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琢磨了会儿心中是不住的苦笑，当年他到了琼州后大力对俚族进行了整顿，其实也是利用各部族之间的矛盾和自己日益强大武力的威慑，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婚姻，不惜与俚族联姻，才得以在过去所谓的羁縻区实现了所谓的熟俚‘改土归流’。
不过即使如此，赵昺在琼州历时十年，朝廷的势力也未能完全覆盖全岛，在远离驿道和州县的那些深山中仍有生俚存在，好在他们的数量很少，已经不足以对自己构成威胁，若是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开发，双方交流的频繁也许能够实现统一全岛的愿望。
赵昺有过教训，也有了些经验，他在想为何迟至明清，历史跨越二千年，西南地区为何还会有如此大面积的地域未曾受到中原王朝的管辖，并且仍然难以控制？而是长久以来通过羁縻制度，对这些地区实行极为松散的控制，却从未实行过完整意义上的统治。
想了一大会儿，赵昺猛然醒悟，无论是生俚，还是熟俚，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主人，面对大量迁徙而来的屯田、拓荒，侵占耕地的汉人客户，以及对俚民的财富不断的攫取和盘剥不断加重的官府，当然不会欢迎。以己度人，对入侵的蒙元自己不也是一直在抗争，要将他们赶出去。同样俚民们亦是以‘逐客民，还故地’作为反抗官府，抵御汉人入侵的口号。
如此答案便呼之欲出了，任谁对擅自闯进自己家的人也不会高兴，而这些外人还不拿自己当外人，不仅赖着不走，还要掠夺自己的财富、土地，那么反抗就是必然的。千百年来，这种观念已经在俚民心中扎下了根，且根深蒂固，想在短时间内让他们改变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而靠征伐也只能管得了一时，还需要动用大量的兵力和耗费巨额的财力。
前时赵昺之所以在大好形势下兵至钦州一线便止步，就是不想卷入与俚人的争斗中，拖入无休止的平叛之中，只是通过刺杀云南王制造动乱，以此阻止蒙元从侧翼威胁自己的安全。而这样做，他也是有畏难心理在其中，不相信自己能够解决这个千百年来的难题。
但是经应节严这么一提，事情已然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使得赵昺头疼不已。做，困难是明摆着的；不做，俚区仍将成为蒙元进攻大宋的桥头堡，始终是他的心头之患。可贸然进入即便能占领俚区，挺进到大理地界，在没有相应的政策下，也是难以站住脚的，且虚耗的钱粮绝不是小数目，还会将兵力拖在那里。
应节严也看出小皇帝的犹豫，也知道西征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其若是当下应了，反倒是不符合其做事的风格，便又转换了话题。明日便是年后开衙解印的日子，照例是要召开大朝会，确定开年大事，布置工作，两人先行通了个气，而临安府那边也先要打个招呼。
师徒两个说着话便已经到了正午，应节严告退。出宫后他便乘轿转向许国公府，告知这边的事情业已敲定，一者让其放心，遵诺而行；另外表面功夫也是做的，赶紧上请罪的奏表，向皇帝承认错误，自请处罚。如此一来，大家脸上都好看，毕竟大家以后还得做亲戚……
赵昺用了午膳后，没有午睡而是留在书房准备明日朝会的事情，其实他也清楚在这种大朝会上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还需与宰执们集议之后，再经过堂议，待有了结果两省再上报给自己，经过御批后下诏执行。但是腹稿还是要有的，眼下除了即将举行的省事和殿试，还有官员的调动、任命及当前如何破解蒙元可能发起的攻势。
次日大朝会上，赵昺首先任命江璆和王应麟为参知政事。由陈任翁接任兵部尚书，接诏后即刻入京履职；以枢密院佥事刘师勇接任长江水军防御使，调江西兵马总管韩振为枢密院同知；同时升熊禾为礼部侍郎。圣旨一下，百官有的诧异，有的欣喜，但是大家都看出天要变了。江家两人一个入相，一个在府，用不了多久将再现昔日辉煌；而陈家女儿为贵妃，一门出了两个尚书，俨然已是朝中新贵。
