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修先生，反对斡脱商人放贷取利，为何也对色目人‘包税’如此抵触，难道朝廷获得充足的税赋，又省去了诸多相关官吏的开支，不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吗？”赵昺笑问道。
“商人重利，贪利之徒，罔上虐下，为害甚大，何来两全之说！”刘因听南朝皇帝对自己的谏议如此轻描淡写，不由地怒道，“朝廷贪利，商人必然倍之，而所得皆出自百姓，使得民生困苦。”
“朝廷只要加以节制，约束其所为，限制其所得，便可使百姓免受其扰！”赵昺言道。
“呵呵，陛下真是明君啊！”刘因赞道，可谁都听出其中的讥讽之意，“如何加以节制，只怕届时官商蛇鼠一窝，上下勾结，变本加厉的盘剥百姓，能的民不聊生，天下动荡！”
“就只有这些了吗？”赵昺并没有着恼，而是笑着再问道。
“难道这些还不够吗？不知陛下还想要些什么？”刘因哼声不屑地道，刚对南朝皇帝有的些许好感又顷刻荡然无存了。
“若静修先生认识仅止于此，还是过于浅薄了，让朕有些失望了！”赵昺听罢轻轻摇头似是惋惜地道。
“哦，愿问陛下高见！”刘因有些惊讶，却不服气的梗着脖子道。
刘因的担心其实有些多余，这个问题赵昺早就有所警惕，而近现代社会虽然没有扑买包税这种制度，但也并没有完全消失不见，在有些方面不过改头换面依然大行其道。而西方学者很早也对包税制有所研究。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断言，“最残酷的税法，常见于公家收入大部分采用包税制的国家”。这是因为，从长远观点看，包税制既不利于提高税收收入，也不利于减轻百姓负担，而只是将财富集中在包税人手里。
但创立明朝的朱元璋对前朝的评价则是“元以宽纵失国”，这就耐人寻味了，赵昺起初并没有想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自然他一个靠技术吃饭的也是没有必要去深究。直到回到此间有了身临其境的体会后，才终于明白其中的深意。
现在流行句话叫做‘不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按照赵昺的理解就是脱离现实环境讲道理，其实就是耍流氓。
包税制在蒙元的实施也是有历史背景的。蒙古人出身草原，其本身不善理财，成吉思汗及其后裔麾下的铁骑，缔造了蒙元王朝空前广阔的疆域。但这些“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草原英雄对如何管理这个庞大帝国的财政简直一无所知。
蒙古开始向外扩张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掠夺。因此，每到一地后，总是把财产掠夺一空，把掳来的人民、工匠充作奴隶，按功大小分赐给诸王贵族、将领，而大汗则从中各取一份。他们简直不知道有“赋税”这回事，这时色目人出现了。
由于蒙古是游牧民族，除了饮马乳、食羊肉及围猎所得外，手工业品极端缺乏，需要对外交换以满足其生活需要，蒙古贵族还需要一些奢侈品如织金衣料等。而早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以前，已有不少中亚的回回商人来到大漠南北各地做买卖。
随着蒙古军队的几次“西征”，西域、中亚的广大地区都被纳入版图。因此，有更多的西域色目商人来到东方经商。当时的蒙古贵族还不懂得如何“巧妙地”剥削定居人民，而色目商人凭着“能知城子的体例、道理之故”，顺理成章地充当了他们搜括财富的帮手。
大蒙古国与色目商人搭起的草台班子，他们开始参与管理经济事务。中国传统讲究“重本抑末”。商人没有政治地位，工商业也不受重视。但蒙元的情况就不一样，色目商人当了家，商业税变得相当发达。
