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周翔的保证，魏天中脸红的能滴下血来，自己如此等于被陛下狠狠的打了脸，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言。而赵昺虽然很恼火，但也没有大发雷霆之怒，只是命陆秀夫等人予以配合，尽快修复太庙，自己将在年前进城入驻北宫，然后领军出城回去了，而让周密留在城中前往吏部办理入职事宜，准备履职。他回钱塘行宫的途中一言未发，大家都知道小皇帝生气了，自然谁也不会去讨无趣。
“真该杀了这匹夫！”赵昺在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怒气依然未消，喝了杯水后恨恨地道。
“官家，今日是怎么了，发这么大的脾气？”苏岚给小皇帝续上水，轻声问道。
“这厮居然为阻止我进城，竟使出如此拙略的把戏，真是让人恼火。”赵昺余怒未消地说道。
“阻止官家入城？又为什么呢！”苏岚听了皱皱眉，也十分诧异，这种事情就如同主人到了家门口，却被家奴阻于门外一般。
“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琐事，他们自以为阻止我入城就可以借题发挥，将朕架空。”赵昺冷笑声道。
“官家怎知？”苏岚问道。
“很简单，城中颁布的公告，皆以中书或尚书省的名义，而非用敕令。”赵昺摊开手言道。
“他们如此官家自可依律惩处，又何必生气！”苏岚捧上茶水道。
“依律处罚？！他们都是老油条，自然不会让我抓住把柄的，以那些微末之罪也只能申饬、罚俸，难伤其根本。弄得不好，还会让朕落人口实。”赵昺苦笑道。
姚良臣等人以宫室损毁为名不让自己入城，在外人看来是合情合理，毕竟皇帝要有符合身份的住宅才能显示帝王威严。若是大兴土木修复宫室，则可以给他扣上国家未复，便急于奢侈享乐之名。反正他们总有话说，而自己选择北宫其实出乎了他们的意料，才说出那么不靠谱的理由阻止。
而偏偏这些东西还真够不上什么罪过，更不能说是什么大错，当然若是硬给他们套个违旨或是欺瞒的罪名也不是不行，但自己可就真成了昏君了。且他们大可以用工作失误，做事不精细、属于管理、御下不严为由辩解，自己也只能以办事不利为由训一顿，然后罚点工资拉倒。
那一定有人说了，你傻啊！一个现代穿越过去的人不知道什么叫依法治国，对这些不作为、懒作为的家伙尽可以公务员管理条例将他们撤职，开出公职，甚至定他们个玩忽职守罪，让他们吃几年牢饭。你以为赵昺不想啊，那是没办法，无论是政治环境和理论基础都不允许他这么做。不服，换个人来试试！
要知道古代国家在未有法典之前，大都经历过一个秘密法的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隐蔽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才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而在中国春秋时期，子产决心打破这种传统，他铸大鼎将国家法律条文铸在上边，把鼎放在城中繁华之处向世人公布，并严格依法办事，增加了社会的透明度，首开政务公开的先河，也是一次重大的普法宣传和教育活动。
这该是我国第一部公开的法典。但是由于子产铸刑书打破中国历史长期以来“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政治传统，不可受到受到了一些贵族的猛烈抨击。然而子产铸鼎之事的价值不仅仅是颁布这些法律，可以说是拉开了中华法系的伟大序幕。
春秋时期还有一个被后世称为法家三大流派之一的开山鼻祖的申不害，其研究的是术，主攻方向是官僚体制的管理。其对韩国的组织机构进行了改革，也就是所谓的“循名而责实”的工作。循名责实实际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明确各个职位的职责范围，避免职能不清和职能交叉；二是根据你的职位确定你的权力，按照职位职责考核工作成效，按现在的话来说建立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申不害认为，你有你的职守，你的职责就是干好本职工作，超越职守就是越权，就是违法。他的职守类似我们今天说的管辖权，我们现在的管辖权分为级别管辖、地域管辖、部门管辖，估计申不害当时也有这样的一套制度，界定每个层级、每个部门、每个区域的职权范围。申不害通过强化吏治，推行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但仍然没有能够善始善终。
