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蒙古人没有在百年的征战中改变自己的传统，反而愈加强化遗毒后代。赵昺在前世很少跟蒙古人喝酒，一是自知酒量不敌，二是是在受不了他们酒后闹事。他们在几杯就下肚后‘英雄无敌’，残忍、暴躁的本性便会在一定程度上爆发。其特有的放肆无礼和自由放纵让常人难以接受，也再听不进去观点不同的解释。
而历史上蒙古人的纵情屠杀也给足够多的民族的子孙后代提供了憎恨蒙古人的理由，虽然当代世界主流的价值观念是平等和宽容，但把这种仇恨记忆了几个世纪的仍旧大有人在。这也是即使在全球化的现代世界中，蒙古人无法获得世界的尊重，且越来越处于孤立之中。
他们只可以酒后冲动解释，赵昺却以为这个词在根本上可以激情划等号，只不过表现出了两面性。冲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创造力的源泉，而蒙古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诗歌、歌曲的优秀和丰富程度是这种寓于冲动之中的创造力的证明。生活在这样氛围中的人可能成为最令人敬仰的优秀人物；反之这种激情的存在也可能成为令人憎恶和畏惧的破坏者，驱使蒙古人实施了大规模的征服和屠杀。
蒙古大军跟随着成吉思汗骑着马，挥舞着马刀东拼西杀，到处播撒蒙古人的种子，体会冲动和残酷带来的快感之时，却从未想过攻掠之后留下的所谓达鲁花赤们在其离开，或是灭亡之后，这些蒙古子孙们就得承受人家的报复和压迫，曾经的被征服者将以十倍、百倍回报给他们。
另外赵昺发现蒙古人的忠诚来源于极端的个人崇拜，对统治者、成功者的盲目追随。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中，你永远无法通过理性来说服蒙古人做一件对大家都有利的事情，尽管你的主意很妙，可行性也很强，但蒙古人对你的说教非常冷淡，你以为自己是缺乏感染力，就进一步的努力说服，你很快就会发现，蒙古人永远无法通过理性来说服，最终的结果是蒙古人都疏远了你，使你感觉似乎是你在某些方面冒犯了他们。
不过实际上这并不是你的错，而是因为在蒙古人中存在一种约定俗成的等级关系，在他们中间，总是因为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而存在一些领导和权威人物，这些人或者是家庭出身比较高贵，或者是比较富有，或者干脆就是能打架。你如果发现不了这些关系，不能找到这些头面人物，说服他们来帮助推进你的计划，是什么也干不成的，他们只相信‘权威’，哪怕其可能将他们带进沟里也在所不惜。
当前蒙古统治阶级也把对形势的判断和把握的权利几乎都交给了自己信任的权威人物，从早期的耶律楚材、到现在的阿哈玛，忽必烈都是言听计从。所以也导致蒙古人也就缺乏了解自己的能力，丧失了反省自身的机会，使他们不善于也不能够对自己的未来作主。
而受到重用的无论是士人，还是色目人同时把自己的激情和努力全无保留的贡献给了领导者，但实施中却始终无法确定自己所信任的权威人物将要把他们带到哪里，不知道终极目标是什么，自己做到什么程度才会令君王满意。可做事必定会出错，招致政敌的攻讦，从而导致失败，可此时承担这种后果的往往却是他们自己……
赵昺想想自己同样喜欢‘有事问专家’，技术问题上自不必言。在政务上，他依赖应节严和刘黻；在军事上，他信任赵孟锦、刘洙和江璆，可以说在行朝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他没有让他们担任首辅，也未授予极权，而是任用曾与自己观点相左的陆秀夫为首相，极力反对自己登基的张世杰为枢密使，却没有将他们取而代之这出乎所以人的意外。
赵昺却知道自己这样做，除了稳定朝局的需要外，他还知道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上即便只有三个人参与也会分出左、中、右三种意见，这不仅是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也是人性使然。他知道自己理政的能力有多菜，而他又无法逃脱这个责任，因而必须多方面听取意见，哪怕是反对的声音，以此来减少自己执政中出现的错误。
若是将自己信赖的人提拔到高位，便会有人以为陛下只信任亲信，他们传达的意思也就是圣意，没有人会提出意见；再者赵昺相信人的屁股往往决定脑袋，谁敢保证他们位极人臣后不会打击异己，清除不同政见者，如此不可避免的是朝中只有一种声音存在，那样并不利于自己主理朝政。
反之即便有人对自己的政策方针有看法，甚至极力反对，赵昺以为并非坏事，说明其中也许就有需改进的意见。当然自己也可以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心态去看待不同的意见，有益的自己改正，无用也可以解释商讨，对无病呻吟的也可置之不理，从而减少犯错的几率。所以自己的任用专家与忽必烈的相信权威还是有区别的。
