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般无奈时，有人提议走海运——这是仅剩的一根救命之草。但是此前中国的南粮北运，历代皇帝都不敢打海运的主意。那片神秘莫测的海域，每个漩涡、每片波浪，都是噬人的陷阱。礁石林立，气候暴戾，加之缺乏足够适航的海船和水手，而更让人们谈虎色变的是海盗猖獗。忽必烈决定铤而走险，命令罗壁、朱清、张瑄三人不惜一切代价开辟出一条海上航线，后两者恰恰都是江湖上没人敢惹的海盗！
朱清是崇明姚沙人，原系杨氏家奴，因不堪虐待，杀其主而避迹海上，与张瑄结伙贩卖私盐，后来共同沦为海盗。他们称霸海疆，对海上航道烂熟于心。因此熟悉南北海道诸岛门户。后受宋朝廷招安。宋亡后，朱降元。至元十三年，受元朝伯颜之命，将南宋库藏图籍运至大都。至元十六年，朱随都元帅张弘征战被升为武略将军。至元十九年，朝廷寻求南粮北调的运输路线时，朱清、张瑄建议海运，被采纳。
三人受命后立即在上海制造平底海船，这是针对黄海沿岸沙多滩浅的特点，继而又招募一批漕丁漕夫，忽必烈为鼓励船队，每人按一户五口计算发放口粮。“海盗们”便开启了中国海上漕运史前无古人的冒险之旅。如此庞大的船队，要跨越东海、黄海、渤海三大海域，长距离且陌生的海途，即使朱、张二人也感觉是凶多吉少。
海运船队驮粮近五万石自平江刘家港入海，经海门县黄连沙头，抵西海州，历胶州，一个多月后到达成山，水程共计一万三千余里。然后，再由成山沿内海西进，最终在海津镇靠泊，一年后这批粮食才运抵大都。历尽坎坷的海上漕运，为南粮北运敲开了一扇崭新却又是凶险之门。
此后他们又相继摸索出两条新航线，海运效率大增。顺利的话，最快十天天就可以由浙江抵达大都，而这条航线赵昺却知道至现代尚在使用。而海运运粮数量也呈阶梯式蹿升，如今已达百万石计，途中粮食损耗也大为下降。海上漕运此时已经成为关乎元大都存亡的经济命脉，而罗壁为此被任命为怀远大将军、管军万户，兼管海道运粮。
海上运输线的开通，使得北方缺粮的可怕后果没有出现，忽必烈还用进京漕粮巧妙地打出一张张亲民牌，他把大批粮食用于赈济贫民，以弥合蒙、汉民族间的沟壑。且海运不仅盘活了忽必烈执政困局，亦使我国一直沉寂落后的漫长海岸线突然活跃起来，漕运还急速提升了造船能力和技术水平。
而刘家港密密匝匝的内河水系勾连江南产粮区，又外接出海口，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漕运的起航港，江南各地的运粮漕船从四面八方驶进这里，在此倒载装入海船，开启北运大都的旅程。一时间，自古寂寂无闻的刘家港，凑齐了天时、地利、人和，摇身变成江南最大的粮米集散地，已经呈现出历史上“天下第一仓”的雏形。
所以赵昺觉得老头儿眼睛真毒啊，一下就找出了重点所在。截断了元朝的海上漕运的通路则等于卡住了他们的脖子，若是没有了大量的南粮北运，将严重削弱其军事能力，也将动摇他们统治的根基，因此刘家港将是元军必救之地。
另一方面赵昺也意识到自己的误判，起初自己只将敌龙湾水军视作大敌，却忘了那些漕兵同样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海上力量，他们精通操舟弄潮，而朱清、张瑄之流又是海盗出身，且其麾下也皆是按照水军编制，拿起刀枪便可作战，战斗力不可忽视。