赵昺觉得若是中国若是能沿着法制的道路走下去，也许中国的封建社会体制早就被打破，不会等到二十世纪，还是半封建社会形态了。而历史不容假设，在自汉武尊儒以来，儒教成了唯一的正统学说，孔子的一句话几乎成了论儒法利弊的至理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而随着国人受儒礼熏陶已久，对法家误解越来越深深。法家更是被历代儒者描述为刻薄寡恩之流。
事实真的如此吗？法家真的那么坏，儒家真的那么好吗？其实此时的赵昺最清楚，对自己来说还是儒家好。为啥呢？从本质上说，儒家和法家的出发点都是维护中央集权的，两家也都企图限制最高统治者的权力，避免君王为所欲为。儒家给国君粘的紧箍咒是天道，君主要顺应天道，仁政爱民。而法家给国君戴上是法律的枷锁，君主要悬法而治、奉公去私。
如果你是一国之君，是要不傻，愿意用法家还是用儒家？相必多数人会选儒家，儒家把你吹捧为至圣先师，道德楷模，你不晕菜才怪，而儒家给你限制只是根伸缩性极强的松紧带。所谓的天道，也真有天知道，除非你犯了大逆不道的事，天道几乎不会管你的。
反观法家就不那么识趣了，法家说你皇帝也一样，不是什么真龙天子，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鱼虾而已。你能统治国家仅仅是因为你生得好，听到这你一定气晕了。更要命的是法家时时念着法律的紧箍咒，说法律不能随意修改，无论你高兴与否都要按法律办事，即使是不大不小的事也要依法办理，你要做守法的楷模。
想想用儒家，你可以恣意妄为，朝野上下都将你奉若神明，天天万岁喊着，好东西供着，放个屁都能被当做金言玉律；而法家不但不敬着你，还把你从神坛上拉下来，头顶上还悬着把法律的利剑，说不定哪天就会将你罢免。如此答案就简单了，这当然也就是为什么历代帝王选儒家的多，选法家的少的原因。
赵昺学了这么多年的儒术，清楚儒家的可贵之处在于提出了崇高的道德追求和大同的社会理想，使社会与民众有了高远的目标。但作为治国之策却有着不足之处，其是性善论的理想主义者，是以至圣先师的言论作为行事的标准，把道德作为法律使用，也是引礼入法。
但是道德太过泛泛，比如要求公共汽车上必须给老幼让座，否则杀头，可是标准太高，一般人根本无法达到，于是伪善盛行，贿赂公行。翻翻几千年的历史不难发现，儒家治下除了伪善和人性扭曲之外，就是造假和贿赂公行。所以赵昺以为儒家只能作为个人的思想品德教育，却不是治国之术。而历代历代也是儒法之道杂行之，兴兵建国时实多为法家，守成多用儒家。
不过赵昺却尴尬了，他初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哪里懂得这些，又没有治国治军的经验，于是参照自己前世管理企业的模式管理部众，反倒暗合了循名责实的法治基础，使帅府上下形成了事事有人管，尽心尽责的行事作风。可随着行朝的迁入，又把以儒治国的制度带到了琼州，虽然他也进行了抵制，但是……若是能彻底实施，自己恐怕也装不下去了。
所以说赵昺今天受了点腌臜气实是自找的，但是作为儒法治国的最大受益者，这点气不高兴也得受着。好在他坚持以法治军，没有让其波及军中，而潜邸旧属仍然保持着令行禁止的习惯，得以给自己找回点儿面子，也给了那些不安分的家伙些警告，这比之罚点俸禄要管用。
准确的说赵昺今天是在生魏天中的气，也是在生自己的气。他发现人在私利和群体利益之间做出选择真的很难，虽然有身不由己无奈，无力改变的痛苦，但仍然让他的内心颇受煎熬，感到彷徨无助。大有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感概，可更多的是负罪感……
不过赵昺这次临安城之行也没白去，次日的晨会陆秀夫已经下令开始清理宗阳宫周围的住户，并扩建真圣宫以便将北宫中的各路神仙都‘请’到那里去安身。而魏天中也协助调集修复所需的材料，收集从宫中流散的御用之物，以备所需；同时开始调集工匠整修太庙，打造仪仗。礼部则呈上入城典礼的行程安排，及细节清单。
