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上的众人皆是百战之将，对于蒙古军的作战方式和习惯皆有深入的了解，此时皆已想的明白，蒙古诸部入京勤王，看似来势汹汹，但也可能是一场灾难。
大家皆知蒙古草原军出征往往不会携带多少粮草，但人马都要吃饭，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简单粗暴。一是由部族的奥鲁营携带牛羊随行，边放牧边为大军提供食物；二是在征服过程中，勒令经过的城池提供粮草；三是就是抢劫，以战利品补充所需。
不过当下这些方式似乎都不再适用。首先谁都知道草原上游牧民族最难熬的就是冬季，他们生活在大漠南北的极寒北地，风雪之下牛羊马匹难以觅食，要靠夏秋时积存的脂肪度过冬季，直到春天回暖，冰雪消融，草木重新萌发之际才能缓解。
过去蒙元政府征服了中原和江南，可以利用这些产粮区所得供养草原上的部落，帮助他们度过冬季。而现在他们失去了江南和两淮，朝廷的开销却是有增无减，所得税赋维持朝廷运转便以捉襟见肘，能够补贴给草原诸部的已是极为有限。
现在要草原诸部在冬季千里勤王，牲畜和马匹体力不足，若是沿途再不能获得充足的粮食补给，他们能否平安走出大漠到达京师也是个问题。而即便能够不畏艰辛的来到中原，又能够剩下多少战斗力呢？
其次，蒙元的经济情形是‘富了方丈，穷了和尚’的格局，朝廷和大汗生活可能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地方政府在多方盘剥下的日子肯定是紧巴巴的，早已疲惫不堪，让他们拿出大量的粮草供给入京勤王的大军，那不仅是困难，而是活脱脱的灾难了。
谁都知道遇到灾荒，灾民往往都会涌向富裕的州县以求活命。同理，饥饿的军队也会向粮草充沛的地方要粮，若是一拨两拨也许尚能应付，但是大家都来伸手要钱要粮恐怕就难以应付了。而结局就是富的吃穷，穷的吃死，严重消耗了蒙元的战争潜力。
再说劫掠，这在征服战争中确是一种有些解决物资保障的有效方式。但那是在敌对势力和政权的地盘上，抢了也就抢了，毕竟那是敌人的东西，解决自己所需的同时还削弱了敌人。而现下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作战，抢得是自家的东西，杀的是自己的子民，是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
当然也不能排除在极端情况下，自己人打劫自己人的事情发生，这对于蒙元百姓和地方官员是场灾难，而对大宋却是乐见其所为。毕竟得民心者的天下，自家的军队不但不保护自己，反而祸害自家人，必然会引发反抗，做出‘喜迎王师’的事情。
想想以十万计的蒙古军队如蝗虫般扫荡了沿途州府，又涌进大都吃大户，以京师的积存又能坚持多久？而反观大宋以此战将蒙元各地主力吸引到一地与之决战，当下也许付出的代价会很大，但是比之来时再遣兵出塞作战却显得不足为道。
赵昺清楚的知道在历史上，汉武帝数次动员几十万大军出塞远击匈奴，终迫使其远迁，消除了对汉地腹心地区的威胁。而未能迫使匈奴臣服，边患未能根除，不得不又修建长城遣兵长期戍守。但是他也耗光了文景两代帝王的积蓄，弄得百业凋零，民生困苦，使得汉朝由盛转衰。
再有明朝为了消灭远遁草原的北元，先后发动了十三次北征，但依然未能将其完全消灭。而每次北征所消耗的粮草和钱财都难以计数，死伤军兵以万计，同样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稳固住了边防。
而赵昺同样知道，草原才是蒙古人的家，那里是他们的主战场。若只是逞一时之快，迅速收复大都，则就要面对以后无穷无尽的边患。与其同他们在草原上进行长期的消耗战，不若集中所有力量毕全功于一役，将敌草原主力吸引到中原来与之一战！
