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扇动了翅膀，波澜也随之泛起。蒙古入卫的草原宗王虽然看似一体，其实他们之间也是矛盾重重，尤其是真金死后，他制定的策略逐渐崩坏，难以再继续实施。而朝廷财政的紧张，使得铁穆耳不得不放权让宗王们自己搞钱养兵。
恶例一开，便难以再收拾，暂时的和平也让宗王们失去了共同的敌人，可以专心致志的夺权找钱。让当下宗王擅权，地方州府难治，虽未封疆裂土，但也让诸王们对皇权再难生畏惧之心，尤其是在去岁铁穆耳居然畏宋如虎，行驾不敢回京，让他们更加藐视朝廷。
当下发生在沛县看似只是争夺一个税关，是两人间的利益之争，其实深层次确是权力之争。也只里控制着山东大半疆域，但是运河在其辖地中流经的只有徐州至沛县一段，大部分却在济宁王察罕帖木儿的辖地，这导致也只里难以从中谋取更多的利益。
察罕帖木儿控制着东平至沛县的运河，比之也只里要长的多，因而他可以在多地设置税关，收取更多的税赋。但其并不满足，因为榷场设置在徐州，无论是进出蒙元的货物都要在这里完成，所以这里既是蒙宋两国交易的枢纽，自然货物最多，价值也最高，获取的利益也最大。
当初真金划分诸王的辖地也是经过多方考虑的，除了军事上的便利，也有让他们相互制衡的想法，毕竟诸王若是铁板一块，便足以威胁到京畿的安全，而他们之间若是摩擦不断，就需要朝廷从中调解，便能够将他们握在掌心之中。
于是真金在划分辖地的时候，就有意将传统的地域进行了重新调整，导致他们的辖地犬牙交错，相互渗透。当然皇帝也有几门穷亲戚，尤其是在蒙元这种家族式的统治方式，因此在划分的时候也不得不加以照顾，尤其是后期皇后阔阔真插手其中，使得诸王之间嫌隙顿生。
运河北上借用了一段济河河道，察罕帖木儿当初重贿了方臣祐说动了阔阔真，而其祖上又是铁木真四弟铁木哥斡赤斤，根脚不浅。于是将东平路亦划入其的辖地，生生的从济南府路割裂出去了一块。
当然也只里也非平常的权贵，他也是出身蒙古孛儿只斤氏，祖上是铁木真弟合赤温，根脚同样深厚。当然从封地面积上也是占了便宜的，控制了山东最为肥沃的平原地区，东部又濒临大海，可以从事海上贸易，按说也不算亏待他。
也只里算起来与察罕帖木儿还是正经亲戚，但是利益面前就不好说了。也只里想要将东平路收归自己辖下，而察罕帖木儿则觊觎徐州段运河，两人都想吞并对方。而在朝廷控制力下降的情况下，两人间的矛盾从小规模的摩擦，终于演变成了兵戎相见……
双方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谁都有三亲俩好的，身后也皆有各自的利益集团，见两位要打起来了，或是声援，或是暗中派兵助战，或是出面调解。因此这仗正如赵昺所料，大打是不可能的，也打不起来，但却将矛盾公开化，
蒙元朝廷方面当下只是中书省派出了使臣前来调解，但是其官阶不高，威望不足，又如何能压制住两位宗王，所以来了等于没来，只是表明了朝廷的一个态度。而朝中也有人希望他们闹得大些，如此可以从中取利，甚至导致格局重新变化。
至于赵昺也希望他们继续闹下去，起码一旦蒙宋开战，俩人不说相互拆台，能否相互支援都难说。而他也没有闲着，利用开榷的时机，将武器装备和辎重藏于漕船之中送往前线，且俩人斗争斗正酣，自然顾不上监视，他就能瞒天过海的完成战争准备。
不过开榷是两国间的大事，不仅是互通有无，也是收取蒙元岁贡的时候。现下两人间的争斗，导致运河封闭，不能通航，商船滞留，赵昺自然不能不发声。在五月即将开榷之际，宋廷发出警告，若是再封闭运河，大宋将关闭榷场，并将对破坏和议者兴师问罪。
有些可笑的是这些宗王们不听的朝廷的，却怕大宋问罪，诸王借此相胁劝二人罢兵，开放运河。地方乡绅则联名劝解，愿意捐献钱粮弥补各自的损失，以免刀兵。这个结果有些出乎赵昺的意料，但想想也符合各自的利益。
从大形势上而言，蒙古取代辽金以来，以宋为正朔的观念在北方淡漠已久，因此恢复宋室的号召很难有多少政治感召力；汉人们亲眼看到了蒙古军队的作战能力，诸王们也认识到各自之间实力均衡、互相牵制的复杂形势，所以满足于大汗君临之下割据一方的实权和地位。