同时刘家港驻泊着漕船千艘，同样可以作为战船使用，敌军也可以利用漕船实施快速机动，增调援军。因而对这股力量不容忽视，必须在战役开始之初将他们打掉，在抢得先手之时还可以获得辎重补充，减轻后勤的压力，并可支撑大军长时间作战。不过两线作战动用的兵力却要增加，尤其是水军面临的压力将大幅增大。
“陛下是不是在担心兵力不足啊？”看小皇帝陷入苦思之中，应节严意识到其遇到了问题，捋捋胡子问道。
“先生所言正是，两线作战动用兵力已经超出了朕的构想，若是倾琼州军力，遭敌偷袭将有自断根基之虞！”赵昺言道，“而要解琼州之困，只能动员闽赣、闽广、漳厦、两浙等地的各军同时举事，吸引各地敌军，使敌无力用兵琼州，可如此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
“陛下此言差矣，他们在各地蛰伏数载，控制了大片区域，正可借机收复州县，使各处连成一片！”应节严言道。他清楚小皇帝一直担心的是过早的暴露实力会引发元军的大肆清剿，因而迟迟没有发动，当下仍然难以下定决心。
“应知事所言甚是，若敌酋忽必烈一死，各处宗王将前往奔丧，选出新的汗王，那时兵力一空正是各处用兵之机。”陆秀夫也点头道。
“嗯，陆相之言有理！”赵昺点点头……
按蒙古习俗，新大汗确立，必须经过宗亲聚议的忽里台大会通过，才能成为合法大汗。虽然忽必烈在策封诏书中以成吉思汗的遗训作为册封太子的根据，但这种确立储君的方式并不符合蒙古习俗。外宗宗王对于忽必烈继承汗位便多有不服，前有四大汗国的分崩离析，后有兄弟阿里不哥的争位及窝阔台一系的宗王的反叛。最高汗位转到拖雷系后，继承汗位的长子蒙哥暴卒，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夺汗位。
阿里不哥作为幼子，已成为蒙古汗国本土的实际统治者。他准备召开库里尔泰，以确保自己被举为大汗。而忽必则烈抢先行动，率军北上，在开平自称大汗。阿里不哥则在和林称大汗。一国不容二主，于是，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兄弟大开杀戒。经过多年鏖战，阿里不哥败北向忽必烈投降。忽必烈为了笼络人心，没有杀他，而是作为俘虏囚禁至死。
另外作为窝阔台汗国的实际创立者海都，以成吉思汗曾经说出，只要窝阔台有一个吃奶的后代，都比其他人优先继承，因此他不断反忽必烈，积极谋求自立为大汗。他为人聪明能干而狡诈，逐渐纠集部众，以海押立为基地，势力日盛，成为窝阔台系诸王的首领。
至元六年，海都同八剌等察合台后王、术赤后王于答剌速河畔召开忽里台，众推海都为盟主，一致对抗忽必烈和伊利汗阿八哈，誓约保持游牧生活与蒙古习俗。从此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脱离了大蒙古国皇帝的直接控制，海都觊觎大汗之位，助阿里不哥作乱于前，联合诸汗国武力对抗忽必烈于后，双方不断发生战争。元军虽始终占上风，却无法彻底击败海都。
传统上，蒙古可汗有四个斡耳朵，忽必烈也不例外。他的第一个妻子帖古伦，在他成为大汗之前就去世了。察必和南必同属于第二斡耳朵。察必的儿子真金被选定为忽必烈的继承人，另一个儿子朵儿只早死。其他两个儿子，忙哥剌和那木罕，都未被选定为继承人。
但是忽必烈对他们有足够的信任。忙哥剌被立为安西王，镇守唐兀之地；那木罕则是北安王，镇守原女真之地。此外其五子忽哥赤封为云南王，镇守西南；奥都赤为西平王，以西夏之地为领地；还有讨伐安南失败的镇南王脱欢，被贬到了鄂州镇守江南之地。他们皆手握重兵，汗位的潜在争夺者。