元朝的商业税税率是多少呢？三十分取一。这个税率比之现代社会都要低得多，当然其中不乏有色目人的私心在其中。但将税收制度标准化、规范化，使地方官员无法盘剥压榨商人，自然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当时还规定，商人必须按月纳税，然后才可以进入城乡市场进行贸易。如果没有纳税凭证，或不出示凭证则为匿税。如匿税“物资一半没官”。为了打击偷漏税行为，又规定“于没官物内一半付告人充赏”。如此蒙古人的商税收入自然是非常可观的，大家都受益也其乐融融。
但蒙古人的理财观念并没有因为色目人的参与而长进多少，在他们从金人手中夺取了华北大片土地后，统治集团里还有人认为，汉人对于国家没有什么用处，主张把农民赶走，把土地改为牧场。
如果这样蛮干，势必严重破坏中原的社会经济，也势必迫使农民起来反抗。幸好耶律楚材及时打消了这个愚蠢的主意，他向窝阔台建议，汉人不是没有用处，只要征收地税、商税以及盐、铁、酒等税，每年可以收入白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粮食四十多万石，足够供给军费。
不过即便如此蒙古统治者依然是只重视从中原农耕地区搜刮劳力和钱财，对汉地本身的治理反而有所轻视，从而出现所谓“汉地不治”的局面。但毕竟有了制度，照章征税即可。而这时色目商人再次参与对汉地管理之中，而“扑买”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点。
什么是“扑买”呢？其实就是朝廷不设征管人员、由商人通过招标投标的方式对一个地区或税种进行承包，预先向国家支付一定的钱财，来取得征税的权力。少收赔补，多收留成。西域商人刘忽笃马等人第一次向窝阔台提出包税的请求，想用一百四十万两白银包买全国课税。
于是在色目商人奥都剌合蛮，再次向窝阔台提出了包买天下税收的请求，并开出了让大汗无法拒绝的价码——相当于当时全年税收的两倍的二百二十万两白银。结果，就连才智出众的耶律楚材也没法阻止奥都剌合蛮获得“扑买”的权力。
奥都剌合蛮被任命为诸路课税使，统管国家十路课税所。果然不出耶律楚材所料，取得了全国课税权之后，奥都剌合蛮为了迅速收回“前期投资”，并赚取更多的利润，也将征税大权明码标价、层层转包……
“静修先生可知蒙元农税多少？”赵昺问道。
“自忽必烈汗时起，中原的赋税包括税粮和科差。税粮分丁税和地税：丁税，全科户每丁粟二石，驱丁一石，减半科户每丁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科差分丝料和包银，是按户征收的。元代的江南赋税则与前宋相同，即继续征收秋税和夏税。夏税征木绵、布、绢、丝绵等物，秋税主要是征粮。”刘因答道，显然他对蒙元政策还是了解的。
“嗯，大体上北方科差重，南方税粮重！”赵昺点点头道，“静修先生先时说的也不错，色目商人获得包税权力，他向民间征收的税赋必定会超过此数。在蒙元权贵看来，包税人能够便捷地帮助其攫取社会财富，简直是与天上掉下的馅饼无异。但取之必予之的道理，先生也必定清楚！”
“当然，朝廷令其掌管税赋，当然要予以其特权，即便提高税额，强行征取，导致地方官府不敢干涉，而百姓控诉无门，使得民间积怨甚重，社会动荡不止！”刘因言道。
“先生所言大体不错。但不是地方官府不敢干涉，而是与其沆瀣一气，甚至蛇鼠一窝，各自取利。”赵昺言道，“以朕所知，当年安西王府的官员赵炳向阿合马表示，陕西岁入一万九千锭，但尽心筹办，可以达到四万锭，于是阿合马命赵炳负责总办。两年后，当地岁入果然增长到五万四千锭，另一个饶州总管姚文龙声言：江南财赋每年可办钞五十万锭，阿合马即任他为江西道宣慰使。”
“显而易见，地方官员为升官而不惜肆意拔高税额，而色目商人则可从中簒取巨额财富，且可借助官府征收税赋，这必然导致官场腐败，为了谋求政绩不择手段，使当地缴纳的税课成倍增长的同时，无疑也培育了一批势同狼虎的恶吏。”
“陛下所言有理，官员与色目商人勾结取利，必然会包庇其所为，甚至加以纵容，使官府检校之能形同虚设，导致朝廷难以知晓地方实情，百姓上诉无门苦不堪言。”刘因点头道。
“这只是其一，而更严重的是导致乡绅和地主权势恶性膨胀，也随之丧失教化和维护本乡百姓之能，反而助纣为虐，与色目商人一起压榨、欺压百姓。”赵昺言道。