紧接着临安府知府蔡完义启奏，咸平侯一案已经审理完毕，其拦截圣驾、口出不敬之语，皆是因其家管教不严，结交不慎，以致行为狂妄，并无人指使。但究其罪行，按律当斩，请旨执行。随后自有官员出面求情，称咸平侯之父力战殉国，念其父功，请求宽赦。而许国公也赶紧上奏自请降罪。
赵昺装模作样的训斥一番，发些‘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陈词滥调后，还是请百官所请，赦其死罪，但活罪难逃，削去爵位，刺配五百里；而吴家身为皇亲国戚，亦有管束不严之罪，亲族有爵者皆降一等，入仕者回乡思过。念吴家世代忠良，许国公又承认错误，责令其闭门思过。
随后礼部尚书徐宗仁上奏春闱在即，奏请皇帝钦定日期及考官。省试的主考官叫做总裁，由一品大员担任，副总裁三人，也要一、二品大员担任，且均需进士出身。另外设同考官十八人，皆由进士出身的司官担任。此外还有两名监考官，亦由一、二品官员担任，其余尚有诸多的事务官员。
赵昺随即下旨以应节严为主考，刘黻、徐宗仁和邓文原为副主考，其他一应官员待议后再行任命。省事定于二月二十日开科，殿试于出榜后十日举行。而武科定在三月十五日举行，为国选拔文武之才。又命工部整修考院，加盖棚舍，并调亲卫旅三团警卫考场，协助礼部纠察不法。
接着枢密使张世杰启奏，近日机宜司报告蒙元高丽水军有南调迹象，而驻于淮西的蒙军也在砍伐树木，制造巨筏，似有南侵之意，提议早作准备。户部尚书陈则翁则上奏，如今国家暂时以盐钞代钱，却又是金银与铜钱、铁钱并行，导致各地币值不一，已有混乱之相，还要早些统一币值。其他官员也就各自情况分别上奏，以求圣决。
散朝之后，赵昺又留下众宰执议事，要求他们就国是、俢敕和兵事各自发表见解，并上奏表详述。又令枢密院与在京的众将就当前战局制定预案，商定作战计划，然后再行公议。而回到后宫后，他仍觉心中不安，想想还是钱上的事情，这可不是小事情，一旦此事上出了问题，事情就大了，将严重影响到经济发展，甚至会引发危机。
要知道古代中国在元以前，皆是以铜钱作为法定货币，一般都是以一千文为一贯，但在各个时期又会发生波动。唐朝后期，开始明着减少，朝廷宣布八百个就算一贯，到了五代十国，越来越少，越来越乱，宋初各地一贯有多少都是自己说了算，有八百的，最过分有四百八的，朝廷统一为七百七十文钱等于一贯。但是地方上面未必会严格执行。
而令赵昺不解的是，大宋朝和其他大一统朝代力求币制统一不同，从一开始就显得有气无力，币制从来就没想过要统一。中原等大部分地区用的是铜钱，四川专用铁钱，川中铁钱不得外流，外处铜钱也不得流入川中，陕西、河东铜铁钱兼用，福建、岭南等个别地区也用铁钱。使用铁钱的四川，“市罗一匹，为钱二万。”
且与历代不同的是汉用五铢钱，唐朝用开元通宝钱+不多的几种重宝钱，而宋朝以年号钱为主，宋朝改元频繁，北宋有二十七种年号钱及三种非年号钱，南宋有十八种年号钱及三种非年号钱。币值又有不同，传统的一枚一文钱称作小平钱，钱的币值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十等，材质有铜钱和铁钱还有铜铁杂铸的钱，其中铜钱又根据成色不同而币值不同，钱的名称有元宝、通宝、重宝等等。各个的钱监铸造的钱币，很多只能在指定区域流通。
铜钱的含铜量与币值有很大关系，唐朝的开元通宝含铜量在八成左右，宋朝越来越低，宋初在六成左右，徽宗时蔡京铸的夹锡钱，铜只有五成多，却一折铜钱二。当十钱的含铜量不超过小平钱的三倍，但是币值却是小平钱的十倍。
按照市场规律，劣币驱逐良币是不可阻挡的。铜钱，尤其是小面额的铜钱，大量退出流通领域，却流入储藏领域，市面上流通的都是大面额的铜钱，铁钱通用的地区，铁钱自然把铜钱赶出市场。民间造假钞的自然盯着折十钱，各种民间盗铸，把三个小平钱熔化可以铸造一个折十钱，大利所在，根本无法禁止。
到了南宋，北宋钱币的各种弊政，南宋继续存在，为了防止铜钱流入金国，江北、四川用铁钱本位的纸币，经常下令禁止铜钱流入江北，同时还大量使用纸币，铜钱的含铜量继续慢慢减少，而且朝廷铸造的铜钱，往往被外国船只用各种海外货物换走。
最后到底大宋的钱有多少种规格，很难统计，赵昺反正弄不明白，他估计加起来最起码总有几百种。这便导致各种规格的钱币之间的兑换出现了问题，而朝廷也是朝三暮四，改用、停用，改变币值是家常便饭，同样的钱，“荆湖、江南、两浙、淮南重宝钱作当三，在京、京畿、京东西、河东、河北、陕西、熙河作当五。”不同地方的币值也能不同！