赵昺阅后照准，而他当前最关心的当然还是扩军，此时宋军除了留守琼州的第十步兵师，已经全部投入战场，但是要守护漫长的长江防线，镇守收复的各州府，紧靠这十多万兵力是肯定不够的。如今除了筹建内河水军和征募十万新兵外，他仍觉不足以填补空缺。
现在赵孟锦所领的四个师已经兵至江州，全部收复了长江下游各个重镇，就地转入防御，他下旨任命赵孟锦为江南东路制置使，负责建康至江州的防御江防及州府的守备。第一师驻扎建康，以陈凤林为镇抚使；第二师驻芜湖，以刘志学为镇抚使；第三师驻扎于池州，以庄思齐为镇抚使；第四师驻扎在江州，以孙恺为镇抚使；五师暂留绍兴，以冉安国为镇抚使。
当然凭借这点兵力是难以守护这么大的地盘的，赵昺下旨以各师为基础，将团扩编为师，団属炮兵营扩编炮团。然后整编成为一个军，下辖三个步兵师，军属辎重团、警卫团和骑兵团、炮团和一个斥候营。各军继承原有番号，下属各师改成一零一师、一零二师及一零三师，各军皆是以此类推。而第十师现在琼州，可先行参与整编，其余各师在战事结束后照此办理。
如此一来，每军辖兵力近四万人，可增加兵力三十万人，禁军兵力可达五十万。而考虑到来日的复国之战，还需组建二线兵团，平时镇戍各地，战时作为后备力量，按照惯例仍成为厢军。不过暂时限于财力，暂时只能列入计划，待战事告一段落，形势稍缓后开始组建。
赵昺知道这种外重内轻的兵力布置是十分欠妥的，一旦内部有事发生，就不得不抽调禁军前往镇压。因而现在只能着令各地方州府先行组建乡军，由他们负责地方治安，缉盗平叛。另外的措施就是尽快实施新政，安抚民心，清除蒙元残余势力和汉奸，消除不稳定因素。
大规模的扩军带来的是对武器和军资的大量需求，赵昺知道仅凭都作院和匠作司的力量是难以保证供应的，他只能一边扩大匠作司的规模，增加各式火器的产量，一边将些辅助的盔甲和器仗交由民间作坊生产，以便能保证所需。不过又使得财政支出大为增加，而前些年攒下的家底儿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几乎消耗殆尽，全靠缴获、罚没的财产支撑。
这不能不让赵昺感叹打仗真不是闹着玩儿的，烧钱的速度堪称神速，而自己的好日子真是太短了，熬了这么多年兜里刚刚有几个余钱，转眼就没了，再这么下去自己的小金库只怕也保不住了，而发愁的日子也又到了……
“真该杀了这匹夫！”赵昺在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怒气依然未消，喝了杯水后恨恨地道。
“官家，今日是怎么了，发这么大的脾气？”苏岚给小皇帝续上水，轻声问道。
“这厮居然为阻止我进城，竟使出如此拙略的把戏，真是让人恼火。”赵昺余怒未消地说道。
“阻止官家入城？又为什么呢！”苏岚听了皱皱眉，也十分诧异，这种事情就如同主人到了家门口，却被家奴阻于门外一般。
“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琐事，他们自以为阻止我入城就可以借题发挥，将朕架空。”赵昺冷笑声道。
“官家怎知？”苏岚问道。
“很简单，城中颁布的公告，皆以中书或尚书省的名义，而非用敕令。”赵昺摊开手言道。
“他们如此官家自可依律惩处，又何必生气！”苏岚捧上茶水道。
“依律处罚？！他们都是老油条，自然不会让我抓住把柄的，以那些微末之罪也只能申饬、罚俸，难伤其根本。弄得不好，还会让朕落人口实。”赵昺苦笑道。
姚良臣等人以宫室损毁为名不让自己入城，在外人看来是合情合理，毕竟皇帝要有符合身份的住宅才能显示帝王威严。若是大兴土木修复宫室，则可以给他扣上国家未复，便急于奢侈享乐之名。反正他们总有话说，而自己选择北宫其实出乎了他们的意料，才说出那么不靠谱的理由阻止。
而偏偏这些东西还真够不上什么罪过，更不能说是什么大错，当然若是硬给他们套个违旨或是欺瞒的罪名也不是不行，但自己可就真成了昏君了。且他们大可以用工作失误，做事不精细、属于管理、御下不严为由辩解，自己也只能以办事不利为由训一顿，然后罚点工资拉倒。
那一定有人说了，你傻啊！一个现代穿越过去的人不知道什么叫依法治国，对这些不作为、懒作为的家伙尽可以公务员管理条例将他们撤职，开出公职，甚至定他们个玩忽职守罪，让他们吃几年牢饭。你以为赵昺不想啊，那是没办法，无论是政治环境和理论基础都不允许他这么做。不服，换个人来试试！