“这怎生可能，吾在真定少有闻之啊！”确切的说刘因也算是乡绅名流，也承担着教化百姓，为其发声，维护其利益的责任，只是他混的比较惨而已，骤然闻之难以相信……
“商人重利，贪利之徒，罔上虐下，为害甚大，何来两全之说！”刘因听南朝皇帝对自己的谏议如此轻描淡写，不由地怒道，“朝廷贪利，商人必然倍之，而所得皆出自百姓，使得民生困苦。”
“朝廷只要加以节制，约束其所为，限制其所得，便可使百姓免受其扰！”赵昺言道。
“呵呵，陛下真是明君啊！”刘因赞道，可谁都听出其中的讥讽之意，“如何加以节制，只怕届时官商蛇鼠一窝，上下勾结，变本加厉的盘剥百姓，能的民不聊生，天下动荡！”
“就只有这些了吗？”赵昺并没有着恼，而是笑着再问道。
“难道这些还不够吗？不知陛下还想要些什么？”刘因哼声不屑地道，刚对南朝皇帝有的些许好感又顷刻荡然无存了。
“若静修先生认识仅止于此，还是过于浅薄了，让朕有些失望了！”赵昺听罢轻轻摇头似是惋惜地道。
“哦，愿问陛下高见！”刘因有些惊讶，却不服气的梗着脖子道。
刘因的担心其实有些多余，这个问题赵昺早就有所警惕，而近现代社会虽然没有扑买包税这种制度，但也并没有完全消失不见，在有些方面不过改头换面依然大行其道。而西方学者很早也对包税制有所研究。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断言，“最残酷的税法，常见于公家收入大部分采用包税制的国家”。这是因为，从长远观点看，包税制既不利于提高税收收入，也不利于减轻百姓负担，而只是将财富集中在包税人手里。
但创立明朝的朱元璋对前朝的评价则是“元以宽纵失国”，这就耐人寻味了，赵昺起初并没有想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自然他一个靠技术吃饭的也是没有必要去深究。直到回到此间有了身临其境的体会后，才终于明白其中的深意。
现在流行句话叫做‘不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按照赵昺的理解就是脱离现实环境讲道理，其实就是耍流氓。
包税制在蒙元的实施也是有历史背景的。蒙古人出身草原，其本身不善理财，成吉思汗及其后裔麾下的铁骑，缔造了蒙元王朝空前广阔的疆域。但这些“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草原英雄对如何管理这个庞大帝国的财政简直一无所知。
蒙古开始向外扩张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掠夺。因此，每到一地后，总是把财产掠夺一空，把掳来的人民、工匠充作奴隶，按功大小分赐给诸王贵族、将领，而大汗则从中各取一份。他们简直不知道有“赋税”这回事，这时色目人出现了。
由于蒙古是游牧民族，除了饮马乳、食羊肉及围猎所得外，手工业品极端缺乏，需要对外交换以满足其生活需要，蒙古贵族还需要一些奢侈品如织金衣料等。而早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以前，已有不少中亚的回回商人来到大漠南北各地做买卖。
随着蒙古军队的几次“西征”，西域、中亚的广大地区都被纳入版图。因此，有更多的西域色目商人来到东方经商。当时的蒙古贵族还不懂得如何“巧妙地”剥削定居人民，而色目商人凭着“能知城子的体例、道理之故”，顺理成章地充当了他们搜括财富的帮手。
大蒙古国与色目商人搭起的草台班子，他们开始参与管理经济事务。中国传统讲究“重本抑末”。商人没有政治地位，工商业也不受重视。但蒙元的情况就不一样，色目商人当了家，商业税变得相当发达。
元朝的商业税税率是多少呢？三十分取一。这个税率比之现代社会都要低得多，当然其中不乏有色目人的私心在其中。但将税收制度标准化、规范化，使地方官员无法盘剥压榨商人，自然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当时还规定，商人必须按月纳税，然后才可以进入城乡市场进行贸易。如果没有纳税凭证，或不出示凭证则为匿税。如匿税“物资一半没官”。为了打击偷漏税行为，又规定“于没官物内一半付告人充赏”。如此蒙古人的商税收入自然是非常可观的，大家都受益也其乐融融。