被后世吹的开纸币先河的交子、会子，也不是那么美好的，同样十分乱。纸币，前期还好，中期贬值加速，后期恶性通胀，呈指数型趋势。仁宗时期初次发行交子，在四川以铁钱为本位，一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以三年为一界而换新交子。这种纸币只能在四川通用，不得在其他地区使用。
随后，神宗时因为西北用兵的军饷问题，在河东、陕西设立交子务，发行交子，和铜铁钱一起流通，陕西的交子一度又废除，四川的交子每界流通时间延长到四年，市面流通的交子顿时增加不少。绍圣以后，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之用，又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
最后到底发行了多少，仍是一笔糊涂账，没有人清楚到底发行了多少。而后徽宗年又把纸币改名为“钱引”，这时候，一界的发行量已经达到最初的二十倍了，换新交子一兑四，但是钞本还是当年仁宗时的三十六万贯铁钱，后来增加到五十万，币值可以想见如何了。随即钱引四十一界至四十二界还到期不予兑换，相当于作废，这时候，一缗钱引只值十几文钱。
于是又开始“复循旧法“，钱引的价值一度有所回升，但是已经离完蛋不远了。南宋初期，因为战争，绍兴年间，四川的钱引通行三界，发行数达三千七百八十余万贯，末年，增至四千一百四十七万余贯，而所有铁钱仅及七十万贯。后来战争停止，局势平息，于是发行淮西、湖广关子各八十万缗，淮东公据四十万缗，关子三年兑换，公据二年。
次年，又在临安发行会子，会子本来只许流通两浙，后来允许流通到湖广、淮南等地。发行量很快就达到了很可怕的数字，到了孝宗时，以会子之弊，出内库及南库银一百万收之，贬值之巨可以想见。乾道四年，又规定三年立为一界，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限额，会子的币值暂时稳定一阵。同时，又专门发行了特别使用于两淮的交子三百万贯，还有湖广会子，四川交子，都是以铁钱为本位，到了后来，也是屡次增印、展期。一两银子最起码相当于几十贯会子。
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大宋货币更加混乱，但仍在市面上流通，随着盐钞的加入平和了一段时间后，危机再次来临……
不过即使如此，赵昺在琼州历时十年，朝廷的势力也未能完全覆盖全岛，在远离驿道和州县的那些深山中仍有生俚存在，好在他们的数量很少，已经不足以对自己构成威胁，若是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开发，双方交流的频繁也许能够实现统一全岛的愿望。
赵昺有过教训，也有了些经验，他在想为何迟至明清，历史跨越二千年，西南地区为何还会有如此大面积的地域未曾受到中原王朝的管辖，并且仍然难以控制？而是长久以来通过羁縻制度，对这些地区实行极为松散的控制，却从未实行过完整意义上的统治。
想了一大会儿，赵昺猛然醒悟，无论是生俚，还是熟俚，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主人，面对大量迁徙而来的屯田、拓荒，侵占耕地的汉人客户，以及对俚民的财富不断的攫取和盘剥不断加重的官府，当然不会欢迎。以己度人，对入侵的蒙元自己不也是一直在抗争，要将他们赶出去。同样俚民们亦是以‘逐客民，还故地’作为反抗官府，抵御汉人入侵的口号。
如此答案便呼之欲出了，任谁对擅自闯进自己家的人也不会高兴，而这些外人还不拿自己当外人，不仅赖着不走，还要掠夺自己的财富、土地，那么反抗就是必然的。千百年来，这种观念已经在俚民心中扎下了根，且根深蒂固，想在短时间内让他们改变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而靠征伐也只能管得了一时，还需要动用大量的兵力和耗费巨额的财力。
前时赵昺之所以在大好形势下兵至钦州一线便止步，就是不想卷入与俚人的争斗中，拖入无休止的平叛之中，只是通过刺杀云南王制造动乱，以此阻止蒙元从侧翼威胁自己的安全。而这样做，他也是有畏难心理在其中，不相信自己能够解决这个千百年来的难题。