在蒙古最高统治集团中，新汗缺乏历代大汗锐意进取，开疆拓土的志向，的确不是最符合他们利益的大汗，但是铁穆耳为汉臣们认为是守成的君主，便于控制，加以时日不仅能够实现汉化。而大汗的软弱对于他们却是利好，可以在各自辖地为所欲为。
所以尽管这些宗王在平时的私下谈论里或有诽议朝政的不逊之辞，但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他们绝对不肯轻易地举兵对抗朝廷的。且知道他们之间也非铁板一块，且关系错综复杂，若是真的对抗朝廷，其他人非但不会支持，反而会多在朝廷督责之下带兵参加对他们的围剿。
诸王也都是明白人，汗位不是人人都能坐的，他们这些旁系即便篡取了汗位，也无法得到其他人的认可和支持。以其把成功的赌注完全压在不切实际的空想上，将自己引向坐而待毙的死路，还不如维持现状做个土皇帝。
此外，榷场不仅是两国贸易交易的场所，也是蒙元朝廷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从江南来的丝绸、茶叶和精美的瓷器、香料、金银珠宝都是由朝廷专卖。尤其是在失去海上贸易以后，蒙元从外界获取这些东西的渠道基本断绝。
而大宋海上贸易的繁荣，却能轻易获得，榷场也就成蒙元权贵们获得奢侈品的重要来源，而他们还可将这些东西加价卖给更远的北地，通过西域贩卖到中亚地区获得巨额利润。当然两国间的贸易也是朝中权贵们发财的重要途径，可以将马匹和皮毛、药材名正言顺的卖给南朝。
也只里和察罕帖木儿当然也清楚长期截断水道，自己不仅得罪了朝廷和大汗，也侵害了诸多权贵们的利益。若是真惹了众怒，他们的下场也不会好，见有台阶可下，便接受了各方调解，适可而止的暂时罢兵，重新开放水道。
贸易正常展开，但是赵昺并没有多少欢喜，于是便放出了后手。
历史上的山东，由于地形复杂，地处中原核心，这里产生了很多有名的响马，他们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
新莽时期，山东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起义军的名字叫——赤眉。赤眉军和绿林军一起，推翻了王莽的统治。后来赤眉军又消灭了绿林军建立的更始政权。不过赤眉军没有走到最后，他们被后起的刘秀所灭。
东汉末的时候，山东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黄巾军成为了压垮腐朽的东汉朝廷的最后一根稻草，虽然他们最终被军阀镇压，但是黄巾军的持续抵抗对三国的形成依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曹操的起家就多亏那三十万由黄巾军俘虏编成的“青州兵”。
隋朝末年的时候，这里又爆发了“瓦岗起义”，无数山东豪杰揭竿而起，聚兵反隋，在这里建立了瓦岗政权。只是他们势力太过单薄，后来归顺秦王李世民后得到很好的出路。唐末的时候，又是在山东，先是爆发了王仙芝起义，接着而起的又是“黄巢起义”，最终撼动了唐王朝的统治，，差点就成为唐王朝的继承者。
到了宋朝，这里又兴起了一股反政府武装，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山好汉。真实的梁山起义并没有那么大的阵仗，他们在宋江的带领下，并没有接受招安，而是转战各地，最终在兵败的情况下，被迫向朝廷投降。
山东因为地处黄河下游，为抵御金兵南下，东京守将杜充在滑州人为决开黄河堤防，造成黄河改疲乏，向东南分由泗水和济水入海。黄河至此由北入渤海改而南入黄海，自此黄河便在下游地区频繁改道，在山东境内肆虐。灾民们为了生存或流离他乡，或沦为“盗贼”。
而到了南宋时期，这里落到了女真金国的手里，由于不堪重负，这里的人们又组织起来反抗金国的统治。这支起义军因身穿红袄作为标记，故名“红袄军”。在蒙、宋的外部打击和红袄军的内部呼应下，金国很快招架不住，败下阵来，走向末路。
