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上都已经满是秋意，虽是旭阳高照，但也让人感到阵阵寒意。崔彧走出御帐不禁眯上了眼睛，好一会儿才适应，而心中却是如秋日般满是萧瑟之意，叹口气向宫城外走去。
“崔中丞，上奏又被驳回了？”不忽木与其走了个面对面，他发现崔彧眼神离散，竟然没有看到自己一般，忙出言相询道。
“哦，平章哪里去？”崔彧此时才像回过魂儿来，连忙拱手施礼，又叹声苦笑道，“大汗估计就没有看，何来驳回？”
“吾准备去面见大汗，有要事禀告！”不忽木还礼，点点头道。
“平章如无火上房之事，还是稍后再去吧，大汗正更衣准备出城射猎，见我问奏面色不虞，几句话被打发出来了！”崔彧摊摊手无奈地道。
“即如此，吾晚些时候再去，免得搅了大汗的好兴致！”不忽木也知铁穆耳的性情，其没有继承祖辈的气魄，倒是学会了祖辈们骑射的本事，到了上都之后常常出去游猎，一去多日乐此不疲，所以他想想还是不要去找不自在了。
“平章有何要事，可否告知？”崔彧顺嘴问了句道。
“也算不得机密之事，就是送往南朝的岁赐在山东被盗匪所劫，南朝皇帝遣使发出警告，威胁要出兵入山东剿匪！”不忽木言道。
“岁赐被盗匪所劫掠，山东治安已经糜烂至此了吗？也只里号称勇武，麾下雄兵两万，竟然让盗匪横行，真是该死！”崔彧听了惊讶过后，恨恨地道。
“今年五月也只里与察罕帖木儿两人为了把持运河争执不休，匪寇借机壮大，一时竟不能禁，而今岁赐被劫，他也慌了神，担心南朝真的出兵进入山东境内。”不忽木言道。
“南朝已是再三发出警告，但也只里视若罔闻，只顾争斗，而今他却是怕了，早做什么去了。若是盗匪初现就及时剿灭，怎么会让他们坐大，乃至敢于劫掠朝廷岁赐！”崔彧愤然道。
“中丞勿要激动，山东向来是盗匪横行之地，历朝历代皆不能禁，近年山东成为我朝与南朝对峙之地，人心浮动，又连遭天灾，导致粮食歉产，饥民四处游荡无处安身，以致成为盗匪，只要朝廷严加清剿，安抚流民很快就会消除的！”不忽木安慰道。
“这绝非长久之计，清剿只是治标不治本，只有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才是根本之道。”崔彧又道。
“这个道理我们皆知，但是现下形势紧迫，西北动乱虽平，但叛王们依然蠢蠢欲动，需要朝廷加以安抚；南朝皇帝一直对中原虎视眈眈，我朝不得不陈重兵于河南、山东备战，保卫京畿；而朝廷财政困难，大汗也是为难啊！”不忽木解释道。
“现下中原百姓不仅要负担国之赋税，还要承担诸王的供奉，而今还要缴纳各项杂税捐赋，一年辛劳的剩余却难以果腹，遇到灾年却仍要缴纳捐税，百姓只能典卖土地卖儿卖女，生活无以为继，朝廷这简直就是逼良为盗。”崔彧却是驳斥道。
“唉，我们皆与大汗论及清理杂税捐纳，减免赋税，尔等也多次上奏，结果大汗不肯，皆是无疾而终，又奈何啊！”不忽木脸色黯然地道。
在铁穆耳继位后，朝廷平定了西北叛王，与南朝关系驱缓，朝中重臣们便上奏改革税制，实施轻徭薄赋之策，与民休养生息。但是他们也知道说起来容易，实施起来却难以立竿见影，需要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效果，使得提议总是议而不决，直至大汗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是啊，轻徭薄赋乃是圣人之说，我等之志，千百年来却又有哪朝得以实施啊？”崔彧听了也不禁丧气地道。
他是儒学大家，饱读经史，又入仕多年，当然清楚治国之道，国计民生，首重财赋。“轻徭薄赋”四个字出自《汉书·昭帝纪》，即“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即减轻徭役、降低赋税，让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
且自孟子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开始，历代王朝都标榜“民本”理念，奉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历代的赋税思想虽然大都倾向轻徭薄赋，但在赋税制度的运行过程中经常反其道而行之，可以说是屡改屡败，屡败屡改，也没多大成果。最终，轻徭薄赋成为纸面上的政策，百姓的负担依然相当沉重。