但是经应节严这么一提，事情已然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使得赵昺头疼不已。做，困难是明摆着的；不做，俚区仍将成为蒙元进攻大宋的桥头堡，始终是他的心头之患。可贸然进入即便能占领俚区，挺进到大理地界，在没有相应的政策下，也是难以站住脚的，且虚耗的钱粮绝不是小数目，还会将兵力拖在那里。
应节严也看出小皇帝的犹豫，也知道西征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其若是当下应了，反倒是不符合其做事的风格，便又转换了话题。明日便是年后开衙解印的日子，照例是要召开大朝会，确定开年大事，布置工作，两人先行通了个气，而临安府那边也先要打个招呼。
师徒两个说着话便已经到了正午，应节严告退。出宫后他便乘轿转向许国公府，告知这边的事情业已敲定，一者让其放心，遵诺而行；另外表面功夫也是做的，赶紧上请罪的奏表，向皇帝承认错误，自请处罚。如此一来，大家脸上都好看，毕竟大家以后还得做亲戚……
赵昺用了午膳后，没有午睡而是留在书房准备明日朝会的事情，其实他也清楚在这种大朝会上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还需与宰执们集议之后，再经过堂议，待有了结果两省再上报给自己，经过御批后下诏执行。但是腹稿还是要有的，眼下除了即将举行的省事和殿试，还有官员的调动、任命及当前如何破解蒙元可能发起的攻势。
次日大朝会上，赵昺首先任命江璆和王应麟为参知政事。由陈任翁接任兵部尚书，接诏后即刻入京履职；以枢密院佥事刘师勇接任长江水军防御使，调江西兵马总管韩振为枢密院同知；同时升熊禾为礼部侍郎。圣旨一下，百官有的诧异，有的欣喜，但是大家都看出天要变了。江家两人一个入相，一个在府，用不了多久将再现昔日辉煌；而陈家女儿为贵妃，一门出了两个尚书，俨然已是朝中新贵。
紧接着临安府知府蔡完义启奏，咸平侯一案已经审理完毕，其拦截圣驾、口出不敬之语，皆是因其家管教不严，结交不慎，以致行为狂妄，并无人指使。但究其罪行，按律当斩，请旨执行。随后自有官员出面求情，称咸平侯之父力战殉国，念其父功，请求宽赦。而许国公也赶紧上奏自请降罪。
赵昺装模作样的训斥一番，发些‘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陈词滥调后，还是请百官所请，赦其死罪，但活罪难逃，削去爵位，刺配五百里；而吴家身为皇亲国戚，亦有管束不严之罪，亲族有爵者皆降一等，入仕者回乡思过。念吴家世代忠良，许国公又承认错误，责令其闭门思过。
随后礼部尚书徐宗仁上奏春闱在即，奏请皇帝钦定日期及考官。省试的主考官叫做总裁，由一品大员担任，副总裁三人，也要一、二品大员担任，且均需进士出身。另外设同考官十八人，皆由进士出身的司官担任。此外还有两名监考官，亦由一、二品官员担任，其余尚有诸多的事务官员。
赵昺随即下旨以应节严为主考，刘黻、徐宗仁和邓文原为副主考，其他一应官员待议后再行任命。省事定于二月二十日开科，殿试于出榜后十日举行。而武科定在三月十五日举行，为国选拔文武之才。又命工部整修考院，加盖棚舍，并调亲卫旅三团警卫考场，协助礼部纠察不法。
接着枢密使张世杰启奏，近日机宜司报告蒙元高丽水军有南调迹象，而驻于淮西的蒙军也在砍伐树木，制造巨筏，似有南侵之意，提议早作准备。户部尚书陈则翁则上奏，如今国家暂时以盐钞代钱，却又是金银与铜钱、铁钱并行，导致各地币值不一，已有混乱之相，还要早些统一币值。其他官员也就各自情况分别上奏，以求圣决。
散朝之后，赵昺又留下众宰执议事，要求他们就国是、俢敕和兵事各自发表见解，并上奏表详述。又令枢密院与在京的众将就当前战局制定预案，商定作战计划，然后再行公议。而回到后宫后，他仍觉心中不安，想想还是钱上的事情，这可不是小事情，一旦此事上出了问题，事情就大了，将严重影响到经济发展，甚至会引发危机。
要知道古代中国在元以前，皆是以铜钱作为法定货币，一般都是以一千文为一贯，但在各个时期又会发生波动。唐朝后期，开始明着减少，朝廷宣布八百个就算一贯，到了五代十国，越来越少，越来越乱，宋初各地一贯有多少都是自己说了算，有八百的，最过分有四百八的，朝廷统一为七百七十文钱等于一贯。但是地方上面未必会严格执行。
