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因在自己面前炫了把学问，赵昺看着其难掩得色，当然也不吝啬露出些许赞赏之意，让其陶醉片刻。而他清楚在演义中名臣贤士遇到明主纳头便拜，心悦称臣，谱写段君臣相宜的历史佳话的事情，在实操中几无可能，不过也可能是自己魅力不够，还没有遇到过这种好事。
事实上赵昺遇到的‘能人’多是自己以诚待人，相互经过长时间考量才归心的，就是相交于危难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忠贞之士。更多者是迫于生计，或是求财，或是求官，甚至是保命才会出现甫一见面就表急忙忠心的人。
至于那些名儒贤士往往十分清高的，做不出‘一见钟情’的事情。而且对所谓的‘明主’十分挑剔，对其的品行、声望、学识、执政理念等等皆会在意，即便有心投靠也会待价而沽，看皇帝能否开出合心的‘价码’。
对于刘因赵昺还是十分赏识的，几次见面其虽然怼了他好几次，深陷敌营没有表现出对他这个帝王的畏惧和卑微之色，体现了一个传统士人的风骨。而其学问自然不会差，否则他一个穷酸也不会在中原儒林赢得魁首之位。
当然赵昺对刘因的敬重是来自于其的风骨和学问，而非他的治世之才。那种所谓窝在深山苦读几十年，精研治世之道的隐世大才，一出手就能济世救民，统一天下的大儒，他没见过，也不敢用。
想想以当下的通讯水平，又身居偏远之地，‘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就是个传说，其学问再高也是不谙世事，不明天下形势及帝王所思，百姓所想，又毫无治政经验的空谈家，如何有针对时事提出自己建议，制定完善的措施。且即便其敢提，赵昺他也不敢用啊！
不过赵昺也认识到真正的儒者或儒家，并非人们一般会想到那些懦懦弱弱，文质彬彬，手捧书卷，只会死读书，而手无缚鸡之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腐儒、酸儒，且满嘴之乎者也，满嘴仁义道德之人，而且泥古不化，逆历史潮流而动。
他的师傅无论是应节严，还是江璆皆是文武皆通，学识渊博的儒士，而如陆秀夫和文天祥等一班僚臣也皆是如此。且他们最宝贵的宝贵的不是金玉而是忠信，不谋求占有土地而把仁义当做土地；不求积蓄很多财富，而把学问广博作为财富，他们在适当的时局和正义的事情上才出来济世，否则宁愿安于普通人的生活，邓光荐便是如此的儒者。
对真正儒者最恰当的说法便是我们熟知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见利不会忘义，见死不改操守，有勇武气力但不轻易施展。做事有谋略，能预见未来，故有所准备，不学习什么权谋之术，敢于直谏，为民请命。
另外凡有大智慧者，大家肯定都能想到，有见识的人，他的学历一定不低，即使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导致并没有在学校接受过系统的学习，但是他一定自学过很多东西，眼界远胜于常人，必然在社会，经济，人际关系，政治，博弈论，文化等方面有自己的一定见解。对于政治能够从多角度与多方面分析，而不是拘于某些单纯的层面。
在刘因身上赵昺看到了一个儒者应具备的所有素质，其虽然没有入仕，缺乏治政的经验。但其久居地处交通枢纽的真定城，也使这里成为消息流转之地，且与各地儒者的交往，使他不难获知各方面的情况。而他又身处底层社会，对平民的生活状况定然感同身受，必然对当前社会和局势有着自己的认识和判断。
孔圣也有‘学而优则仕’的入世之说，更是将‘为王者师’作为一个儒者最高追究。当然刘因肯定也不会免俗，否则也不会应诏前往大都面圣。至于没有入仕也许是真的因为身体有佯，但也可能是因为不为言说的原因，但其心中肯定有一展胸中抱负，实现济世救民的理想……
赵昺当下与刘因相处已有一个来月，两人见面机会不多，谈话也说不上平和，不是互怼就是相争。今日算上难得的和谐，看其相谈的兴头正盛便请教道：“静修先生，宋元决战在即，若是我朝侥幸取胜，将蒙元逐出中原，未来必然还会相争于塞外，采用何策略为上？”