而又何为“徭”与“赋”？
所谓“徭”，就是役，这两个字常常连用，徭役是古代平民所要承担的政府派给的无偿劳动。且自周代起，徭役就有赋役与职役之别。
赋役是人们在一定时间内为某种事项所提供的劳役，如开运河、修城池、修宫殿、修道路堤堰、运输军需物资等，即所谓“力役之征”。
职役是指按照户等高低，轮流征调乡村主户担任州县公吏和乡村基层组织某些职务，也就是为各级地方行政机构承担无偿公职，它比赋役存续的时间更长。
赋就是税，但赋的出现早于税，最早是以包括田赋在内的“贡”为其基本形式。贡即贡纳者必须履行的奉献义务。赋字从武，原指军事上车马军需人力的征调，战国以后，赋与税逐渐混合，常常也指对土地课税，并连用为赋税。
根据文献记载，夏、商、周三代都是定额贡纳制度，征收标准是若干年农业收成的平均数。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个征收的额度应该是十分之一，也就是著名的“什一税”。后来“十里抽一”这个比例持续了很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赋税与徭役被视为基本征课方式，贡退居次要地位，但仍未完全灭失，仍然是百姓的一项义务。
到了周朝，老百姓的徭役和赋税负担逐渐加重。而到了春秋战国，各诸侯国统治者大兴土木、骄奢淫逸。对内实施苛政，大幅增加赋税和徭役；对外不断征伐、鱼肉百姓，导致国库空虚，苛捐杂税随之而来，令百姓无比痛苦。
老子认为，民众为什么饥饿？因为统治者“食税之多”。统治者苛捐杂税太多，老百姓则不堪重压，就没有能力从事生产，改善生活，也就不可能有持续的财富积累。而统治者“食税多”的原因，就是生活奢靡无度。他们讲排场、讲享受，住华美的宫殿，兴建奢华的娱乐设施，美食珍馐、华屋笙歌，消耗了大量的民力民财，老百姓苦不堪言。
因此，要使老百姓免于饥饿贫困，就要轻徭薄赋，减轻老百姓的赋役负担，使老百姓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根本落脚点应在于控制国家财政支出，而降低支出的落脚点在于统治者控制自己的欲望，对己俭约，对民慈爱，清静寡欲，与民休息。
诸子百家中，儒家“薄税敛”的号召影响最大，成为秦汉以来反复宣扬的财政教条。孔子主张“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国家兴办大型工程项目要适中，不能太多，要适合礼的标准，做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为此，孔子还曾斥责学生冉求帮助鲁国的季氏聚敛搜刮百姓，他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公开表示要大义灭亲。
孔子希望统治者都能像周朝初年那样，农民为贵族耕种公田，公田收入归贵族，商贾则根据其财产和收入的多少而征税。徭役以户计数，免除老人和小孩的服役义务，并照顾鳏寡孤疾的人。关于税率，孔子则主张“敛从其薄”。最好是恢复行什一税率。
孟子从其“仁政”的观念出发，“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他也主张征取十分之一的农业税，他还建议“去关市之征”，不征收商业税，而独征农业税。
荀子认为，要想国家安定团结，轻徭薄赋是一条有效的途径。“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这表明，荀子还把轻徭薄赋看成是为国家开辟财源和实现富国的目的和手段。
但是蒙元起家于游牧民族，他们的财政开支大多来自于劫掠和征服地的贡献，直至忽必烈继承汗位才开始接受汉化，可是也并没有能建立起‘正常’的税赋制度，而是利用色目人理财，使得两种制度并行。
如此一来，不仅未能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反而使他们的负担增加，横征暴敛式的征收制度使得财富集中于权贵之手，国家财政始终处于崩溃的边缘，这又刺激统治者增加税赋。而崔彧和一班受汉化较深的重臣们试图改变这种状态，劝谏铁穆耳屏弃旧制，实施新制，使国家摆脱窘境……
