旅游营销。生蚝泛滥给丹麦带来了多少损失没看到，却俨然让它拥有了继安徒生之后的又一张旅游名片。一波营销下来，打着“吃生蚝”旗号去丹麦的中国旅游团倒是越来越多了。
而小龙虾之所以需要养殖，并不是因为入侵的已经被“吃绝种了”，而是因为野生的小龙虾存在捕捉困难、寄生虫等问题。只有人工规模化的养殖方式，才能获得品相更好、更安全的食用小龙虾。正因如此，餐桌上各种做法不一的小龙虾大多都是人工养殖的，而危害环境的野生克氏原螯虾们，仍然在田野里自由生长。
关于吃蝗虫救灾的说法，赵昺在网络上也看到了专家们的解读和理性者的澄清。形成蝗灾的飞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一旦大量聚集，就会变成暴躁的“丧尸状态”。
数量少的时候蝗虫呈现散居型特征，性格温和，食量小，飞行距离短。但群居型蝗虫不仅食量变大，还可以长距离飞行，当大批蝗虫向同一个方向运动，在沿途疯狂进食，也就逐渐形成蝗灾，这种形态变化的本质就是为了防御天敌。
群居型的蝗虫还有着另一大武器，他们会大量合成苯乙腈，这种物质有着鸟类不喜欢的味道，而如果鸟类仍然执意要攻击，蝗虫还会进一步将苯乙腈转化为有毒的氢氰酸。换句话说，成灾之后的蝗虫不仅味道难闻，而且还是有毒的。
尽管目前还没有人类食用蝗虫中毒的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能形成蝗灾的蝗虫绝对不是一种安全的食材，大概也没那么好吃，而端上餐桌的蝗虫其实也大多是养殖的。至于利用鸡鸭和鸟类消灭蝗虫，赵昺承认有一定效果，却也具有局限性，他来到这个世界后，也才知记载中吃蝗虫的禽鸟仅有三种——鹜、鱼鹰和称为群鸟。
而在网文中总被提到的“鸡鸭治蝗法”，其实在现代也是结合了当地的植被和蝗虫的具体情况，进行科学的“生物防治”，绝不是想象中简单而又颇具喜剧效果的“鸭子追着蝗群跑”，因此赵昺断定那些用这些方法治蝗的前辈们坟上的草应该有八尺高了。
因此赵昺以为归根结底蝗灾本来就不是靠“吃”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实实在在的严密防治，以及科学的不断进步。喊着“吃货治灾”，也只能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用“把蝗虫吃到绝种”这种不合时宜的抖机灵，也无法消解掉灾难本身的严肃和残忍。
自在有记录以来的千年时间，人类能够真正防控蝗灾，其实还是近现代随着药械发展才能做到的，即便如此仍然有蝗灾爆发。那么在古代科技水平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蝗灾更是时有出现，据赵昺所知就在中国历史朝代中堪称“短命”的元代来说，竟然有六十八年都有蝗灾，共发生了一百七十五次，频发程度一举夺魁。
可怜的他正好赶在蝗灾爆发的高发期，虽然当下历史进程已经改变，但是这个事实恐怕并没有改变。赵昺想到在去年才结束的战争中，最为激烈的战斗正是在历史上蝗灾频发的黄淮海地区进行的，导致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被抛荒，水利设施遭到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对环境的破坏，却给蝗虫的生长创造了条件。
赵昺和众臣们都清楚，一旦蝗虫成灾，不但对淮南和淮北地区农业生产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也会影响到朝廷推行的移民和新作物推广政策，蝗灾还会波及江南的主要产粮区，造成大范围的粮食减产，更严重的是会让刚刚趋稳的民心发生动荡。
国无粮不稳，若是粮食减产，朝廷一旦在事发后处置不当，必然导致粮价飞涨，‘大饥’随之发生。民心动荡，饿殍遍地，动乱就会不可避免的发生。而同样受到蝗灾影响的蒙元方面，在朝廷动荡控制力下降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冒险纵马南下，因此无论怎样对大宋都将是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