“草民学识浅薄，不敢为陛下献策，但可就自己所知一二言说于陛下！”见南朝皇帝向自己请教，刘因还是有些恍惚，但很快便冷静下来，略一思索道。
这些日子南朝皇帝知其在观察自己，而他何尝不是在考察其。以他来看，南朝皇帝虽然年轻，但做事沉稳，行事果决，十分受臣僚们爱戴。难得的是其身为皇帝，待下和善，对他们从不苛责，且生活简朴，身上穿的常常是与侍卫同款的旧衣，吃的也与众人无异，非遇假日和大事少有宴饮。
在治政上，刘因也发现南朝皇帝关心民生，出台的政策也多维护平民利益。在选才用人上虽事功轻学，他也能够理解，毕竟维护一个国家的运转缺不了钱粮，而这么多年来时刻面临外敌威胁，也需要巨额的军费保证战争开支，如此用人也是出于现实的需要。
他也明白中原士人在蒙廷屡遭色目人打压，也多是因为献策好高骛远，太过理想，难以实施。又眼高手低，不善理财，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才被大汗所弃，一再坐冷板凳。而急功近利的蒙汗启用擅于理财的色目人上位，却导致官员贪腐，政治糜烂，国家动荡，民不聊生。两厢相较，南朝皇帝还是清醒的。
当然南朝皇帝在刘因眼中也非完美，并非一个圣君明主。比如其穷兵黩武，自继位后就不断发动对元廷的战争，导致战乱不止，百姓遭难。再有其不敬天地，藐视圣贤；不遵礼法，行为随便，不拘小节，缺乏君王的威严等等。但总得来说，还算不上昏君，勉强有中上之评吧！
“先生请不吝赐教！”人家谦虚，赵昺却不能不尊重，让人换下没了滋味的残茶，重新煮了新茶呈上，亲手给其斟上道。
“自古中原与北方民族的博弈从未停止，无论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如何更迭，两大势力不得不长期共存和博弈，而中原历朝历代对其的政策也各有千秋，不一而足。但总归不外有三。”刘因咂了口热茶道。
“从汉初和亲到南北朝末年北齐、北周对突厥的拉拢，再到安史之乱后唐朝同回纥带有补贴性质的贸易，再到宋给辽金所赐的“岁币”，实质上便是以财帛买太平。从现实来看，这比之发动战争所耗要小，但是效果却要看对方的意图。”
“汉初，匈奴人的诚信颇有问题。在确定了和亲且按照固定数目每年给匈奴人供奉后，匈奴人仍多次违约入侵、掠夺，并要求汉朝政府增加供奉的数量和类型。因为在西汉建立到汉文帝时代，匈奴仍在不停扩张领土，并彻底击败了宿敌月氏人，因此对各种中原物产的需求大为增长。”
“除此之外，匈奴人还要求汉朝在边境重开贸易。但汉廷并不喜欢边境贸易，其原因也是出于政治：一方面，这些边境区域不久前还属于韩、赵、燕等异姓诸侯国，边境流通性太强的话，许多遗民会去投奔匈奴人保护下的诸侯王后代；另一方面，草原世界此时的冶金技术极为落后，铁器极为稀有，如果广泛开启边境贸易，走私这些物资就变得容易许多，汉对匈奴的技术优势就会被抵消。”
“此外，匈奴的强力存在本身就是对中原中心世界观的挑战。虽然汉景帝时期，汉匈之间只剩下一些零星抢掠，但汉朝对和亲政策的效果并不满意，这也是为何到汉武帝时代，汉朝转而对匈奴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原因。”
“相比之下，北周、北齐、隋末唐初对突厥人的拉拢政策，以及唐朝中后期和回纥人的贸易，都比汉匈和亲有效许多。一方面，突厥人、回纥人的政治组织水平还不可能真正吞并汉地；另一方面，中原在相对实力较弱的阶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以较低成本来安抚北方边界。这个阶段的和平政策，反而双方都能接受，所以较为稳固的。”
“但随着草原接受汉化，其的组织能力也得到了提高。辽时代，通过对游牧区域和华北北部汉地的有效分治，草原民族有了在汉地建立农耕政权的能力。这个时候，和平政策是否有意义，主要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对比和是否愿意和能够维持通过战争确定下来的现状。”