田忠此时也冷静下来，想到自己将要面对的张珪，其聚兵于保州看似占据天时地利人和，但仔细想来并非如此。张珪受命河北路都元帅阻挡宋军北上，看似在大名兵败不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圣宠不减，但其实已失圣心，容不得其再败，所谓的天时不过是催命的刀而已。
张珪当前在真定虚布兵力，实际上将主力置于家族聚集之地的保州，不仅能够得到宗族的支持，还不必担心地方上会有人擎肘，可以专心对敌。但是保州尽管是重镇，规模和防御力却远逊于济南和开封及大名这样的城池，凭此是难以抵御大宋的攻击，实际上却是作茧自缚。
而张珪选择在保州作为与宋军决战之地，似是要不惜族人性命背水一战，可在田忠此时看来其中各有利弊，且是弊大于利。要知道人心最是难测，战事顺利自不必言，这是家族的荣耀，族人们也愿意付出金钱，甚至几百条人命也愿意。可一旦面对的是更为强大的敌人，有灭族的危险时就未必了。
此外张珪会获得家族的助力，同样也面临着人性的考验。举一个十分简单又现实的例子，在明知只有凭城据守才有挡住宋军的可能，而其的父祖墓地却在城外的满城。宋军若是在挖坟掘墓，他是去救，还是不救。
张珪若是明知圈套去救，成全了他孝心，但是却有负君王的信任；为了国家大义不救，确是被人掘了祖坟，作为子孙不能保护祖宗死后的安寝之地，那也是终生的奇耻大辱，为族人和世人唾弃，无颜见列祖列宗的。
而打仗不是请客吃饭，那是要用人命去填。看着族人和亲人一个个去死，甚至是因为自己去死，那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不是寻常人能够做到的，历史上又有多少忠臣良将就是败在了不舍的亲情之下的。
即便张珪即便是有大勇毅之人，可以面对族人子弟因为自己去死，但族人们是否又能理解其所为，愿意毫无怨言的赴死。田忠只想说：林子大了之啥鸟都有……
大家皆知蒙古草原军出征往往不会携带多少粮草，但人马都要吃饭，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简单粗暴。一是由部族的奥鲁营携带牛羊随行，边放牧边为大军提供食物；二是在征服过程中，勒令经过的城池提供粮草；三是就是抢劫，以战利品补充所需。
不过当下这些方式似乎都不再适用。首先谁都知道草原上游牧民族最难熬的就是冬季，他们生活在大漠南北的极寒北地，风雪之下牛羊马匹难以觅食，要靠夏秋时积存的脂肪度过冬季，直到春天回暖，冰雪消融，草木重新萌发之际才能缓解。
过去蒙元政府征服了中原和江南，可以利用这些产粮区所得供养草原上的部落，帮助他们度过冬季。而现在他们失去了江南和两淮，朝廷的开销却是有增无减，所得税赋维持朝廷运转便以捉襟见肘，能够补贴给草原诸部的已是极为有限。
现在要草原诸部在冬季千里勤王，牲畜和马匹体力不足，若是沿途再不能获得充足的粮食补给，他们能否平安走出大漠到达京师也是个问题。而即便能够不畏艰辛的来到中原，又能够剩下多少战斗力呢？
其次，蒙元的经济情形是‘富了方丈，穷了和尚’的格局，朝廷和大汗生活可能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地方政府在多方盘剥下的日子肯定是紧巴巴的，早已疲惫不堪，让他们拿出大量的粮草供给入京勤王的大军，那不仅是困难，而是活脱脱的灾难了。
谁都知道遇到灾荒，灾民往往都会涌向富裕的州县以求活命。同理，饥饿的军队也会向粮草充沛的地方要粮，若是一拨两拨也许尚能应付，但是大家都来伸手要钱要粮恐怕就难以应付了。而结局就是富的吃穷，穷的吃死，严重消耗了蒙元的战争潜力。