另外对于冲动这个问题，赵昺以为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行事冲动也免不了，甚至会做出些出格儿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就说当年七洲洋之战，形势那么危机，自己不挺身而出冲动的率军拦截也许就没有了今天的局面；若非冲动之下上了疫船去救倪亮，当时那些病号们谁会相信自己是个重情重义之人，从而效忠自己呢！
当然应节严也常批评赵昺在军改和筹建新军的问题上过于冲动，并没有经过众臣的商议便贸然出台了方案。但他并不以为然，自己还是懂的三思而后行的，这些方案虽然是新出炉的，却早在酝酿之中，并非一拍脑袋瓜子就写了这么些东西的。而打广州、打泉州看似冲动，极为冒险，但他也是仔细考虑过的，若是没有在两个城市抢了那么多的东西和钱财，琼州哪里来的发展资金，又如何破解行朝国库空虚，财政困难的窘境，度过迁琼后的种种难关。
还有人批评赵昺年少嗜杀，在泉州斩了上千的降官、为私仇屠尽了蒲氏一门。可他心里最清楚，那些皇亲跟自己毛关系没有，但是自己还是要杀了他们，其实也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要知道蒲寿庚可是残杀了数千皇亲，自己若是连屁都不放一个，必然会让人以为自己软弱无能，连家仇都不肯报又何谈国恨。而杀那些降官也是为了震慑行朝和军中的不稳定分子，让他们知道敢于背叛自己就是这个下场。
当时有人说杀俘不祥，且有失君王仁义，但是更多的人说自己杀的好，杀的痛快。所以赵昺对自己嗜杀之名并不能虚心接受，且自己这是有目的，而非妄为，绝非蒙古人那种为了屠杀而屠杀的嗜血成性。更不是一时冲动欲杀尽天下百姓的魔鬼，想要将大江南北变成牧场，也非为了私仇可以屠尽西夏都城百姓的杀人狂……
反思了半天，赵昺突然发现自己的性格和蒙古人真有点儿像，自己和蒙古人同样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崇尚快意恩仇，相信冲动是创造新世界的动力，心存纯良其中却又藏着一只魔鬼等等，可最后却是一根藤上结出了两颗完全不同的瓜。
赵昺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半天，吃饭都觉没有味道，直到睡觉还没想透彻，可他摸起枕边的《论语》时突然明白了——是文化。当然他不是指的狭义的文化知识，却是广义的文化，是指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
赵昺此前并没有拿枕边的这本《论语》当回事儿，心里甚至是有些排斥，还常拿其中的漏洞来取笑和攻击那些士人们。但正是在这种抵触的情绪中，他却以批评的态度更为深入的研究了它，当然最初的目的只为为了贮备‘弹药’。可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其中并非全是糟粕，有些东西直至现代还在影响着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赵昺前世生活的年代已经是科技极为发达，中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年代，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敢于挑战权威，质疑传统，试图摆脱束缚。但是他此刻却只能苦笑了，文化传统早就无声无息的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渗入到骨髓之中，指导他的一言一行。使他意识到使一个社会能够保持长久稳定和发展的思想恰恰是那些表面上没什么用处的理论。
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的发达，恰恰是在复活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列宁曾经清楚的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他认为，一个民族要想前进，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性思维。这些理论站在人类思维的背后，通过想象力和建立假说，直接刺激着新方法和新技能的诞生，而这一点认知恰恰是蒙古人所缺乏的。
从成吉思汗时代起，蒙古人就没有重视过教育，也许是那时候的蒙古人认为自己天生就是统治者，只要孔武有力，就可以取得天下，没有必要理会软弱的臭乳酸文，然而几百年过去了，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蒙古人的尚武轻文已经给子孙们带来了无穷的遗害。
诚然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为的文化屏蔽现象，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得到普遍认可，多元一体格局在统一的环境里变为事实。但是蒙古人伦理观的来源主要是萨满教和藏传佛教。萨满教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祖先崇拜，作为一种经验主义的学习方式，一代代的蒙古人从祖先处理人际和社会问题的方式方法中学到做人的规范。