而令赵昺不解的是，大宋朝和其他大一统朝代力求币制统一不同，从一开始就显得有气无力，币制从来就没想过要统一。中原等大部分地区用的是铜钱，四川专用铁钱，川中铁钱不得外流，外处铜钱也不得流入川中，陕西、河东铜铁钱兼用，福建、岭南等个别地区也用铁钱。使用铁钱的四川，“市罗一匹，为钱二万。”
且与历代不同的是汉用五铢钱，唐朝用开元通宝钱+不多的几种重宝钱，而宋朝以年号钱为主，宋朝改元频繁，北宋有二十七种年号钱及三种非年号钱，南宋有十八种年号钱及三种非年号钱。币值又有不同，传统的一枚一文钱称作小平钱，钱的币值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十等，材质有铜钱和铁钱还有铜铁杂铸的钱，其中铜钱又根据成色不同而币值不同，钱的名称有元宝、通宝、重宝等等。各个的钱监铸造的钱币，很多只能在指定区域流通。
铜钱的含铜量与币值有很大关系，唐朝的开元通宝含铜量在八成左右，宋朝越来越低，宋初在六成左右，徽宗时蔡京铸的夹锡钱，铜只有五成多，却一折铜钱二。当十钱的含铜量不超过小平钱的三倍，但是币值却是小平钱的十倍。
按照市场规律，劣币驱逐良币是不可阻挡的。铜钱，尤其是小面额的铜钱，大量退出流通领域，却流入储藏领域，市面上流通的都是大面额的铜钱，铁钱通用的地区，铁钱自然把铜钱赶出市场。民间造假钞的自然盯着折十钱，各种民间盗铸，把三个小平钱熔化可以铸造一个折十钱，大利所在，根本无法禁止。
到了南宋，北宋钱币的各种弊政，南宋继续存在，为了防止铜钱流入金国，江北、四川用铁钱本位的纸币，经常下令禁止铜钱流入江北，同时还大量使用纸币，铜钱的含铜量继续慢慢减少，而且朝廷铸造的铜钱，往往被外国船只用各种海外货物换走。
最后到底大宋的钱有多少种规格，很难统计，赵昺反正弄不明白，他估计加起来最起码总有几百种。这便导致各种规格的钱币之间的兑换出现了问题，而朝廷也是朝三暮四，改用、停用，改变币值是家常便饭，同样的钱，“荆湖、江南、两浙、淮南重宝钱作当三，在京、京畿、京东西、河东、河北、陕西、熙河作当五。”不同地方的币值也能不同！
被后世吹的开纸币先河的交子、会子，也不是那么美好的，同样十分乱。纸币，前期还好，中期贬值加速，后期恶性通胀，呈指数型趋势。仁宗时期初次发行交子，在四川以铁钱为本位，一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以三年为一界而换新交子。这种纸币只能在四川通用，不得在其他地区使用。
随后，神宗时因为西北用兵的军饷问题，在河东、陕西设立交子务，发行交子，和铜铁钱一起流通，陕西的交子一度又废除，四川的交子每界流通时间延长到四年，市面流通的交子顿时增加不少。绍圣以后，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之用，又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
最后到底发行了多少，仍是一笔糊涂账，没有人清楚到底发行了多少。而后徽宗年又把纸币改名为“钱引”，这时候，一界的发行量已经达到最初的二十倍了，换新交子一兑四，但是钞本还是当年仁宗时的三十六万贯铁钱，后来增加到五十万，币值可以想见如何了。随即钱引四十一界至四十二界还到期不予兑换，相当于作废，这时候，一缗钱引只值十几文钱。
于是又开始“复循旧法“，钱引的价值一度有所回升，但是已经离完蛋不远了。南宋初期，因为战争，绍兴年间，四川的钱引通行三界，发行数达三千七百八十余万贯，末年，增至四千一百四十七万余贯，而所有铁钱仅及七十万贯。后来战争停止，局势平息，于是发行淮西、湖广关子各八十万缗，淮东公据四十万缗，关子三年兑换，公据二年。
次年，又在临安发行会子，会子本来只许流通两浙，后来允许流通到湖广、淮南等地。发行量很快就达到了很可怕的数字，到了孝宗时，以会子之弊，出内库及南库银一百万收之，贬值之巨可以想见。乾道四年，又规定三年立为一界，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限额，会子的币值暂时稳定一阵。同时，又专门发行了特别使用于两淮的交子三百万贯，还有湖广会子，四川交子，都是以铁钱为本位，到了后来，也是屡次增印、展期。一两银子最起码相当于几十贯会子。
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大宋货币更加混乱，但仍在市面上流通，随着盐钞的加入平和了一段时间后，危机再次来临……