另外蒙古习俗幼子守业，幼子在继承父亲财产、地位方面居于优越地位。因此真金的太子之位至少在蒙古贵族中间是有争议的。北平王那木罕为幼，至元六年忽必烈派他进攻海都，结果兵败被俘。十年以后，当他回到大都，对忽必烈封太子一事大为不满，他曾问忽必烈，其听后大怒，斥而逐之。这说明真金虽被封为太子，其地位与中原王朝历代的储君并不一样，而在真金的政治生涯中也受到了诸多的限制。
所以赵昺觉得陆秀夫说得不无道理，即便真金被立为太子，在忽里台大会上也会又番争斗，当然他们闹得时间愈久，打的越厉害，对于自己的反攻也越有利。而按照蒙古惯例，新汗未被推举出来之前，蒙古汗国的事务由皇后掌管，在大都留守的南必皇后正孤独、寂寞、冷，跃跃欲试的参与朝政，他估计其也不会放过机会，肯定要适时插上一脚。
因此忽必烈一旦身死，内外夹攻之下的蒙元政权定会陷入内乱，多方的加入也会使局势进一步的复杂化，绝非一天两天能解决的。而既然是去打架，肯定不会单枪匹马去参加忽里台大会，各个宗王必定会率领本部兵马前往，可这些宗王率领的正是蒙元最为精锐的军队。当然赵昺还希望真金在成功继承汗位前，或是时间不长便‘驾崩’，那样一来卷入的人将更多，他就有好戏看了。
若是蒙元汗位一起，隶属于各个宗王的军队将大规模北上，留于江南的蒙元武装力量除了镇戍州府的探马赤军外，只有各行省宣慰司的屯驻军。如此一来，赵昺以为自己在东南内陆地区发展的各个地方武装也应有一战之力，配合主力占据东南。
赵昺发展的地方武装起初不过是一群盐枭和基层社会的黑道豪杰，经过事务局整合将这些黑道大哥们组成松散的同盟关系，散布在东南各地。盐枭们一股最多的几百人，少的几十人，与土匪不同，他们没有固定的山寨，只有各自划分的地盘。平时在家种田，有事集合在一起武装走私或是打劫，战斗经验就来自于争夺地盘的私斗和元军缉私队伍的战斗，根本无法对付成编制的大股敌军。
看过《水浒传》的都知道，梁山泊的强大是在关胜、林冲等军官加入以后。在这些有军事素养的人率领下，梁山军队开始可以和朝廷官兵正面对抗并取得胜利，盐枭队伍的发展进程也是这样。随着赵昺通过对私盐渠道的有效控制，渐渐将盐枭们的同盟关系变成有组织的‘犯罪团伙’。
而后再利用派遣的官吏和军事骨干，把他们变成有战斗力的武装，然后再通过战斗吞并零散的土匪、草寇，控制了一些地区，盐枭们获得了当地基层社会的领导权力。一个村庄加入他们的组织，则这个庄子就不用担心遭到土匪的袭击；相反，如果一个村子没有他们的人，那么很快就会有附近的武装将这里的一切抢光。
元朝的地方组织，在县之下乡、里(坊、厢)，或乡、里(隅、都)，设乡董、里正、都董。在基层，有村社、里甲组织。凡五十家编为一社，以汉族地主、乡耆为社长，负责统治基层，催交税收。在社长之上，另有蒙古提点官进行监督；并派遣蒙古军队或探马赤军驻社，与民共同编社，进行军事控制。村社之下有里甲，凡二十户编为一甲，甲有甲主，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拥有无上权力，衣食由村民供给。
如此地方上便有了两股势力，元廷们通过国家机器维护地方治安，收取税赋，加上基层的蒙古人贪婪专横，土豪劣绅们也狗仗人势借机横行乡里。百姓遭到了欺压，他们惹不起穿官服的，便只有求助于那些盐枭，往往都能得到满意的解决。