要知道古代国家在未有法典之前，大都经历过一个秘密法的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隐蔽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才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而在中国春秋时期，子产决心打破这种传统，他铸大鼎将国家法律条文铸在上边，把鼎放在城中繁华之处向世人公布，并严格依法办事，增加了社会的透明度，首开政务公开的先河，也是一次重大的普法宣传和教育活动。
这该是我国第一部公开的法典。但是由于子产铸刑书打破中国历史长期以来“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政治传统，不可受到受到了一些贵族的猛烈抨击。然而子产铸鼎之事的价值不仅仅是颁布这些法律，可以说是拉开了中华法系的伟大序幕。
春秋时期还有一个被后世称为法家三大流派之一的开山鼻祖的申不害，其研究的是术，主攻方向是官僚体制的管理。其对韩国的组织机构进行了改革，也就是所谓的“循名而责实”的工作。循名责实实际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明确各个职位的职责范围，避免职能不清和职能交叉；二是根据你的职位确定你的权力，按照职位职责考核工作成效，按现在的话来说建立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申不害认为，你有你的职守，你的职责就是干好本职工作，超越职守就是越权，就是违法。他的职守类似我们今天说的管辖权，我们现在的管辖权分为级别管辖、地域管辖、部门管辖，估计申不害当时也有这样的一套制度，界定每个层级、每个部门、每个区域的职权范围。申不害通过强化吏治，推行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但仍然没有能够善始善终。
赵昺觉得若是中国若是能沿着法制的道路走下去，也许中国的封建社会体制早就被打破，不会等到二十世纪，还是半封建社会形态了。而历史不容假设，在自汉武尊儒以来，儒教成了唯一的正统学说，孔子的一句话几乎成了论儒法利弊的至理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而随着国人受儒礼熏陶已久，对法家误解越来越深深。法家更是被历代儒者描述为刻薄寡恩之流。
事实真的如此吗？法家真的那么坏，儒家真的那么好吗？其实此时的赵昺最清楚，对自己来说还是儒家好。为啥呢？从本质上说，儒家和法家的出发点都是维护中央集权的，两家也都企图限制最高统治者的权力，避免君王为所欲为。儒家给国君粘的紧箍咒是天道，君主要顺应天道，仁政爱民。而法家给国君戴上是法律的枷锁，君主要悬法而治、奉公去私。
如果你是一国之君，是要不傻，愿意用法家还是用儒家？相必多数人会选儒家，儒家把你吹捧为至圣先师，道德楷模，你不晕菜才怪，而儒家给你限制只是根伸缩性极强的松紧带。所谓的天道，也真有天知道，除非你犯了大逆不道的事，天道几乎不会管你的。
反观法家就不那么识趣了，法家说你皇帝也一样，不是什么真龙天子，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鱼虾而已。你能统治国家仅仅是因为你生得好，听到这你一定气晕了。更要命的是法家时时念着法律的紧箍咒，说法律不能随意修改，无论你高兴与否都要按法律办事，即使是不大不小的事也要依法办理，你要做守法的楷模。
想想用儒家，你可以恣意妄为，朝野上下都将你奉若神明，天天万岁喊着，好东西供着，放个屁都能被当做金言玉律；而法家不但不敬着你，还把你从神坛上拉下来，头顶上还悬着把法律的利剑，说不定哪天就会将你罢免。如此答案就简单了，这当然也就是为什么历代帝王选儒家的多，选法家的少的原因。
赵昺学了这么多年的儒术，清楚儒家的可贵之处在于提出了崇高的道德追求和大同的社会理想，使社会与民众有了高远的目标。但作为治国之策却有着不足之处，其是性善论的理想主义者，是以至圣先师的言论作为行事的标准，把道德作为法律使用，也是引礼入法。