不过任何事物都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这两种观念带给蒙古人的所有不利影响就是一种可悲的奴性，对传统毫无批判的继承，对祖先神化的恭敬，以及对祖先缺点的文过饰非。这种奴性相对于蒙古人的英雄气概来说犹如水之与火，它消灭了为自己和民族奋斗的、敢于反抗的精神，消灭了民族的自尊心和前进动力。
在蒙古人的心目中，那些逝去的祖先都是神明，他们所说的话和遗留下来的传统都是不可更改的。这一切使其毫无理由的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的动力，缺乏怀疑权威的勇气，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懒惰和自私。他们不喜欢生活的变化，更不会主动的寻求变化。显而易见的危机来临，也不会想到避免；显而易见的机遇来临，也不会想到把握。
基于这样一种信念，蒙古人的文化表现出很强的僵硬和缺乏变化，当生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祖先所提供的经验无法解决新的问题时，这种文化的弱点就会暴露无遗，就会发生民族整体性的社会适应不良，民族的进步也会受到严重的阻碍。毫无疑义的，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在几个世纪以来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和创新，与这种对祖先崇拜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藏传佛教对人的谦虚、不炫耀的要求显然制约了蒙古人的自吹自擂；无原则的善良、人道和柔顺，缺乏风险意识的热情和慷慨被藏传佛教加以强化。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好事。然而可悲的是，蒙古人实际上并没有理解谦虚和谨慎在道德上有什么重要性，相反给蒙古人的各拉山头、自许英雄的内斗提供了多障人耳目的烟幕。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汉族人在其早期的典籍，已经发展出了克制个人的情绪和欲望，遵守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规范以及作为君主必须尊重和爱护人民的思想……
而历史上蒙古人的纵情屠杀也给足够多的民族的子孙后代提供了憎恨蒙古人的理由，虽然当代世界主流的价值观念是平等和宽容，但把这种仇恨记忆了几个世纪的仍旧大有人在。这也是即使在全球化的现代世界中，蒙古人无法获得世界的尊重，且越来越处于孤立之中。
他们只可以酒后冲动解释，赵昺却以为这个词在根本上可以激情划等号，只不过表现出了两面性。冲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创造力的源泉，而蒙古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诗歌、歌曲的优秀和丰富程度是这种寓于冲动之中的创造力的证明。生活在这样氛围中的人可能成为最令人敬仰的优秀人物；反之这种激情的存在也可能成为令人憎恶和畏惧的破坏者，驱使蒙古人实施了大规模的征服和屠杀。
蒙古大军跟随着成吉思汗骑着马，挥舞着马刀东拼西杀，到处播撒蒙古人的种子，体会冲动和残酷带来的快感之时，却从未想过攻掠之后留下的所谓达鲁花赤们在其离开，或是灭亡之后，这些蒙古子孙们就得承受人家的报复和压迫，曾经的被征服者将以十倍、百倍回报给他们。
另外赵昺发现蒙古人的忠诚来源于极端的个人崇拜，对统治者、成功者的盲目追随。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中，你永远无法通过理性来说服蒙古人做一件对大家都有利的事情，尽管你的主意很妙，可行性也很强，但蒙古人对你的说教非常冷淡，你以为自己是缺乏感染力，就进一步的努力说服，你很快就会发现，蒙古人永远无法通过理性来说服，最终的结果是蒙古人都疏远了你，使你感觉似乎是你在某些方面冒犯了他们。
不过实际上这并不是你的错，而是因为在蒙古人中存在一种约定俗成的等级关系，在他们中间，总是因为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而存在一些领导和权威人物，这些人或者是家庭出身比较高贵，或者是比较富有，或者干脆就是能打架。你如果发现不了这些关系，不能找到这些头面人物，说服他们来帮助推进你的计划，是什么也干不成的，他们只相信‘权威’，哪怕其可能将他们带进沟里也在所不惜。
当前蒙古统治阶级也把对形势的判断和把握的权利几乎都交给了自己信任的权威人物，从早期的耶律楚材、到现在的阿哈玛，忽必烈都是言听计从。所以也导致蒙古人也就缺乏了解自己的能力，丧失了反省自身的机会，使他们不善于也不能够对自己的未来作主。