这样一来盐枭们不仅仅用暴力威胁村庄提供物质和人力，他们还建立了基本的秩序，老百姓们有了纠纷会向他们寻求仲裁，一般都能获得比较满意的结果。这已经是黑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开始为民间提供司法服务了。但是与官府的冲突也难以避免了……
朱清是崇明姚沙人，原系杨氏家奴，因不堪虐待，杀其主而避迹海上，与张瑄结伙贩卖私盐，后来共同沦为海盗。他们称霸海疆，对海上航道烂熟于心。因此熟悉南北海道诸岛门户。后受宋朝廷招安。宋亡后，朱降元。至元十三年，受元朝伯颜之命，将南宋库藏图籍运至大都。至元十六年，朱随都元帅张弘征战被升为武略将军。至元十九年，朝廷寻求南粮北调的运输路线时，朱清、张瑄建议海运，被采纳。
三人受命后立即在上海制造平底海船，这是针对黄海沿岸沙多滩浅的特点，继而又招募一批漕丁漕夫，忽必烈为鼓励船队，每人按一户五口计算发放口粮。“海盗们”便开启了中国海上漕运史前无古人的冒险之旅。如此庞大的船队，要跨越东海、黄海、渤海三大海域，长距离且陌生的海途，即使朱、张二人也感觉是凶多吉少。
海运船队驮粮近五万石自平江刘家港入海，经海门县黄连沙头，抵西海州，历胶州，一个多月后到达成山，水程共计一万三千余里。然后，再由成山沿内海西进，最终在海津镇靠泊，一年后这批粮食才运抵大都。历尽坎坷的海上漕运，为南粮北运敲开了一扇崭新却又是凶险之门。
此后他们又相继摸索出两条新航线，海运效率大增。顺利的话，最快十天天就可以由浙江抵达大都，而这条航线赵昺却知道至现代尚在使用。而海运运粮数量也呈阶梯式蹿升，如今已达百万石计，途中粮食损耗也大为下降。海上漕运此时已经成为关乎元大都存亡的经济命脉，而罗壁为此被任命为怀远大将军、管军万户，兼管海道运粮。
海上运输线的开通，使得北方缺粮的可怕后果没有出现，忽必烈还用进京漕粮巧妙地打出一张张亲民牌，他把大批粮食用于赈济贫民，以弥合蒙、汉民族间的沟壑。且海运不仅盘活了忽必烈执政困局，亦使我国一直沉寂落后的漫长海岸线突然活跃起来，漕运还急速提升了造船能力和技术水平。
而刘家港密密匝匝的内河水系勾连江南产粮区，又外接出海口，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漕运的起航港，江南各地的运粮漕船从四面八方驶进这里，在此倒载装入海船，开启北运大都的旅程。一时间，自古寂寂无闻的刘家港，凑齐了天时、地利、人和，摇身变成江南最大的粮米集散地，已经呈现出历史上“天下第一仓”的雏形。
所以赵昺觉得老头儿眼睛真毒啊，一下就找出了重点所在。截断了元朝的海上漕运的通路则等于卡住了他们的脖子，若是没有了大量的南粮北运，将严重削弱其军事能力，也将动摇他们统治的根基，因此刘家港将是元军必救之地。
另一方面赵昺也意识到自己的误判，起初自己只将敌龙湾水军视作大敌，却忘了那些漕兵同样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海上力量，他们精通操舟弄潮，而朱清、张瑄之流又是海盗出身，且其麾下也皆是按照水军编制，拿起刀枪便可作战，战斗力不可忽视。
同时刘家港驻泊着漕船千艘，同样可以作为战船使用，敌军也可以利用漕船实施快速机动，增调援军。因而对这股力量不容忽视，必须在战役开始之初将他们打掉，在抢得先手之时还可以获得辎重补充，减轻后勤的压力，并可支撑大军长时间作战。不过两线作战动用的兵力却要增加，尤其是水军面临的压力将大幅增大。
“陛下是不是在担心兵力不足啊？”看小皇帝陷入苦思之中，应节严意识到其遇到了问题，捋捋胡子问道。