再说劫掠，这在征服战争中确是一种有些解决物资保障的有效方式。但那是在敌对势力和政权的地盘上，抢了也就抢了，毕竟那是敌人的东西，解决自己所需的同时还削弱了敌人。而现下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作战，抢得是自家的东西，杀的是自己的子民，是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
当然也不能排除在极端情况下，自己人打劫自己人的事情发生，这对于蒙元百姓和地方官员是场灾难，而对大宋却是乐见其所为。毕竟得民心者的天下，自家的军队不但不保护自己，反而祸害自家人，必然会引发反抗，做出‘喜迎王师’的事情。
想想以十万计的蒙古军队如蝗虫般扫荡了沿途州府，又涌进大都吃大户，以京师的积存又能坚持多久？而反观大宋以此战将蒙元各地主力吸引到一地与之决战，当下也许付出的代价会很大，但是比之来时再遣兵出塞作战却显得不足为道。
赵昺清楚的知道在历史上，汉武帝数次动员几十万大军出塞远击匈奴，终迫使其远迁，消除了对汉地腹心地区的威胁。而未能迫使匈奴臣服，边患未能根除，不得不又修建长城遣兵长期戍守。但是他也耗光了文景两代帝王的积蓄，弄得百业凋零，民生困苦，使得汉朝由盛转衰。
再有明朝为了消灭远遁草原的北元，先后发动了十三次北征，但依然未能将其完全消灭。而每次北征所消耗的粮草和钱财都难以计数，死伤军兵以万计，同样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稳固住了边防。
而赵昺同样知道，草原才是蒙古人的家，那里是他们的主战场。若只是逞一时之快，迅速收复大都，则就要面对以后无穷无尽的边患。与其同他们在草原上进行长期的消耗战，不若集中所有力量毕全功于一役，将敌草原主力吸引到中原来与之一战！
田忠此时也冷静下来，想到自己将要面对的张珪，其聚兵于保州看似占据天时地利人和，但仔细想来并非如此。张珪受命河北路都元帅阻挡宋军北上，看似在大名兵败不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圣宠不减，但其实已失圣心，容不得其再败，所谓的天时不过是催命的刀而已。
张珪当前在真定虚布兵力，实际上将主力置于家族聚集之地的保州，不仅能够得到宗族的支持，还不必担心地方上会有人擎肘，可以专心对敌。但是保州尽管是重镇，规模和防御力却远逊于济南和开封及大名这样的城池，凭此是难以抵御大宋的攻击，实际上却是作茧自缚。
而张珪选择在保州作为与宋军决战之地，似是要不惜族人性命背水一战，可在田忠此时看来其中各有利弊，且是弊大于利。要知道人心最是难测，战事顺利自不必言，这是家族的荣耀，族人们也愿意付出金钱，甚至几百条人命也愿意。可一旦面对的是更为强大的敌人，有灭族的危险时就未必了。
此外张珪会获得家族的助力，同样也面临着人性的考验。举一个十分简单又现实的例子，在明知只有凭城据守才有挡住宋军的可能，而其的父祖墓地却在城外的满城。宋军若是在挖坟掘墓，他是去救，还是不救。
张珪若是明知圈套去救，成全了他孝心，但是却有负君王的信任；为了国家大义不救，确是被人掘了祖坟，作为子孙不能保护祖宗死后的安寝之地，那也是终生的奇耻大辱，为族人和世人唾弃，无颜见列祖列宗的。
而打仗不是请客吃饭，那是要用人命去填。看着族人和亲人一个个去死，甚至是因为自己去死，那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不是寻常人能够做到的，历史上又有多少忠臣良将就是败在了不舍的亲情之下的。
即便张珪即便是有大勇毅之人，可以面对族人子弟因为自己去死，但族人们是否又能理解其所为，愿意毫无怨言的赴死。田忠只想说：林子大了之啥鸟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