“嗯，先生的分析通透！”赵昺见其此时不再多说，明白下边涉及到了两宋时期，而这段历史对于赵家来说是段屈汝的历史，刘因还是懂事的加以避讳不谈，他点头道，“此事对于我朝来说是件憋屈事，有苦还难道！”
事实上赵昺遇到的‘能人’多是自己以诚待人，相互经过长时间考量才归心的，就是相交于危难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忠贞之士。更多者是迫于生计，或是求财，或是求官，甚至是保命才会出现甫一见面就表急忙忠心的人。
至于那些名儒贤士往往十分清高的，做不出‘一见钟情’的事情。而且对所谓的‘明主’十分挑剔，对其的品行、声望、学识、执政理念等等皆会在意，即便有心投靠也会待价而沽，看皇帝能否开出合心的‘价码’。
对于刘因赵昺还是十分赏识的，几次见面其虽然怼了他好几次，深陷敌营没有表现出对他这个帝王的畏惧和卑微之色，体现了一个传统士人的风骨。而其学问自然不会差，否则他一个穷酸也不会在中原儒林赢得魁首之位。
当然赵昺对刘因的敬重是来自于其的风骨和学问，而非他的治世之才。那种所谓窝在深山苦读几十年，精研治世之道的隐世大才，一出手就能济世救民，统一天下的大儒，他没见过，也不敢用。
想想以当下的通讯水平，又身居偏远之地，‘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就是个传说，其学问再高也是不谙世事，不明天下形势及帝王所思，百姓所想，又毫无治政经验的空谈家，如何有针对时事提出自己建议，制定完善的措施。且即便其敢提，赵昺他也不敢用啊！
不过赵昺也认识到真正的儒者或儒家，并非人们一般会想到那些懦懦弱弱，文质彬彬，手捧书卷，只会死读书，而手无缚鸡之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腐儒、酸儒，且满嘴之乎者也，满嘴仁义道德之人，而且泥古不化，逆历史潮流而动。
他的师傅无论是应节严，还是江璆皆是文武皆通，学识渊博的儒士，而如陆秀夫和文天祥等一班僚臣也皆是如此。且他们最宝贵的宝贵的不是金玉而是忠信，不谋求占有土地而把仁义当做土地；不求积蓄很多财富，而把学问广博作为财富，他们在适当的时局和正义的事情上才出来济世，否则宁愿安于普通人的生活，邓光荐便是如此的儒者。
对真正儒者最恰当的说法便是我们熟知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见利不会忘义，见死不改操守，有勇武气力但不轻易施展。做事有谋略，能预见未来，故有所准备，不学习什么权谋之术，敢于直谏，为民请命。
另外凡有大智慧者，大家肯定都能想到，有见识的人，他的学历一定不低，即使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导致并没有在学校接受过系统的学习，但是他一定自学过很多东西，眼界远胜于常人，必然在社会，经济，人际关系，政治，博弈论，文化等方面有自己的一定见解。对于政治能够从多角度与多方面分析，而不是拘于某些单纯的层面。
在刘因身上赵昺看到了一个儒者应具备的所有素质，其虽然没有入仕，缺乏治政的经验。但其久居地处交通枢纽的真定城，也使这里成为消息流转之地，且与各地儒者的交往，使他不难获知各方面的情况。而他又身处底层社会，对平民的生活状况定然感同身受，必然对当前社会和局势有着自己的认识和判断。
孔圣也有‘学而优则仕’的入世之说，更是将‘为王者师’作为一个儒者最高追究。当然刘因肯定也不会免俗，否则也不会应诏前往大都面圣。至于没有入仕也许是真的因为身体有佯，但也可能是因为不为言说的原因，但其心中肯定有一展胸中抱负，实现济世救民的理想……
赵昺当下与刘因相处已有一个来月，两人见面机会不多，谈话也说不上平和，不是互怼就是相争。今日算上难得的和谐，看其相谈的兴头正盛便请教道：“静修先生，宋元决战在即，若是我朝侥幸取胜，将蒙元逐出中原，未来必然还会相争于塞外，采用何策略为上？”
“草民学识浅薄，不敢为陛下献策，但可就自己所知一二言说于陛下！”见南朝皇帝向自己请教，刘因还是有些恍惚，但很快便冷静下来，略一思索道。