而受到重用的无论是士人，还是色目人同时把自己的激情和努力全无保留的贡献给了领导者，但实施中却始终无法确定自己所信任的权威人物将要把他们带到哪里，不知道终极目标是什么，自己做到什么程度才会令君王满意。可做事必定会出错，招致政敌的攻讦，从而导致失败，可此时承担这种后果的往往却是他们自己……
赵昺想想自己同样喜欢‘有事问专家’，技术问题上自不必言。在政务上，他依赖应节严和刘黻；在军事上，他信任赵孟锦、刘洙和江璆，可以说在行朝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他没有让他们担任首辅，也未授予极权，而是任用曾与自己观点相左的陆秀夫为首相，极力反对自己登基的张世杰为枢密使，却没有将他们取而代之这出乎所以人的意外。
赵昺却知道自己这样做，除了稳定朝局的需要外，他还知道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上即便只有三个人参与也会分出左、中、右三种意见，这不仅是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也是人性使然。他知道自己理政的能力有多菜，而他又无法逃脱这个责任，因而必须多方面听取意见，哪怕是反对的声音，以此来减少自己执政中出现的错误。
若是将自己信赖的人提拔到高位，便会有人以为陛下只信任亲信，他们传达的意思也就是圣意，没有人会提出意见；再者赵昺相信人的屁股往往决定脑袋，谁敢保证他们位极人臣后不会打击异己，清除不同政见者，如此不可避免的是朝中只有一种声音存在，那样并不利于自己主理朝政。
反之即便有人对自己的政策方针有看法，甚至极力反对，赵昺以为并非坏事，说明其中也许就有需改进的意见。当然自己也可以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心态去看待不同的意见，有益的自己改正，无用也可以解释商讨，对无病呻吟的也可置之不理，从而减少犯错的几率。所以自己的任用专家与忽必烈的相信权威还是有区别的。
另外对于冲动这个问题，赵昺以为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行事冲动也免不了，甚至会做出些出格儿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就说当年七洲洋之战，形势那么危机，自己不挺身而出冲动的率军拦截也许就没有了今天的局面；若非冲动之下上了疫船去救倪亮，当时那些病号们谁会相信自己是个重情重义之人，从而效忠自己呢！
当然应节严也常批评赵昺在军改和筹建新军的问题上过于冲动，并没有经过众臣的商议便贸然出台了方案。但他并不以为然，自己还是懂的三思而后行的，这些方案虽然是新出炉的，却早在酝酿之中，并非一拍脑袋瓜子就写了这么些东西的。而打广州、打泉州看似冲动，极为冒险，但他也是仔细考虑过的，若是没有在两个城市抢了那么多的东西和钱财，琼州哪里来的发展资金，又如何破解行朝国库空虚，财政困难的窘境，度过迁琼后的种种难关。
还有人批评赵昺年少嗜杀，在泉州斩了上千的降官、为私仇屠尽了蒲氏一门。可他心里最清楚，那些皇亲跟自己毛关系没有，但是自己还是要杀了他们，其实也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要知道蒲寿庚可是残杀了数千皇亲，自己若是连屁都不放一个，必然会让人以为自己软弱无能，连家仇都不肯报又何谈国恨。而杀那些降官也是为了震慑行朝和军中的不稳定分子，让他们知道敢于背叛自己就是这个下场。
当时有人说杀俘不祥，且有失君王仁义，但是更多的人说自己杀的好，杀的痛快。所以赵昺对自己嗜杀之名并不能虚心接受，且自己这是有目的，而非妄为，绝非蒙古人那种为了屠杀而屠杀的嗜血成性。更不是一时冲动欲杀尽天下百姓的魔鬼，想要将大江南北变成牧场，也非为了私仇可以屠尽西夏都城百姓的杀人狂……
反思了半天，赵昺突然发现自己的性格和蒙古人真有点儿像，自己和蒙古人同样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崇尚快意恩仇，相信冲动是创造新世界的动力，心存纯良其中却又藏着一只魔鬼等等，可最后却是一根藤上结出了两颗完全不同的瓜。
赵昺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半天，吃饭都觉没有味道，直到睡觉还没想透彻，可他摸起枕边的《论语》时突然明白了——是文化。当然他不是指的狭义的文化知识，却是广义的文化，是指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