“崔中丞，上奏又被驳回了？”不忽木与其走了个面对面，他发现崔彧眼神离散，竟然没有看到自己一般，忙出言相询道。
“哦，平章哪里去？”崔彧此时才像回过魂儿来，连忙拱手施礼，又叹声苦笑道，“大汗估计就没有看，何来驳回？”
“吾准备去面见大汗，有要事禀告！”不忽木还礼，点点头道。
“平章如无火上房之事，还是稍后再去吧，大汗正更衣准备出城射猎，见我问奏面色不虞，几句话被打发出来了！”崔彧摊摊手无奈地道。
“即如此，吾晚些时候再去，免得搅了大汗的好兴致！”不忽木也知铁穆耳的性情，其没有继承祖辈的气魄，倒是学会了祖辈们骑射的本事，到了上都之后常常出去游猎，一去多日乐此不疲，所以他想想还是不要去找不自在了。
“平章有何要事，可否告知？”崔彧顺嘴问了句道。
“也算不得机密之事，就是送往南朝的岁赐在山东被盗匪所劫，南朝皇帝遣使发出警告，威胁要出兵入山东剿匪！”不忽木言道。
“岁赐被盗匪所劫掠，山东治安已经糜烂至此了吗？也只里号称勇武，麾下雄兵两万，竟然让盗匪横行，真是该死！”崔彧听了惊讶过后，恨恨地道。
“今年五月也只里与察罕帖木儿两人为了把持运河争执不休，匪寇借机壮大，一时竟不能禁，而今岁赐被劫，他也慌了神，担心南朝真的出兵进入山东境内。”不忽木言道。
“南朝已是再三发出警告，但也只里视若罔闻，只顾争斗，而今他却是怕了，早做什么去了。若是盗匪初现就及时剿灭，怎么会让他们坐大，乃至敢于劫掠朝廷岁赐！”崔彧愤然道。
“中丞勿要激动，山东向来是盗匪横行之地，历朝历代皆不能禁，近年山东成为我朝与南朝对峙之地，人心浮动，又连遭天灾，导致粮食歉产，饥民四处游荡无处安身，以致成为盗匪，只要朝廷严加清剿，安抚流民很快就会消除的！”不忽木安慰道。
“这绝非长久之计，清剿只是治标不治本，只有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才是根本之道。”崔彧又道。
“这个道理我们皆知，但是现下形势紧迫，西北动乱虽平，但叛王们依然蠢蠢欲动，需要朝廷加以安抚；南朝皇帝一直对中原虎视眈眈，我朝不得不陈重兵于河南、山东备战，保卫京畿；而朝廷财政困难，大汗也是为难啊！”不忽木解释道。
“现下中原百姓不仅要负担国之赋税，还要承担诸王的供奉，而今还要缴纳各项杂税捐赋，一年辛劳的剩余却难以果腹，遇到灾年却仍要缴纳捐税，百姓只能典卖土地卖儿卖女，生活无以为继，朝廷这简直就是逼良为盗。”崔彧却是驳斥道。
“唉，我们皆与大汗论及清理杂税捐纳，减免赋税，尔等也多次上奏，结果大汗不肯，皆是无疾而终，又奈何啊！”不忽木脸色黯然地道。
在铁穆耳继位后，朝廷平定了西北叛王，与南朝关系驱缓，朝中重臣们便上奏改革税制，实施轻徭薄赋之策，与民休养生息。但是他们也知道说起来容易，实施起来却难以立竿见影，需要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效果，使得提议总是议而不决，直至大汗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是啊，轻徭薄赋乃是圣人之说，我等之志，千百年来却又有哪朝得以实施啊？”崔彧听了也不禁丧气地道。
他是儒学大家，饱读经史，又入仕多年，当然清楚治国之道，国计民生，首重财赋。“轻徭薄赋”四个字出自《汉书·昭帝纪》，即“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即减轻徭役、降低赋税，让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
且自孟子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开始，历代王朝都标榜“民本”理念，奉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历代的赋税思想虽然大都倾向轻徭薄赋，但在赋税制度的运行过程中经常反其道而行之，可以说是屡改屡败，屡败屡改，也没多大成果。最终，轻徭薄赋成为纸面上的政策，百姓的负担依然相当沉重。
而又何为“徭”与“赋”？