“先生所言正是，两线作战动用兵力已经超出了朕的构想，若是倾琼州军力，遭敌偷袭将有自断根基之虞！”赵昺言道，“而要解琼州之困，只能动员闽赣、闽广、漳厦、两浙等地的各军同时举事，吸引各地敌军，使敌无力用兵琼州，可如此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
“陛下此言差矣，他们在各地蛰伏数载，控制了大片区域，正可借机收复州县，使各处连成一片！”应节严言道。他清楚小皇帝一直担心的是过早的暴露实力会引发元军的大肆清剿，因而迟迟没有发动，当下仍然难以下定决心。
“应知事所言甚是，若敌酋忽必烈一死，各处宗王将前往奔丧，选出新的汗王，那时兵力一空正是各处用兵之机。”陆秀夫也点头道。
“嗯，陆相之言有理！”赵昺点点头……
按蒙古习俗，新大汗确立，必须经过宗亲聚议的忽里台大会通过，才能成为合法大汗。虽然忽必烈在策封诏书中以成吉思汗的遗训作为册封太子的根据，但这种确立储君的方式并不符合蒙古习俗。外宗宗王对于忽必烈继承汗位便多有不服，前有四大汗国的分崩离析，后有兄弟阿里不哥的争位及窝阔台一系的宗王的反叛。最高汗位转到拖雷系后，继承汗位的长子蒙哥暴卒，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夺汗位。
阿里不哥作为幼子，已成为蒙古汗国本土的实际统治者。他准备召开库里尔泰，以确保自己被举为大汗。而忽必则烈抢先行动，率军北上，在开平自称大汗。阿里不哥则在和林称大汗。一国不容二主，于是，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兄弟大开杀戒。经过多年鏖战，阿里不哥败北向忽必烈投降。忽必烈为了笼络人心，没有杀他，而是作为俘虏囚禁至死。
另外作为窝阔台汗国的实际创立者海都，以成吉思汗曾经说出，只要窝阔台有一个吃奶的后代，都比其他人优先继承，因此他不断反忽必烈，积极谋求自立为大汗。他为人聪明能干而狡诈，逐渐纠集部众，以海押立为基地，势力日盛，成为窝阔台系诸王的首领。
至元六年，海都同八剌等察合台后王、术赤后王于答剌速河畔召开忽里台，众推海都为盟主，一致对抗忽必烈和伊利汗阿八哈，誓约保持游牧生活与蒙古习俗。从此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脱离了大蒙古国皇帝的直接控制，海都觊觎大汗之位，助阿里不哥作乱于前，联合诸汗国武力对抗忽必烈于后，双方不断发生战争。元军虽始终占上风，却无法彻底击败海都。
传统上，蒙古可汗有四个斡耳朵，忽必烈也不例外。他的第一个妻子帖古伦，在他成为大汗之前就去世了。察必和南必同属于第二斡耳朵。察必的儿子真金被选定为忽必烈的继承人，另一个儿子朵儿只早死。其他两个儿子，忙哥剌和那木罕，都未被选定为继承人。
但是忽必烈对他们有足够的信任。忙哥剌被立为安西王，镇守唐兀之地；那木罕则是北安王，镇守原女真之地。此外其五子忽哥赤封为云南王，镇守西南；奥都赤为西平王，以西夏之地为领地；还有讨伐安南失败的镇南王脱欢，被贬到了鄂州镇守江南之地。他们皆手握重兵，汗位的潜在争夺者。
另外蒙古习俗幼子守业，幼子在继承父亲财产、地位方面居于优越地位。因此真金的太子之位至少在蒙古贵族中间是有争议的。北平王那木罕为幼，至元六年忽必烈派他进攻海都，结果兵败被俘。十年以后，当他回到大都，对忽必烈封太子一事大为不满，他曾问忽必烈，其听后大怒，斥而逐之。这说明真金虽被封为太子，其地位与中原王朝历代的储君并不一样，而在真金的政治生涯中也受到了诸多的限制。