赵昺此前并没有拿枕边的这本《论语》当回事儿，心里甚至是有些排斥，还常拿其中的漏洞来取笑和攻击那些士人们。但正是在这种抵触的情绪中，他却以批评的态度更为深入的研究了它，当然最初的目的只为为了贮备‘弹药’。可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其中并非全是糟粕，有些东西直至现代还在影响着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赵昺前世生活的年代已经是科技极为发达，中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年代，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敢于挑战权威，质疑传统，试图摆脱束缚。但是他此刻却只能苦笑了，文化传统早就无声无息的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渗入到骨髓之中，指导他的一言一行。使他意识到使一个社会能够保持长久稳定和发展的思想恰恰是那些表面上没什么用处的理论。
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的发达，恰恰是在复活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列宁曾经清楚的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他认为，一个民族要想前进，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性思维。这些理论站在人类思维的背后，通过想象力和建立假说，直接刺激着新方法和新技能的诞生，而这一点认知恰恰是蒙古人所缺乏的。
从成吉思汗时代起，蒙古人就没有重视过教育，也许是那时候的蒙古人认为自己天生就是统治者，只要孔武有力，就可以取得天下，没有必要理会软弱的臭乳酸文，然而几百年过去了，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蒙古人的尚武轻文已经给子孙们带来了无穷的遗害。
诚然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为的文化屏蔽现象，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得到普遍认可，多元一体格局在统一的环境里变为事实。但是蒙古人伦理观的来源主要是萨满教和藏传佛教。萨满教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祖先崇拜，作为一种经验主义的学习方式，一代代的蒙古人从祖先处理人际和社会问题的方式方法中学到做人的规范。
不过任何事物都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这两种观念带给蒙古人的所有不利影响就是一种可悲的奴性，对传统毫无批判的继承，对祖先神化的恭敬，以及对祖先缺点的文过饰非。这种奴性相对于蒙古人的英雄气概来说犹如水之与火，它消灭了为自己和民族奋斗的、敢于反抗的精神，消灭了民族的自尊心和前进动力。
在蒙古人的心目中，那些逝去的祖先都是神明，他们所说的话和遗留下来的传统都是不可更改的。这一切使其毫无理由的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的动力，缺乏怀疑权威的勇气，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懒惰和自私。他们不喜欢生活的变化，更不会主动的寻求变化。显而易见的危机来临，也不会想到避免；显而易见的机遇来临，也不会想到把握。
基于这样一种信念，蒙古人的文化表现出很强的僵硬和缺乏变化，当生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祖先所提供的经验无法解决新的问题时，这种文化的弱点就会暴露无遗，就会发生民族整体性的社会适应不良，民族的进步也会受到严重的阻碍。毫无疑义的，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在几个世纪以来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和创新，与这种对祖先崇拜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藏传佛教对人的谦虚、不炫耀的要求显然制约了蒙古人的自吹自擂；无原则的善良、人道和柔顺，缺乏风险意识的热情和慷慨被藏传佛教加以强化。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好事。然而可悲的是，蒙古人实际上并没有理解谦虚和谨慎在道德上有什么重要性，相反给蒙古人的各拉山头、自许英雄的内斗提供了多障人耳目的烟幕。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汉族人在其早期的典籍，已经发展出了克制个人的情绪和欲望，遵守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规范以及作为君主必须尊重和爱护人民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