所谓“徭”，就是役，这两个字常常连用，徭役是古代平民所要承担的政府派给的无偿劳动。且自周代起，徭役就有赋役与职役之别。
赋役是人们在一定时间内为某种事项所提供的劳役，如开运河、修城池、修宫殿、修道路堤堰、运输军需物资等，即所谓“力役之征”。
职役是指按照户等高低，轮流征调乡村主户担任州县公吏和乡村基层组织某些职务，也就是为各级地方行政机构承担无偿公职，它比赋役存续的时间更长。
赋就是税，但赋的出现早于税，最早是以包括田赋在内的“贡”为其基本形式。贡即贡纳者必须履行的奉献义务。赋字从武，原指军事上车马军需人力的征调，战国以后，赋与税逐渐混合，常常也指对土地课税，并连用为赋税。
根据文献记载，夏、商、周三代都是定额贡纳制度，征收标准是若干年农业收成的平均数。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个征收的额度应该是十分之一，也就是著名的“什一税”。后来“十里抽一”这个比例持续了很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赋税与徭役被视为基本征课方式，贡退居次要地位，但仍未完全灭失，仍然是百姓的一项义务。
到了周朝，老百姓的徭役和赋税负担逐渐加重。而到了春秋战国，各诸侯国统治者大兴土木、骄奢淫逸。对内实施苛政，大幅增加赋税和徭役；对外不断征伐、鱼肉百姓，导致国库空虚，苛捐杂税随之而来，令百姓无比痛苦。
老子认为，民众为什么饥饿？因为统治者“食税之多”。统治者苛捐杂税太多，老百姓则不堪重压，就没有能力从事生产，改善生活，也就不可能有持续的财富积累。而统治者“食税多”的原因，就是生活奢靡无度。他们讲排场、讲享受，住华美的宫殿，兴建奢华的娱乐设施，美食珍馐、华屋笙歌，消耗了大量的民力民财，老百姓苦不堪言。
因此，要使老百姓免于饥饿贫困，就要轻徭薄赋，减轻老百姓的赋役负担，使老百姓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根本落脚点应在于控制国家财政支出，而降低支出的落脚点在于统治者控制自己的欲望，对己俭约，对民慈爱，清静寡欲，与民休息。
诸子百家中，儒家“薄税敛”的号召影响最大，成为秦汉以来反复宣扬的财政教条。孔子主张“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国家兴办大型工程项目要适中，不能太多，要适合礼的标准，做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为此，孔子还曾斥责学生冉求帮助鲁国的季氏聚敛搜刮百姓，他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公开表示要大义灭亲。
孔子希望统治者都能像周朝初年那样，农民为贵族耕种公田，公田收入归贵族，商贾则根据其财产和收入的多少而征税。徭役以户计数，免除老人和小孩的服役义务，并照顾鳏寡孤疾的人。关于税率，孔子则主张“敛从其薄”。最好是恢复行什一税率。
孟子从其“仁政”的观念出发，“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他也主张征取十分之一的农业税，他还建议“去关市之征”，不征收商业税，而独征农业税。
荀子认为，要想国家安定团结，轻徭薄赋是一条有效的途径。“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这表明，荀子还把轻徭薄赋看成是为国家开辟财源和实现富国的目的和手段。
但是蒙元起家于游牧民族，他们的财政开支大多来自于劫掠和征服地的贡献，直至忽必烈继承汗位才开始接受汉化，可是也并没有能建立起‘正常’的税赋制度，而是利用色目人理财，使得两种制度并行。
如此一来，不仅未能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反而使他们的负担增加，横征暴敛式的征收制度使得财富集中于权贵之手，国家财政始终处于崩溃的边缘，这又刺激统治者增加税赋。而崔彧和一班受汉化较深的重臣们试图改变这种状态，劝谏铁穆耳屏弃旧制，实施新制，使国家摆脱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