但蒙古人的理财观念并没有因为色目人的参与而长进多少，在他们从金人手中夺取了华北大片土地后，统治集团里还有人认为，汉人对于国家没有什么用处，主张把农民赶走，把土地改为牧场。
如果这样蛮干，势必严重破坏中原的社会经济，也势必迫使农民起来反抗。幸好耶律楚材及时打消了这个愚蠢的主意，他向窝阔台建议，汉人不是没有用处，只要征收地税、商税以及盐、铁、酒等税，每年可以收入白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粮食四十多万石，足够供给军费。
不过即便如此蒙古统治者依然是只重视从中原农耕地区搜刮劳力和钱财，对汉地本身的治理反而有所轻视，从而出现所谓“汉地不治”的局面。但毕竟有了制度，照章征税即可。而这时色目商人再次参与对汉地管理之中，而“扑买”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点。
什么是“扑买”呢？其实就是朝廷不设征管人员、由商人通过招标投标的方式对一个地区或税种进行承包，预先向国家支付一定的钱财，来取得征税的权力。少收赔补，多收留成。西域商人刘忽笃马等人第一次向窝阔台提出包税的请求，想用一百四十万两白银包买全国课税。
于是在色目商人奥都剌合蛮，再次向窝阔台提出了包买天下税收的请求，并开出了让大汗无法拒绝的价码——相当于当时全年税收的两倍的二百二十万两白银。结果，就连才智出众的耶律楚材也没法阻止奥都剌合蛮获得“扑买”的权力。
奥都剌合蛮被任命为诸路课税使，统管国家十路课税所。果然不出耶律楚材所料，取得了全国课税权之后，奥都剌合蛮为了迅速收回“前期投资”，并赚取更多的利润，也将征税大权明码标价、层层转包……
“静修先生可知蒙元农税多少？”赵昺问道。
“自忽必烈汗时起，中原的赋税包括税粮和科差。税粮分丁税和地税：丁税，全科户每丁粟二石，驱丁一石，减半科户每丁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科差分丝料和包银，是按户征收的。元代的江南赋税则与前宋相同，即继续征收秋税和夏税。夏税征木绵、布、绢、丝绵等物，秋税主要是征粮。”刘因答道，显然他对蒙元政策还是了解的。
“嗯，大体上北方科差重，南方税粮重！”赵昺点点头道，“静修先生先时说的也不错，色目商人获得包税权力，他向民间征收的税赋必定会超过此数。在蒙元权贵看来，包税人能够便捷地帮助其攫取社会财富，简直是与天上掉下的馅饼无异。但取之必予之的道理，先生也必定清楚！”
“当然，朝廷令其掌管税赋，当然要予以其特权，即便提高税额，强行征取，导致地方官府不敢干涉，而百姓控诉无门，使得民间积怨甚重，社会动荡不止！”刘因言道。
“先生所言大体不错。但不是地方官府不敢干涉，而是与其沆瀣一气，甚至蛇鼠一窝，各自取利。”赵昺言道，“以朕所知，当年安西王府的官员赵炳向阿合马表示，陕西岁入一万九千锭，但尽心筹办，可以达到四万锭，于是阿合马命赵炳负责总办。两年后，当地岁入果然增长到五万四千锭，另一个饶州总管姚文龙声言：江南财赋每年可办钞五十万锭，阿合马即任他为江西道宣慰使。”
“显而易见，地方官员为升官而不惜肆意拔高税额，而色目商人则可从中簒取巨额财富，且可借助官府征收税赋，这必然导致官场腐败，为了谋求政绩不择手段，使当地缴纳的税课成倍增长的同时，无疑也培育了一批势同狼虎的恶吏。”
“陛下所言有理，官员与色目商人勾结取利，必然会包庇其所为，甚至加以纵容，使官府检校之能形同虚设，导致朝廷难以知晓地方实情，百姓上诉无门苦不堪言。”刘因点头道。
“这只是其一，而更严重的是导致乡绅和地主权势恶性膨胀，也随之丧失教化和维护本乡百姓之能，反而助纣为虐，与色目商人一起压榨、欺压百姓。”赵昺言道。
“这怎生可能，吾在真定少有闻之啊！”确切的说刘因也算是乡绅名流，也承担着教化百姓，为其发声，维护其利益的责任，只是他混的比较惨而已，骤然闻之难以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