但是道德太过泛泛，比如要求公共汽车上必须给老幼让座，否则杀头，可是标准太高，一般人根本无法达到，于是伪善盛行，贿赂公行。翻翻几千年的历史不难发现，儒家治下除了伪善和人性扭曲之外，就是造假和贿赂公行。所以赵昺以为儒家只能作为个人的思想品德教育，却不是治国之术。而历代历代也是儒法之道杂行之，兴兵建国时实多为法家，守成多用儒家。
不过赵昺却尴尬了，他初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哪里懂得这些，又没有治国治军的经验，于是参照自己前世管理企业的模式管理部众，反倒暗合了循名责实的法治基础，使帅府上下形成了事事有人管，尽心尽责的行事作风。可随着行朝的迁入，又把以儒治国的制度带到了琼州，虽然他也进行了抵制，但是……若是能彻底实施，自己恐怕也装不下去了。
所以说赵昺今天受了点腌臜气实是自找的，但是作为儒法治国的最大受益者，这点气不高兴也得受着。好在他坚持以法治军，没有让其波及军中，而潜邸旧属仍然保持着令行禁止的习惯，得以给自己找回点儿面子，也给了那些不安分的家伙些警告，这比之罚点俸禄要管用。
准确的说赵昺今天是在生魏天中的气，也是在生自己的气。他发现人在私利和群体利益之间做出选择真的很难，虽然有身不由己无奈，无力改变的痛苦，但仍然让他的内心颇受煎熬，感到彷徨无助。大有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感概，可更多的是负罪感……
不过赵昺这次临安城之行也没白去，次日的晨会陆秀夫已经下令开始清理宗阳宫周围的住户，并扩建真圣宫以便将北宫中的各路神仙都‘请’到那里去安身。而魏天中也协助调集修复所需的材料，收集从宫中流散的御用之物，以备所需；同时开始调集工匠整修太庙，打造仪仗。礼部则呈上入城典礼的行程安排，及细节清单。
赵昺阅后照准，而他当前最关心的当然还是扩军，此时宋军除了留守琼州的第十步兵师，已经全部投入战场，但是要守护漫长的长江防线，镇守收复的各州府，紧靠这十多万兵力是肯定不够的。如今除了筹建内河水军和征募十万新兵外，他仍觉不足以填补空缺。
现在赵孟锦所领的四个师已经兵至江州，全部收复了长江下游各个重镇，就地转入防御，他下旨任命赵孟锦为江南东路制置使，负责建康至江州的防御江防及州府的守备。第一师驻扎建康，以陈凤林为镇抚使；第二师驻芜湖，以刘志学为镇抚使；第三师驻扎于池州，以庄思齐为镇抚使；第四师驻扎在江州，以孙恺为镇抚使；五师暂留绍兴，以冉安国为镇抚使。
当然凭借这点兵力是难以守护这么大的地盘的，赵昺下旨以各师为基础，将团扩编为师，団属炮兵营扩编炮团。然后整编成为一个军，下辖三个步兵师，军属辎重团、警卫团和骑兵团、炮团和一个斥候营。各军继承原有番号，下属各师改成一零一师、一零二师及一零三师，各军皆是以此类推。而第十师现在琼州，可先行参与整编，其余各师在战事结束后照此办理。
如此一来，每军辖兵力近四万人，可增加兵力三十万人，禁军兵力可达五十万。而考虑到来日的复国之战，还需组建二线兵团，平时镇戍各地，战时作为后备力量，按照惯例仍成为厢军。不过暂时限于财力，暂时只能列入计划，待战事告一段落，形势稍缓后开始组建。
赵昺知道这种外重内轻的兵力布置是十分欠妥的，一旦内部有事发生，就不得不抽调禁军前往镇压。因而现在只能着令各地方州府先行组建乡军，由他们负责地方治安，缉盗平叛。另外的措施就是尽快实施新政，安抚民心，清除蒙元残余势力和汉奸，消除不稳定因素。
大规模的扩军带来的是对武器和军资的大量需求，赵昺知道仅凭都作院和匠作司的力量是难以保证供应的，他只能一边扩大匠作司的规模，增加各式火器的产量，一边将些辅助的盔甲和器仗交由民间作坊生产，以便能保证所需。不过又使得财政支出大为增加，而前些年攒下的家底儿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几乎消耗殆尽，全靠缴获、罚没的财产支撑。
这不能不让赵昺感叹打仗真不是闹着玩儿的，烧钱的速度堪称神速，而自己的好日子真是太短了，熬了这么多年兜里刚刚有几个余钱，转眼就没了，再这么下去自己的小金库只怕也保不住了，而发愁的日子也又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