所以赵昺觉得陆秀夫说得不无道理，即便真金被立为太子，在忽里台大会上也会又番争斗，当然他们闹得时间愈久，打的越厉害，对于自己的反攻也越有利。而按照蒙古惯例，新汗未被推举出来之前，蒙古汗国的事务由皇后掌管，在大都留守的南必皇后正孤独、寂寞、冷，跃跃欲试的参与朝政，他估计其也不会放过机会，肯定要适时插上一脚。
因此忽必烈一旦身死，内外夹攻之下的蒙元政权定会陷入内乱，多方的加入也会使局势进一步的复杂化，绝非一天两天能解决的。而既然是去打架，肯定不会单枪匹马去参加忽里台大会，各个宗王必定会率领本部兵马前往，可这些宗王率领的正是蒙元最为精锐的军队。当然赵昺还希望真金在成功继承汗位前，或是时间不长便‘驾崩’，那样一来卷入的人将更多，他就有好戏看了。
若是蒙元汗位一起，隶属于各个宗王的军队将大规模北上，留于江南的蒙元武装力量除了镇戍州府的探马赤军外，只有各行省宣慰司的屯驻军。如此一来，赵昺以为自己在东南内陆地区发展的各个地方武装也应有一战之力，配合主力占据东南。
赵昺发展的地方武装起初不过是一群盐枭和基层社会的黑道豪杰，经过事务局整合将这些黑道大哥们组成松散的同盟关系，散布在东南各地。盐枭们一股最多的几百人，少的几十人，与土匪不同，他们没有固定的山寨，只有各自划分的地盘。平时在家种田，有事集合在一起武装走私或是打劫，战斗经验就来自于争夺地盘的私斗和元军缉私队伍的战斗，根本无法对付成编制的大股敌军。
看过《水浒传》的都知道，梁山泊的强大是在关胜、林冲等军官加入以后。在这些有军事素养的人率领下，梁山军队开始可以和朝廷官兵正面对抗并取得胜利，盐枭队伍的发展进程也是这样。随着赵昺通过对私盐渠道的有效控制，渐渐将盐枭们的同盟关系变成有组织的‘犯罪团伙’。
而后再利用派遣的官吏和军事骨干，把他们变成有战斗力的武装，然后再通过战斗吞并零散的土匪、草寇，控制了一些地区，盐枭们获得了当地基层社会的领导权力。一个村庄加入他们的组织，则这个庄子就不用担心遭到土匪的袭击；相反，如果一个村子没有他们的人，那么很快就会有附近的武装将这里的一切抢光。
元朝的地方组织，在县之下乡、里(坊、厢)，或乡、里(隅、都)，设乡董、里正、都董。在基层，有村社、里甲组织。凡五十家编为一社，以汉族地主、乡耆为社长，负责统治基层，催交税收。在社长之上，另有蒙古提点官进行监督；并派遣蒙古军队或探马赤军驻社，与民共同编社，进行军事控制。村社之下有里甲，凡二十户编为一甲，甲有甲主，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拥有无上权力，衣食由村民供给。
如此地方上便有了两股势力，元廷们通过国家机器维护地方治安，收取税赋，加上基层的蒙古人贪婪专横，土豪劣绅们也狗仗人势借机横行乡里。百姓遭到了欺压，他们惹不起穿官服的，便只有求助于那些盐枭，往往都能得到满意的解决。
这样一来盐枭们不仅仅用暴力威胁村庄提供物质和人力，他们还建立了基本的秩序，老百姓们有了纠纷会向他们寻求仲裁，一般都能获得比较满意的结果。这已经是黑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开始为民间提供司法服务了。但是与官府的冲突也难以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