所以“响马”文化这个基因已经深深的植入了这块大地上。而入元后，灾害依旧严重，战乱不断，加之朝廷横征暴敛，导致民乱不止盗匪横行，现下依旧严重……
恶例一开，便难以再收拾，暂时的和平也让宗王们失去了共同的敌人，可以专心致志的夺权找钱。让当下宗王擅权，地方州府难治，虽未封疆裂土，但也让诸王们对皇权再难生畏惧之心，尤其是在去岁铁穆耳居然畏宋如虎，行驾不敢回京，让他们更加藐视朝廷。
当下发生在沛县看似只是争夺一个税关，是两人间的利益之争，其实深层次确是权力之争。也只里控制着山东大半疆域，但是运河在其辖地中流经的只有徐州至沛县一段，大部分却在济宁王察罕帖木儿的辖地，这导致也只里难以从中谋取更多的利益。
察罕帖木儿控制着东平至沛县的运河，比之也只里要长的多，因而他可以在多地设置税关，收取更多的税赋。但其并不满足，因为榷场设置在徐州，无论是进出蒙元的货物都要在这里完成，所以这里既是蒙宋两国交易的枢纽，自然货物最多，价值也最高，获取的利益也最大。
当初真金划分诸王的辖地也是经过多方考虑的，除了军事上的便利，也有让他们相互制衡的想法，毕竟诸王若是铁板一块，便足以威胁到京畿的安全，而他们之间若是摩擦不断，就需要朝廷从中调解，便能够将他们握在掌心之中。
于是真金在划分辖地的时候，就有意将传统的地域进行了重新调整，导致他们的辖地犬牙交错，相互渗透。当然皇帝也有几门穷亲戚，尤其是在蒙元这种家族式的统治方式，因此在划分的时候也不得不加以照顾，尤其是后期皇后阔阔真插手其中，使得诸王之间嫌隙顿生。
运河北上借用了一段济河河道，察罕帖木儿当初重贿了方臣祐说动了阔阔真，而其祖上又是铁木真四弟铁木哥斡赤斤，根脚不浅。于是将东平路亦划入其的辖地，生生的从济南府路割裂出去了一块。
当然也只里也非平常的权贵，他也是出身蒙古孛儿只斤氏，祖上是铁木真弟合赤温，根脚同样深厚。当然从封地面积上也是占了便宜的，控制了山东最为肥沃的平原地区，东部又濒临大海，可以从事海上贸易，按说也不算亏待他。
也只里算起来与察罕帖木儿还是正经亲戚，但是利益面前就不好说了。也只里想要将东平路收归自己辖下，而察罕帖木儿则觊觎徐州段运河，两人都想吞并对方。而在朝廷控制力下降的情况下，两人间的矛盾从小规模的摩擦，终于演变成了兵戎相见……
双方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谁都有三亲俩好的，身后也皆有各自的利益集团，见两位要打起来了，或是声援，或是暗中派兵助战，或是出面调解。因此这仗正如赵昺所料，大打是不可能的，也打不起来，但却将矛盾公开化，
蒙元朝廷方面当下只是中书省派出了使臣前来调解，但是其官阶不高，威望不足，又如何能压制住两位宗王，所以来了等于没来，只是表明了朝廷的一个态度。而朝中也有人希望他们闹得大些，如此可以从中取利，甚至导致格局重新变化。
至于赵昺也希望他们继续闹下去，起码一旦蒙宋开战，俩人不说相互拆台，能否相互支援都难说。而他也没有闲着，利用开榷的时机，将武器装备和辎重藏于漕船之中送往前线，且俩人斗争斗正酣，自然顾不上监视，他就能瞒天过海的完成战争准备。
不过开榷是两国间的大事，不仅是互通有无，也是收取蒙元岁贡的时候。现下两人间的争斗，导致运河封闭，不能通航，商船滞留，赵昺自然不能不发声。在五月即将开榷之际，宋廷发出警告，若是再封闭运河，大宋将关闭榷场，并将对破坏和议者兴师问罪。
有些可笑的是这些宗王们不听的朝廷的，却怕大宋问罪，诸王借此相胁劝二人罢兵，开放运河。地方乡绅则联名劝解，愿意捐献钱粮弥补各自的损失，以免刀兵。这个结果有些出乎赵昺的意料，但想想也符合各自的利益。
从大形势上而言，蒙古取代辽金以来，以宋为正朔的观念在北方淡漠已久，因此恢复宋室的号召很难有多少政治感召力；汉人们亲眼看到了蒙古军队的作战能力，诸王们也认识到各自之间实力均衡、互相牵制的复杂形势，所以满足于大汗君临之下割据一方的实权和地位。
在蒙古最高统治集团中，新汗缺乏历代大汗锐意进取，开疆拓土的志向，的确不是最符合他们利益的大汗，但是铁穆耳为汉臣们认为是守成的君主，便于控制，加以时日不仅能够实现汉化。而大汗的软弱对于他们却是利好，可以在各自辖地为所欲为。