这些日子南朝皇帝知其在观察自己，而他何尝不是在考察其。以他来看，南朝皇帝虽然年轻，但做事沉稳，行事果决，十分受臣僚们爱戴。难得的是其身为皇帝，待下和善，对他们从不苛责，且生活简朴，身上穿的常常是与侍卫同款的旧衣，吃的也与众人无异，非遇假日和大事少有宴饮。
在治政上，刘因也发现南朝皇帝关心民生，出台的政策也多维护平民利益。在选才用人上虽事功轻学，他也能够理解，毕竟维护一个国家的运转缺不了钱粮，而这么多年来时刻面临外敌威胁，也需要巨额的军费保证战争开支，如此用人也是出于现实的需要。
他也明白中原士人在蒙廷屡遭色目人打压，也多是因为献策好高骛远，太过理想，难以实施。又眼高手低，不善理财，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才被大汗所弃，一再坐冷板凳。而急功近利的蒙汗启用擅于理财的色目人上位，却导致官员贪腐，政治糜烂，国家动荡，民不聊生。两厢相较，南朝皇帝还是清醒的。
当然南朝皇帝在刘因眼中也非完美，并非一个圣君明主。比如其穷兵黩武，自继位后就不断发动对元廷的战争，导致战乱不止，百姓遭难。再有其不敬天地，藐视圣贤；不遵礼法，行为随便，不拘小节，缺乏君王的威严等等。但总得来说，还算不上昏君，勉强有中上之评吧！
“先生请不吝赐教！”人家谦虚，赵昺却不能不尊重，让人换下没了滋味的残茶，重新煮了新茶呈上，亲手给其斟上道。
“自古中原与北方民族的博弈从未停止，无论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如何更迭，两大势力不得不长期共存和博弈，而中原历朝历代对其的政策也各有千秋，不一而足。但总归不外有三。”刘因咂了口热茶道。
“从汉初和亲到南北朝末年北齐、北周对突厥的拉拢，再到安史之乱后唐朝同回纥带有补贴性质的贸易，再到宋给辽金所赐的“岁币”，实质上便是以财帛买太平。从现实来看，这比之发动战争所耗要小，但是效果却要看对方的意图。”
“汉初，匈奴人的诚信颇有问题。在确定了和亲且按照固定数目每年给匈奴人供奉后，匈奴人仍多次违约入侵、掠夺，并要求汉朝政府增加供奉的数量和类型。因为在西汉建立到汉文帝时代，匈奴仍在不停扩张领土，并彻底击败了宿敌月氏人，因此对各种中原物产的需求大为增长。”
“除此之外，匈奴人还要求汉朝在边境重开贸易。但汉廷并不喜欢边境贸易，其原因也是出于政治：一方面，这些边境区域不久前还属于韩、赵、燕等异姓诸侯国，边境流通性太强的话，许多遗民会去投奔匈奴人保护下的诸侯王后代；另一方面，草原世界此时的冶金技术极为落后，铁器极为稀有，如果广泛开启边境贸易，走私这些物资就变得容易许多，汉对匈奴的技术优势就会被抵消。”
“此外，匈奴的强力存在本身就是对中原中心世界观的挑战。虽然汉景帝时期，汉匈之间只剩下一些零星抢掠，但汉朝对和亲政策的效果并不满意，这也是为何到汉武帝时代，汉朝转而对匈奴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原因。”
“相比之下，北周、北齐、隋末唐初对突厥人的拉拢政策，以及唐朝中后期和回纥人的贸易，都比汉匈和亲有效许多。一方面，突厥人、回纥人的政治组织水平还不可能真正吞并汉地；另一方面，中原在相对实力较弱的阶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以较低成本来安抚北方边界。这个阶段的和平政策，反而双方都能接受，所以较为稳固的。”
“但随着草原接受汉化，其的组织能力也得到了提高。辽时代，通过对游牧区域和华北北部汉地的有效分治，草原民族有了在汉地建立农耕政权的能力。这个时候，和平政策是否有意义，主要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对比和是否愿意和能够维持通过战争确定下来的现状。”
“嗯，先生的分析通透！”赵昺见其此时不再多说，明白下边涉及到了两宋时期，而这段历史对于赵家来说是段屈汝的历史，刘因还是懂事的加以避讳不谈，他点头道，“此事对于我朝来说是件憋屈事，有苦还难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