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现在很忧郁，却不仅仅是因为当前俚乱，而是因为当前的体制。在刚刚来到这个时代的时候，他可以说没有任何从政的经验，只是以自己前世作为一个企业高管的经验，借鉴企业管理制度去经营自己的圈子，扩大自己的势力。起初这套方式还算方便、高效，能够保持帅府的正常运转，帮助他打下了创业的基础。
但随着赵昺介入政治的不断加深，尤其是到了琼州之后，他面对的局面越来越复杂，这使得原来那套管理方式难以驾驭当前的形势。让他不得不借助应节严、江璆等这些官僚来的力量来控制局面。当时帅府基本上脱离朝廷的控制，使赵昺可以不受一些条条框框的限制，拥有一定的决策权和自由裁量权，加上他一些‘小聪明’，总算在琼州站住了脚。
在崖山继位后，赵昺便感觉到力不从心了，过去企业里你干活儿，我发钱的管理方式已经无法有效的管理政府，却陷入了政治的漩涡中。不仅受到祖宗家法的制约，各方政治势力的擎肘和挑战，还会受到传统和惯例的限制，可以说已经束缚住了他的拳脚，无法再恣意行事。
面对如此形势，赵昺为了不使自己沦为傀儡，只能通过经济手段和发动战争来争取和巩固权力，而他也觉得自己已经从当初那个天真的小高管蜕变成了赤裸裸的政客。为了权力和利益不惜玩弄手段，耍阴谋诡计，搬弄是非，真是一入朝堂深似海，从此赵郎是路人。
瞅着自己一天天的‘堕落’，赵昺都开始嫌弃自己，能够支撑他不肯弃位而去的只剩下为自己这些一同出生入死的‘兄弟们’谋一条生路而已，复国这个目标在他看来真是遥不可及，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实现，也许这辈子只有终老琼州，留下一个残宋的名号而已。
这当然不是赵昺悲观，而是现实如此，琼州不过是一个弹丸之地，直到现代才改为省治，人口才达到三百多万。而当前人口只有不足五十万人，力量如此悬殊若要复国何谈容易。再想想自己权力所至不过琼州这一府之地，却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将来要面对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统治几千万的人口，更觉的悲观。
不过赵昺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回头路，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了，而轻言放弃也不是他的性格。但是要想有所建树就需要变革。他并不是说大宋朝的体制有什么不好，否则宋朝也不会维持三百年，更不会为后世国家效仿，可在他看来这种体制肯定不适合现在，尤其是难以适应战争……
赵昺知道英语里有个词叫positionallybadpeople，意思是本身不是坏人，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却做了坏事。而宋的军事制度是一套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的体制，也就根本无法让专业的人发挥所长。宋的积弱，若从军事上讲就是赵匡胤种下的祸根，在皇帝这个特殊的位置上，他的卧榻情结让他成为了一个positionallybadperson。即便从文官体制上讲，宋的体制也有着致命的弊病，可以说他的政府组织是在汉唐宋明清中‘最没有建树的’。
宋的文官体制可以概括为责权利不分。首先是对相权的倾轧，宋代为了保证皇权的绝对权威，大大削减了相权。宋代的宰相既没有兵权，也没有用人权，比起唐代大大的衰微。这样的制度，如何出得来唐代魏征、房玄龄这样的名相？这个就像一家没有实权的总经理所运作的公司，事事需要老板的指示，哪里有管理可言？
更可怕的是，这样的宰相还要面对专门从事“清议”的谏官，这个职位在唐代是向宰相负责的，但是在宋代则向皇帝直接负责。他们讲错话也要被免职，但是一般来说，免职之后声望却会更高，反而更有升迁的机会。所以他们会老是和宰相唱反调――否则怎么叫谏官呢？这是一个只对政府发空论而不负责的反对机关，虽然它未必不好，但是却让政府总有掣肘。
试想一个宰相和政府一面要对付皇帝，一面要对付谏官，又如何得以施展拳脚？而比起相权衰落和武将不能作为，宋代的地方行政就更为糟糕了。五代十国时地方官员全为武将，宋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武将不再带兵，自然也交出了地方管理权。
这样一来，曾经的军阀只有一个名号，享受朝廷的俸禄，好比说江浙节度使，其官还在，但是派去的却是另外一位文官了。然而这位文官却另外有一个中央政府官员的头衔，只是暂去管江浙的事。所以严格来说，宋代根本没有地方官，只是由中央政府的官员暂时来管理。
即便是这样的地方官，也还要面对比唐代多出三倍的上司，既帅、漕、宪、仓四使，并且地方上的收入还需全部上交中央。因此说宋朝要的是控制，皇权的极端控制，而这种体制下，资源难以得到很好的管理，也不能让这个帝国组织的成员拥有相对等的责权利，从而整个组织体系也无法有效地运作。所以宋朝失去的是整个朝代的振兴的机会，尽管它拥有当时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度，最灿烂的文化。
赵昺清楚的知道了宋朝体制的弊端，却也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因为他是皇帝，整个制度都是用来维护他的利益，若是进行改革损害的将是自己的利益。而若是维持现状，又难以保证政令的通行，改变人浮于事的弊端，这对于当前和以后持续不断的战争是十分不利的。
而赵昺也知道中国官场有个传统，就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权力下放后便会被用的淋漓尽致，而在自己地位尚不甚稳固的时候，难免不会再出一位贾似道、史弥远这样的权相。另外就是权力这东西太迷人了，一旦得到便不想再放弃，这也包括他在内……