所以尽管这些宗王在平时的私下谈论里或有诽议朝政的不逊之辞，但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他们绝对不肯轻易地举兵对抗朝廷的。且知道他们之间也非铁板一块，且关系错综复杂，若是真的对抗朝廷，其他人非但不会支持，反而会多在朝廷督责之下带兵参加对他们的围剿。
诸王也都是明白人，汗位不是人人都能坐的，他们这些旁系即便篡取了汗位，也无法得到其他人的认可和支持。以其把成功的赌注完全压在不切实际的空想上，将自己引向坐而待毙的死路，还不如维持现状做个土皇帝。
此外，榷场不仅是两国贸易交易的场所，也是蒙元朝廷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从江南来的丝绸、茶叶和精美的瓷器、香料、金银珠宝都是由朝廷专卖。尤其是在失去海上贸易以后，蒙元从外界获取这些东西的渠道基本断绝。
而大宋海上贸易的繁荣，却能轻易获得，榷场也就成蒙元权贵们获得奢侈品的重要来源，而他们还可将这些东西加价卖给更远的北地，通过西域贩卖到中亚地区获得巨额利润。当然两国间的贸易也是朝中权贵们发财的重要途径，可以将马匹和皮毛、药材名正言顺的卖给南朝。
也只里和察罕帖木儿当然也清楚长期截断水道，自己不仅得罪了朝廷和大汗，也侵害了诸多权贵们的利益。若是真惹了众怒，他们的下场也不会好，见有台阶可下，便接受了各方调解，适可而止的暂时罢兵，重新开放水道。
贸易正常展开，但是赵昺并没有多少欢喜，于是便放出了后手。
历史上的山东，由于地形复杂，地处中原核心，这里产生了很多有名的响马，他们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
新莽时期，山东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起义军的名字叫——赤眉。赤眉军和绿林军一起，推翻了王莽的统治。后来赤眉军又消灭了绿林军建立的更始政权。不过赤眉军没有走到最后，他们被后起的刘秀所灭。
东汉末的时候，山东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黄巾军成为了压垮腐朽的东汉朝廷的最后一根稻草，虽然他们最终被军阀镇压，但是黄巾军的持续抵抗对三国的形成依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曹操的起家就多亏那三十万由黄巾军俘虏编成的“青州兵”。
隋朝末年的时候，这里又爆发了“瓦岗起义”，无数山东豪杰揭竿而起，聚兵反隋，在这里建立了瓦岗政权。只是他们势力太过单薄，后来归顺秦王李世民后得到很好的出路。唐末的时候，又是在山东，先是爆发了王仙芝起义，接着而起的又是“黄巢起义”，最终撼动了唐王朝的统治，，差点就成为唐王朝的继承者。
到了宋朝，这里又兴起了一股反政府武装，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山好汉。真实的梁山起义并没有那么大的阵仗，他们在宋江的带领下，并没有接受招安，而是转战各地，最终在兵败的情况下，被迫向朝廷投降。
山东因为地处黄河下游，为抵御金兵南下，东京守将杜充在滑州人为决开黄河堤防，造成黄河改疲乏，向东南分由泗水和济水入海。黄河至此由北入渤海改而南入黄海，自此黄河便在下游地区频繁改道，在山东境内肆虐。灾民们为了生存或流离他乡，或沦为“盗贼”。
而到了南宋时期，这里落到了女真金国的手里，由于不堪重负，这里的人们又组织起来反抗金国的统治。这支起义军因身穿红袄作为标记，故名“红袄军”。在蒙、宋的外部打击和红袄军的内部呼应下，金国很快招架不住，败下阵来，走向末路。
所以“响马”文化这个基因已经深深的植入了这块大地上。而入元后，灾害依旧严重，战乱不断，加之朝廷横征暴敛，导致民乱不止盗匪横行，现下依旧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