但随着赵昺介入政治的不断加深，尤其是到了琼州之后，他面对的局面越来越复杂，这使得原来那套管理方式难以驾驭当前的形势。让他不得不借助应节严、江璆等这些官僚来的力量来控制局面。当时帅府基本上脱离朝廷的控制，使赵昺可以不受一些条条框框的限制，拥有一定的决策权和自由裁量权，加上他一些‘小聪明’，总算在琼州站住了脚。
在崖山继位后，赵昺便感觉到力不从心了，过去企业里你干活儿，我发钱的管理方式已经无法有效的管理政府，却陷入了政治的漩涡中。不仅受到祖宗家法的制约，各方政治势力的擎肘和挑战，还会受到传统和惯例的限制，可以说已经束缚住了他的拳脚，无法再恣意行事。
面对如此形势，赵昺为了不使自己沦为傀儡，只能通过经济手段和发动战争来争取和巩固权力，而他也觉得自己已经从当初那个天真的小高管蜕变成了赤裸裸的政客。为了权力和利益不惜玩弄手段，耍阴谋诡计，搬弄是非，真是一入朝堂深似海，从此赵郎是路人。
瞅着自己一天天的‘堕落’，赵昺都开始嫌弃自己，能够支撑他不肯弃位而去的只剩下为自己这些一同出生入死的‘兄弟们’谋一条生路而已，复国这个目标在他看来真是遥不可及，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实现，也许这辈子只有终老琼州，留下一个残宋的名号而已。
这当然不是赵昺悲观，而是现实如此，琼州不过是一个弹丸之地，直到现代才改为省治，人口才达到三百多万。而当前人口只有不足五十万人，力量如此悬殊若要复国何谈容易。再想想自己权力所至不过琼州这一府之地，却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将来要面对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统治几千万的人口，更觉的悲观。
不过赵昺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回头路，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了，而轻言放弃也不是他的性格。但是要想有所建树就需要变革。他并不是说大宋朝的体制有什么不好，否则宋朝也不会维持三百年，更不会为后世国家效仿，可在他看来这种体制肯定不适合现在，尤其是难以适应战争……
赵昺知道英语里有个词叫positionallybadpeople，意思是本身不是坏人，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却做了坏事。而宋的军事制度是一套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的体制，也就根本无法让专业的人发挥所长。宋的积弱，若从军事上讲就是赵匡胤种下的祸根，在皇帝这个特殊的位置上，他的卧榻情结让他成为了一个positionallybadperson。即便从文官体制上讲，宋的体制也有着致命的弊病，可以说他的政府组织是在汉唐宋明清中‘最没有建树的’。
宋的文官体制可以概括为责权利不分。首先是对相权的倾轧，宋代为了保证皇权的绝对权威，大大削减了相权。宋代的宰相既没有兵权，也没有用人权，比起唐代大大的衰微。这样的制度，如何出得来唐代魏征、房玄龄这样的名相？这个就像一家没有实权的总经理所运作的公司，事事需要老板的指示，哪里有管理可言？
更可怕的是，这样的宰相还要面对专门从事“清议”的谏官，这个职位在唐代是向宰相负责的，但是在宋代则向皇帝直接负责。他们讲错话也要被免职，但是一般来说，免职之后声望却会更高，反而更有升迁的机会。所以他们会老是和宰相唱反调――否则怎么叫谏官呢？这是一个只对政府发空论而不负责的反对机关，虽然它未必不好，但是却让政府总有掣肘。
试想一个宰相和政府一面要对付皇帝，一面要对付谏官，又如何得以施展拳脚？而比起相权衰落和武将不能作为，宋代的地方行政就更为糟糕了。五代十国时地方官员全为武将，宋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武将不再带兵，自然也交出了地方管理权。
这样一来，曾经的军阀只有一个名号，享受朝廷的俸禄，好比说江浙节度使，其官还在，但是派去的却是另外一位文官了。然而这位文官却另外有一个中央政府官员的头衔，只是暂去管江浙的事。所以严格来说，宋代根本没有地方官，只是由中央政府的官员暂时来管理。
即便是这样的地方官，也还要面对比唐代多出三倍的上司，既帅、漕、宪、仓四使，并且地方上的收入还需全部上交中央。因此说宋朝要的是控制，皇权的极端控制，而这种体制下，资源难以得到很好的管理，也不能让这个帝国组织的成员拥有相对等的责权利，从而整个组织体系也无法有效地运作。所以宋朝失去的是整个朝代的振兴的机会，尽管它拥有当时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度，最灿烂的文化。
赵昺清楚的知道了宋朝体制的弊端，却也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因为他是皇帝，整个制度都是用来维护他的利益，若是进行改革损害的将是自己的利益。而若是维持现状，又难以保证政令的通行，改变人浮于事的弊端，这对于当前和以后持续不断的战争是十分不利的。
而赵昺也知道中国官场有个传统，就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权力下放后便会被用的淋漓尽致，而在自己地位尚不甚稳固的时候，难免不会再出一位贾似道、史弥远这样的权相。另外就是权力这东西太迷人了，一旦得到便不想再放弃，这也包括他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